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三年（1798），承德避暑山莊，首席軍機大臣阿桂向紀曉嵐講述了一段軍中舊事。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乾隆三十年（1765），阿桂與伊犁將軍明瑞合兵討伐回亂，他們將營帳扎于距敵營一里處，互為犄角。那時，尋常的鳥銃射程不過二三十步，可詭異的是，清軍發(fā)起沖鋒時總會遭遇遠超此射程的鉛丸襲擊。這令阿桂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戰(zhàn)后，阿桂審訊俘虜才得知，原來回民早在清軍發(fā)兵前，就從國外購得兩門射程更遠的火銃，專事壓制清軍沖擊。

聽完，紀曉嵐也講了一個關于火器的故事。

▲紀曉嵐畫像。圖源：網(wǎng)絡

其父紀容舒的同年好友戴亨，曾任齊河縣令，罷官后在紀家任教。戴亨曾言，幼時見過父親造鳥銃，此物形似琵琶，將火藥鉛丸置于銃脊管內，通過暗藏機輪控制開閉。其有兩個機括，扳動一個，火藥自動入筒，第二個機括隨即引發(fā)燧石撞擊發(fā)火，鳥銃便發(fā)射出去，且彈夾容量達28發(fā)，比當時普通的燧發(fā)槍先進得多。

但這先進的熱武器卻未傳世，只因戴亨的父親后來夢遇神仙警示，不可殺戮過重，否則恐斷子絕孫。因此，這一發(fā)明便被棄置，再未現(xiàn)世。

談及此事，紀曉嵐與阿桂感慨萬分，如此精妙的發(fā)明，竟未被納入清朝的武備名錄之中，實在令人惋惜。

戴亨的父親，是清代著名火器制造家戴梓。

戴梓早年發(fā)明的二十八連珠銃，如今被一些人描述為“中國最早的機關槍”，并聲稱康熙不用此人，實乃誤我中華三百年的罪魁禍首。實際上，現(xiàn)代意義的機關槍最早誕生于19世紀中葉，由比利時人加特林發(fā)明。它僅需一次裝填彈藥，扣動扳機，即可持續(xù)輸出火力，造成殺傷。而戴梓發(fā)明的二十八連珠銃，每發(fā)射一回還得再機械式拉動一次槍栓，使彈藥重新裝填，這充其量只能算作是半自動步槍的鼻祖。

不過，即便如此，戴梓的出現(xiàn)在中國古代火器領域仍具有劃時代意義。

而戴梓之所以這條獨異于旁人的道路，追根溯源，似乎自其出生起冥冥之中也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暗中指引。

據(jù)《耕煙先生傳》載，戴梓出生于浙江的一個書香門第。其父戴蒼文武雙全，原為明朝監(jiān)軍道，師從明末“波臣派”畫家謝彬，曾為明末清初的諸多文士畫過肖像畫。因此，戴蒼與當時文壇上頗具盛名的朱彝尊、錢謙益、冒辟疆等人均保持著十分要好的關系。

史載，妻子臨盆之際，戴蒼“有難”，只能讓母親帶著兒媳躲入當?shù)氐蔫麂鼜R。夜里，婆媳同時夢見有神仙以兒子相托，二人同時驚醒。不久后，戴蒼妻子果然生下一個兒子，因感念梓潼廟的庇護，遂將此新生兒命名為戴梓。由于梓潼廟是文昌帝君的供奉場所，戴梓長大后，遂以字表“文開”來紀念其在梓潼廟中降生的驚險歷程。

而戴蒼自從遠離戰(zhàn)場后，在繪畫、設計等領域所花的時間精力日漸增多。憑借軍旅生涯磨礪出來的敏銳觀察力和嚴謹態(tài)度，他將山川河流、營帳兵戈融入繪畫創(chuàng)作之中，其筆下的風景雄渾壯闊，人物栩栩如生，為后世所稱道。

大抵是受父輩熏陶，戴梓自小就“負經(jīng)世才，好兵家言”，立志投身軍旅。無論是天文星象之術、排兵布陣之法，還是水利灌溉之學，他都能潛心鉆研，融會貫通。只需假以時日，這位博通之才就能大放異彩。

天才的成長往往伴隨著時代巨變。康熙十二年（1673），因不滿清廷的削藩政策，平西王吳三桂決意聯(lián)合同有明末降將背景的靖南王耿精忠等起兵反清，并聯(lián)絡孤懸海外的“延平王”鄭經(jīng)一同舉事。動亂迅速蔓延，波及大半個中國。戴梓的家鄉(xiāng)浙江，因緊鄰耿精忠的福建老巢，也成為了兩方交戰(zhàn)之地。

