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會典》為研治明史必據(jù)之史料。然迄今為止，用之者甚多，論之者頗少，誠治明史 之微憾。近年有幸參加白壽彝師主編《中國通史》明史卷編寫，述及《明會典》 一節(jié)，略有 些許體會心得，茲述于下，聊作引玉之石。會典者，匯集一代之典章制度也。其體例首創(chuàng)于《明會典》。 “四庫”收于“政書” 類。歷代典籍中， “政書”一類，首推杜佑之《通典》,但其所記乃上起 三代，下迄唐中葉，通述歷代政治經(jīng)濟制度之沿革；唐人蘇冕撰《會要》四十卷，始有述一代典制之作，今得見者，宋人王溥之《唐會要》。然而“會要”體，舊作類書，蓋為檢索之便，述事簡明?！短茣芬蛩浭芳⒇淮娑毦邇r值，至兩漢、三國及明之會要，則儼然工具書矣。《明會典》不同于《通典》及“會要”諸書。其專述有明一代之典章制度，且經(jīng)多次補纂刪潤，備載諸典制之事例，為當(dāng)朝人修當(dāng)朝典制最為豐富充實者，后為清人所沿襲而作清會典及事例。《明會典》之修纂，可溯源于明初。明人稱： “會典一書，蓋昉唐六典而加詳焉。太祖初著《諸司職掌》,至英宗復(fù)辟，復(fù)命詞臣纂修條格，以續(xù)職掌之后。蓋會典已權(quán)輿于此，但未及成帙耳?！眹跏潞?，有《諸司職掌》為典章制度之依據(jù)。至英宗以后，事例漸繁，故修條格，續(xù)于職掌之后， 一為明了典制之更迭依據(jù)，且可條存事例為今后用據(jù)之本。會典之正式開局始于弘治十年(1497)三月，孝宗命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充總裁官，程敏政、王鰲、楊守趾充副總裁。當(dāng)日又有內(nèi)閣大學(xué)士徐薄等請賜所修書籍名目，使 “纂修者有所依據(jù)，承行者易于遵奉?！薄吧厦鼤洞竺鲿洹??！?/span>此為初修會典之始。此修先后凡五年，至弘治十五年(1502)十二月書成。實錄記： “纂修《大明會典》成，翰林院進呈，上御奉天殿受之。文武百官各朝服侍班行禮畢，賜總裁等官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jǐn)身殿大學(xué)士劉健等宴于禮部，命英國從張懋及六部尚書、 都察院左都御史侍宴?！钡錁O隆重。即日孝宗親為制序，但未及刊行。弘治十年敕修會典時，內(nèi)閣首輔為徐溥，故當(dāng)時總裁官以徐溥為首。次年春，劉健進少傅兼太子太傅，代徐溥為首輔，徐溥以目疾乞歸，逾年而卒。十五年《大明會典》成書，劉健“加少師兼太予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xué)上，與(李)東陽、(謝)遷同賜蟒衣。”此修因未及刊行，內(nèi)容不甚詳。今正德會典基本便是弘治原書。今所存正德會典及萬歷會典前均有孝宗《御制明會典序》,并有《纂輯諸書》與《弘治間凡例》。可知書凡一百八十卷，所據(jù)有《諸司職掌》、《皇明祖訓(xùn)》、《大誥》、《大明令》、《大明集禮》、 《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式》、《孝慈錄》、《教民榜文》、《大明律》、 《軍法定律》、《憲綱》。弘治會典雖未刊行，但它卻開創(chuàng)了《明會典》的基本體例。以往于會典之體例，或稱其“蓋昉《唐六典》而加詳焉?！被蛞詾槠浞隆对湔隆分f體。此不過后人類比之法。依四庫之分類，《唐六典》列于史部職官類，不入政書?！对湔隆穭t并非盡以官署為綱，且 “體例瞀亂，漫無端緒?！辈蛔闩c明會典相擬。