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歷史與困境：清初文化

軟實力建構之背景

關于“軟實力”，權威解釋一般都認同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的觀點，即指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中，除由經濟、科技、軍事實力等表現出來的“硬實力”之外的文化、政治價值觀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吸引力。意識形態(tài)、民意等也可劃在“軟實力”的范疇中。“文化軟實力”更強調軟實力文化層面的意義，其核心就是它對一個國家、民族或地區(qū)的凝聚力。任何時代、任何地域的國家治理都離不開文化的力量。就此而言，“文化軟實力”雖然是近年來才明確提出的概念，但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實際上它早已存在。歷史上的中國就是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她綿延五千余年的燦爛文明、相當于整個歐洲的遼闊疆域，所依靠的不是近代民族國家觀念和固定的國界線，而是基于對某些文化的認同。早在先秦，古人就有“夷狄人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的觀念，將以禮義、服飾、飲食、風俗等為表現的文化差異視為國家的判斷標準。孔子又提出“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主張用文化的軟力量來處理一個國家之內的民族關系及世界秩序。現在對民族的一般定義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wěn)定的共同體”。其中“共同語言”、“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都涉及文化軟實力。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從華夏族到漢族、再到中華民族，朝代不斷更迭，而文化的凝聚力卻與日俱新。正是這種文化的凝聚力、軟力量，使中國以民族融合的形式不斷從分裂走向統(tǒng)一，使大一統(tǒng)成為中國歷史發(fā)展的主旋律。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民族大融合時期，春秋戰(zhàn)國時代、魏晉南北朝時代、遼宋夏金時代……每一次大融合，都會形成一個強盛的大一統(tǒng)國家，比如秦、漢、隋、唐等。民族融合的實質，就是不同民族經過彼此交流進而形成基于文化的人民共同體。以華夏、漢文化為主體，不斷吸收少數民族游牧文明中的新鮮血液，是中國歷史演進的一個重要模式?？梢钥鋸堃恍┱f，每一代多民族統(tǒng)一王朝的穩(wěn)定統(tǒng)治都是基于文化力量所產生的合法性認同，而每一次也都能相應地催生出文化的繁榮。兩漢的經學、李唐的詩歌，均足以輝映百代。同時，“中國”作為地理概念也在每一次民族融合與國家統(tǒng)一中得到擴展。但是，這種文化認同的過程由于涉及心理、文化層面，因而是曲折而漫長，甚至是反復的，但它是不能繞過的必由之徑。沒有文化、心理層面的認同，民族之間的隔閡就不能消除，那么國家存在的合法性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質疑，從而導致統(tǒng)治基礎的不穩(wěn)固。因而。文化軟實力的構建必須被置于相當的高度。

元朝雖然建立了大一統(tǒng)國家，但并沒有很好地處理自身的游牧文明與漢族農耕文明之間的深層次沖突，對文化軟實力建構沒有給予足夠重視，只是將喇嘛教、全真教包括程朱理學等各種文化簡單并舉起來，實則一味迷信蒙古騎兵的軍事硬實力，結果不到百年就被逐回草原。明王朝建立之后，開始大力提倡程朱理學，試圖創(chuàng)造一種核心價值觀，但它“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夷夏觀，使之與北方的蒙古、東北滿洲均未能從文化上有力整合，而新疆、西藏等廣大地區(qū)則仍是沿襲前朝的羈縻政策，連駐軍也沒有。這些都說明白唐朝以降，新一輪的民族融合雖有元、明兩次形式上的統(tǒng)一，但遠未能從共同文化，更未能從共同心理素質上結成一個比較有凝聚力的新民族，中國的概念仍基本局限于中原漢族。

