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銅罍資料入手，歸納出銅與銅罍相近和相異的九個特點，進(jìn)而從兩者在形制、功能、組合以及流行時間、流行地域等方面的密切關(guān)系，得出結(jié)論：銅是從銅罍中派生出來的，兩者之間形成派生關(guān)系。至于有部分銅像陶，那是銅器在發(fā)展過程中常見的仿陶行為，并不能證明銅源自陶，也難以成為否定兩者之間派生關(guān)系的證據(jù)。與陶》[1]，認(rèn)為銅是西周晚期仿自關(guān)中地區(qū)陶 創(chuàng)造的器類，主張將銅從銅罍中分離出來單獨成為一種器類。2020年孫賢完成的碩士學(xué)位論文《東周青銅罍研究·兼論青銅、青銅浴缶》[2]也持相近的觀點，認(rèn)為銅罍在西周中期以后就消亡了，銅與銅罍之間不存在派生關(guān)系。別開生面，很有新意。我是說過銅是銅罍的派生物[3]，但當(dāng)時并沒有做分析研究，如今正好借此機(jī)會，談?wù)勎业囊稽c想法。與罍的區(qū)分的來源和銅罍的關(guān)系，首先要掌握根本，也就是要分清什么是銅，什么是銅罍，二者的相同和相異之處在哪里。有自名，所以應(yīng)先分析有自名的銅，看看它們有什么特點，這是最合適也是很有說服力的方法。有自名的銅有13件，見表一。注：①吳鎮(zhèn)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②吳鎮(zhèn)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xù)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③方勤.淺議回歸的曾伯克父青銅器[J].文物，2020(9):36-49. 分成甲、乙、丙3個組。甲組是西周晚期的仲義父和鄭義伯，乙組是西周晚期的膳夫吉父、伯夏父和進(jìn)入春秋早期的曾伯文，余下5件為丙組，年代是春秋早中期。結(jié)合3組的年代順序，可以歸納出它們的特點：初現(xiàn)時很像罍，比較瘦高，器高大于肩寬，通高超過40厘米。乙組高度下降，在40厘米以下。丙組逐漸變得低矮，如伯亞臣（圖三，4）只有25.5厘米高，且器高小于肩寬。1. 仲義父 像罍，比較厚重，如仲義父（圖一，1）重14.43千克，鄭義伯（圖一，2）重9.66千克。乙組進(jìn)入春秋時期，體重減輕，譬如曾伯文（圖二，3）通高36厘米，與仲義父差別不是很大，但重量只有6.2千克，還不到仲義父的一半。丙組曾伯克父（圖三，2）通高35.4厘米，重量也只有6.4千克。1. 膳夫吉父 像罍，口徑稍小一點，在15厘米左右，丙組進(jìn)入春秋時期有變化，有的口徑變小，如曾伯克父，口徑12.9厘米，有一部分口徑變大，如伯亞臣口徑20厘米，伯游父（圖三，5）口徑25厘米。1. 京叔 像罍，肩部基本是圓肩，如仲義父、鄭義伯。乙組基本是折肩，如膳夫吉父（圖二，1）、曾伯文。丙組有圓肩，如曾伯克父，也有折肩，如伯亞臣、伯游父?？偟膩碚f，圓肩少而折肩多。圓肩的年代略早于折肩，可知折肩是由圓肩演變過來的。的雙耳多作向外斜伸狀，也有部分無耳，如番伯官曾（圖三，3）。的雙耳比較小，絕大部分位置在肩部。12件有耳的，雙耳都比較小，其中11件位置都在肩部，只有一件伯游父的雙耳跨越肩腹交界線。所以耳是否在肩部也是一個重要的判別標(biāo)準(zhǔn)。的腹部環(huán)收，丙組的腹部斜收，因此造成此時的足徑小。的腹下部沒有鼻紐，只有個別的腹下部有鼻紐，如曾伯克父腹近底部有一環(huán)形鼻耳。像罍，有圈足，乙、丙兩組是無圈足或假圈足。13件自名為的銅器，除了早期的仲義父和鄭義伯，都沒有圈足，帶圈足的青銅應(yīng)該是從帶圈足的青銅罍發(fā)展過來的。所以有沒有圈足應(yīng)是判別銅的一個重要標(biāo)準(zhǔn)。的紋飾都是西周青銅器上的常見紋飾，如膳夫吉父的垂鱗紋，仲義父、鄭義伯、伯夏父（圖二，2）的重環(huán)紋、竊曲紋、垂鱗紋，只有丙組的1件曾伯克父的紋飾是波折紋和豎線紋，屬于仿陶器。
父罍沒有數(shù)據(jù)，5件罍的通高在30厘米以上，2件罍的通高在40厘米以上。器高大于肩寬。器高程度與第一組接近，但比大部分要高大。1. 乃孫罍 2. 陵方罍 3. 對罍 4. 淊御史罍 5. 昶伯 來說，罍的口徑大。對罍（圖四，3）、陵方罍（圖四，2）都比仲義父的口徑大。父罍（圖四，5）則接近折肩，與同時期相近。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罍還是以圓肩為多。和罍關(guān)系密切，兩者的相同之處是：西周晚期的在器的高度高、器高與肩寬的比率、尺寸和重量、口徑大小、雙耳的位置、有圈足等方面與罍很接近。如果沒有自名提醒，我們很難將兩者區(qū)分開來。