關(guān)于會典體例，弘治間凡例已有明述： “本朝舊籍，惟《諸司職掌》,見今各衙門遵照行事，故會典本職掌而作?！庇謸?jù)明人所記，天順間已有詞臣纂修條格，以續(xù)職掌之后， 遂開會典之先例，弘治開局修纂，依此未變。會典首刊于正德四年(1509),正德《御制明會典序》稱：朕嗣位之四年，為正德已巳。檢閱前帙，不能無魯魚亥豕之誤。復(fù)命內(nèi)閣，重加參校，補正遺闕，又?jǐn)?shù)月而成。可知此次刊行，對弘治原書有所校補，且時經(jīng)數(shù)月。正德?？瘯洌加谒哪晡逶拢?/span>初纂修《孝宗實錄》成，命吏部查纂修官事例。既而又令查其中嘗與修《大明會典》已升及守制未升者職銜、履歷，與到館日期，至是上之。詔纂修實錄，重事也，其即照例擬升職等第以聞。且謂先年劉健等以編纂會典為名，多所縻費，已升之職，俱革之。其書仍令大學(xué)士李東陽等復(fù)視更定，務(wù)令明白。此本為劉瑾專權(quán)，裁抑文臣之舉。同年為避劉瑾請遷南京之戶部郎中陳洪謨記稱：“初， 《大明會典》成，內(nèi)閣自李東陽而下至翰林、春坊皆升職。瑾以為破壞祖宗制書，妄增新例，毀其書，悉追奪各官升職，惟東陽不奪?！睎|陽雖未奪官，仍有降支俸祿之罰。降職者則有梁儲、靳貴、傅珪、朱希周、毛紀(jì)、潘辰、周文通、沈冬魁、張芮、毛澄、顧清、楊守趾、王華，降俸者并有楊廷和、白鉞、劉機。劉瑾于部擬降處之議未盡滿意，時得旨從 之， “仍謂吏部奏擬欺隱含糊，法有未盡，姑存大體不究?！敝饕礊槔顤|陽降俸為未能盡法?！拌靡秩宄迹^舊例纂修升秩為過，故先革其所以升者，而復(fù)加之，以示己瑾恩?！被叵仁且孕蕖缎⒆趯嶄洝芬延猩n，事載四年四月實錄，至此旋降旋復(fù)均出劉之意。黜降之外，陳洪謨有“毀其書”之記述，殊可存疑。實錄僅謂劉健等“多所縻費”。陳洪謨則記有“以為破壞祖宗制書，妄增新例”云云。然觀劉瑾降黜褚臣，意不在書而在人，似未必有毀書之舉。且正德?？瘯洌加谒哪晡逶?，成于同年十二月，僅半載有余， 一百八十卷之巨帙，若全部重修，勢難完成。當(dāng)以原書為本，另作校補而已。今存正德刊行之《明會典》,卷首有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孝宗御制序文及正德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武宗御制序文。所列總裁官為大學(xué)士李東陽、焦芳、楊廷和，副總裁官為吏部尚書梁儲，纂修官為翰林學(xué)士毛紀(jì)、侍講學(xué)士傅珪、侍讀毛澄、朱希周、編修潘辰等人。 與劉瑾降黜諸人相核，尚有多人未曾署名，是弘治、正德兩修會典，參與之人亦稍有異。正德?？瘯?，卷目同于弘治原書，并無新纂凡例，事例亦僅記于弘治十五年(1502),故后人記續(xù)修會典，或有不記此修者。會典續(xù)修，見于嘉靖年間。嘉靖間續(xù)修五十三卷，今不存其書。其間凡兩續(xù)修， 一為嘉靖八年(1529),世宗敕諭內(nèi)閣：“仍將弘治十五年以后，至嘉靖七年續(xù)定事例，照前例查 出纂集，校勘停當(dāng)，寫成上進，續(xù)修附入。”一為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又以閣臣嚴(yán)嵩之請，續(xù)添新例。由此推知，所修五十三卷，當(dāng)為原一百八十卷外增補之?dāng)?shù)。嘉靖間纂修凡例今存。其中可略知續(xù)纂內(nèi)容：一、正原本之差動，補其脫漏，并將弘治十六年以后事例隨類附入；二、變更事目，有應(yīng)分立之目，有應(yīng)合立之目，有分類不當(dāng)者，有增立未盡者，另有目下 記事不詳或失實者，舊立目而今無其事者，均予刪補重訂。