清朝的建立也是基于游牧文明征服農耕文明這樣一個民族融合模式。它面臨著與元、明同樣的問題，而且更加突出。這是因為：歷經明王朝近三百年間夷夏之辨的精神熏陶，這個以異族入主方式建立的新王朝比之元代所取得的合法性更為薄弱。元朝所統(tǒng)一的有金、夏、宋及大理等多個民族政權，而清王朝所面對的卻是山海關以內大河上下、長江南北遠比前代更龐大、更有凝聚力的民族共同體。清王朝所征服朱明的遼闊疆土中，絕大多數是漢人，滿洲游牧文明特征的生產方式、政治模式、宗法觀念、思維邏輯、生活習慣、倫理原則都與明王朝所固有的文化傳統(tǒng)不同，甚或抵觸。基于這種“夷夏之別”的文化差異，漢族人對于滿洲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諸如圈地運動(生產方式)、剃發(fā)易服(生活習俗)、尊主卑奴(宗法觀念)等等，都表示強烈不合作和反抗。

對于蒙、藏以及西南廣大土司等少數民族地區(qū)，清朝有駐軍的實際統(tǒng)治。與前朝羈縻政策不同，這也要求中央王朝必須重新處理與這些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蒙、藏等與滿洲都同屬于游牧文明一系，在滿洲崛起的初期，沖突設有滿、漢之間的沖突大。但是后來到康熙時代，由于滿洲漢化加深，大清帝國越來越呈現出儒家文明的特征，因而與周邊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不免漸生隔閡。康、雍、乾三朝長期對西北及兩疆地區(qū)用兵，包括康熙帝三次親征蒙古準噶爾部的噶爾丹，平息其依靠沙俄、分裂祖國的叛亂，均說明周邊少數民族對清王朝在民族及國家認同方面仍存在不少問題。同時，葡萄牙、荷蘭尤其是俄羅斯等已開始侵略我國的領土，社會矛盾發(fā)生轉變，共同抵御迅速崛起的西方列強逐漸成為中國境內各民族更重要的任務，中華民族的形成已是應有之義。

二　揚棄與整合：清初文化

軟實力建構之過程

在清王朝所締造的龐大國家之中，既有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對峙，也有儒、釋、道及其支流派系之間的斗爭與滲透，還有中、西文化的最初交匯。文化具有群體性，是在一定群體中所形成的哲學、文學、藝術、宗教及其風俗習慣、生活

方式等。清王朝要從文化上構建其凝聚力，就要處理好幾種基本群體性文化的關系：一是滿族與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之間的關系；二是滿洲在汲取漢文化的同時，兼顧與周邊處在游牧文明之下的少數民族的文化融通。清初文化軟實力建構除涉及這兩個層面之外，其過程又基本經歷了多教并舉到核心價值觀念再造兩個階段。

清軍在人關之初，實行多教并舉的政策。順治帝篤信佛教，并極力交接名僧，先封通琇為國師，賜紫衣、金印，又封道忞為禪師，還召兩位和尚人京，與之談論禪機。道教也受到重視，在清朝初年，龍門派在王常月的領導之下，出現了興盛氣象，而王氏本人也被順治帝封為國師，并三次在京師公開傳戒。西來的基督教也同樣得到厚遇，順治帝呼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為“阿瑪”，極盡恩寵。對于中原影響力最大的儒家文化，順治帝也絲毫沒有怠慢。順治九年(1652年)，清廷舉行了臨雍大典。次年，又將崇儒重道作為一項基本國策確定下米。順治帝還令儒臣編刻了《通鑒全書》《孝經衍義》等頒發(fā)臣下。

