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張騫鑿空西域，霍去病強拆匈奴開始，經過兩漢四百年的鞏固開發(fā)，雖然期間由于北匈奴不死心的不斷侵擾，河西走廊曾經“三通三絕”，但經竇固、班超等文武雙全的大神們苦心經營，涼州仍然保持著大漢第二大城市的繁榮。尤其是東漢后期，經營西域的中心一度前移至敦煌，成為控制河西走廊的咽喉。

但河西地區(qū)地處邊塞，民族成分復雜，各民族之間、各族內部階級之間，利益摻雜，勢力盤繞。尤其東漢后期豪族土地兼并日益嚴重，民族政策嚴重失衡，導致以羌族為代表的的少數民族不斷的起義反抗，沖突不斷，加之西遷的鮮卑人趁火打劫【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鮮卑寇鈔，殺略不可勝數】，中央政府幾乎失去了管轄涼州的能力。這種局面下，東漢朝廷朝堂先后三次興起“棄涼之議”【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途遠多寇，議欲棄之】，但因涼州是“天下要沖，國家蕃衛(wèi)”，戰(zhàn)略地位實在太重要，才被朝廷勉強維持。

東漢對涼州的認識，唯有這“八字方略”，站位高遠，傳承了西漢開疆圖強的精神。但認識歸認識，國力歸國力，誰的征途還不是星辰大海呢。共識的提高，并不代表有這個能力去守護“天下要沖，國家藩衛(wèi)”，所以大家的動作都還是停留在嘴上喊口號，朝廷壓根派不出軍隊。

在這種背景下，“以涼制涼”的政策開始施行，將國家行為授權給了當地豪族。這等于讓涼州變相自治了。一開始大家都還“臣屬漢故”，依靠地方武裝，幫助朝廷鎮(zhèn)壓羌人叛亂。但隨著地方武裝的不斷壯大，“以涼制涼”的副作用開始出現(xiàn)，東漢中央政府迎來了反噬。

以董卓為首的涼州軍閥迅速崛起后，擁兵自重，尾大不掉，成了對朝廷最大的威脅，并最終引發(fā)了漢末大亂。

到了漢獻帝時，此時東漢政府的實際控股人曹操曹老板在平定河西羌胡之后，終于還是嫌涼州亂的實在太糟心，把“涼州”的名分廢了，合并到了雍州。【獻帝時,涼州數有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于是乃別以為雍州。末又依古典定九州,乃合關右以為雍州】

沒過幾年（220 年），曹家在二代掌門人曹丕手里走完了過戶手續(xù)，徹底摘掉了大漢 400 年的招牌，并重新將涼州從雍州劃分出來。到了曹三代魏明帝曹睿時，因涼州與蜀漢相鄰，又逢諸葛亮自雍涼兵出祁山北伐，涼州的動蕩愈演愈烈。于是曹睿任命58歲老臣徐邈為涼州刺史【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jié)領護羌校尉】，代表中央對涼州進行政治掃盲、掃黑除惡等專項社會整頓，涼州才從有娘生沒娘管的狀態(tài)逐漸恢復過來。  

徐邈執(zhí)政涼州12年，始終兩袖清風，鐵面無私，深得各族百姓信服和敬畏，一州之內，秩序井然，使得河西走廊重新流通，各國使節(jié)往來不絕。【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彈邪繩枉，州界肅清】。但這里面徐邈的個人能力比重太大，終是治標不治本，一些制度層面的，如土地問題、民族問題并未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動蕩的種子仍在醞釀。

正始元年（240年），曹四代魏少帝曹芳即位后，招徐邈回京，擔任大司農（發(fā)改委主任兼財政部長），后轉任司隸校尉（中央紀委書記）。在徐邈被調離涼州后，涼州經過王渾（竹林七賢王戎的爹）、李憙（xǐ）等人的治理又持續(xù)了二十多年。直到曹魏滅亡，一個新的朝代——西晉誕生，涼州又再次迎來了新的挑戰(zhàn)。

咸熙二年（265年），魏元帝曹奐禪位于司馬炎，曹魏下線。司馬家自司馬懿指洛水放屁以來，歷三代四人，過戶了曹家的房本，改國號為“晉”，定都洛陽，改元“泰始”，是為晉武帝。

