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麗傳說

　　根據記載，錦綸會館是雍正年間由當時廣州數百家絲織業(yè)主共同出資興建，而目的是為了供奉“錦綸行”（即絲制業(yè)）先師“漢博望張侯”，也就是出使西域的張騫———錦綸行內人一直相信一個關于“支機石”的美麗傳說。當年漢武帝派張騫尋找黃河源頭，張騫乘木筏直達天河，一位婦人贈之一石。張騫回朝后將這塊石頭拿給善卜的嚴君平看，嚴驚訝地告訴他，這是織女用來支撐織機的石頭！此后不久，張騫便創(chuàng)制立法傳之絲織業(yè)。雖然錦綸行內人認為，絲織業(yè)在黃帝之時便已出現，但其技術得以發(fā)展成熟卻是張騫的功勞。因為感念其恩，就建了錦綸會館來紀念他。

　　傳說總歸只是傳說。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從建立的那一天開始，錦綸會館就是作為廣州錦綸行的行業(yè)會館存在的，它是廣州絲織業(yè)的總機構，也是城市當中日益昌盛的絲織業(yè)的“東家們”聚會的場所。仔細數一下，錦綸會館的碑刻上，出錢資助修建會館的商號已多達400家———小小的十三行地區(qū)又有多大呢，居然容納了這么多的絲綢店鋪，足以證明當時廣州絲織業(yè)之盛?！　?

　　石碑里的故事

　　“錦”，是用彩色經緯絲織出各種圖案花紋的絲織品，古指錦袍，引申為獎賞，形容鮮艷華美；而“綸”則指青絲綬帶，古指官吏系印用的絲帶，也指粗絲綿或比絲粗的繩子———只是看名字，就知道這座“有故事”的建筑，一定是同嶺南地區(qū)的絲織業(yè)發(fā)展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這個華美的名字背后，究竟有著怎樣動人的往事呢？關于這個問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就連最淵博的史學家也只能無可奈何地攤開雙手：因為一向以來的“輕商”心理作祟，有關錦綸會館的史料記載，實在是少得可憐。

　　好在那些締造了錦綸會館的先人們，不辭勞煩地把所有跟錦綸會館有關的歷史性事件，都一筆一畫地鐫刻在石碑上，鑲嵌在了會館第一進、第二進大廳的兩側墻壁中。而冥冥之中，也似乎有神靈庇佑著這22塊碑刻。在“錦綸往事”早已煙消云散的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住在這里的居民，為了自己生活的方便，他們在原來的堂屋中大動干戈地進行改造，卻唯獨會“下意識”地將幾十方石碑用簡陋的灰磚砌起遮蓋起來。本世紀初，當這座城市又再度將目光投射向這座已經破舊的建筑，下決心還其舊貌的時候，最完好無損的，竟然是這22塊石碑。

　　同樣完好無損的，還有鐫刻在上面的長達幾百年的記憶。這20多塊碑刻，內容不僅涉及到會館的創(chuàng)建、修葺、擴建，還包括了當年資本主義在廣州剛剛開始萌芽之時，整個絲織業(yè)在廣州的管理以及運作情況。

　　這是一段有關這座城市的“錦綸”往事。一段有關海上“絲綢之路”鼎盛時期廣州城的繁華記憶。而現在，就讓我們靜靜地來聆聽“碑文”給我們講的故事吧。

　　據碑刻記載，錦綸會館是雍正元年所建，錦綸行人之前是以附近的關帝廟作會館的，而關帝廟建于明代。這也說明這個時期廣州絲織業(yè)的發(fā)展是如何的迅速。其實算起來，嶺南地區(qū)絲織業(yè)的發(fā)展應該是晚于、并源于中原地區(qū)的。晉人裴氏《廣州記》曰，“蠻夷不蠶，采木棉為絮，皮員當竹，剝古綠藤，績以為布”。裴淵所說的“蠻夷”是指越族土著居民，而不是從中原遷徙到嶺南的漢民族。根據史料的記載，秦朝時，趙佗為穩(wěn)定秦在嶺南的戍軍，曾“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3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皇帝批準了1.5萬人———考慮到中原農業(yè)生產以男耕女織為基本模式，因此，這些負責衣補的女子中，一定還是有不少善于桑蠶絲織的。

　　到了西漢中后期，絲織已開始在嶺南百姓中普及，“蠻夷不蠶”的狀況已不復見，即使在比較落后的海南島，亦有蠶桑織績，至于近海的大都會番禺（廣州的古稱），就更不用說了?！肚皾h書》云，“儋耳珠涯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為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麻，女子桑蠶織績。”而從中唐開始，南方的絲織技術已經開始超越北方，隨著南宋時期大批江浙人南移廣東從事絲綢生產，這種情況更成定局。明清時期，廣州絲織業(yè)已很繁盛，主要集中在西關一帶，并發(fā)展到分工分行生產。到了錦綸會館出現的清雍正年間，廣州絲織業(yè)已與蘇、杭齊名，至嘉慶、道光年間，所產紗緞更是有“甲于天下”之說了?！　?

