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新發(fā)：博物學史編史學拾零
按：這也是給吳老師信中談到的內(nèi)容，因為集中講到一些博物學史研究方法和文獻，故單獨發(fā)文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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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我一直最想了解的主要還是博物學史史（history of history of natural history）的基本狀況，即博物學編史學在方法和思路上的發(fā)展。唯一在Culture of natural history一書的緒言中找到概述這個主題的幾段文字，勾勒了主要線索和一些重要文獻，這對我?guī)椭Υ蟮摹＾D述如下：
林奈收藏品的購買者，倫敦林奈學會的首任主席James Edward Smith在他1788年出版的Introductory Discourse on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Natural History一書中大致講述了從人類生活在“自然狀態(tài)”的時候就開始起源的博物學的發(fā)展歷史，他聲稱對以往的博物學學者的價值作了比較公正的評價，講述了博物學從過去的“迷信理論”、從粗淺的對醫(yī)學實用性的堅持以及從民族偏見（法國）中解放出來的歷史過程。Smith認為，林奈是第一個對整個博物學領域進行整理和方法化的，而且之后的進步就是從林奈的教條和方法的傳播中發(fā)展出來的。
Smith著作的某些方面，例如將博物學放在假想的人類普遍歷史的語境中，而且將知識的進展和對迷信的克服聯(lián)系起來，這些做法是他那個時代英國化的編史學的典型特征。但是還有一些別的特征是他與他之后大量的博物學歷史共同具有的，如，認為在這個主題上當前階段的進步的敘述；強調(diào)前人對他之后的發(fā)現(xiàn)的預見；用方法的改進來解釋知識的增長等等。而且，他們頻繁地炫耀他們的客觀性，試圖將他們特殊的理論關注和學科派別合法化，喜歡將一個歷史學家定位在一個特定的學科傳統(tǒng)中。如此壯麗的歷史和如此反復出現(xiàn)以及被反復重寫的博物學文化使得他們似乎被導向作者自己的時代和文化。
全然擯棄這種歷史在目前看來似乎比較流行，但這肯定是錯誤的。Victor Carus’Geschichte der zoologie(1872),Juliu von Sachs’Geschichte der Botanik(1875)和K.A.von Zittel’s Geschichte der Geologie und Palaontologie(1899)是關于動物學、植物性和地理學的權威的歷史著作，它們都贊揚了新日爾曼帝國下作為自然科學的勝利的這些學科的鞏固。他們淵博和嚴謹?shù)膶W識為后人的理解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0世紀50、60、70年代，生命科學和地球科學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分類學、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戲劇性地大大發(fā)展了，許多還對新達爾文綜合進化論提出了挑戰(zhàn)；地球科學因新的板塊構造理論而發(fā)生了革命。與此同時，這些學科的歷史研究也相應地變化了。出現(xiàn)了一批新的史學雜志，例如1967年建立的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最早于1971出版時叫做Histoire et biology的Histoire et nature，這些雜志標志著對這個專業(yè)領域的興趣的高潮。Bentley Glass等人編著的Forerunners of Darwin(1959)和Philip Ritterbush的Overtures to biology(1964)追溯了這個學科的遙遠的祖先。還有一些更加專門地嘗試去尋找最近以來的理論革新上的古代預見。例如，有許多針對18世紀植物學家Michel Adanson的著作的討論，聲稱他已經(jīng)發(fā)明了根本特征匹配的比例進行分類的方法，每種特征都被同等地權重，這個方法預見了1970s出現(xiàn)的基于電腦的分類學。
當然并不是所有20世紀上半頁的博物學史學著作都是有關科學進步和對先進理論的預見的，有許多例如，其中如Edward Stuart Russell的Form and Function: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animal morphology(1916)。該作者是整體論、活力論和目的論生物學的擁護者。這部著作是很出色的，它展示了過去的博物學學者的范疇和哲學假定，也體現(xiàn)了作者對書中所詳細說明的在當時的眼光看來是遠離進步的主線的那些過去的其他路徑的同情。同樣有影響力的是Henri Daudin的著作，他是人類學家Lucien Levy－Bruhl的學生，文化歷史學家LucienFebvre的朋友。他的de linne a lamark. Methods de la classification et idée de serie en botanique et en zoologie(1740-1790),和Cuvier et Lamark. Les classes zoologiques et l’idee de serie animal（1790－1830）（1926－7），這些著作將相關的過去的分類系統(tǒng)與博物學學者的特殊收集、園藝活動和醫(yī)藥活動等聯(lián)系了起來。
