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通史·通識·整體性：當下史學需要通識性眼光

9133圖書館 2025-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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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家風”的提法始自章學誠，然卻是對中國史學重視貫通古今、強調(diào)通識觀念傳統(tǒng)的概括。章學誠把這一傳統(tǒng)追溯到司馬遷：“鄭樵生千載而后，慨然有見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jù)為學也。于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jīng)緯，成一家言者也。”他認為“通史家風”發(fā)端于司馬遷，而到鄭樵著《通志》“益以博雅”，達到了“通史家風”的最高境界，而成就了一家之言。認為“通史家風”始自于司馬遷未必確當，起碼之前戰(zhàn)國時期的《竹書紀年》即是通史之作是沒有疑義的。但我們不必在這個問題上糾纏，而應該考察他為什么會推崇“通史”，他看重“通史”的緣由何在？

章學誠推崇通史，并不包含有對斷代為史的貶抑，他很明白斷代史也承載著它特有的學術使命。他在《文史通義·內(nèi)篇一·書教下》講史書體裁的發(fā)展演變時說：“《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jīng)也；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為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為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可見，章學誠是把《漢書》看做史書體裁發(fā)展演變的一個階段，毫無褒貶之意地看待《史記》《漢書》的歷史地位，稱“皆為紀傳之祖”。有鑒于此，可以斷言章學誠看重通史，一定是有其特別的寄托，并不在于對不同史書體裁的偏好或偏見。

其實，考察章學誠的大量論述，他推崇通史也就在于通史的一個“通”字。他認為，只有通史這種體裁，才能更好地原始察終、貫通古今，從整體上考察歷史發(fā)展之大勢，明了歷史的盛衰變遷之道，從而發(fā)揮以史明道、經(jīng)邦濟世的社會功用。同時，也只有通史才能真正地使史家發(fā)揮通識之才能，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見盛觀衰，“別識心裁”而“獨斷于一心”，“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就其本質(zhì)而言，章學誠提倡“通史家風”是看重其“通識”二字。

章學誠在《浙東學術》中談及史學的功用曰：“史學所以經(jīng)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jīng)》同出于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笔穼W的功用在“經(jīng)世”，這是章學誠對史學最本質(zhì)的理解。而如何經(jīng)世，那是需要有宏大的歷史考察、有睿通之智才可能從歷史中提取的，史學的不朽之業(yè)，需要在通史的貫通性考察中去獲取“獨見別裁”。他在《文史通義·內(nèi)篇四·釋通》中說：“若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后代不能出其規(guī)范；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辨名正物，諸子之意寓于史裁，終為不朽之業(yè)矣?！彼?，他特別寄望于歷史學家能夠像孔夫子或司馬遷那樣具有通識眼光的曠世之才?！段氖吠x·答客問上》寫道：

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zhì)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

章學誠提倡“通史家風”真正的用意在“通識”，而重視“通識”也是一個很古老很傳統(tǒng)的史學觀念。

《禮記·經(jīng)解》篇有孔子的話：“疏通知遠，《書》教也?！薄吨芤住は缔o上》：“圣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是不是都有“通識”之意呢？白壽彝先生有專文《說“疏通知遠”》，把“疏通知遠”看作是“先秦人運用歷史知識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從“知遠”來解釋“疏通”，可能是“疏通知遠”之本意。但是，要真的通曉歷史，獲取正確的歷史知識，汲取深刻的歷史啟迪，沒有“通識”是達不到目的的，所以，“疏通知遠”應該是包含了對“通識”的要求的，這應該看作是“通識”思想最早的表述。至于《周易·系辭上》說圣人看到天下萬物的變動而能有“會通”之思，洞察它們?nèi)跁炌ǖ牡览?，所表現(xiàn)出的自然也是“通識”眼光?？磥?，“通識”觀念是由來已久了。

單純就史學史上看，第一個最具通識眼光并有自覺的通識意識的就是司馬遷了。他在《報任安書》中那段名言：“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太史公自序》在介紹《史記》百三十篇之要旨時所說“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厥協(xié)《六經(jīng)》異傳，整齊百家雜語”，都明顯有著“通識”的理性自覺。他要用通識的眼光，去看待歷史的興衰變遷，并深究其變遷之道。

劉知幾是有明確通識主張的史學家。他在《史通·鑒識》篇說：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核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況史傳為文，淵浩廣博，學者茍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

“識有通塞”，就是明確提出通識的問題。有了通識的眼光，才可能鑒有定識，銓核得中，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獲得有益于今人的歷史借鑒。他在《暗惑》篇中，再次提到史家著述需要“探賾索隱”“辨其紕繆”的問題，并說往昔史學著述中的諸多自相矛盾、乖離抵牾之失，多是由于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滯”所致。所謂“識惟愚滯”，就是沒有通識之才。

