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系統(tǒng)管理思想

中國古代系統(tǒng)管理思想十分豐富。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其建造，管理都體現(xiàn)了古代系統(tǒng)管理思想的萌芽。在建造工程上，明代一般分為鎮(zhèn)城、路城、衛(wèi)城、關城、堡城、城墻、放臺、煙墩等不同等級、不同形式和不同用途的建筑，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防御工程體系。在管理上，沿線設九個鎮(zhèn)，每鎮(zhèn)設總兵，上受兵部指揮，每鎮(zhèn)之下又分級設“路”、“關”及城保、墩臺，形成多級管理系統(tǒng)，信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傳遞迅速、反饋自如。聞名中外的大型水利樞紐工程——都江堰工程也是系統(tǒng)工程的古代杰作。該工程由岷江魚嘴分水工程、飛沙堰溢洪排沙工程、寶瓶口引水工程及水利信息系統(tǒng)構成，融灌溉、蓄水、防洪、排沙于一體，合理地解決了分水導江、防洪防旱、引水灌溉、排除泥沙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這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運用系統(tǒng)思想的典范。我國宋真宗年間，丁渭修復皇宮的方案“一舉三得”，集中反映了公元１１世紀初中國管理思想的先進水平，也是運用系統(tǒng)管理思想的典范。當時，因遭雷擊使皇城失火被焚，皇帝命宰相丁渭主持修復。丁渭提出：將宮前大街開挖成河，取土燒磚，引汴水入宮，水運建材。宮修復，以廢磚爛瓦填平河溝，修復宮前大街。這樣，挖河一舉解決了就地取土、方便運輸、清理廢墟三個問題，省時、省工、省錢，符合管理的最優(yōu)化原則，成為著名的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實踐范例。

二、古代信息管理思想

萬里長城的修筑，主要目的是防御敵人的進犯，因而及時傳遞信息、掌握敵情是十分重要的，其信息傳播技術、方法都令人嘆服。長城上的烽火臺就起著“信息源”的作用，白日以煙、夜晚以火作為傳遞信息的媒介。明代規(guī)定，來敵百人左右，一煙一炮示之；五百人二煙二炮；千人以上，三煙三炮；五千人以上五煙五炮。這種信息傳遞，既定性（敵人來犯），又定量（來敵人數(shù)），煙炮配合，光聲并舉，相互核對，幾小時之內(nèi)就能把軍情準確地傳遞至千里之外的指揮機關。我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孫武十分重視信息和情報的作用，《孫子兵法》載：“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zhàn)必敗。”不僅在軍事上運用信息管理手段，在經(jīng)濟管理上也運用信息手段。唐代劉晏建立全國信息網(wǎng)，以迅速掌握全國各地的經(jīng)濟信息和物價狀態(tài)。他以朝庭用驛道快馬傳遞公文的辦法，設置知院官，收集各種莊稼好壞、市場價格的變動、四方物資的余缺等情報交給招募來的“駛足”，由他們一站接一站傳遞。數(shù)日內(nèi)可將全國各地的信息迅速傳遞到劉晏處，再由劉晏等人綜合各地信息，做出決策。由于信息靈活，渠道多，使市場長年保持穩(wěn)定，國家掌握了足夠資金。雖經(jīng)數(shù)十年戰(zhàn)亂，仍保證了唐代國富民安?？梢?，信息管理對國家政治、經(jīng)濟的發(fā)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三、古代的對策、決策思想

對策和決策思想早在戰(zhàn)國時期就大放異彩，其豐富經(jīng)驗對今天的決策科學化很有參考價值。墨子的“三表”決策思想，提出了正確的決策必須以實事求是為前提的思想。墨子提出：“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于何用之？廢（發(fā)）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即在判斷一件事是否可行時，先考察歷史，看是否符合古代圣王的遺訓；然后要聽取百姓的意見，看是否符合民心；最后看是否真正有利于國家民眾。戰(zhàn)國時孫臏的對策思想在“田忌賽馬”的故事中得到生動的反映。當時，齊將田忌與齊威王賽馬，田忌屢賽屢敗。后來，田忌聽從孫臏計策，用自己的上、中、下馬，分別與齊王約中、下、上馬比賽，結(jié)果以２１獲勝。這是一種“整體優(yōu)化”的對策。張良是漢高祖劉邦的謀士，他為漢朝的建立和鞏固謀劃了很多英明決策，因而被劉邦譽為“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的最優(yōu)決策者。諸葛亮雄才大略，縱觀天下，預測未來，做出三分天下的關鍵決策，并通過聯(lián)孫抗曹，使一無所有的劉備能坐鎮(zhèn)一方，雄觀天下?！秾O子兵法》十分重視決策，提出：“用兵之道，以計為道”。孫子認為：計劃、決策應從“道、天、地、將、法”五方面入手，才能保證戰(zhàn)爭的勝利。這種決策思想同樣適用于經(jīng)濟管理。