在器高與肩寬的比率、尺寸和重量、口徑大小、雙耳的位置、有無圈足等方面與罍有了較大的不同，主要表現(xiàn)在罍?zhǔn)莞叨?img doc360img-src='http://image109.360doc.com/DownloadImg/2025/04/2919/297141645_1_20250429071951206.jpeg' data-imgfileid='506131803' data-ratio='1.3214285714285714' data-s='300,640' data-type='jpeg' data-w='84' data-original-style='height: 24px;letter-spacing: 0.034em;text-indent: 34px;font-size: var(--articleFontsize);text-align: center;width: 18px;' data-index='118' src='http://pubimage.360doc.com/wz/default.gif' _width='18px'>矮胖，罍重而輕，罍多為圓肩而多為折肩，罍的雙耳比較大而的雙耳比較小，罍的腹部環(huán)收而的腹部斜收，罍有圈足而多無圈足或假圈足。往往成對出現(xiàn)，在西周晚期到戰(zhàn)國晚期的28座墓葬中，有17座墓葬出土2件或2件以上的（見該書附表八）。由于青銅罍?zhǔn)谴笮途破?，所以在墓葬中一般以單件的形式出現(xiàn)。據(jù)統(tǒng)計，從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只有安陽殷墟婦好墓（墓室面積22.4平方米）、江陵萬城西周墓（墓室面積不詳）、寶雞石鼓山4號墓（墓室面積13.3平方米）、湖北隨州葉家山27（墓室面積33.66平方米）和111號墓（墓室面積138.57平方米）出土成對的罍[5]。從西周晚期到戰(zhàn)國晚期，只有山東沂水劉家店子二號墓等極少數(shù)墓葬出土成對的罍。所以根據(jù)墓葬出土的或罍?zhǔn)欠癯蓪Γ梢猿蔀閰^(qū)別是還是罍的參考標(biāo)準(zhǔn)。如果墓葬出土的器物像，而且成對的話，是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墓葬出土的器物像罍，而且是單件的話，是罍的可能性很大。與罍的方法，需要說明的是，這九種方法不是絕對的，不能用其中一兩點來作判定，必須綜合一起分析。譬如我們說罍大小，但是也有個別的很大，與罍一樣，碰到這種情形，就要從其他方面來判定了。下面運用九種方法就幾件有爭議的和罍談一點想法，供大家參考。與銅罍1. 邳伯夏子罍 2. 蟠螭紋罍 3. 蟠螭紋罍 4. 素面 非常相似。第一，兩者都是矮胖形體，器高小于肩寬，邳伯夏子罍通高28.5厘米，伯亞臣通高25.5厘米；第二，重量也很接近，邳伯夏子罍10.1千克，伯亞臣9.3千克；第三，兩者口徑都比較大，邳伯夏子罍21.3厘米，伯亞臣20厘米；第四，腹部斜收，底徑小；第五，兩者都沒有圈足。《銘圖》將邳伯夏子罍歸入缶類，也是因為發(fā)現(xiàn)它與罍距離較遠(yuǎn)。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下簡稱《綜論》）將其歸為罍，是直接按照自名來安排[6]?！肚嚆~罍卷》已經(jīng)將它歸為器，是有道理的。至此，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需要修改，自名為罍者只有6件。自名為罍，如同盨自名為簋，卣自名為壺，正是作為派生物的罍與作為被派生物的之間關(guān)系的絕妙證明。里。此器高41、口徑29.5厘米，形體高大，口徑亦大，又是圓肩，腹部環(huán)收，有矮圈足，符合罍的標(biāo)準(zhǔn)。《全集》和《出土全集》的認(rèn)識是對的。與鄭公大墓蟠螭紋罍相近的器物還有山西太原金勝村出土的蟠螭紋罍，春秋晚期器[10]（圖五，3），高36.3、口徑17.2厘米，重12.5千克。《全集·東周2》49～50認(rèn)為是罍，《出土全集·山西下》346也認(rèn)為是罍，陳佩芬的《中國青銅器辭典》518認(rèn)為是[11]。此器形體高大厚重，又是圓肩，腹部環(huán)收，符合罍的標(biāo)準(zhǔn)。2件（M4:36、37）[12]（圖五，4）通高26.8、最大徑28.6厘米。《綜論》211頁認(rèn)為是罍，《青銅罍卷》歸在里。此器不高，而且器高小于肩的寬度，雙耳較小，腹部斜收，底徑小，和伯亞臣相似，符合的標(biāo)準(zhǔn)。素面2件同出，也符合前面提出的組合關(guān)系定名法，所以《青銅罍卷》的判斷較有說服力。[14]，其理由是與西周晚期的仲義父相似。問題是仲義父這樣的存在于西周晚期，如前所言，到了春秋中期，的形體已經(jīng)有了較大的改變，似乎不宜類比。劉家店子這件器通高54、口徑22.7厘米，可見器體高大，而且是圓肩，雙耳較大，下端已經(jīng)跨越頸與腹交界處，腹部環(huán)收，尤其是圈足較高且外撇，這種圈足見于銅罍中，絕不見于類器，《青銅罍卷》改為罍?zhǔn)菍Φ摹?