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唐紀六十四》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李德裕提拔柳仲郢任京兆尹；柳仲郢平素與牛僧孺相友善，于是向李德裕道謝說：“想不到李太尉對我如此恩獎，為報答您的厚德，我怎敢不再去奇章公牛僧孺的門館呢！”李德裕對這些話并不以為嫌。

晚唐之時，朝廷之上，以牛僧孺和李德裕為首的“朋黨之爭”非常激烈，而根據(jù)史書的記載，兩人斗爭激烈的程度似乎已經(jīng)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但在這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被宰相李德裕提拔到京兆尹這個位高權(quán)重的位置上的柳仲郢，那是“牛黨”的核心人物之一，多年來一直追隨牛僧孺。也因此，當他被李德裕提拔為京兆尹的時候，顯然有些意外。但更讓我們意外的是，柳仲郢居然當著李德裕的面表示，日后他依然會常登牛僧孺的府門，并且李德裕對他的這番表示竟然“不以為嫌”。

“牛李黨爭”誰是誰非，一言難盡。但是在這里李德裕顯示出的心胸和氣度，絕對值得我們點贊：須知，柳仲郢在政壇上贏得最初的名聲是在牛僧孺的幕府中，并且他作為朝臣更是在許多事情上與李德裕的觀點相左。但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卻是，李德?！叭稳瞬晃ㄓH，舉賢不避仇”，非常大度與豁達。

李德裕之所以這樣做，顯然是因為他把國家利益放在了第一位，他看重的是柳仲郢的學(xué)識與治國理政的才能而非其它：柳仲郢少年時勤讀經(jīng)史，尤其是對《史記》、《漢書》以及魏、晉、南北朝史作過深入研究；作為吏部郎中，他受命唐武宗裁減冗官，“條理旬日，減一千人員，時議為愜（快）”，顯示出過人的才能。而對身為宰相的李德裕來說，柳仲郢這樣的人才如果不能為朝廷所用，是不是一種遺憾？反過來說，把這樣的人放到應(yīng)有的位置上，是不是對朝廷和社稷更有利？因此，如果是出于公心，那么，為什么不能予以提拔和重用呢？

這柳仲郢毫無疑問也有讓人感佩的，那就是他的直率、他的厚道：此時的李黨春風得意，并且李德裕又給予了自己如此巨大的恩惠，所以，換了一個人，很有可能因為感激涕零而徹底轉(zhuǎn)向李黨，拋棄牛黨。但是，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一方面柳仲郢深深感謝李德裕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他又毫不掩飾地表達了他與牛黨領(lǐng)袖牛僧孺的感情不會因此而受影響。而正是柳仲郢的坦誠與對友情的高度重視，或許讓李德裕內(nèi)心十分感動，所以，最終他竟然對他這些話“不以為嫌”。

據(jù)此，我們是不是可以說這柳仲郢固然很不簡單，而李德裕同樣很不簡單？做人是不是就該這樣赤城與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