四、古代經(jīng)營和財政管理思想

春秋末期的政治家兼巨商范蠡認為：物價貴賤的變化是因為供求關系的有余和不足，建議谷賤時由官府收購，谷貴時平價售出。他提出了很多經(jīng)營原則：“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mào)易，腐敗而食之物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財政乃國家經(jīng)濟之本。荀子曾提出財政管理的許多原則，如分等征稅原則、“聚斂者亡”和“王者竄民”的財政管理原則、“上下俱富”以政裕民的原則、“足國之道，節(jié)用裕民，而善藏其余”的財政支出總原則等。到秦始皇時期，專門設立治粟內(nèi)史統(tǒng)管全國財政，為兩千多年封建集權統(tǒng)一的財政管理制度奠定了基礎。

五、中國古代用人思想

中國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選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認識到“知人善任，禮賢下士”的重要性。墨子提出要“察其所能而慎予官”。荀子告誡執(zhí)政者“無私人以官職事業(yè)”，切不可任人唯親，而主張任人唯賢，唯才是舉。晏子則進一步指出：人的才能也是不同的，應當讓人專司一事，不能要求他無所不能。用人的優(yōu)點，不用他的短處；用人所擅長的，不用他所不擅長的。這就是任用人才的要略。秦始皇能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是因為重用了蹇叔、商鞅、張儀、范睢等人。楚漢之爭，項羽因“嫉賢忌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以至敗退垓下，陷入“四面楚歌”的絕境。而劉邦則重用在某些方面比自己高明的張良、肖何和韓信，從而大獲全勝，建立了漢王朝。他的用人思想在于量能授賢，不拘一格。關于擇人的原則，《六韜》中有六字標準：一曰仁，二曰義，三曰恕，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此外，“為官擇人”、“任人唯賢”、“外舉不避仇，內(nèi)舉不避親”、“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等論述，均反映了古人的用人思想。北宋王安石的人才管理思想更加系統(tǒng)化、理論化。他的用人思想可概括為“教之、養(yǎng)之、取之、任之”。其中，教之之道，即堅持學用一致，造就人才；養(yǎng)之之道，即維持政府官員生活的俸祿報酬應采取的方針－－“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取之之道，即選拔官吏的途徑；任之之道，任用人才首先要根據(jù)其專長，知農(nóng)的為農(nóng)官，知工的為工官。王安石把通過教育培養(yǎng)人才作為人才管理的起點，從根本上入手，這比他的前人進了一大步。

六、古代行為管理思想

我們的祖先在幾千年前，就開始了對人類心理和行為的研究，有許多精辟的學說。在探索人類行為動機、需要的奧秘方面，中國古代先祖?zhèn)兤鸬搅藙?chuàng)始人和開路先鋒的作用。韓非曰：“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即天有天的規(guī)律，人有人的規(guī)律。孫子也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即關于人的心理活動應該進行研究，不研究是不行的。對于人的本性問題，荀子認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而孟子則認為：“人之性善也，猶水之就地下；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告子認為人性無善惡，“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也。”人性如水，向哪兒引導就向哪兒流淌。對于人的欲望和需要方面，荀子提出：“養(yǎng)人之欲，給人以求，使欲不窮乎物，物必不屬于欲，兩者相持而去。”管仲也指出：“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在激勵和獎懲方面，孫子提出：“合軍聚眾，務在激氣。”主張“文武兼施”，“恩威并重”。諸葛亮指出：“賞以興功，罰以禁奸，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誅罰不避親戚，賞賜不避仇怨”，應做到“無黨無偏”。對于管理者品行修養(yǎng)的研究，中國古代也十分重視。孟子主張“自反”、“內(nèi)省”來修養(yǎng)自己，他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并認為“知恥”是修養(yǎng)的先決條件。荀子提出“治氣養(yǎng)心之本”，即“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diào)和；勇毅猛戾，則輔之以道順；狹隘偏小，則廓之以廣大。”

七、古代管理藝術思想

古人極重視管理的藝術性，《論語·為政篇》中指出：“君子不器”，即領導者主要從事管理工作，而不應自己一味“沖鋒陷陣”。孫子指出：“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之就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并強調(diào)戰(zhàn)略戰(zhàn)術上的“奇正相生”和靈活運用的重要性?！度嫛罚荚趹肚Р钊f別、千變?nèi)f化的復雜局面，要“審時度勢”、“時變境遷”、“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諸葛亮東和孫權，北拒曹操，西撫蠻夷，所用戰(zhàn)略不同；他三氣周瑜、七擒孟獲、六出岐山、五路退敵，其戰(zhàn)術也不一樣。這種根據(jù)時間、地點、條件而采取不同方法的作法，是中國古代“權變”思想的萌芽。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管理思想雖未形成獨立的理論體系，也很少有專門的研究，但其價值極高，對現(xiàn)代管理科學的發(fā)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偉大貢獻。而作為初步研究的精淺認識，以上七個方面遠遠不能概括豐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之源，需要我們繼續(xù)挖掘、研究、繼承這筆寶貴的遺產(ch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