關于博物學史的另外一個非常不同的系列是19世紀末最后幾十年在植物學、動物學和地理學國際大會上建立的植物動物命名法規(guī)則的副產(chǎn)品。在國際一致的規(guī)則下確定活的生物的名字要求廣泛地研究過去博物學學者的出版物和收藏品。而且，系統(tǒng)學家和分類學家對于他們自己學科的歷史的專業(yè)興趣也產(chǎn)生了一系列不可或缺的參考書，重要的比如，在英國Ray Desmond 和Christine Ellwood的Dictionary of British and Irish Botanists and Horticulturalists(1994),和Frans A.Stafleu等人編著的Taxonomical literature(1976－1988)，同樣還有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Bibliography of Natural History(后來改名為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
盡管有這些例外，博物學史學領域還是被關于預見和進步的故事所主導，直到最近的幾年。然而，從60年代以來，所強調(diào)的逐漸轉向這樣一些方法，用庫恩的話說就是“并非尋求過往科學對我們現(xiàn)今所取得成就的持久的貢獻，而是嘗試去展示那種科學在它自身時代中的歷史整合。”因此，在博物學史領域內(nèi)，大量工作開始試圖去重建過去的理論和系統(tǒng)在當時時代的預設和概念范疇的框架中的意義，出色的例子如，Elizabeth Gashing，Investigations into Generation, (1967)，和Mary P.Winsor 的Starfish,Jellyfish and the Order of life(1976)。還有一些強調(diào)社會語境和科學的使用，來代替老的對發(fā)現(xiàn)和理論排序的內(nèi)部編年史，這種重新定向的典型如David Allen 的 the naturalist in britin. A social history(1976), Martin Rudwick 的 the meaning of fossil(1972)和Paul farber 的 the emergence of ornithology as a scientific discipline（1982）。其他有些人，針對進步史和把現(xiàn)今的范疇、興趣和價值強加于前人這種做法，他們則試圖去在前人的時代來理解他們的術語，去重建他們的思想狀況和概念框架，作為地域性和歷史性的偶然造物。這里，他們利用了人類學家涉及公正對待不同文化的一些工作，例如Clifford Geertz的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1973)和與之非常不同的Dan Sperber的rethinking symbolism(1975).
博物學史中的新的人類學視角的典型是Wolf Lepenies 的Das ende der naturgeschichte(1976)，Scott Atran的Fondements de l’histoire naturelle. Pure une anthropologie de la science(1986，1990年修訂的譯本為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natural history)和Krzysztof Pomian 的 collectionneurs amateurs et curieux(1987)。拒斥對這個學科的增長的連續(xù)性的傳統(tǒng)敘述，有人追隨庫恩，聲稱本地和tacit的實踐在接續(xù)的和不可通約的科學范式的形成中的優(yōu)先性。還有人仿效Michel Foucault，將焦點集中于在散漫的實踐和制度化的政權水平上的激進的非連續(xù)性。特別的，針對?？碌挠^點有許多的爭論，在Les Mot ser les choses（1969）中，1800年左右博物學的論文有一個陡然的轉變，從動植物的外部相似性與不同的靜態(tài)的表格轉變?yōu)閷ι锏膬?nèi)在發(fā)育和歷史進程的動態(tài)敘述。
在福柯強調(diào)學科在時間上的不連續(xù)性的地方，有些人甚至嘗試著說明空間和社會的不連續(xù)性，他們強調(diào)民族風格的重要性，強調(diào)存在于首都與外省之間、精英與工匠之間、作者與公眾之間、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多樣性。對此，就像Michel Serres指出的，對一個本地編史學的需求尤其體現(xiàn)在博物學的情況下，如果給定自然對象的呈現(xiàn)的本地性和博物學學者在不同地方感知到不同的自然世界這個事實。這種“去中心化”博物學歷史的例子包括Bernard Smith先鋒的european vision in the south pacific(2nd edn,1985)，James A.Secord的controversy in Victorian geology:the Cambrian-silurian dispute(1986)和Mary louise pratt的imperial eyes: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1993)
――（Culture of natural history是劍橋編的一本從文化史角度研究博物學史的論文集。）
[ 此貼被agathon在2007-04-28 03:03重新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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