（沒想到吧，曹老板）

“否極泰來，萬物伊始”，司馬炎的理想的確很豐滿。

作為一個爺爺爸爸都把路鋪好了，躺著登基的皇帝，最直接的政治經驗，就是自家是咋從上一任房主那兒拿到的房本兒。曹魏宗室太弱，亡于權臣，司馬炎就開始大方分封。一方面是避免宗室無權，怕有個萬一沒人能幫自己，畢竟剛登基，給曹家燒紙的人還是很多的。另一方面是事兒都讓爺爺爸爸干了，自己確實沒啥功勞，所有過戶的關鍵步驟，比如滅蜀、封晉王、置百官、同天子旌旗等等都是他爹司馬昭走的程序，導致司馬炎并沒有足夠的時間建立屬于自己的政治班底。

那咋辦？腕兒不大錢來湊嘛，用實際的利益去安撫你的擁護者，爭取潛在的支持者。

于是司馬炎將自己的兒子、兄弟、叔伯父等司馬家自己人，都分封到全國各地為王。而且西晉的諸侯王還不同于其它朝代，是有軍權的，相當于當地的軍政一把手。而在司馬氏創(chuàng)業(yè)期間做出貢獻的功臣們，也都加官進爵，為公為侯。

但在這里需要說明一下，這并不是后面“八王之亂”的根本原因。很多人都說司馬炎這個神經病到處封王，每個王都有地盤有錢還有兵，都是一個祖宗，憑啥你當皇帝，結果就打起來了。

但是實際上，這些諸侯王封地的百姓，僅僅是名義上的歸屬。每年從賦稅中抽取一部分作為給諸侯王的租子，而且封地的兵力也是有明確規(guī)定的，對中央是沒有什么威脅的。【以郡為國，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戶為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五千戶為小國，兵千五百人】

司馬炎對自家人的分封，類似于股票分紅。他的理想是將皇權牢牢的把握在他家這一脈，搞分封既能安撫自家人，也能讓他們拱衛(wèi)中央。而那些小股東們的軍事權力又對中央壓根沒有威脅，其實就是把當年劉邦的做法進行了優(yōu)化調整。想法可以說是非常美好的，但卻最后變成了司馬家的噩夢，順帶將中華民族拖入了黑暗的深淵，因為他沒想到自己的基因發(fā)生了突變，生了一個傻兒子。（這個有機會再詳細聊）

這一波體制改革搞完，司馬炎就開始籌備滅吳，經過長達十幾年的充分準備，于太康元年(280年)滅東吳，結束了長達八十多年的三國局面，中華大地重新統(tǒng)一。

（統(tǒng)一后的西晉疆域，此時的北方老大變成了鮮卑）

全國統(tǒng)一后，在體制改革順利實施和滅國統(tǒng)一的巨大軍事威望加持下，司馬炎隨即開始了全國性的土地改革，實行占田制及蔭客制，推行課田法。我大概解釋一下：占田制是分配土地的基礎規(guī)則，蔭客制是將戶籍與土地歸屬掛鉤，課田法是國家收稅計稅的方法。

結合起來就是：

士族統(tǒng)治階級以官分九品，按身份高低占田。第一品可占田五十頃，每低一品，土地遞減五頃，至九品，可占田十頃。還可以蔭親屬，多者九族，少者三族。從一品官到九品官還可以蔭佃客十五戶到一戶，蔭衣食客三人到一人。

普通百姓階層按家庭成員構成，男子一人占田70畝，女子30畝。在這些占田中丁男有50畝、次丁男有25畝、丁女有20畝是要計稅的（男女16-60歲叫“正丁”，13-15歲和61-65歲叫“次丁”，12 歲以下和65以上叫“老小”）。這就是“課田”。每畝地征收谷8升，不管田地是否占足，均按此定額征收。除繳納固定的田租賦稅外，剩余皆歸農民自己所有。而在一個普通家庭，成員一定是逐漸增加的，占田一定是不夠的，因此就需要不斷的開荒，客觀上大大增加了農民種地和開荒的積極性和生育意愿，國家也由此獲得了極大的人口和經濟雙增長。

因此，很快便出現(xiàn)了繁榮景象，史稱“太康之治”。【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要其業(yè)而樂其事】