劉知幾之后，最具通識理念的就是章學誠所推崇的鄭樵了，他在《通志總序》中所表達的“會通”思想，核心理念即是通識。他說：“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圣，故總《詩》《書》《禮》《樂》而會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后能極古今之變?！闭侨绱说爻缟小皶ā敝ㄗR，才有了他被章學誠贊為“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jīng)緯，成一家言”的《通志》之作。

通識無疑是古代一切優(yōu)秀歷史作品最可寶貴的品格。通識是通達之學識，體現(xiàn)著一種宏大的歷史思維和整體性的歷史眼光。通識的核心在于思維的整體性，在于對研究對象的整體性把握。無論是古今貫通、體現(xiàn)歷史發(fā)展連續(xù)性的整體性，還是“能同天下之文”、聯(lián)系萬物為一體的橫向把握的整體性，都是“通識”的體現(xiàn)，都是通識的內(nèi)在要求?；蛘哂媒袢说脑捳f，“通識”是表現(xiàn)為縱通和橫通兩個面向的。從這個角度說，鄭樵和章學誠從通識出發(fā)而輕忽斷代為史，是有失偏頗的。能不能有通識，并不取決于史著之體裁，斷代史依然可以有通識的眼光，有宏大的歷史構建。就像班固的《漢書》，難道不也是宏偉的歷史著作嗎？不也體現(xiàn)了歷史的整體性思維嗎？

班固在《漢書·敘傳下》說《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jīng)》，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tǒng)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jīng)》，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边@樣的歷史著述，其敘事之宏大，眼光之開闊，包羅宏富又連為一體，有嚴謹?shù)臉嫿ㄟ壿?，顏師古評論說：“凡此總說帝紀、表、志、列傳，備有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術藝文章。泛而言之，盡在《漢書》耳?！薄稘h書》雖說是斷代為史，也不失為是一種宏觀性的歷史著述，貫徹其中的也是整體性思維和通識的眼光。

古人的歷史著述為什么如此重視通識，重視整體性思維，王夫之的一段話很有見地。他在《讀通鑒論》中說：“經(jīng)國之遠圖，存乎通識。通識者，通乎事之所由始、弊之所由生、害之所由去、利之所由成，可以廣恩，可以制宜，可以止奸，可以裕國，而咸無不允。于是乎而有獨斷。有通識而成其獨斷，一旦毅然行之，大駭乎流俗?！薄坝型ㄗR而成其獨斷”，這就是謎底。無論經(jīng)國還是著述，都需要有獨斷之識。治國之“通識”在于遠見卓識；而治史之“通識”，則在于宏觀通達，力透紙背。史學著述，有獨斷之識方為上乘。章學誠說：“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而“高明者多獨斷之學”。學術上的所謂“獨斷”，是富有學術個性的學術創(chuàng)新，是具有個體風格的“別識心裁”，是學術著作真正有價值的根本所在。一切可以稱得上是“一家之言”的歷史著述，都是獨斷之學，正所謂劉知幾所言：“成其一家，獨斷而已。”

有通識才有獨斷，有獨斷才有價值，而通識從哪里來？如何才能有通識呢？其實，所謂通識，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整體性思維。章學誠把司馬遷、鄭樵看做是富有通識的典型，所分析的也就是他們的思維的整體性。司馬遷著《史記》“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協(xié)《六經(jīng)》異傳，齊百家雜語”，不是觀察歷史發(fā)展的全過程、并會通一切可能占有的歷史資料，對歷史作出了整體性考察，才成就了“一家之言”嗎？而章學誠所批評的“不通”，也恰恰是缺乏整體性觀察而割裂歷史聯(lián)系的臚列編排之作。他在“釋通”篇批評明代的一些所謂“通志”，就反映出他評判的著眼點在于缺乏整體性思維。他說：

前明改元代行省為十三，布政使司所隸府州縣衛(wèi)，各有本志。使司幅員既廣，所在府縣，懼其各自為書未能一轍也，於是裒合所部，別為通志。通者，所以通府州縣衛(wèi)之各不相通也。奈何修通志者，取府、州、縣、山、川、人、物，分類為編，以府領縣，以縣領事實人文，摘比分標，不相聯(lián)合。如是為書，則讀者但閱府縣本志可矣，又何所取于通哉？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義例所通，則隔代不嫌合撰。使司所領不過數(shù)十州縣，而斤斤分界，惟恐越畔為虞，良由識乏通材，遂使書同胥史矣。

