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是明治天皇（1852—1912年）繼位的第二年（明治元年），日本開始實行明治維新。在“富國強兵、殖產(chǎn)興業(yè)、文明開化”的口號下，政府積極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將日本從一個落后的封建國家迅速發(fā)展為亞洲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1900年前后，在甲午海戰(zhàn)、日俄戰(zhàn)爭獲勝后，日本加快了侵華的步伐，二三十年代，在一批狂熱的少壯派軍人的操縱下，日本完成了向帝國主義的轉(zhuǎn)變，走上軍國主義、稱霸世界的道路。在此期間，日本在華的間諜組織及活動起了推波助瀾和急先鋒的作用。

（接上期）

（一）特高課的形成與演變

上文我們說了特高課的演變與日本在華的最早女諜河原操子的故事，下來再簡單介紹一下特高課在華的早期間諜頭目。

特高課在華第一代間諜頭子叫青木宣純（1859—1923），開創(chuàng)了以侵略中國為目的的特務組織“青木機關”。他1884年就受日本參謀本部派遣來華活動，參加了1894年甲午海戰(zhàn)的情報搜集工作，后任駐華公使館武官。曾任袁世凱督練新軍的教官，與袁世凱交好。

1904年日俄戰(zhàn)爭時，青木宣純是日本特高課諜報頭子，河原操子等人的間諜工作就是由他組織、安排的。包括開戰(zhàn)前切斷北京到恰克圖及東北各地俄軍的的聯(lián)絡電線；開戰(zhàn)后破壞西伯利亞腹地及東北地區(qū)的鐵路公路橋，切斷俄軍兵力運輸?shù)取?/p>

因其情報工作得力，職銜不斷晉升，最高達中將銜，一度曾擔任旅順要塞司令及袁世凱、黎元洪總統(tǒng)的最高軍事顧問。

特高課第二代特務頭子坂西利八郎（1870—1950）也是陸軍中將。他1909年以善于鉆研中國問題調(diào)入日本參謀本部，旋即派往北京，在青木手下收集情報。

1911年辛亥革命后，接替青木任公使館武官，建立以“坂西公館”為代號的特務機關。在隨后十數(shù)年間，從袁世凱直到段祺瑞執(zhí)政府的七任總統(tǒng)，坂西或公開或幕后，始終為當權(quán)者所重用，號稱“七代興亡的不倒翁”。他對華政策一貫強硬，主張為了日本利益不惜犧牲中國的主權(quán)和利益。

1927年坂西利八郎奉調(diào)回國。1937年侵華戰(zhàn)爭后，又被參謀本部起用，來華拉攏北洋系舊人徐世昌、吳佩孚、靳云鵬等，慫恿他們出山擔任偽職，結(jié)果“無功而返”。日本第三代間諜頭目如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等均出自他的門下。

土肥原賢二（1883－1948），可以說是“中國通”，他會說帶北京口音的流利漢語及多種中國地方方言。他熟讀《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古典書籍，是日本侵華的頭號間諜，被西方稱為“東方勞倫斯”。

1913年，土肥原賢二即以日本參謀本部部員身份來到北京，在“坂西公館”擔任間諜頭目坂西利八郎的助理，開始其特務生涯。他與山西軍閥閻錫山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利用這層關系建立所謂的“日閻親善友好”。

隨后，他利用軍閥混戰(zhàn)之際，配合日本關東軍，協(xié)助及支持奉系軍閥張作霖控制東北及北京政權(quán)，并出任張作霖的軍事顧問搜集奉軍情報。

1928年，蔣介石領導的北伐軍勢如破竹，節(jié)節(jié)勝利。擔任中華民國“陸海軍總司令”的張作霖漸漸支撐不住，敗勢已現(xiàn)，決意退守關外。

此時，日本人認為過去幾年給張作霖提供了大量“幫助”，便提出了最后通牒，脅迫他同意日本的要求，張作霖卻仗著自己手里還有幾十萬軍隊，不肯松口。

張作霖和日本人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聯(lián)系。從他當土匪時，就與日本人分分合合，時好時壞。張作霖的一貫原則是“有奶便是娘”，他與日本人交往，“互相利用”的成份更多一些，“賣國”的底線，張作霖還是明白的。于是，日本人認為這位奉軍統(tǒng)帥“偏離了軌道”，越來越“不聽話”了，便計劃除掉他。

