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成后》《昭后》兩篇，原編聯(lián)為一卷，簡長約41、寬約0.6厘米。簡背有序號，分別編號，三道編繩?！冻珊蟆酚?支簡，《昭后》有7支簡，前者部分簡殘損，后者各簡基本完整。原無篇題，今各以首兩字名篇。據(jù)簡文內(nèi)容，成后為周成王，昭后為周昭王。兩篇簡文字體風格相同，文辭簡古，內(nèi)容深奧，多四字韻語。簡文涉及西周早期有關(guān)史事以及成王、昭王的治國理念，是在楚地傳抄的亡佚已久的重要歷史文獻。根據(jù)我們的初步研讀，對兩篇簡文略作介紹和討論。

一《成后》

《成后》是一篇記述成王以史為鑒、“畢力念古”、“由則作紹”、以圖光厚王業(yè)的文獻。簡文以第三人稱敘述，內(nèi)容由三部分組成，每一部分都是先追思歷史，再闡明因循先圣哲王，敬慎治理朝政的理念（圖一：1、2）。

簡文開篇“成后念往，恭皇丕戒”，意謂成王追思往古先圣哲王功業(yè)，敬慎光大其大法[1]。這兩句不僅引出下文第一部分，也有總括全文的作用。簡文首先追思了堯、舜、禹之功業(yè)，謂“文奠禹浚，甸度從則，厥成其重。因干其休，?！酢酢?，□□□忒。上帝有綽，咸戡不服”文奠，可能指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協(xié)和萬邦”的功績[2]?！墩撜Z·泰伯》：“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3]孔子對堯的稱頌可作為“文奠”的注腳。禹浚，顯然指為多種文獻所記載、廣為流傳的“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的治水之功[4]。上帝有綽，大概指舜“象以典刑，流有五刑”“惟刑之恤”[5]。咸戡不服，蓋指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威服”[6]。簡文在稱述成王追思往古先圣哲王德業(yè)之后，接著強調(diào)“今在后嗣”“復周初則”，謂后世帝王，要遵循往古先圣哲王之道[7]。據(jù)《史記·周本紀》記載，克殷之后，“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農(nóng)之后于焦，黃帝之后于祝，帝堯之后于薊，帝舜之后于陳，大禹之后于杞”[8]。武王追思先圣王從神農(nóng)、黃帝到堯、舜、禹，并分別褒封其后裔，與本篇簡文稱述成王追念堯、舜、禹事跡可相印證。

第二部分簡文先述文王、武王奉天命克殷、奠定周王朝基業(yè)，并“陟配上帝”，福佑后嗣子孫；然后謂成王繼承王業(yè)，遵循舊則，協(xié)民祭祀，因而享有上天賜予的福祿，為庶姓所顧念。

嗚呼若哉，元監(jiān)初序，規(guī)度四荒，遠猷光圖，惟德稱用。乂辟不秉，悛民非彝，替文興素。因常由干，休辭時降，文武受度。丕唯皇后，陟配上帝，嗣孫云固。由則作紹，畢力念古，介民承祀，嗣天氐祿，庶姓咸顧。

簡文第三部分前段先說:“皇王作起：高寵今后。長輔深載，初元乂后?；瘦d吉兇，嬰辟賓帝。奉彝咸樹，非彝文圣，章顯衛(wèi)內(nèi)，少攝遠后?！焙單姆Q述成王得到文、武王高寵而年少繼位，周公攝政當國，肱股周室，輔翼成王，建立禮儀制度，使民之非彝者能明通禮法，禮樂之治彰顯于周邦。攝政七年之后，周公則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9]。關(guān)于周公攝政的事跡和功業(yè)，《尚書》保存的多篇周公命誥以及先秦文獻的有關(guān)記載，可與簡文所述內(nèi)容相互參證。簡文后段則述成王延續(xù)武王的睿智，謀慮道之不立，不取私馭，唯建設(shè)重臣輔卿，慎置職任，敬勉王事，善納諫言，祭祀不絕，永葆社稷，光厚公侯。