為盡快平息戰(zhàn)火，康熙帝特命康親王杰書為大將軍，負責剿滅東南沿海的敵對勢力。戴梓毅然“以布衣從軍”，命運的齒輪由此悄然轉動。

▲耿精忠畫像。圖源：網(wǎng)絡

杰書初到浙江時，清軍與叛軍對陣的局勢并不樂觀。

耿精忠麾下的大將馬九玉、曾養(yǎng)性等驍勇善戰(zhàn)，北伐一路勢如破竹。清廷黃巖總兵阿爾泰、象山副將羅萬里、溫州總兵祖弘勛紛紛丟盔棄甲、聞風而降，清軍士氣低落。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末，杰書率領的清軍所能控制的浙江地盤就僅剩省城杭州一地。

形勢岌岌可危，杰書不得不頂著壓力，號召全軍建言獻策。

在軍中，戴梓一直堅持他的觀點：“三藩之亂”不成氣候，三藩通過利益與臺灣鄭氏達成的政治聯(lián)盟也不牢靠，清廷假以時日定能改變戰(zhàn)局，重奪主導天下的權威。

這種必勝的理念對于當時充滿悲情氣氛的清軍就像是一劑強心針。杰書立即派人將戴梓請至帥帳，奉為上賓，請他形勢。

戴梓也不推辭，開始滔滔不絕。清軍之所以在與耿氏的對戰(zhàn)中節(jié)節(jié)失利、地盤銳減，除了低落的士氣外，很關鍵的原因便是耿精忠將自己的先頭部隊交給了驍將馬九玉，屯駐于九龍山一線（今浙江九龍山）。這里地處閩、浙、贛三省交界，馬九玉軍若順流而下，可長驅直入，直逼衢州、金華等地，進而劍指杭州；若逆流而上，則可順利抵達仙霞關，開辟轉戰(zhàn)江西的新局面——而在那里，吳三桂勢力與清軍交戰(zhàn)正酣，耿氏移師將與吳三桂勢力形成犄角之勢，使清軍腹背受敵。

當然，在戴梓看來，被動的局面并非無解。只需派員對耿氏軍隊實施心理戰(zhàn)，說降馬九玉，清軍便可反敗為勝。

毫無意外，勸降馬九玉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戴梓肩上。但出乎意料的是，戴梓并未直接面見馬九玉進行勸降。

耿精忠的勢力看似強大，關鍵在于有馬九玉這樣一批猛將的支持。同理，馬九玉的部隊兇悍，背后必然也存在一批實力超群、在軍中有著舉足輕重影響力的將領。倘若能說服這些人倒戈，馬九玉部隊自然就不攻而破了。

于是，戴梓單騎闖入了馬九玉麾下大將劉進忠的營帳。劉進忠原為明末降將馬得功的手下，跟隨馬氏在蕪湖降清，因進剿福建有功，被朝廷分配到廣東潮州任總兵，隸屬耿精忠麾下。劉進忠這次叛清，最大的“功勞”是引臺灣鄭氏大軍入潮州，加入反清陣營。站在他的角度，其所謀求的，一是想在亂世中建不朽功勛，二是希望借天下紛爭，實現(xiàn)自己成為一方諸侯的夢想。

見戴梓前來，劉進忠令士兵“夾道列戟如薺”，又讓人從戰(zhàn)俘中挑出一人，當場殺之，借此恐嚇戴梓。

“你怕我嗎？”劉進忠問。

戴梓答：“我是來救你的，為什么要怕你？”

“你能喝酒嗎？”問完，當即命人舀一大瓢酒給戴梓。

戴梓當即喝下，擲瓢于地：“你的部隊死到臨頭了，所以強迫我喝鬼酒。”

劉進忠這才屏退眾人，聽戴梓分析大勢。

三藩與臺灣鄭氏聯(lián)軍雖來勢洶洶，其內部矛盾卻異常尖銳。譬如，鄭氏對三藩不奉明朝為正朔就耿耿于懷，鄭經(jīng)麾下大將劉國軒在出兵大陸時曾言：“吾家在海外數(shù)十年,稱奉明號。今吳號周，耿稱甲寅，是以來攻爾兩家。若歸正朔，吾不難進鎮(zhèn)江、上南京，否則爾兩家皆吾敵國也?！?/span>

而更為現(xiàn)實的問題是，鄭經(jīng)的勢力已入潮州，緊鄰的漳州、泉州等地又不斷有鄭氏大軍涌入。倘若耿精忠與鄭氏背盟開戰(zhàn)，首當其沖的，必然是劉進忠。

