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近代史中有一個巨大的巧合為歷史學家津津樂道：17世紀尚未形成大規(guī)模全球化的世界卻不約而同陷入嚴重的混亂和彼此交戰(zhàn)，各地的舊有秩序在內亂中逐漸破壞，隨后建立起面目一新或持久繁盛的新政權。在東亞是明清交接，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禎皇帝上縊自殺，明朝滅亡。同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滿人在中華帝國建立將近兩百余年的統(tǒng)治。中國在整個過程損失了將近一半的人口。再往東邊走，大和民族在歷經數(shù)百年的戰(zhàn)國時代后終于讓豐臣秀吉再度統(tǒng)一，不久后德川家康擊敗秀吉后代，開啟260余年的德川幕府時代。在西歐大陸，是慘絕人寰的長達一個世紀的大混戰(zhàn)。十七世紀前半葉的三十年戰(zhàn)爭（1618-1648）幾乎讓歐洲所有國家卷入其中。戰(zhàn)爭結束波旁家族取代哈布斯堡家族成為歐洲最強大的統(tǒng)治集團，法蘭西由此進入君主制時代最昌盛階段，。但三十年戰(zhàn)爭卻讓歐洲中部“損失了三分之二的人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難以恢復。波及范圍如此之廣的戰(zhàn)爭卻有一個大國不曾參與其中——英格蘭。一方面是隔著英吉利海峽的不列顛島確實讓英格蘭人得以遠離歐陸坐山觀虎，另一方面是十七世紀的英格蘭內部同樣內戰(zhàn)連連，無暇顧及。國王與議會，新教徒與天主教徒的分歧是這一百年內戰(zhàn)的主要緣由。終于在1688年，“光榮革命”確立一個以代議制為基礎，盎格魯宗為國教的政體結構，兩組矛盾關系得到疏解。隨之而來的十七十八世紀英格蘭人在內戰(zhàn)廢墟之上建立起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帝國，他們通過全球殖民與工業(yè)革命，讓世界真正進入全球化時代。

本文無意探求十七世紀全球性危機的來龍去脈，主要將目光聚焦于政治因素——國王與議會，和宗教因素——新教與天主教在英格蘭憲政制度確立的過程中是如何彼此交織又相互影響。十六世紀以來的宗教改革從來都不僅僅是一個信仰問題，其伴隨著大量政治集團的權衡利弊，而政治因素同樣包含復雜的宗教派別的對峙與階級爭端。宗教和政治彼此交錯，矛盾的種子在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時期就已經埋下，理解兩個因素在十七世紀的發(fā)酵過程，有必要先將目光回撥一百年前的十六世紀，看看宗教改革是如何回環(huán)曲折長成憲政制度的果實。

普世神權與地方王權

1517年，馬丁路德在德意志地區(qū)的維滕貝格大教堂門口張貼《九十五條論綱》，歷史學家認為這是宗教改革的開端。路德在《論綱》以及隨后一系列著作中強調“因信稱義”，拒絕通過教會獲得信仰上帝的權利，主張個人憑借自身的虔誠也能沐浴上帝的恩寵，并強烈抨擊教會的腐朽與偽善。他的主張很快在德意志境內蔓延開來，并迅速影響全歐。問題在于，了解基督教歷史的朋友們應當清楚，抨擊教會與改革教義早在千年以前基督教會誕生之初就伴隨其左右，基督教的歷史本來就是不斷革新自我的歷史，為何馬丁路德這次的聲明卻帶來如此巨大的反響？

史學界公認的觀點是地方王權的崛起。羅馬帝國滅亡后，星羅棋布的封建領土點綴在歐陸各個角落，它們高度自治且自給自足，彼此間并無太多往來。這個時候基督教是歐洲人共同的信仰，而在政治上天主教會派遣的各區(qū)主教高度介入各封建領地事務——憑借宗教的名義，甚至各區(qū)主教本身就壟斷著大量的領地，成為封建領主的一份子。分散全歐的教區(qū)與羅馬教廷構建了一個廣闊的宗教管理網(wǎng)絡，這在分散的封建領主時代有效形成一個精神上統(tǒng)一的基督教世界（當然程度有限），但隨著地方王權的逐漸擴大，國別意識慢慢形成。政治上各國君主打擊地方封建勢力，同樣也包括統(tǒng)領大量土地的地方教士，精神上國別意識有悖于天主教會的普世價值，即所謂“基督教王國”的夢想——普天下的人民一并統(tǒng)一在上帝授權教皇的治理之下，實現(xiàn)精神與俗世的大一統(tǒng)。于是乎，嘗試脫離教會統(tǒng)治的新教改革很快獲得了各君主國的認可與支持。這是普適性與地方性的矛盾。甚至可以粗暴地說，不同的宗教派別（包括天主教）是普適性基督教的區(qū)域性表達。