這篇簡文雖然文辭簡約古奧，但結(jié)合《尚書》有關(guān)篇章以及相關(guān)文獻對西周早期歷史的記載，其文辭所表達的內(nèi)容基本上可以得到合理解讀。

二《昭后》

《昭后》以記事開篇（圖一：3、4）：

昭后元年，乂辟員舊，一日壬辰賞罰。十有一祀，以猷丕休，延及寵子。天勸甚申，厥德有止。

根據(jù)簡文記載，昭王繼位元年，于一日壬辰行賞論罰，以安撫治理前朝眾舊臣。十一年，為謀求丕休，又將賞罰之舉延及眾位王子。因此，上天申勉昭王有德。

簡文開篇是以第三人稱敘事介紹歷史背景。在交待歷史背景之后，簡文變換為第一人稱敘述，以“鳴呼若哉”“嗚呼敬哉”，分別引出兩段昭王的申誡之辭。

嗚呼若哉，永念□□，孔嘉員舊，天牧在下，水監(jiān)文武，為民父母。失惟戁輔，庶俊曰未。蚩尤若在，今我何作于民，而?昏皆改，異乃天威。元配百姓，民之初始?；侍煺淹赵率?，兆我庶人，湛秉哲明。

第一段簡文的核心意思是，受命代天牧民的昭王，自戒要效法文王、武王，為民父母，任用良佐，畏天之威，深秉明哲。簡文強調(diào)，天呈異象乃是皇天昭示其威，“天牧在下”，要畏天之威。董仲舒謂：“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对姟吩疲?畏天之威。’殆此謂也?！盵10]董仲舒的論述可作為理解簡文“異乃天威”“皇天昭威”的參考。

嗚呼敬哉，毋聞虐情，嘉條幽情，光天薦薦，保乂慎德，丕顯若茲懋長。先人有言，君言不諱，可弇可章。毋自隳有命，簡簡汪汪，以事侯王。大揆胥序，桀受暴瘧，文武由昌。今朕念之，上下禱祠，肆執(zhí)方圓，貫彝秉中，綏服神光。俾難遠遁，神民無怨，前惡乃亡。

第二段簡文主要是昭王關(guān)于治國理政的訓戒和自勉之辭，強調(diào)要體察民情，保乂慎德，光大王業(yè)；告誡臣屬毋隳廢王命，勉力從事；強調(diào)天道有序，夏桀、殷紂暴虐無道，招致天罰，文王、武王則受天命而昌盛。最后，自戒要汲取歷史教訓，恭敬祭祀，執(zhí)持法度，“貫彝秉中，綏服神光”，以安神民，遠離災殃。

三 史料價值

《成后》《昭后》兩篇簡文是關(guān)于西周早期史料的新發(fā)現(xiàn)，初步研讀簡文內(nèi)容，可以看出簡文反映了西周早期歷史和王朝政治的若干信息。《成后》從追思堯、舜、禹等往古先圣哲王到稱揚文、武王及周公之功德，進而展現(xiàn)成王遵循文武之道、光大周室的治政理念。《昭后》記述昭王繼位后，效法文武，為民父母，整飭朝政，畏天之威，自警自戒，以夏、殷覆亡為鏡鑒，敬勉政事，以行王政。兩篇簡文雖然敘述角度不同，但內(nèi)容頗有關(guān)聯(lián)，反映了成王、昭王的治政理念，與《尚書》等傳世文獻以及金文、簡帛有關(guān)資料可相互印證，豐富了我們對成王、昭王時期王朝政治的認識。

關(guān)于西周早期諸王的功績，恭王時期的史墻盤銘文有以下概括描述：

曰古文王，初盭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撫有上下，會受萬邦。訊圉武王，遹征四方，撻殷畯民，永不鞏，逖虘髟，伐夷童。憲圣成王，左右綬糂剛鯀，用肇徹周邦。淵哲康王，賓尹億疆。宏魯昭王，廣笞楚荊，唯貫南行。[11]