三、將原有分類總注中不統(tǒng)一之處，文字統(tǒng)一格式；四、增補等制禮儀，舊制不載則增立新目，舊制變更者載于舊目之下；五、新立之壇廟冠服儀仗等制度，各繪制成圖，隨類附入；七、殿閣大學(xué)士舊載國子監(jiān)之后，當(dāng)時已與師、傅同為大臣兼官，故不隸衙門，移列于師、傅之后；此距弘治成書，以嘉靖八年敕諭內(nèi)閣時即已二十八年，若以嘉靖二十八年續(xù)修成書時計則四十又八年，所增事例應(yīng)為不少。然當(dāng)時所重，在于更定祀典，八條凡例之中，僅一條為 將弘治十六年以后事例隨類附入。而嘉靖續(xù)修之可貴者，亦僅在此。萬歷中，內(nèi)閣大學(xué)士張居正等上重修會典奏本，其中有云： “嘉靖年間，世宗皇帝嘗命儒臣續(xù)修會典，自弘治十五 年，至嘉靖二十八年而止，已經(jīng)進呈，未蒙刊布?！?/span>對于嘉靖間兩修會典，后人評價不高，初則張永嘉、桂安仁、夏貴溪等為政，以議禮諸臣續(xù)典，自然強調(diào)以興獻王為宗，及改定冠服祀制等，因過于突出新制，舊制反而簡略不詳。再修又以嚴(yán)分宜為總裁，嚴(yán)氏只求取媚世宗，紊禮逾法之處更多。又嘉靖時祀典太濫， 明人即已有所議論，書成留于禁中，不制序，不發(fā)刊，后亦不傳。隆慶二年(1568),都御史孫應(yīng)鰲奏請匯輯嘉靖事例，附入會典。萬歷初年，又有給事中林景旸等復(fù)申前請。但因當(dāng)時嘉靖、隆慶兩朝實錄尚未告成， “披閱校正，日不暇給，若復(fù)兼修會典，未免顧此失彼?！?/span>至萬歷四年六月，始有內(nèi)閣大學(xué)士張居正、呂調(diào)陽、張四維合疏奏請開館續(xù)修會典。是月神宗敕諭內(nèi)閣，擇日開館。此修至萬歷十三年完稿，又二年至十五年二月上表進書，前后十余年，纂成萬歷《明會典》二百二十八卷。會典成書后期，張居正病逝，繼有抄沒之禍，故重修之總裁列名閣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副總裁禮部尚書沈鯉、吏部侍郎沈一貫、朱賡，禮部侍郎王弘誨、張位、于慎行，侍 讀學(xué)士徐顯清等。纂修官有趙用賢、劉虞夔、劉元震、孫繼皋、黃洪憲、曾朝節(jié)、劉楚先、 張應(yīng)元、陸可教、楊起元、楊德政、馮琦、莊履豐、蕭良有、王庭選、余繼登、沈自邠等。 另有催纂、譽錄多人。此次重修，工程浩繁，幾可與弘治初修相比。重修之舉，首先將弘治、嘉靖兩朝舊本再行校訂補輯，自嘉靖己酉(二十八年)以后事例補入，補至稿成之萬歷乙酉(十三年)。舊 體例以《諸司職掌》為本，列歷年事例于后，然《諸司職掌》成于洪武二十六年，而洪武事例有在二十六年之前者，故改為類事編年，凡《諸司職掌》所記，改為洪武二十六年，《大明令》則改寫洪武元年， 《大誥》則稱洪武十二年。其余頒降各書，均依此例。戶口賦稅等項則例，首載洪武間數(shù)，以紀(jì)其始；次載弘治間數(shù)，以紀(jì)其中，次載萬歷六年(1578)會計之?dāng)?shù)，以別登耗。嘉靖間數(shù)字，因增減無幾，略去。而涉及嘉靖間重大定制，如三大營之設(shè)，系嘉靖二十九年(1550)更定，又大閱為隆慶三年(1569)創(chuàng)行，其規(guī)制儀節(jié)，皆備書不省。舊會典事例只以編年排述，不便閱讀，改為以事分類，以類分年，其中再以圈隔開記 述，以便檢閱。凡舊會典中以舊官署名立目者，改以新名立目。經(jīng)此次重修，無論其內(nèi)容、 形式、體例，均更趨完善。