所以，經(jīng)過戴梓的一番許諾，劉進忠最終同意聯(lián)絡清軍，準備投降事宜。

▲鄭經(jīng)畫像。圖源：網(wǎng)絡

在初步緩解了耿精忠“北伐”的壓力之后，戴梓被杰書委以“監(jiān)軍道”之職，派駐福建，協(xié)助福建總督姚啟圣守閩，抗御臺灣鄭氏。此時，戴梓這位軍中不可多得的奇才，得以在火器制造這一關鍵領域施展拳腳。

鄭氏父子退守臺灣后，大力發(fā)展火器，并將其置于軍事建設的戰(zhàn)略地位，力求打造堅不可摧的防御攻堅體系。因此，鄭氏軍隊的常規(guī)武器配置，除了長刀、長槍、弓箭等冷兵器外，還有各式單兵火銃、紅衣大炮、佛郎機、艦船炮等制式武器。

據(jù)康熙末年成稿的《臺灣外記》記載，鄭氏軍隊制式火器中威力最強的，當數(shù)“龍熕”。這種武器在性能上與聲名遠揚的紅衣大炮有著諸多相似之處，同屬于大型攻城利器。但，較紅衣炮而言，“龍熕”自身重量更為輕便，在戰(zhàn)場上具有更好的機動性和靈活性。同時，其彈藥容量更為可觀，能夠在戰(zhàn)爭中顯示出類似開花彈的效果：“先投小鐵丸斗許，及發(fā)，大彈先出，鐵丸隨之，所至一方糜爛。”

反觀清軍，平定三藩之亂的制勝法寶為鳥槍。在世界熱兵器發(fā)展史上，鳥槍是歐洲中世紀火繩槍的變種。這種武器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清軍的作戰(zhàn)能力，但與鄭氏軍隊種類繁多的制式武器對比，鳥槍完全無法體現(xiàn)其威力。并且，鳥槍的擊發(fā)方式與火繩槍相同，都需要士兵先點燃槍管上的導火索，引燃槍膛里的黑火藥，進而發(fā)射彈丸，造成殺傷；一旦遇上潮濕的陰雨天，鳥槍的導火索失效，便會形如燒火棍，發(fā)揮不出該有的作用。

擺在戴梓面前的任務，就是要盡快設計出能與鄭氏部隊制式武器相抗衡的武器。

經(jīng)過長時間的試錯與研究后，戴梓向康親王杰書獻上了自己的最新發(fā)明——連珠火銃。其槍支的發(fā)射原理如二十八連珠銃，只需事先在擊錘處安裝上燧石，扣動扳機，便可使黑火藥彈丸在槍體內受到燧石的撞擊，產生火花，轉化為動能彈射出去，造成殺傷。

盡管戴梓發(fā)明的這款連珠銃在設計上仍存在著瑕疵，如乾隆年間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時，英人與通州副將王文雄探討燧發(fā)槍使用情況時所指出的那樣，清朝自制的燧石質量欠佳，槍體內的木質彈簧動能不足，致使黑火藥難以發(fā)揮出預期的殺傷效能。

但不可否認的是，與當時清軍普遍裝備的火繩槍相比，燧發(fā)槍在裝填彈藥方面大幅減少了等待時間，這無疑是一項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的改進。而且在同時期的歐洲，燧發(fā)槍也才剛剛開始列裝部隊，處于發(fā)展的初級階段。戴梓的發(fā)明，讓清朝在熱武器時代到來時，又一次與世界并軌。

▲馬戛爾尼使團副使斯當東的兒子小斯當東接受乾隆賞賜。圖源：使團畫師亞歷山大作品

康親王班師回朝后，第一時間就把戴梓推薦給康熙皇帝。戴梓由此入直南書房，日備顧問，參預國家大事。然而，誰也不會想到，這竟是戴梓人生悲劇的開端。

自從入直南書房以來，戴梓即被康熙安排去修撰《律呂正義》，研究中式天文學，兼顧清朝火器研發(fā)的相關工作。

彼時，除卻常規(guī)的經(jīng)筵日講外，入直南書房的大臣們還需編撰典籍，為統(tǒng)治者介紹時下新興的事物，增長統(tǒng)治集團的眼界和知識?？滴醯哪蠒恐?，除了那些學富五車的狀元、榜眼，也不乏金發(fā)碧眼的外國傳教士。

這些傳教士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其目的并非出于好心向東方傳播先進知識，而是企圖使康熙帝皈依天主教。法國傳教士白晉在給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書信中提到：“這位皇帝（康熙）卻非常尊敬天主教，他喜歡聽我們講解教義，同時，他的行動已經(jīng)使他成為半個基督徒，所以我們期待上帝也將賦予他圣教的天資……我們有理由推斷，有朝一日他很可能成為中國偶像崇拜的摧毀者。倘若如此，他將與陛下（路易十四）更加相似！”

