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抗日烈士謝晉元的遺孀凌維誠，請求上海市長陳毅，給她一個房子，陳毅當即下令，把吳淞路466號的房產(chǎn)贈予她，不料，她竟帶著幾個年輕男子一同入住。

凌維誠本是個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千金，她的父親是個富商，從來沒讓她吃過苦，如果她沒有認識丈夫謝晉元，或許她會一生富貴。

1929年，凌維誠認識了黃埔軍校畢業(yè)的謝晉元，兩人互相欣賞很快就走到了一起，凌維誠的父親勸她：“跟著他，你可能會吃苦的，你還要和他在一起嗎？”

凌維誠堅定地點頭，見她如此堅決，父親沒有再說什么，凌維誠和謝晉元結(jié)婚后曾過了一段甜蜜的生活。

然而，1936年淞滬會戰(zhàn)前夕，謝晉元將身懷六甲的妻子送回廣東蕉嶺老家，離開時，謝晉元僅僅握著凌維誠的手說：“等打完仗，我來接你們。”

之后，謝晉元率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而遠在廣東的凌維誠各種不適應，她在上海長大，本就是個千金大小姐，根本做不來農(nóng)活，但看著家里的孩子，她強迫自己去學。

于是，她用彈鋼琴的手第一次扛起鋤頭下地插秧，在蚊蟲肆虐的土坯房里生下幼子謝繼民，鄰居們笑話她十指不沾陽春水，她聽到了也只當沒聽到，只是每晚都躲在被窩里哭。

后來，凌維誠知道稻谷要曬三個日頭才能脫粒，發(fā)現(xiàn)四歲的小女兒高燒是因為瘧疾蚊，在田埂上教孩子們認字......為了吃飽飯，她甚至把結(jié)婚時的翡翠耳環(huán)典當了。

1941年，丈夫謝晉元被叛徒刺殺的噩耗傳來，凌維誠在祠堂里枯坐三天，直到大兒子扯她衣角：“媽媽，我餓。”

凌維誠才忽然驚醒，丈夫在離開前曾讓她好好照顧孩子和自己，讓她要好好活著，即使丈夫不在了，但這不是讓她倒下的理由，她們的孩子還在等著她吃飯。

那天之后，凌維誠似乎變了，這個曾經(jīng)見血就暈的富家女，開始背著竹簍翻山越嶺賣草藥，用粵語夾雜上海話跟藥鋪老板砍價：“再添兩個銅板，孩子等著買課本。”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凌維誠帶孩子回上海，黃浦江碼頭依舊繁華，可上海早已物是人非，凌維誠的娘家破產(chǎn)，房產(chǎn)被占，她和孩子只能像野草一般擠在亭子間。

而在這期間，她遇到了丈夫謝晉元曾經(jīng)的部下和遺孤，有些人沒有干活能力只能流落街頭靠乞討為生，那時候的上海物價飛漲，吃不飽飯的人多得是。

看到這一幕的凌維誠雙眼通紅，這些都是跟著她丈夫上過戰(zhàn)場的戰(zhàn)友呀，凌維誠顫抖著握住他們的手：“從今天起，我讓你們吃飽飯。”

這一刻她才明白，比起戰(zhàn)場上的犧牲，活著的人要承受更多的煎熬，后來，凌維誠陸陸續(xù)續(xù)又遇到其他的四行倉庫守軍的遺屬，她一直在默默接濟對方，直到連亭子間的租金都付不起。

凌維誠意識到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她必須要找人幫忙，這些都是抗日烈士的遺孤，而她自己也是烈士遺孀，應該找一處地方安頓下來。

1949年新中國成立，凌維誠鼓起勇氣給上海市長陳毅市長寫信：“懇請政府給孩子們一個安身之所。”陳毅得知這是烈士遺孀和遺孤，當即下令，把吳淞路466號的房產(chǎn)贈予她。

很快，房子交到了凌維誠手中，她帶著孩子和幾個面容憔悴的年輕男子一同入住，路人看到后紛紛竊竊私語：“謝家寡婦怎么帶野男人回家？”

外人不知道的是，這些都是抗日英雄和陣亡將士的遺孤，這些遺孤最大的左腿裝著木制假肢，是謝晉元舊部的兒子；最小的才十六歲，父親犧牲時他尚未出生。

后來，凌維誠把這個三層樓房收拾好，成立四行孤軍工業(yè)服務社，陸陸續(xù)續(xù)接濟了不少行動不便的遺孤。

有了住的地方，開銷也越發(fā)大，凌維誠白天教他們織毛巾、做肥皂、糊火柴盒，成立孤軍牌日用品，上海市民得知孤軍牌日用品的來歷，紛紛排隊搶購。

不但如此，凌維誠還在院子里教他們讀書識字，當她在黑板上寫下：“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時，大家都雙眼通紅。

這棟洋房成了最后的孤軍營，住在這里的人，衣服雖舊卻洗得干凈，1973年退休后，凌維誠依然在吳淞路466號接待各地來訪的老兵，有人勸她：“您該享享清福了。”

她撫摸著謝晉元的遺像說：“他用生命守住四行倉庫，我要用余生守住這些活著的英雄。”

1983年，凌維誠在臥室安詳離世，兒子為她整理遺物時，在樟木箱底發(fā)現(xiàn)二十多封未寄出的信和一本泛黃的筆記本。

這些信是寫給陣亡將士家屬的慰問信，筆記本上面密密麻麻記著107個名字，每個名字后面都有標注“病故”“回鄉(xiāng)”.......

凌維誠雖然沒有上過戰(zhàn)場，也沒有指揮過千軍萬馬，但她用大半生守護著戰(zhàn)火中最易被遺忘的人，真正的英雄主義，從來不只是戰(zhàn)場上的吶喊，更是廢墟中執(zhí)著點燃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