這些所謂“通志”，只是將省內(nèi)府、州、縣、山、川、人、物分類為編，摘比分標而不相聯(lián)合，沒有義例，缺乏識斷，完全沒有“通”的性質(zhì)。所以如此，就是其缺乏整體性的思維，沒有明確的義例貫徹而構成有內(nèi)在聯(lián)系的知識體系。章學誠所批評的這些反面的例子，也恰恰證明“通識”之作的核心要領是整體性思維。

整體性思維是一種思維品質(zhì)，并不局限于針對特定的研究對象。無論是思考什么樣范圍的問題，是通史還是斷代，是宏觀還是微觀，都需要整體性思維，都需要有通識的眼光。整體性思維，是由歷史事物的性質(zhì)所決定的。筆者在《論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歷史學》一文中，談歷史思維的特征問題時，首先談到的就是整體性思維：

人類社會的歷史，是一個由各種復雜因素相互作用、密切交織而形成的有著內(nèi)在聯(lián)系的統(tǒng)一的運動過程。任何歷史事物、歷史現(xiàn)象都處在與其他各種事物、各種現(xiàn)象復雜的歷史聯(lián)系之中。像一位西方史學家所說：“人類這樣東西，絕不是科學的分門別類的總和，水是由氫和氧組成的，但水既不像氫，又不像氧?！眴为氀芯繗浜脱?，并不能理解水。研究歷史也是這樣，任何一個歷史現(xiàn)象，如果割斷它和其他歷史現(xiàn)象的聯(lián)系單獨加以研究，都不可能達到認識它的目的。因此，歷史思維就要求有整體性的眼光，把每一種歷史現(xiàn)象都放到歷史的整體聯(lián)系中去認識，去考察。因此，整體性，就成為歷史學家觀察問題時，區(qū)別于其他社會科學家的特殊角度。整體性思維，就成為歷史思維的一個明顯特征。

所以，從整體性的角度看問題，是歷史學研究所必須的思維品質(zhì)，也是中國古代通識觀念所主張的思維品質(zhì)。

如果我們用通識觀念或整體性思維來診斷一下當下的中國歷史學，那就有必要發(fā)出“當下中國史學需要通識性眼光”“需要整體性思維”的強烈呼吁。很長時間以來，人們都在批評史學研究的“碎片化”傾向，而其“碎片化”的根源，就使歷史研究失去了重視通識的傳統(tǒng)，失去了整體性思維的優(yōu)良品質(zhì)，失去了對宏大敘事的興趣和能力，而陶醉于無數(shù)細枝末節(jié)的瑣碎事件的描述之中。一篇評論“碎片化”傾向的文章說：

史學研究的“碎片化”現(xiàn)象，是近年來引起史學界許多人詬病的一大病癥，其意指研究問題細小瑣碎，且缺乏整體關聯(lián)性與普遍意義內(nèi)涵，因而缺乏意義與價值。這種“碎片化”傾向尤其在近二十多年來新興的社會史和社會文化史（新文化史）領域表現(xiàn)最為突出。隨著越來越多的學人進入這些新興領域，尤其是剛剛跨入學術門坎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們，紛紛選擇具體而微的專題作為初入學術的門徑，群相跟進，勢成風氣，使得這種“碎片化”傾向有愈演愈烈之勢。

這種微觀研究發(fā)展開來，導致研究問題趨于細小，研究方法偏重深描，走向極端便出現(xiàn)脫離整體關聯(lián)的“碎片化”偏向，研究題目零星瑣碎，七零八落，缺乏內(nèi)在與外在的關聯(lián)，成為游離于歷史意義之外的碎片、塵埃，因而失去了歷史價值。

歷史研究的碎片化問題引起了廣泛關注，不少學者都呼吁改變這一研究傾向，而使中國史學肩負起把握整體歷史發(fā)展趨勢而服務于現(xiàn)實的歷史運動的使命。陳春聲寫道：

新的學術世代如何在研究選題“碎片化”的趨勢之下，擁有超越學科、地域、學術圈子和個人?；罱?jīng)驗的共同的問題意識，如何通過解構的、碎片的研究，辯證地培養(yǎng)起把握整體的“中國文明”或“人類文明”的意識和雄心，是這一代人終究要直接面對的沉重的問題。

陳春聲認為，把握整體的中國文明或人類文明，才是歷史研究的終極目標。單純的碎片研究，無力承擔這樣的學科使命。所以，這種“碎片化”的研究趨向應當改變。而改變“碎片化”傾向的真正藥方，就是整體性思維，就是通識性眼光。當下中國史學發(fā)展所需要的，仍然是中國傳統(tǒng)史學重視通識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完

作者為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河南大學黃河文明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教授；

原文載《史學月刊》2020年第7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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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