▲路易十四畫像。圖源：網(wǎng)絡

對于傳教士這種隱秘的企圖，康熙帝其實洞若觀火。

他深知，清朝處在一個與歐洲文化底蘊、宗教信仰等方面都迥然不同的氛圍里，要想實現(xiàn)國富民強，在全球站穩(wěn)腳跟，最為明智之舉便是給予傳教士足夠的尊重與寬容。如此一來，傳教士為了使傳教合理化，就不得不先拿出自己擅長的天文歷法、地形測繪、科學技術等領域的研究成果，博取康熙皇帝的歡心，再因地制宜，將西方宗教精神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機結合，互相掩護，使之順天時、合民心。

也就是說，在南書房里，康熙帝與傳教士之間更像是一種基于利益訴求的相互利用關系。而戴梓作為中方的科技專家，在與西方傳教士對壘時，免不了要成為這場利益博弈的“犧牲品”。

果不其然，就在戴梓對《律呂正義》提出新見時，他的看法引起了比利時人南懷仁、葡萄牙人徐日升的不滿。

南懷仁是康熙帝的數(shù)學老師，同時也是康熙初年清朝官方歷法的主要修訂者和“立法之爭”的見證人。徐日升則是南懷仁的副手，與之一起管理清朝的欽天監(jiān)，并協(xié)助清朝火器的研發(fā)工作。可以說，戴梓正是南懷仁與徐日升在學術與宮廷影響力競爭中的強勁對手。

戴梓的性格中，天生帶有科研人員一絲不茍與執(zhí)著求真的態(tài)度。每當發(fā)現(xiàn)西方傳教士在學術上存在的問題時，他總會秉持著科學精神與之展開激烈的辯論。長此以往，雙方的矛盾越積越深，“諸西洋人咸忌之”。

康熙二十五年（1686），荷蘭使臣來華。

作為那個時代的“海上馬車夫”，荷蘭經(jīng)過全球海洋貿易的運轉，在17世紀中葉迎來了“黃金時代”。荷蘭人也逐漸意識到，東方擁有龐大的人口基數(shù)，可以開拓更為廣闊的殖民貿易市場。于是，為討好康熙帝，荷蘭使臣向清朝進貢了最新的科技成果——蟠腸鳥槍。這是一種內部設置有類似“蟠腸”結構膛線的火繩槍，可以保證火藥燃氣在槍管內的作用更加合理，提高子彈的初速、精度及射程。

荷蘭人認為，像此等精密武器，在以長刀、弓箭為主的清朝人眼中，應是從未見過的“神器”，所以他們態(tài)度傲慢，瞧不起當時在座的清朝制造家們。

康熙帝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讓戴梓列席其中，并命其仿制，以此來挫敗荷蘭人的銳氣。而戴梓也不負所托，僅用幾天時間就給康熙造了十把鳥槍，用作國禮，回贈給荷蘭人。

戴梓的能力又一次讓西方傳教士感到震驚與威脅。

當時，康熙有意打破傳教士在技術上的壟斷地位，遂命戴梓為清朝部隊制作大型武器。南懷仁當即指出，要造就得造“沖天炮”，當然，造“沖天炮”費時費力，在比利時造這種炮，耗時一年也不一定能成功。所以，他不相信大清有這種技術能力。

但現(xiàn)實很快給了南懷仁一記響亮的耳光?？滴醯拿钕逻_后，戴梓僅用八天時間就造出一款“子母炮”，可將炮管抬升45度角，使射出的炮彈“從天而下，片片碎裂，銳不可當”。其最遠射程達三里，遠超歐洲同時期出現(xiàn)的科霍恩巨型攻城炮。

康熙帝大喜，封此炮為“威遠大將軍”，并將戴梓的名字鐫刻于炮管之上，以示不朽。

南懷仁、徐日升等人原本憑借著火器制造技術，幾乎壟斷了這一關鍵領域的話語權，在清朝宮廷享受著崇高的聲譽和地位。戴梓的橫空出世，不僅讓他們失去了往日的榮耀與光環(huán)，更使得他們精心謀劃的以火器制造技術為突破口，進而推動傳教事業(yè)發(fā)展的如意算盤徹底落空。