清修《四庫全書總目》,得正德刊《明會典》 一百八十卷，而未見嘉、萬諸續(xù)修本，亦莫知其存佚，卻推而論之曰： “殆以嘉靖時祀典太濫，萬歷時秕政孔多，不足為訓(xùn)，故世不甚傳歟?”據(jù)今所見正德、萬歷二會典相比較，此推論失之偏頗。嘉靖時所續(xù)五十三卷，抑或有祀典太濫之嫌，萬歷會典二百二十八卷，就史料價值而論，誠在正德會典之上。《明會典》凡四修，兩次刊行。今得見者，正德、萬歷二會典。卷一：宗人府，卷二至卷十五：吏部，卷十六至卷四十一：戶部；卷四十二至卷一百 五：禮部；卷一百六至卷一百二十六：兵部；卷一百二十七至卷一百四十六：刑部；卷一百 四十七至卷一百六十三：工部；卷一百六十四至卷一百六十六：都察院；卷一百六十七：通政使司、中書舍人、六科；卷一百六十八：大理寺；卷一百六十九：太常寺；卷一百七十： 會事府；左、右春坊、司經(jīng)局、順天府、應(yīng)天府；卷一百七十一：光祿寺、太仆寺；卷一百 七十二：鴻臚寺；卷一百七十三：國子監(jiān)；卷一百七十四：翰林院；卷一百七十五：尚寶司；卷一百七十六：欽天監(jiān)、太醫(yī)院；卷一百七十七：上林苑監(jiān)、五城兵馬指揮司；卷一百 七十八：僧錄司、道錄司、神樂觀；卷一百七十九：五軍都督府；卷一百八十：錦衣衛(wèi)、旗 手衛(wèi)、金吾前衛(wèi)、金吾后衛(wèi)、羽林左衛(wèi)、羽林右衛(wèi)、府軍衛(wèi)、府軍左衛(wèi)、府軍右衛(wèi)、府軍前 衛(wèi)、府軍后衛(wèi)、虎賁左衛(wèi)、金吾左衛(wèi)、金吾右衛(wèi)、羽林前衛(wèi)、燕山左衛(wèi)、燕山右衛(wèi)、燕山前 衛(wèi)、大興左衛(wèi)、濟陽衛(wèi)、濟州衛(wèi)、通州衛(wèi)。卷一：宗人府；卷二至卷十三：吏部；卷十四至卷四十二：戶部；卷四十三至卷一百十 七：禮部；卷一百十八至卷一百五十八：兵部；卷一百五十九至卷一百八十：刑部；卷一百 八十一至卷二百八：工部；卷二百九至卷二百十一：都察院；卷二百十二：通政使司、中書 舍人；卷二百十三：六科；卷二百十四：大理寺；卷二百十五：太常寺；卷二百十六：詹事 府，左、右春坊、司經(jīng)局、順天府、應(yīng)天府；卷二百十七：光淥寺；卷二百十八：太仆寺； 卷二百十九：鴻臚寺；卷二百二十：國子監(jiān)；卷二百二十一：翰林院；卷二百二十二：尚寶 司；卷二百二十三：欽天監(jiān)；卷二百二十四：太醫(yī)院；卷二百二十五：上林苑監(jiān)、五城兵馬 指揮司；卷二百二十六：僧錄司、道錄司、神樂觀；卷二百二十七：五軍都督府；卷二百二 十八：錦衣衛(wèi)、旗手衛(wèi)、金吾前衛(wèi)、金吾后衛(wèi)、羽林左衛(wèi)、羽林右衛(wèi)、府軍衛(wèi)、府軍左衛(wèi)、 府軍右衛(wèi)、府軍前衛(wèi)、府軍后衛(wèi)、虎賁左衛(wèi)、金吾左衛(wèi)、金吾右衛(wèi)、羽林前衛(wèi)、燕山左衛(wèi)、 燕山右衛(wèi)、燕山前衛(wèi)、大興左衛(wèi)、濟陽衛(wèi)、濟州衛(wèi)、通州衛(wèi)。以二書卷目相比，可知萬歷會典中吏部少二卷，戶部增三卷，禮部增十一卷，兵部增二 十卷，刑部增二卷，工部增十一卷，六科單立一卷，太仆寺單立一卷，太醫(yī)院單立一卷，合計共增四十八卷。嘉靖間續(xù)修《明會典》,補五十三卷，與萬歷中所增卷數(shù)相近，雖未得見其書，然萬歷續(xù)修大致當(dāng)以嘉靖續(xù)修本為依據(jù)，萬歷《重修凡例》稱： “遵奉敕諭，將弘治、嘉靖兩朝舊本，校訂補輯?！币嗌w指此而言，故得萬歷會典，則嘉靖會典大致可得之矣。《嘉靖間續(xù)纂凡例》記：“壇廟冠服儀仗等項制度，凡奉欽定而舊所未有者，各畫為 圖，隨類附入?！