最初的新教主要有三條分支：路德宗、加爾文宗和盎格魯宗。南尼德蘭（今日比利時和盧森堡），斯堪的納維亞，和德意志南部采用了路德宗的教義。瑞士和荷蘭投入加爾文的懷抱。而盎格魯宗則是正兒八經英格蘭產物。法國和西班牙保留了天主教的教義，不過國內的教會機構都在國王的控制之下，成為地方性的宗教。加爾文宗在不同地區(qū)有不同稱謂，在法國為胡格諾派，在蘇格蘭為長老會，在荷蘭為歸正宗，在英格蘭為請教。

盎格魯宗的建立與都鐸王朝

（1509-1603）

十六世紀的英格蘭的君權崛起同樣需要在宗教上叛離普適性教會。但與歐陸不同之處在于，英格蘭的宗教改革完全由上而下從內而外進行變更，這使得盎格魯宗（改革后稱謂）的教權結構相比于天主教會沒有很大變化。它不像是路德宗僅保留“牧師“一職或加爾文宗設立”長老“一任，盎格魯宗保留了教區(qū)—主教層層遞進的教會制度，以及宏偉的教堂與日常彌撒和禱告儀式。區(qū)別在于整個教會系統(tǒng)以國王為最高權力中心。

分歧始于都鐸王朝亨利八世（1509-1547）時代。亨利八世第一任妻子是阿拉貢的凱瑟琳，1526年亨利八世宣稱凱瑟琳不能為自己生下男性后裔，以此為由向教皇提出離婚申請，要求重新迎娶女侍官安妮·博林。教皇拒絕了亨利八世的請求，一怒之下1531年亨利八世向天主教會宣戰(zhàn)，并于1534年頒布《至尊法案》，聲稱國王才是英格蘭宗教與世俗的最高統(tǒng)治者。1552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克蘭默頒布《公禱書》，確立了盎格魯宗的基本教義，由此與天主教會徹底分離。亨利八世的女兒和繼任者瑪麗一世（1553-1558）雖短暫復辟天主教并大量屠殺新教徒，但局勢在伊麗莎白一世（1558-1603）時代穩(wěn)定下來，盎格魯宗作為國教的地位正式確立。

十五十六世紀英格蘭歷任國王

清教、議會與斯圖亞特

（1603-1642）

處理掉天主教會這個麻煩后，強大的英格蘭王室轉而要面對另一個日益強大的對手——市民階層。十四世紀以來，英格蘭議會確立了上議院與下議院的基本結構，上議院由大貴族與高級教士組成，下議院開始是騎士與低級教士，后來富有的市民也加入進來。議會的一大功能是向國王撥款和同意國王征稅，其權力基礎來源于對財政的控制，國王為了獲得足夠的資金維持龐大的軍隊與官僚機構必須考慮議會的意見。都鐸王朝的君權如此強大也是因為都鐸君主無需議會撥款也能從殖民地和其他渠道獲得收入，但1603年斯圖亞特王朝取而代之后因種種復雜的原因不得不重新看議會臉色。十七世紀國王為擺脫議會的財政鉗制多次繞開批準進行征稅，這是兩者矛盾根源所在。至于宗教問題，加爾文宗在十六世紀六十年代進入英格蘭并發(fā)展為清教，清教徒多為市民與商業(yè)富豪，它們占據(jù)了下議院大部分席位。若我們從表面事件觀看英格蘭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會發(fā)現(xiàn)主要呈現(xiàn)為國王為代表的盎格魯宗與下議院為代表的清教的為捍衛(wèi)自己的宗教信仰相互攻訐，宗教就這樣與政治沖突糾纏在一起，國王制衡資產階級議會通過頒布打壓清教徒的法律實現(xiàn)，下議院的反擊表現(xiàn)在破壞天主教會或盎格魯宗的教堂和殺害神父，反過來說清教徒維護自己利益的最好方法是建立憲政，約束王權。我不想說宗教是階級斗爭的表象，因為在那個時代宗教真真切切影響到了每個人的精神世界，而通過對彼此精神世界的干預，現(xiàn)代人所謂的“現(xiàn)世政治”勢力逐漸發(fā)生扭轉，直至改變一切。