多教并舉雖有積極意義，但卻因多元而無序，也導致思想領域里的混亂，從而使新統(tǒng)一的國家不斷面臨種種離心力量的威脅。比如，無為、白蓮、聞香等許多非正統(tǒng)的佛教小派別，擾亂著民間正常社會秩序的運行，明朝作為漢文化正統(tǒng)的影響仍在，打著朱三太子旗號起事者不絕如縷；噶爾丹第二次叛亂，就與新疆地區(qū)伊斯蘭教“白山派”與“黑山派”爭斗有關。維持大一統(tǒng)帝國，多教并舉有其局限性，必須有一種至上的文化理念，來統(tǒng)攝、整合這多元文化形態(tài)，從而凝聚國家民眾之心。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在親征噶爾丹之后，康熙帝也深刻意識到“武功”、“智術”都有其界限，用之治國必然“防此失彼”，是“超泰山而挾北海之舉”，必須尋找一種超乎各民族“風俗”、“好尚”的“純王之道”。清初文化軟實力的建構，開始突破多教并舉的政策而進入新階段。

新階段建構的第一層面，基于清王朝對儒家文化認識的不斷加深。即位之初，康熙帝繼其父之志，更加實際、更加深入地推行崇儒重道政策，舉行經筵、日講以研習儒家經典，通過博學鴻儒科籠絡儒家士大夫，此外，還進行了拜祭明陵、巡幸孔廟等重大政治活動。由于康熙帝的提倡，先后有一大批著名漢族學者，出現于廟堂之中。這些人的理念并不一致，徐乾學、高士奇、張英等以文學見長，熊賜履、李光地、湯斌等人尊崇理學，兩派之間頗有矛盾。而理學內部又有朱、陸之爭，湯斌學宗陸王，不僅與尊朱的陸隴其書信交鋒，在《明史》為王陽明立傳等問題上又與張烈等人激辯。這些學者以各自的學術傾向影響著康熙帝。康熙帝在與群臣講習之際也在反復思考，最后得出了結論，如其自述云：“自康熙三十五年……后有所悟……數十年來，方得宋儒之實據。”這個實據，就是以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程朱理學強調外在約束，更適合社會秩序的形成及其穩(wěn)定發(fā)展，而明末以來王學及其末流背負誤國之罪名而遭到學術界的批判，已有中衰之勢。同時，康熙帝漢文化啟蒙于尊崇程朱的熊賜履，“飲食、動履、言語皆有矩度”的收斂性格也使之與程朱理學接近。于是，程朱理學逐漸上升為清初軟實力的核心，成為凝聚漢民族的重要精神力量。

第二層面，即對國家周邊宗教信仰濃厚的少數民族傳統(tǒng)的因襲與改造?？滴醯垡环矫娌捎昧?#8220;因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政策，用之維系諸少數民族的自治及信仰。另一方面，極力將皇帝個人塑造成為一個佛教徒，使之成為整個帝國的共同象征，即以皇帝的治統(tǒng)兼并諸宗教信仰的法統(tǒng)，實現“道法合一”。比如蒙、藏等地影響極大的喇嘛教黃衣派認為歷代圣明君主和具有偉大成就的宗師都是文殊菩薩化身，康熙帝就以之作為“道法合一”的重要輔助。但是，康熙帝與順治帝篤信佛理不同，他有比較強烈的“神道設教”色彩，實旨在對境內多種宗教文化進行國家認同意義上的整合。

在這兩個層面上，程朱理學處于核心地位，具有統(tǒng)攝作用。程朱理學本身是儒、釋、道三種文化合流的產物。如三浦藤作所指出，朱熹的理學融合了孔子之仁、子思之誠、孟子之仁義、周敦頤太極圖說、程頤理氣二元論及居敬窮理說、張載心性說、邵雍先天說等。同時朱熹還研究佛教，以其術語活用之。此外，朱熹理學工夫論中不少理念也從中國傳統(tǒng)道教思想中汲取了豐厚的養(yǎng)分。程朱理學不僅在文化上兼融了三教的思想與理念，而且在現實中協(xié)調了道統(tǒng)、學統(tǒng)、治統(tǒng)、法統(tǒng)等之間的關系，以文化層面的“天理”為至上理念，構建起一整套社會文化秩序。程朱理學在這些方面的特色與優(yōu)長，決定了它能夠在滿、漢及其與周邊少數民族兩個層面進行文化整合時處于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