辈槿f歷《重修凡例》,并無增補壇廟冠服儀仗諸圖之記述，可知今萬歷會典中得見之禮部諸圖，系增于嘉靖續(xù)修之時。以往于嘉靖續(xù)修多有微詞，主要即認(rèn)為其時祀典太濫。不僅卷數(shù)增加十一卷，圖增更 多。首先增加了冠服之圖，如冕、冕衣、下裳、中裳、大帶、車帶、革帶系蔽膝、革帶系佩 綬、鎮(zhèn)圭、鞋襪、皮弁、絳紗袍、紅裳、中單等，并有常服、燕弁冠服及皇后冠服、文武官 冠服等。這樣就比正德會典中只有公侯駙馬伯及文武官員官服花樣內(nèi)容豐富了許多，給后人 留下直觀資料，并未有冗濫之感。祀制之圖，正德會典中重視新舊之對比。首剛南京大祀殿、太廟、山川壇、社稷壇等舊 圖，再列弘治間諸圖。萬歷會典除諸祀祭之圖外，增加了各種條器之圖。祀典陳設(shè)之圖也較 前形象化。總之，萬歷會典較正德會典在附圖方面勝之一籌。此外萬歷會典于兵部鎮(zhèn)戍下載圖二十幅，其文稱： “天下險隘耍沖，在職方皆有圖本， 今不能盡載。而邊事特重，故載鎮(zhèn)戍總圖一，九邊圖九，其沿海及腹里地方，夷蠻瑤僮之 屬，所宜備御者，咸著于總圖焉?！?/span>萬歷會典于兵部所增內(nèi)容最多，達二十卷。蓋因嘉靖以后南倭北虜，軍事日繁，制度變 更，事例屢增之緣故。以《各鎮(zhèn)分例》遼東為例，正德會典不述，萬歷會典則記： “遼東狐懸千里，國初廢郡縣置衛(wèi)所，以防虜寇。獨于遼陽開原，設(shè)自在、安樂二州，處降夷。東北則女直建州、毛憐等衛(wèi)，西北則朵顏、福徐、泰寧三衛(wèi)，分地授官，通貢互市，寇盜亦少。嘉靖間虜入，大得利去，遂剽掠無時，邊人不得耕牧，城堡空虛，兵馬影耗，戰(zhàn)守之難，十倍他鎮(zhèn)矣。”其下事例，以嘉靖年始，屢次提及海西、建州、毛憐諸“夷”。清初修《四 庫全書總目》稱未見萬歷會典，或即因此而有意回避。若修四庫時不見萬歷會典，則修《明史》亦不見其書，然明史諸志中錄萬歷會典之處屢見而不鮮矣。《明會典》作為一代之政書，其修纂目的本為當(dāng)時及后世提供遵循典制之依據(jù)，所謂：“以昭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成憲?！惫视谛拮胫辛η蟆爸辆耶?dāng)”,不僅典制完備清楚，且所引事例典型明了。故成為今日研治明代典章制度之要籍。清修《明史》,有關(guān)典章諸志，如禮、食貨、職官、兵、刑法、輿服、儀衛(wèi)、選舉等，均以會典為重要依據(jù)，其時雖稱未見萬歷會典，而諸志中文字間有抄錄會典之痕跡。會典之修纂，不以它書為據(jù)，其法“先令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等衙門，各委屬官，將所載各司事例，再行檢查校勘，若有差錯，備細貼注明白，送史館改正。”“其近年六部等衙門見行事例，各令選委司屬官，遵照體例，分類編集，審訂折衷，開具送館?！痹儆墒佛^中纂修人員將各衙門上報材料選編成書。此程序與纂修實錄相仿，“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后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削之，內(nèi)閣大臣總裁潤色”實錄以編年成書，會典以分類編集。由此可知會典之價值，后世修史及考訂史志，多以會典為據(jù)，茲述例于下。《明史選舉志》記“監(jiān)生歷事”,系抄錄于《會典》: “凡監(jiān)生歷事，吏部四十一名， 戶部五十三名，禮部十三名，大理寺二十八名，通政司五名，行人司四名，五軍都督府五十 名，謂之正歷。”而《會典》所記，更詳于此。