史墻盤稱頌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各王的主要功業(yè)，涉及成王、昭王的頌辭都較為簡單?！皯検コ赏酢?，其“左右”弼輔（周公、召公、畢公等）團結(jié)親附且威武，因而能開拓奠定周邦疆域；“宏魯昭王”廣伐荊楚，貫通南方道路，以獲取銅料資源[12]。成王、周公事跡，典籍記載較多，而昭王事跡記載甚少。《史記·周本紀》：“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盵13]昭王一世，《史記》所記短短不足30字。關(guān)于昭王在位年數(shù)，《太平御覽》卷八五引《帝王世紀》為51年，《竹書紀年》所記為19年，唐蘭根據(jù)西周銅器銘文確認后者是正確的[14]?！断纳讨軘啻こ虉蟾妗吠贫ㄕ淹趵^位元年即公元前995年，十九年末（前977年）卒于漢水[15]。關(guān)于“昭王南巡狩不返”一事，見于《左傳》僖公四年及《竹書紀年》《楚辭·天問》《呂氏春秋》等文獻記載。唐蘭梳理出昭王時期金文52件，據(jù)此認為，“昭王前期曾經(jīng)東征”，昭王十六年、十九年“兩次南征，也可得到確證”。除了東征東夷、南伐荊楚兩大戰(zhàn)事，金文還記載了昭王舉行有關(guān)禮儀祭祀大典以及巡狩、賞賜諸侯重臣等重要活動，大為豐富我們對昭王時期歷史的認知[16]。

《昭后》篇記載了昭王繼位元年對前朝舊臣進行賞罰，應當是為鞏固統(tǒng)治、綱紀朝政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在總結(jié)殷商覆滅教訓時，西周初年諸王特別強調(diào)重視對老成人等舊臣的使用?！对姟ご笱拧な帯罚骸拔耐踉蛔?，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盵17《書·康誥》：“汝丕遠惟商耈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盵18]“西周早期“殷鑒不遠”，因此，諸王都能以殷商覆滅為鏡鑒，重視任用舊臣，遵循故法。簡文關(guān)于昭王“乂辟員舊”“孔嘉員舊”，與這一背景是相符的。昭王十一年，“以猷丕休”，將“賞罰”舉措“延及寵子”，很可能是昭王面對荊楚蠢蠢欲動的形勢，對王室內(nèi)部進行的一次整肅，以便穩(wěn)定朝野，畢力南征。這大概類似于武王在興師伐殷之前的訓誡臣僚、“畢立賞罰，以定其功”[19]。根據(jù)以上初步研讀，我們認為這篇簡文是昭王史料的重要新發(fā)現(xiàn)，作為訓誡之辭，簡文直接表現(xiàn)出昭王的自警自戒以及效法文武、為民父母、畏天牧民、敬慎治政的理念。根據(jù)有關(guān)金文資料與這篇簡文內(nèi)容綜合來看，《史記·周本紀》所記昭王時“王道缺微”不一定符合歷史實際?！秶Z·齊語》記載管仲曾對齊桓公說：“昔我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群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shè)象以為民紀，式權(quán)以相應，比綴以度，竱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tǒng)?！盵20]在管仲看來，昭王、穆王都是治天下的圣王，能夠“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并采取了多種治世舉措，金文與本篇簡文等出土文獻提供的直接史料，可證明管仲之言不虛[21]。

經(jīng)過初步解讀，我們認為《成后》《昭后》兩篇簡文涉及西周早期諸王史事，保存了成王、昭王的治政理念，簡文主要內(nèi)容可與傳世以及出土文獻相互印證，具有重要史料價值。至于兩篇簡文形成的時代、流傳情況以及文本性質(zhì)等問題，還有待于后續(xù)開展進一步的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