上述矛盾在詹姆斯一世（1603-1625）和查理一世（1625-1642）時代日益尖銳，終于在議會的努力下，1628年查理一世簽署《權利請愿書》，同意未經議會不得征稅，且不得逮捕任何人或剝奪其財產；不得依據(jù)戒嚴令隨意逮捕公民；不得強占民房駐兵。但很快查理一世解散議會，開啟“獨夫治國”時代（1629-1640）。讓英格蘭市民最無法忍受的一點是，查理一世明顯偏袒天主教教士，境內教權機構的任命逐漸向他們傾斜，與此同時最激進的清教徒受到迫害，他們大量逃離不列顛島前往遙遠的美洲。1620年，一群受迫害的清教徒乘坐五月花號登陸北美普利茅斯，建立新的殖民地并永居在此。

查理一世

清教有兩支影響力較大的教派：獨立派和長老會。獨立派是激進的清教徒，主張信徒獨立體會上帝的意旨，教堂各自獨立，由全體信徒直接管理，并完全脫離國王為中心的主教制。長老會介于盎格魯改革派和激進獨立派之間，教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是“長老會”，由議會推舉，各基層教堂由平信徒選舉長老來管理，帶有一定民主性質。1640年，查理一世為抵擋蘇格蘭軍隊南下不得不再度召開議會申請財政撥款，這一屆議會在位長達二十年，后世稱“長期議會”，長老會占據(jù)多數(shù)席位。議會和國王的沖突終于在1642年全面爆發(fā)，查理一世在諾丁漢豎起王旗，宣布向議會叛黨宣戰(zhàn)。?；庶h被稱“騎士黨”，主要是封建土地貴族、教會派和羅馬天主教徒。叛軍由小土地所有者，商人和手工業(yè)者組成，因其中的清教徒習慣將頭發(fā)剃短剩薄薄一層，他們被稱為“圓顱黨”。

粗略理解英格蘭教派譜系

1644年查理一世在馬其頓荒原戰(zhàn)役被擊敗，開啟流亡生活，長老會隨即消滅國內天主教元素，他們拆毀天主教堂，廢除主教席位。獨立派領袖克倫威爾組建起一支強大的清教徒軍隊，1646年徹底擊敗查理一世并逼迫其投降。若沒有?；庶h的激進行事，或許圓顱黨能讓查理一世以虛君的形式繼續(xù)在任。但1468年，?；庶h的托馬斯·普萊德上校率軍在下議院抓捕了143位長老會下議院成員，剩下為“殘缺議會”。此舉徹底激怒圓顱黨和下議院。1649年1月30日，他們在白廳宴會廳前搭起了斷頭臺，查理一世面帶微笑，態(tài)度從容，為了維持自己王者的尊嚴，冷靜的說：“死亡對我并不可怕，感謝上蒼，我已準備好了”。他先朗誦了自己作的一首詩，然后泰然自若地稱自己是人民的殉道者，從容走到斷頭臺前，結束了自己的一生。隨后“殘缺議會”宣布英格蘭是沒有上議院和國王的聯(lián)邦制國家，內戰(zhàn)結束。（1642-1646）

克倫威爾、斯圖亞特復辟和光榮革命

（1646-1689）

查理一世死后，勝利者建立國務委員會為全國最高行政管理機構，初始41人中由30人是議員，在局勢不穩(wěn)定的時代，國務委員會的權力依托于克倫威爾的強大軍隊。毫不意外的，掌握軍政大權的克倫威爾很快發(fā)動政變并宣布解散殘缺議會，建立軍事獨裁（1653）。缺少高貴的王室血統(tǒng)與神權為背書，克倫威爾只能以法律形式確立自己的合法性。1653年，人類歷史上首部現(xiàn)代成文憲法《政府約法》頒布，其確立了“護國公制”，規(guī)定護國公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代表”，終身任職，并兼任英國陸海軍總司令。規(guī)定立法權屬于護國公和國會，國會為一院制。