（二）為禍東北的關東軍

關東軍素有“日軍之花”之稱，它是1905年日俄戰(zhàn)爭俄國戰(zhàn)敗后，將中國東北的“關東州”（遼南旅大地區(qū)）的租借權(quán)和南滿鐵路轉(zhuǎn)讓給日本。日本則派遣2個師4萬人組成以護路及維持治安為主的一支軍隊。

1919年，為對中國推行武力擴張政策，日本撤銷都督府，改設關東廳，成立關東軍，司令部設在旅順口，直接隸屬天皇領導，首任司令為立花小一郎中將（后期兵力最多時達一百二十萬人，1943年起陸續(xù)南下，規(guī)?？s減至約七十萬人，1945年8月，被進入東北的一百五十萬蘇聯(lián)紅軍一舉擊潰）。

從1926年起，日本關東軍開始加強兵力及間諜活動，曾任日本駐華使館副武官的河本大作調(diào)任關東軍高級參謀，負責搜集情報。

到了1928年張作霖兵敗關內(nèi)之際，由于未能滿足日本在“滿蒙”筑路、開礦、設廠、租地、移民等方面的要求，這使日本政府不能容忍，遂由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策劃炸車案。

為使計劃更隱蔽，不被人懷疑，他們調(diào)動工兵在張作霖歸奉的列車經(jīng)過地點──沈陽皇姑屯車站南滿路與京奉路交叉處預埋炸藥，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然后嫁禍于他人。

張作霖被炸身亡后，少帥張學良“臨危受命“，他沒有屈服于日本人的“淫威”，反而“舉旗易幟”歸順了南京政府，實現(xiàn)了中國在“形式上”的統(tǒng)一。

而裕仁天皇同意掩蓋“皇姑屯事件”真相的做法，最終以“張案經(jīng)過周密的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關東軍并未牽涉在內(nèi)”的含糊語句結(jié)案。使得關東軍更加有恃無恐地以武力推行“滿蒙分離政策”，三年后又制造了更加駭人聽聞的“九·一八事變”，致使日本在軍國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相較于“皇姑屯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更是時任關東軍高級參謀的日本間諜頭子板垣征四郎與石原莞爾等人積極策劃，由關東軍實施的全面侵華戰(zhàn)爭的序幕，而此時擔任奉天（沈陽）特務機關長的正是土肥原賢二。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關東軍在沈陽北大營南約800米的柳條湖附近，將南滿鐵路一段路軌炸毀。然后擺上3具身穿中國士兵服裝的尸體，布置一個假現(xiàn)場嫁禍于中國軍隊，借此炮轟沈陽北大營的東北軍駐地，而東北軍第七旅奉命“不準抵抗”，退到沈陽東山嘴子，造成東北軍傷亡300余人，日軍傷亡24人。

次日，日軍侵占沈陽，至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此后，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傀儡政權(quán)，關東軍司令部遷至長春，其司令官兼任日本駐“滿”大使和關東廳長官，掌握偽滿軍政大權(quán)。

從此，關東軍對中國東北實行殖民統(tǒng)治，殘酷鎮(zhèn)壓中國抗日軍民，瘋狂掠奪糧食和礦產(chǎn)資源，把中國東北建成了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侵略擴張的重要戰(zhàn)略基地，奴役東北三千萬民眾長達十四年之久。

在此過程中，以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等日本第三代特高課的間諜頭子們，以及川島芳子、河村菊子等一大批知名間諜們都“粉墨登場”，他們不僅在東北，觸角逐步延伸到華北、江浙滬、中原及南方各地，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未完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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