　　會館見證資本主義萌芽

　　在會館第一進的大廳里，有兩座面積只有五六平方米的漆黑別致的化妝小閣樓，雖然現在它們是門扉緊鎖，而當年，在這里描眉、換衣，進進出出的是整個廣州城最有名的粵曲紅伶，在這個現在看來多少顯得有點寂寥的會館大廳里，曾坐滿了這座城市中最顯赫的絲綢商人，密密麻麻的商人們從第一進大廳一直坐到了第二進，他們在臺下品茗、看戲，每逢精彩處不禁頷首拍掌叫好。

　　幾百家的商號聚集在這里，當然不止看戲、品茗這么簡單，會館還擔負著聯絡感情、祭奠祖先的功用。荔灣區(qū)文物管理所所長阮桂城幾乎仔細地研讀過錦綸會館的每一寸碑文，他告訴記者，最讓他感興趣的，是那些有關行會內部各種規(guī)章制度的部分。“寥寥十幾個字，就把復雜的問題描述得十分清楚，不簡單。錦綸會館見證并記錄下了資本主義萌芽階段這些點點滴滴的細節(jié)，也是它最具有價值的一部分。”

　　沒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錦綸會館時代，廣州的絲織業(yè)已經形成井然有序的管理機構和管理規(guī)章：錦綸行內人已經開始制定本行的“廟例”，成立“錦綸主會”，每年選出“值理”負責行中之事，廣州絲織手工作坊中出現了代表東主和工人各自利益的組織，即“東家行”和“西家行”———“東家行”是東主的組織，“西家行”是工人的組織。東家與西家代表各自利益彼此對立，又在保護行業(yè)共同利益中相互依存。

　　仔細地數一下，你會發(fā)現錦綸會館碑刻自雍正以下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及至民國，除了宣統(tǒng)年未有外，可說是齊全了，這從側面表明，錦綸會館的行業(yè)聚會活動是十分經常的，凡有會館的修復、擴建大事，皆“闔行聚集議事”，“師傅誕”的隆重不說，單每年的“選值事、總理”等，亦在會館通過“跌爻杯”的形式選舉。東西家代表商討機工價格等，也在會館舉行。資本主義萌芽狀態(tài)的新勞資關系，就是在錦綸會館內的開館議事過程中，悄然登上了歷史舞臺。

　　在錦綸會館發(fā)展的鼎盛時期，廣州的絲綢行業(yè)的興盛究竟達到了一個什么地步呢？也許查閱一下當年十三行的資料就可見一斑———十三行是當時清政府指定專營對外貿易的壟斷機構。又叫“洋行”或“洋貨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一道圣旨，廣州成為全國唯一海上對外貿易口岸，史稱“一口通商”，經十三行進出口的貿易額節(jié)節(jié)增長，廣州成為清代對外貿易中心。據清宮檔案記載，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稅銀僅52萬兩。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稅銀達到110萬兩。到鴉片戰(zhàn)爭前，洋船多達每年200艘，稅銀突破180萬兩。十三行被稱作是清政府財源滾滾的“天子南庫”。1850年，廣州在世界城市經濟十強中名列第四；1875年仍列第七。清人屈大均在《廣東新語》里有云：“洋船爭出是官商，十三行。”就是當時情景最生動的寫照了?！　?

　　破敗只在一夜間

　　錦綸會館的石碑里，最小的一塊是這塊只有30厘米×20厘米大小的“錦綸會館碑”，它的上面既無碑額，也無刻立年代，但卻是最重要也是最有趣的碑刻。在考古學家的眼里，它的價值在于用寥寥92字就把錦綸會館的始建、重修、擴建這些重要的“生平”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在普通游客的眼中，它的內容顯得格外有趣，原來當時人們是習慣用“墻外滴水幾寸”的方式來標明自己地產的所在范圍，儼然產權證書。

　　小碑文告訴我們，今天的錦綸會館，是在道光5年（1825）就已經形成的規(guī)模，至今已經快200年了。100多年前在西關民居當中，會館鶴立雞群，規(guī)模只有右面關帝廟可與之抗衡，如何的氣象輝煌，可想而知。

　　可是，無論如何了不起的輝煌，也都要經歷一番時間的歷練。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以廣州作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一夜之間走到盡頭，《南京條約》中“英商可赴中國沿海五口自由貿易”的規(guī)定，取消了廣州行商壟斷外貿的特權。廣州人有句話，說是“火燒旺地”。1840年9月18日，太平門外火光沖天，焚燒1.5萬余戶，洋行11家，毀掉白銀4000多萬兩。大火7天不滅，洋銀熔入水溝，長至一公里，火熄后結成一條銀鏈，牢不可破。昔日繁華景象，火后殘垣斷壁，滿目瘡痍。此后，廣州十三行國際貿易中心的地位逐漸被上海、香港取代。

而錦綸會館的繁華往事也隨之凋零。雖然其中很多的故事如今已很難加以考證，錦綸會館一日比一日破敗卻是不爭的事實。到了1958年，民政部門將這棟早就失去舊日象征意義的會館作為民居租給市民居住。據說，當時整個會館住進了40多戶、100多人，因此不得不在原來的堂屋中加上大量磚木結構的間隔。院子里，閣樓、灶間、雜物間，東一處西一處地冒了出來。會館里珍貴的坤緬木柱子想釘釘子就釘，想砍就砍。西北角的公用大廚房里，六七十個爐頭兩溜排開。每到晚上，兩三張牌桌，四五把樂器，煞是熱鬧———舊時的氣象就這樣悄悄湮沒在喧囂的人聲之中。我們的錦綸往事，還能繼續(xù)講下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