克倫威爾

正如歷史向我們揭示的一般規(guī)律，短期內急速轉向容易導致殘舊意識形態(tài)的反撲。1658年克倫威爾去世后英格蘭出現(xiàn)了權力真空，保皇黨開始考慮讓查理一世之子重登王位。彼時克倫威爾的軍隊因穩(wěn)定局勢導致的種種暴行使人們將獨立派視作可怕的宗教狂熱分子，只要能推翻獨立派，連長老會也能作出一定的讓步讓國王回歸。甚至很多傾向請教的人也開始倒向盎格魯宗。大勢所趨，查理一世之子查理二世（1660-1685）在眾人的擁躉下復辟斯圖亞特王朝。當然，查理二世必須發(fā)誓遵守《大憲章》和《權利請愿書》，即保障議會的權利。

但不幸的是，查理二世和繼任者詹姆斯二世（1685-1688）與議會的關系和查理一世時代并沒有本質上的不同。為鞏固君權，查理二世很快嘗試復興盎格魯宗并扶持天主教勢力，打擊長老會和獨立派。1662年查理二世頒布《統(tǒng)一法案》，規(guī)定英格蘭國境內所有教徒必須以盎格魯宗的公禱書舉行宗教集會與祭祀。最要命的是，1670年查理二世和路易十四簽訂《多佛條約》，條約規(guī)定路易十四每年資助20萬英鎊，叛亂時提供軍隊，以此交換查理二世皈依天主教會。一切似乎回到克倫威爾時代之前。

1679年，忍無可忍的議會通過《排斥法案》，規(guī)定信奉天主教的王室成員將被剔除出繼承人序列。對《排斥法案》的支持與否將議會內部分為兩大派：輝格黨(wing party)和托利黨(conservative party)。輝格黨堅決反對天主教會，且抵制王權，成員多為不從國教者。托利黨思想偏保守，認為向信仰天主教的君主做一定妥協(xié)也優(yōu)于再度爆發(fā)內戰(zhàn)。兩黨的對立也為日后英國兩黨議會制的形式打下了基礎。

1685年詹姆斯二世繼位。他試圖建立由天主教徒指揮的常備軍，這讓托利黨徹底陷入恐慌。最后兩黨想出一個折衷方案，既能夠防止被天主教統(tǒng)治的局面，也不至于陷入全面內戰(zhàn)生靈涂炭。詹姆斯二世的長女瑪麗·斯圖亞特在繼承人順位上排第一位，她嫁給了彼時荷蘭執(zhí)政威廉三世。1688年，托利黨和輝格黨聯(lián)手邀請威廉三世和瑪麗出任英格蘭國王，他們趕跑了詹姆斯二世，隨后威廉三世兵不血刃地登陸英格蘭并控制倫敦。由于此次政變沒有發(fā)生流血沖突，故稱為“光榮革命”（這是相對于1642-1646年血腥內戰(zhàn)而言）

1689則是對英格蘭乃至人類歷史都有重要影響的《權利法案》，它系統(tǒng)地規(guī)定了議會的結構與職能，規(guī)范王權的政治邊界，以及調和了混亂的宗教矛盾。《法案》規(guī)定，繼承英格蘭王位的君主必須皈依盎格魯宗；國王無權擱置法律和豁免臣民遵守法律的義務，也無權擅自征稅或未經議會允許組建軍隊?！稒嗬ò浮返念C布意味著議會牢牢地控制英格蘭政權，由議員和國王共同組成的內閣成為全國最高行政機關（喬治一世時代國王退出內閣，因為那哥們甚至都不會說英語），內閣首長逐漸獲得一個稱謂：首相（prime minister）。在幾代英國首相的努力之下，兩黨議會制慢慢確立下來，國王一職逐漸只剩下象征意味。1707年，英格蘭和蘇格蘭簽訂《聯(lián)合法案》，兩者以大不列顛王國的名義實現(xiàn)全面聯(lián)合，現(xiàn)代意義上的英國誕生。而英國，比歐洲大陸早了接近一百年，成為了現(xiàn)代史上第一個實現(xiàn)憲政制度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