六部名額中，尚有“兵部二十五名、刑部七 十名，工部二十四名，”及“都察院六十三名”之?dāng)?shù)。又《明史職官志》中“蔭敘'之制，原載于會典：“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 七品，皆得蔭一子以其世祿。” “凡蔭敘，洪武二十六年定?！薄堵毠僦尽穭t將洪武二十六 年，誤作十六年。黃云眉教授作《明史考證》,稱：“類是者術(shù)遑概舉。”關(guān)于部察院之設(shè)置，《明史職官志》記作洪武十五年(1382)?！睹鲿洹穭t記： “國初置御史臺， ……十四年改都察院”其間相差一年。今查《明太祖實錄》,洪武十四年十 月記：遣監(jiān)察御史林愿孫榮等分按各道罪囚。明初所置御電臺雖設(shè)有察院監(jiān)察御史，但未分 道治事。設(shè)都察院后，始分設(shè)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 陜西、湖廣、山西十二道。此稱“分按各道罪囚，”則已設(shè)都察院無疑。凡《明史》之抄自會典者，照錄則無誤，更改則錯出。如自永樂五年(1407)起，漸置 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彝、高昌、緬旬八館之記述，系據(jù)《明會典》卷二提督四夷館。《明太宗實錄》卷六五，永樂五年三月癸酉，僅記有“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 翰林院習(xí)譯書， ……置館于長安右門之外處之。”《明史》所能據(jù)者，僅會典一書。再如《明史》記會試之額，稱洪武乙丑、永樂丙戌至四百七十二人，為明朝盛事。其會試之額數(shù)，見于會典卷七七，而永樂間取錄四百七十二人則在二年甲申。修史志者疑甲申非會試之年，臆改丙戌，誤為永樂四年。殊不知永樂奪位，建文四年(1402)鄉(xiāng)試未行，永樂元年補鄉(xiāng)試，二年始有會試。《明會典》諸卷目中，以戶、禮、兵三部內(nèi)容最豐，合為一百四十五卷，其余三部及文武各官署合計不過八十三卷。戶、禮、兵三部中，戶部雖二十九卷，篇幅之多卻超過兵部四 十一卷。其中所記田土、屯田、稅糧、人戶等項數(shù)字，尤為可貴。《明史食貨志》首列“戶口”,其所記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國戶口 一千六百五萬二 千八百六十戶，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口。弘治四年(1491),戶九百十一萬三千四百 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萬歷六年(1578),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干四 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此三年之?dāng)?shù)字，均出自《明會典》,但洪武二十六年所記戶數(shù)有誤，會典記為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弘治十五年(1502)天下土田之?dāng)?shù)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睹魇贰分写藬?shù)字抄自正德會典，正德會典載，當(dāng)年民田三百六十二萬九千六百一頃七畝，官田五十九萬八千四百 五十六頃九十三畝，合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但《食貨志》又稱： “官田視民田得 七之一?！