另外，司馬炎在登基初期也一直提倡以勤儉節(jié)約為榮，以奢侈浪費為恥【下詔大弘儉約】，上至朝野，下到百姓，也都開始奉行節(jié)儉，整個社會景象為之一新，一改曹魏時期的奢侈之風【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敦以寡欲】。司馬炎甚至一把火燒了太醫(yī)程據獻給他的用野雞毛做成的“雉頭裘”，以此表示自己反對浪費的決心。【太醫(y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

但是好景不長（這個詞還會出現(xiàn)很多次），西晉的大一統(tǒng)盛世，很快成了“曇花一現(xiàn)”。馬克思唯物辯證法指出，凡事都有客觀上的一分為二，司馬炎的土地改革的另一面隨著時間的推移開始不斷顯現(xiàn)。

一方面，經濟的快速繁榮，導致了西晉士族統(tǒng)治階級的快速腐敗。世家權貴貪婪奢侈，攀比成風，最著名的莫過于王愷石崇斗富。大臣傅咸上書說“奢侈之費，甚于天災”，請求司馬炎出面制止，但司馬大哥此時已經不是當年的阿斗了，不僅無動于衷，還抱著吃瓜的心態(tài)，賞給王愷奇珍異寶資助他爭富。連司馬炎都把初心當廁紙了，朝堂之上開始迅速腐化，驕奢淫逸，政風腐敗，為西晉亡國和五胡亂華埋下了種子。

另一方面，西晉的快速繁榮以及土地政策的改革，客觀上急需補充勞動力來彌補人口的不足，政府開始鼓勵，甚至強迫大量游牧部落內遷，因此以匈奴、羯、氐、羌、鮮卑等為主的少數民族紛紛涌入內陸。

但是，等少數民族朋友高高興興而來，卻發(fā)現(xiàn)政府只是畫了一個大餅。

因為人口大量遷進，而占田制并不是政府給你地，更不是將別人的地拿來給你，只是允許你占墾荒地，所以可耕土地只會少不會多?？伞拔搴钡男值軅冎粫T馬放羊，沒有開荒種地的技能，于是他們很快發(fā)現(xiàn)，自己變成沒地可耕，沒畜可牧了。而政府才不管你是不是有地，地是不是占足了，有收成還是沒收成，均按課田法定額征收，而不以實際收成計稅。

就是說，只要你是個成年男丁，不管你有了十畝，還是五畝，政府都是按占田70畝、課田50畝的規(guī)定，定額收取谷400升的稅。說的再極端一些，哪怕你初來乍到，只開了一畝荒地，還沒有收成，也要按50畝繳 400 升的稅。當然了，經過多年開墾，畝數達到法定占田的，繳足國家的，剩下都是個人的，這確實很劃算，但這畢竟是剛開始的那一少部分人?，F(xiàn)在這么多的人口，地主家也沒有余糧啊。

這下少數民族兄弟不高興了。偏偏麻繩專挑細處斷，隴西、河西等地又連年大旱，百姓顆粒無收，各族群眾都掙扎在饑餓線上，食不裹腹，還欠著政府一屁股政府的稅。而涼州災區(qū)胡漢混雜，其中以河西鮮卑人數最為多，火藥桶準備就緒，只差火星子了。

當初朝廷為防范少數民族特別是鮮卑人鬧事，早在泰始五年（269年），便從雍、涼、梁三州分出隴西等七郡，另立秦州，并安排著名將領胡烈任秦州刺史，牽弘為涼州刺史，以切斷河西鮮卑與隴西鮮卑聯(lián)系。

可惜這兩位大頭將軍，只會上馬打仗，并不會下馬安民，沒有理解中央設置秦州的用意。任命這兩人時，西晉開國功臣陳騫就擔心這兩人會把事情搞砸，勸司馬炎不行換個人【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強于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為國恥】。牽弘和陳騫兩人平時就尿不到一個壺里，司馬炎認為陳騫有個人情緒，于是維持了這個任命。

果然，這兩人一到任，不但不安撫涼州百姓，救濟災民，反而以高壓手段暴力處置問題【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嘗啗利，妄加討戮】，更加劇了災區(qū)難民的痛苦。這下一桿子捅了馬蜂窩，引起了以禿發(fā)樹機能為首的河西鮮卑人的強烈反抗。河西鮮卑揭竿而起，掀起了武裝反抗西晉暴政的民族斗爭，引發(fā)了持續(xù)三十余年的“涼州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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