于天地之外 別構(gòu)一種靈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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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鍵字：王國維 人間詞話 境界說
摘 要：“境界”說是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出的重要美學(xué)理論。他提出“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的觀點。其“境界”說深受李摯“童心說”的影響，并要求情景交融，意與境渾。他認(rèn)為優(yōu)秀的文學(xué)作品“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語語都在目前”，并具有“言外之味”、“弦外之響”，而且“其旨遙深”。本文結(jié)合有關(guān)的詩詞名作加以闡釋。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 ：“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下面結(jié)合有關(guān)的詩詞名作，對王國維的“境界”說作些初步的探討。
一、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
王國維在《惠風(fēng)琴趣》評語中寫道：“惠風(fēng)詞小令似叔原，長調(diào)亦在清真、梅溪間，而沉痛過之。疆村雖富麗精工，猶遜其真摯也。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果何為哉！”[1](p235)在這里，王國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正因為作者經(jīng)歷了痛苦磨難，才能創(chuàng)作出“沉痛”、“真摯”的文學(xué)作品。王國維認(rèn)為，離人、孽子、征夫、思婦具有“真感情”，他們的肺腑之音即是絕妙的詩，其原因不在別處，正是因為這些人在人生痛苦的漩渦中深刻體驗了苦難。痛苦愈大，體驗愈深，則感情就愈真。所以王國維慨嘆“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又說：“詩詞者，物不得其平而鳴者也。”“真感情”只有那些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的人才可能具有。如古代的俠士荊軻，在易水邊辭別燕太子丹，西入強秦刺殺贏政，情不自禁地吟出兩句詩：“風(fēng)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fù)返！”遂成千古絕唱。項羽被圍垓下，四面楚歌，訣別虞姬，悲從中來：“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千年之下，猶聞英雄末路的悲嘆。由于“真感情”極其強烈和真摯，它使人進入一種忘我的惝恍迷離狀態(tài)。因此，真正的詩人盡管是“感自己之所感”，其結(jié)果卻超越了自己而成為人類全體之感情。正如他在《人間嗜好之研究》一文中所指出的：“彼之著作實為人類全體之喉舌，而讀者于此得聞其悲歡啼笑之聲”。大凡優(yōu)秀的文學(xué)藝術(shù)，都可看作是“苦難之花”，“惟有大苦惱者才能經(jīng)歷到幸福之曇花一現(xiàn)”。這與韓愈在《荊潭唱和詩序》中提出的“詩窮而后工”論異曲而同工：“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詞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fā)于羈旅草野。至若王公大人，氣滿志得，非 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2](3)(p129)詩人在勞苦羈旅草野之中備嘗辛酸，磨煉了意志和審美體驗?zāi)芰?，遂能以最深切的感受去描述和表達(dá)，終臻于“妙”、“工”、“好”的境界。因此，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出：“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3](p18)“真景物”與“真感情”為“境界”之兩大原質(zhì)，其中“真感情”尤為重要，而只有身遭“百兇”之人才具有“真感情”。
二、靜故了群動 空故納萬境
王國維說：“一切境界，無不為詩人設(shè)。世無詩人，即無此種境界。”方士庶在《天慵庵隨筆》里說：“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實境也”，而繪畫則“因心造境，以手運心”，“于天地之外，別構(gòu)一種靈奇”。[4](p209)不僅繪畫如此，一切文學(xué)藝術(shù)莫不如此。王國維所謂的“境界”并不是現(xiàn)實中偶然的、有缺陷的普通景物或情感，而是超越了現(xiàn)實的羈絆、受藝術(shù)家心靈之光映射的一個“審美的世界”。例如，王國維在《過石門》詩中所描寫的，現(xiàn)實“經(jīng)驗的世界”是一個痛苦的世界，“狂飚掠舷過，聲聲如裂帛”，狂風(fēng)驟雨，羈旅行役，誠惶誠恐，孤枕難眠。但雨過天晴之后，詩人“悠然發(fā)清興”，于是進入了一個夢幻般的審美的世界。在這個“夢幻的世界”里，月光、柳影、疏竹、老桑，全都閃耀著美的光輝，似乎“著意媚孤客”，使人心中豁然開朗，直欲奮六翮而高翔。王國維認(rèn)為，“境界之呈于吾心而現(xiàn)于外物者，皆須臾之物”，“惟詩人能以此須臾之物，鐫諸不朽之文字”，而使讀者覺得其作品“字字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這就是詩人與常人的區(qū)別。如何創(chuàng)造這種鳶飛魚躍、活潑玲瓏、淵然而深的靈境呢？王國維認(rèn)為，作者心中應(yīng)“洞然無物”，然后才能做到“其觀物也深，而其體物也切”（《文學(xué)小言》）。[1](p240)這就是劉勰所說的“陶鈞文思，貴在虛靜”,就是蘇東坡所說的“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這也是況周頤在《惠風(fēng)詞話》中所描述的：“人靜簾垂，燈昏香直”，“據(jù)梧冥坐，湛懷息機”，從而達(dá)到“萬緣俱寂，吾心忽瑩然開朗如滿月”的寧靜境界。[2](4)(p385)只有在這種心靈飛躍而又凝神寂照的心境中，才能創(chuàng)作出空靈動蕩而又深沉幽渺的文學(xué)作品。