倍鴮嶋H當(dāng)為“六之一 ”。至于稅糧之?dāng)?shù)，萬歷會典有三個年份的統(tǒng)計數(shù)字， 一為“洪武二十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隸 府州實征夏稅秋糧總數(shù)”,一為“弘治十五年十三有政司并直隸府州實征夏稅秋糧總數(shù)”, 一為“萬歷六年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實征夏稅秋糧總數(shù)”。既有全國總數(shù)，又有分征數(shù)額，其夏稅又分大小米麥絲絹麻藝棉鈔等項，秋糧分為米棉苧麻布絹絲鈔桐油紅花馬匹等 項?！睹魇肥池浿?·賦役》系本于此。其所列兩稅各項之外，如稱： “時蘇州一府，秋糧二 百七十四萬六千余石，自民糧十五萬石外，皆官田糧。官糧歲額與浙江通省埒，其重猶如 此。”秋糧二百七十四萬六千余石，除去十五萬石民糧，官糧當(dāng)為二百五十九萬六千余 石。同年浙江通省秋糧二百六十六萬七千二百七石，故稱“官糧歲額與浙江通省埒?！?/span>《明史食貨志 ·賦役》有述及匠戶之制，文稱： “匠戶二等：日住坐，日輪班。住坐之 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輸罰班銀月六錢，故謂之輸班。”原文中有輪班誤作輸班之 失，中華點校本已作校正，姑不論。而其所謂“不赴班者，輸罰班銀月六錢”,蓋指輪班工 匠，而非住坐工匠?！睹鲿洹酚洠杭尉付吣?1548)議準(zhǔn)，工役囚人“如果貧病不 堪，照例每月出辦工價銀一錢，委官雇人上工，不許額外多取?！贝讼底∽そ场］啺喙そ硠t“有愿出銀價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銀九錢，免赴京”, “北匠出銀六錢”。此為輪班 工匠輸罰班銀之例。《明史》中所述不清，且將二者混淆，須以會典為據(jù)，以正其誤。漕運之?dāng)?shù)，《明史》記成化八年(1472)后始定四百萬石之常額，下有北糧南糧之?dāng)?shù)及 兌運、改兌、折色，又有加耗米入京、通兩倉之?dāng)?shù)，凡五百十八萬九千七百石。此段文字亦見于《明會典》,而會典中又有各布政司、府兌運、改兌及加耗等詳明數(shù)字，不僅可補《明史》記述，且可知四百萬石之?dāng)?shù)，其中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改兌七十萬石，并非大概之?dāng)?shù)，而是以此數(shù)字為根本，分派于諸布政司及諸府，務(wù)求合乎此數(shù)。蓋漕運之?dāng)?shù)定自總額，再行分派?！睹魇贰分胁涣懈鞑颊炯案鞲?dāng)?shù)額，讀之往往誤以為漕運四百萬石乃一大概之?dāng)?shù)。述及改兌之議， 《明史》記： “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兌之議。時應(yīng)天巡撫滕昭令運軍赴 江南水次交兌。”《明會典》則于成化七年(1471)前記： “凡水次交兌，宣德七年，令 官軍運糧，各于附近府州縣水次，江南民運糧于瓜洲、淮安二處交兌。河南所屬民運糧至大 名府小灘，兌與遮洋船官軍領(lǐng)運。山東糧于濟寧交兌?！庇钟洠?“正統(tǒng)九年，令江南漕糧， 于九江水次交兌?！笔歉膬吨h，始自宣德七年(1432),非成化七年。