/span>和銅罍?zhǔn)桥缮P(guān)系與銅罍基本上區(qū)分之后，我們才能談銅的來源，銅與銅罍究竟是一種什么關(guān)系。在開始出現(xiàn)時即西周晚期（第一期），究竟是與銅罍相近還是與陶相近？如前所述，甲組是年代最早的銅，其形制、尺寸大小、重量等方面都和西周中期的銅罍相近。乙組與甲組非常相似，只是后一組少了個圈足?？紤]到春秋戰(zhàn)國的銅大多沒有圈足，可知無圈足的銅年代要晚于有圈足的銅。無圈足的銅數(shù)量多，流行時間長，型式也比有圈足的銅豐富，顯然無圈足的銅是主流形態(tài)。西周晚期的無圈足的銅雖然有變化，但總體來說和同時期銅罍接近，仍然看不到它們和陶有什么關(guān)系。無圈足的銅是由有圈足的銅演變來的，這一演變軌跡本身就將所謂銅源自陶的路徑堵住了。在形制、通高、重量、紋飾方面上就與銅罍非常相似，超過了銅與其他器類的相似程度，這是銅成為被派生物的關(guān)鍵。與甲、乙兩組銅相比，有了比較大的變化，頸部變得細(xì)長，肩部變寬而腹部變淺，整體顯得矮胖。如曾伯克父、1972年隨縣熊家老灣、1969年煙臺上夼村殘墓，一是頸部有一圈凸棱，是西周晚期高領(lǐng)雙耳罐的特征；二是器身飾波折紋夾豎線紋，這種紋飾在青銅器上少見，卻常見于西周陶器，是仿陶裝飾。但問題是這不能成為銅來源于陶的理由。第一，丙組銅年代基本上都已經(jīng)晚至春秋，它們顯然已經(jīng)失去了充當(dāng)銅祖先的資格，沒有什么條件再去彰顯自己的淵源。第二，這些銅都出土在中原以外山東半島和漢水流域，而銅與銅罍在中原地區(qū)始終有一條從西周到戰(zhàn)國的發(fā)展軌跡，所以這些邊遠(yuǎn)地區(qū)的銅對于整個銅的發(fā)展所產(chǎn)生的影響力是很有限的。、伯游父，作為春秋中晚期銅，此時的銅沒有了春秋早期的仿陶裝飾，似乎又回到罍的早期形態(tài)，或者頸部和上腹部飾交龍紋，或者素面，與同時期青銅器紋飾接近，與陶紋飾無關(guān)。初現(xiàn)階段，還是在晚期發(fā)展階段，在形制、紋飾方面都看不到它們與陶有什么聯(lián)系。僅僅在發(fā)展中有部分銅在形制和裝飾方面接近陶。這種仿陶現(xiàn)象在青銅器類中很普遍，譬如同樣是西周晚期的尊，琱生尊就是仿陶尊（《銘圖》11816、11817），而且紋飾與陶上的紋飾幾乎一樣，也是波折紋和豎線紋（圖六），但不足以說明這一類器物源自陶器。 圖六 琱生尊 的墓葬要多一些，這大概是由于的體量要比罍小一些。當(dāng)從西周晚期出現(xiàn)，在一定程度替代罍的位置時，自然也會以對的形式出現(xiàn)，這未必與一組2件陶有多大關(guān)系。流行時間較短，從西周晚期到戰(zhàn)國。說銅罍在西周中期以后消亡的研究者可能沒有關(guān)注1件重要的西周晚期銅器——函皇父簋（《銘圖》5080～5082），其銘曰：“函皇父作周妘盤盉尊器鼎簋一具，自豕鼎降十又一，簋八、兩罍、兩壺，周妘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币俗⒛康氖呛矢笧榉蛉酥軍u所做禮器中有2件罍，2件壺。同為酒器，罍排在壺前面，可見罍在西周晚期的重要性。由此也可以證明，西周中期以后銅罍雖然很少，但并沒有消亡，空缺處正好由被派生物銅來替代。前面所舉新鄭鄭公大墓出土的蟠螭紋罍和太原金勝村出土的蟠螭紋罍，也顯示出銅罍在后期發(fā)展中依然強(qiáng)勢不減。從西周晚期到戰(zhàn)國晚期流行于陜西（鳳翔、扶風(fēng)）、湖北（棗陽、隨縣）、山東（煙臺、棲霞、莒縣、棗莊、安丘、沂源、沂水、萊陽）、河北懷來、北京延慶和河南（洛陽、潢川、光山、三門峽、郟縣、桐柏、郾城），流行范圍有限。（《銘圖》14089～14090）卻自名為罍，就是因為這個器確實與像，所以它應(yīng)該是，作為被派生物，可以用派生物的名稱。）、尊、壺。我們已經(jīng)撰文具體分析過，罍要比尊大，與壺接近[16]。當(dāng)尊在西周中期以后消失，罍和壺成了最顯赫的兩類酒器。能成為派生物的器類往往是最有影響力的器類。壺從商代早期開始出現(xiàn)，一直發(fā)展到兩漢，流行時間長，流行地域廣，影響力很大，所以在商代晚期派生出新的一類器物——銅卣。在食器里面，青銅簋從商代早期開始出現(xiàn)，一直發(fā)展到戰(zhàn)國晚期，流行時間長，流行地域廣，影響力很大，所以在西周中期派生出新的一類器物——青銅盨。罍在商代和西周早中期影響力比壺、簋還要大，派生出新的器類在情理之中。已經(jīng)與罍有了很大差別，不能和罍形成派生關(guān)系。誠然，只是在西周晚期與罍很接近，以后差別越來越大了，但是我們看看盨與簋的關(guān)系就清楚了。西周中期盨剛誕生時，與簋很接近，但是到了西周晚期就變化了，召伯虎盨就像一件方鼎（圖七），難怪有人主張盨是從鼎變來的。 圖七 召伯虎盨 ，可見他是把歸入罍中的。過去強(qiáng)調(diào)分類要細(xì)，是因為還處在研究的初級階段，首要的問題是大體上分清彼此。如今器類的劃分大致清楚了，進(jìn)一步的研究是要了解各種器類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非如此，不能真正認(rèn)識每一類青銅器的性質(zhì)。