三、言情必沁人心脾 寫景必豁人耳目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裝束之態(tài)。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詩詞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此余所以不免有北宋后無詞之嘆也。”[3](p159)在《宋元戲曲考》中，他說：“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2](4)(p390)并以十分肯定的語氣強調(diào)：“古詩詞之佳者，無不如是”?？梢?#8220;沁人心脾”之情，“豁人耳目”之景以及自然曉暢的文辭，是王國維的“境界”說所特別強調(diào)和關(guān)注的。
（一）、言情必“沁人心脾”
王國維特別強調(diào)情感之“真”。怎樣才能做到“真”呢？他說：“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3](p47)“詞人之忠實，不獨對人事宜然。即對一草一木，亦須有忠實之意，否則所謂游詞也”。“赤子之心”即“童心”。顯然，王國維深受李摯“童心說”的影響。李摯認(rèn)為，“夫童心者，真心也”，“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因此童心不能失卻，“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fù)有初矣”（《童心說》）。[2](3)(p117)李摯以“童心說”為核心，反對道學(xué)家“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的正統(tǒng)理論，認(rèn)為藝術(shù)既不是傳布滅絕人欲的“天理”的工具，也不是對古人作品的刻意模仿,而是如兒童般純潔、坦直的真實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表現(xiàn)。他說：“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2](3)(p118)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方面，他主張“發(fā)乎情，由乎自然”。認(rèn)為人的個各各不同，“莫不有情，莫不有”，只能“順其不拂其能”,不可“牽合矯強而致”，更不可“一律求之”。人有怎樣的情感和個,在藝術(shù)作品中就怎樣自然地表現(xiàn)。“自然發(fā)乎情則自然止乎禮義,非情之外復(fù)有禮義可止也”（《雜述.讀律膚說》）[5](p637)，反對用封建教條束縛藝術(shù)創(chuàng)作。在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把握上，他主張重“化工”而輕“畫工”。認(rèn)為“畫工”之作雖工巧之極，卻忽略自己真心的表現(xiàn)，缺乏一種真情實感，“其氣力限量只可達(dá)于皮膚骨血之間”；而“化工”之作，“雖有神圣”，卻“不能識之化工之所在”，“風(fēng)行水上之文，決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而在自然天成。故他強調(diào)無意為文，反對有意為文。認(rèn)為“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積極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shù)奇于干載”（《雜說》）。[2](3)(p120))他極為推崇司馬遷以來的“發(fā)憤著書”的思想傳統(tǒng),認(rèn)為“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忠義水滸傳序》）。[2](3)(p124)只有感時而發(fā)，讓自己的情自然地表現(xiàn)出來，才能創(chuàng)造出具有高度審美價值的藝術(shù)作品。李摯的“童心說”對王國維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他在《人間詞話》中說：“‘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何不策高足，先據(jù)要路津。無為久貧賤，坎坷長苦辛’，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為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詞人亦然。非無淫詞，然讀之者但覺其親切動人；非無鄙詞，但覺其精力彌滿?？芍~與鄙詞之病，非淫與鄙之為病，而游之為病也。”[3](p177)王國維對“淫詞”、“鄙詞”尚且能夠容忍，為何對“游詞”如此痛恨？其原因在于“淫詞”“親切動人”,“鄙詞”“精力彌滿”,皆“發(fā)乎情，由乎自然”。而“游詞”卻“哀樂不衷其 ，慮嘆無與乎情”（金應(yīng)圭《詞選》后序），失卻真心，故難以動人。王同維說：“尼采謂：‘一切文學(xué)，余愛以血書者’。后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正因為如此，同為“亡國之君”的李煜與宗徽宗趙佶的詞,便有了高下之別。趙佶的《燕山亭》：“新樣靚妝,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fēng)雨”,只不過自道“身世之戚”；[3](p53)而李煜的“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相見歡》）；“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浪淘沙令》），這些詞卻超越了個人的哀愁而具有了普遍的哲理，因此能“沁人心脾”,真切動人。王國維在五代詞人中最推崇李煜，在北宋詞人中，他推崇晏殊、蘇軾、歐陽修和秦觀，而南宋詞人，“其堪與北宋頡頏者，唯一幼安耳”。晏殊的“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浣溪沙》）、蘇軾的“天涯何處無芳草”、“多情卻被無情惱”（《蝶戀花》）、歐陽修的“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蝶戀花》）、秦觀的“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鵲橋仙》）以及辛棄疾的“易水瀟瀟西風(fēng)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這些有真感情的千古名句，其言情可謂“沁人心脾”,真令人擊節(jié)嘆賞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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