至于《明史食貨志》中其他失誤，李洵教授《明史食貨志校注》中多有精辟之論，于此不復(fù)贅述。《明會典》于禮部記述獨詳，達七十五卷之多。明人重禮典， 《明史》稱： “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務(wù)未遑，首開禮、樂二局，廣征耆儒，分曹究討?！弊伞洞嫘匿洝贰ⅰ洞竺骷Y》。洪武三十一年間，所著可考見者還有《孝慈錄》、《洪武禮制》、《禮儀定式》、 《諸司職掌》、《稽古定制》、《國朝制作》、《大禮要議》、《皇朝禮制》、《大明禮 制》、《洪武禮法》、《禮制集要》、《禮制節(jié)文》、《太常集禮》、《禮書》等。自洪武以后，禮制漸增。 “永樂中，頒《文公家禮》于天下，又定巡狩、監(jiān)國及經(jīng)筵日講之制。后宮罷殉，始于英宗。陵廟嫡庶之分，正于孝宗。暨乎世宗，以制禮作樂自任。其 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復(fù)朝日夕月于東西郊，罷二祖并配，以及祈谷大雩，享先蠶，祭 圣師，易至圣先師號，皆能折衷于古。獨其排眾議，樹睿宗太廟躋武宗上，徇本生而違大 統(tǒng)，以明察始而以豐昵終矣。 ……今其存者，若《明倫大典》,則御制序文以行之； 《祀儀 成典》,則李時等奉敕而修； 《郊祀考議》,則張孚敬所進者也。至《大明會典》,自孝宗 朝集纂，其于禮制尤詳。世宗、神宗時，數(shù)有增益， 一代成憲略具是焉。”觀有明一代禮制之形成，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 一為洪武之初創(chuàng)，而總結(jié)于弘治間； 一 為嘉靖之更定，而總結(jié)于萬歷之世。留為成憲者，則萬歷會典禮部之記述。今查會典禮部所述，更定者不論，創(chuàng)于嘉靖間者，有“冬至大祀慶成儀”、“皇嬪冊立儀” “皇子、皇女誕生命名儀”、“親蠶儀”、“皇嬪冠服”、“分祀”、“祈谷”、“大享”、 “雩 祀”、“節(jié)拜”、“帝社稷”、“太歲月將”、“大袆”、 “先圣先師”等二十余種，其中有些后罷。《明會典》雖詳于禮典，明人仍有批評： “儀制莫重于登極，當(dāng)以為首，乃居朝儀之后； 宴莫大于慶成，宜詳，止書大略；至封爵，是國家重典，并未一及。朝賀儀以皇上冠于太皇太后 之前，是矣。中宮雖配帝之尊，而正外正內(nèi)，原自有別，亦冠于太皇太后之前。 均內(nèi)也，以婦先姑，可乎?喪禮以皇太后居先，是矣。然列孝慈皇后于章圣皇太后之后，不已太甚乎?開天圣后乃不得居第七代藩國尊崇之后之前。雖儀注非實事，寧不 觸目動心?”此論不為無理，然均屬編纂體例之不當(dāng)，非記述之誤，考讀有明一代禮制，仍當(dāng)首舉會典。會典于吏、戶、禮三部之外，尚有六部中之兵、刑、工及其他諸司衙門，事例亦稱詳盡。如其中兵部所述，自中葉以后，兵事日繁，京營制度及變更之驛遞、馬政諸項，內(nèi)容十分豐富。萬歷會典較之正德會典陡增二十卷，蓋亦由此。因篇幅所限，不可備述。以上所列，多為會典之可取處，至于其缺失之處，自然在所難免。體例所限，姑且不論，即其記述事例，亦間有斷章取義，述事不明者。如記永樂初設(shè)北京行部之事，與其后設(shè)置行在六部相混淆，使人誤以行部職權(quán)同于行在六部，則將管理北京地方行政之行部，與設(shè)于北京之臨時中央政府機構(gòu)混談。再如述及明初墾荒，則與移民屯種混同記述，易使人將民屯與移民墾荒誤為一談。此均屬弘治后修史者于明初史事不甚明了，又未加仔細考訂之結(jié)果， 今之治史者不可不再考而明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