譬如我曾撰文說卣是從壺中分離出來的一類酒器，卣是壺的派生物，與陶器沒有什么關(guān)系[18]。近來年王祁撰文做了詳細(xì)的分析，很有說服力[19]。至此，卣是壺的派生物的觀點就可以成立了。像這類青銅器，數(shù)量不多，可以劃歸到青銅罍中，即使獨立出來，也要明白與罍的密切關(guān)系，這樣才有利于學(xué)術(shù)研究。向上滑動閱讀注釋 [1]王洋，雷興山.論銅 [2]孫賢.東周青銅罍研究·兼論青銅 [3]張懋镕.試論中國古代青銅器器類之間的關(guān)系[M]//張懋镕.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二輯）.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06:135；張懋镕.簡論仿陶銅器與非仿陶銅器[M]//張懋镕.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四輯）.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14:171. [4]王宏.中國古代青銅器整理與研究·青銅罍卷[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16. [5]張懋镕.關(guān)于四川彭州竹瓦街出土“列罍”問題的再研究[J].文博，2024(3):85-90. [6]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4. [7]孫海波.新鄭彝器[M].河南通志文物志影印本，1937. [8]《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1998. [9]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龍門書局，2018. [1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太原晉國趙卿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57-66. [11]陳佩芬.中國青銅器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 [12]中國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洛陽中州路·西工段[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1959:93，圖版52.2. [13]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沂水縣文物管理站.山東沂水劉家店子春秋墓發(fā)掘簡報[J].文物，1984(9):1-10. [14]馬承源.中國青銅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37-238. [15]張懋镕.試論中國古代青銅器器類之間的關(guān)系[M]//張懋镕.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二輯）.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06:135. [16]張懋镕.青銅器輕重論——從諸侯國青銅器的輕重談起[M]//張懋镕.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六輯）.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19:185-186. [17]李零.商周銅禮器分類的再認(rèn)識[J].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0(11):21-36. [18]張懋镕.青銅器定名的新方法：組合關(guān)系定名法[M]//張懋镕，主編.馬軍霞，著.中國古代青銅器整理與研究·青銅卣卷.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16. [19]王祁.商周銅尊卣配對組合研究[J].考古，2019(3):81-92. 作者：張懋镕（陜西師范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 原文刊于：《文博》 2025年 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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