矛盾進一步升級。

▲南懷仁畫像。圖源：網(wǎng)絡

很快，除掉戴梓的機會來了。

康熙二十九年（1690）八月，清軍在烏蘭布通大敗噶爾丹。史載，“沖天炮從征噶爾靼,以三炮墮其營,遂大捷”?？梢?，清軍打贏此仗，戴梓功不可沒。

彼時，南懷仁已老死。西方傳教士針對戴梓的報復行動，在徐日升的帶領下秘密進行。他們發(fā)現(xiàn)，清朝人內部雖然普遍都對戴梓的技術欽佩不已，但其中也不乏嫉妒怨恨之輩。

康熙身邊有名趙侍衛(wèi)。此人心高氣傲，從前因武藝高強，頗得康熙帝信任。自從戴梓備受重用后，他感覺自己在康熙的心目中，逐漸變得不重要了，于是時常尋釁滋事，故意找戴梓的麻煩，每次見面都毫不客氣地直呼其名，言辭之間盡是挑釁，妄圖激怒戴梓與他發(fā)生爭執(zhí)。康熙偶然目睹了這樣的場景后，當場斥責了趙侍衛(wèi)的無禮行為，要求他向戴梓道歉，并責令他此后對待戴梓要如同對待老師一般恭敬有禮。經(jīng)此一事，趙侍衛(wèi)對戴梓的怨恨愈發(fā)濃烈，仿佛一顆仇恨的種子在心底生根發(fā)芽。而這一切，都被徐日升等人敏銳地捕捉到，并準備與之聯(lián)合，伺機扳倒戴梓。

戴梓的才干，同樣引起了朝臣陳宏勛的關注。陳宏勛原是張獻忠的養(yǎng)子，后賣主求榮投靠清朝，但他始終擔心自己的叛將身份會遭到秋后算賬。于是，他設法找來戴梓，希望替自己秘密升級武器裝備，以備不時之需。

戴梓剛直不阿，不為陳宏勛脅迫。與此同時，戴梓之子戴京在保護父親的沖突中，持刀砍傷了陳宏勛，致使后者惱羞成怒，加入了徐日升、趙侍衛(wèi)等人構陷戴梓的陣營中。

最終，在戴梓即將因發(fā)明“沖天炮”之功受封時，徐日升、趙侍衛(wèi)、陳宏勛三人聯(lián)名上疏，誣告戴梓“私通東洋”，欲學鄭成功家族向日本“乞師復明”的先例，顛覆清朝統(tǒng)治。

盡管這起案件從一開始就只有些似是而非的指控，但明末清初仁人志士東渡日本“借兵復明” 的事件卻是屢見不鮮。在風聲鶴唳的環(huán)境下，康熙帝難免作出錯誤的判斷。加之，康熙帝仍需大加利用西方傳教士，為了平衡各方勢力，只能讓戴梓作出犧牲——戴梓一家被流放遼東鐵嶺，交當?shù)刂菘h嚴加看管。

一代英才由此成為清朝萬千流民中普通的一員，終日與風雪為伴，令人扼腕嘆息。

▲康熙帝畫像。圖源：網(wǎng)絡

從高官淪為罪人，換作一般人大概早已崩潰。但戴梓到了遼東，生活雖然困頓，精神卻未沉淪。

他少年時隨父學畫畫、作詩詞，這些原本聊以自娛的技藝，到了遼東苦寒之地，都成了他養(yǎng)家糊口的手段。他“日夕勤筆耕”，不僅寫詩賣畫，還在當?shù)刂Я藗€攤，替過往途人撰寫書信，賺取收入。可即便如此，微薄的收入依然難以撐起一家八口的日常開銷。

于是，在戴梓的詩中，可以讀到他對生活的嗟嘆：

泣感佳公子，垂憐老餓夫。

割雞謀爨婦，賒酒丐奚奴。

慘雪迂回路，悲風砭病軀。

嗟余歸不得，攜座逐相扶。

戴梓以“老餓夫”自稱，可見流放遼東后，其生活狀況急轉直下，食不果腹是常有之事。

隨著時間流逝，面對逆境與饑寒，戴梓反倒生出了一種超脫的淡然。當時，江蘇無錫人王一元在鐵嶺偶遇戴梓，便經(jīng)常與之相聚，談詩論文。在王一元的筆下，人生后半程的戴梓被描述為：“性豪邁不羈。工詩善飲，飲可數(shù)斗，議論風生，舉座傾倒。家無擔石，而意興逾豪?！?/span>

不僅如此，戴梓對于火器的研發(fā)熱情同樣未曾消減。他時常召集家族中的晚輩，借用昏暗的燭光為他們講解火器的原理，并制造出一批原型器械。只可惜，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下，戴梓再未能離開此冰天雪國之地。

雍正四年（1726），在貧困交加中，七十八歲的戴梓與世長辭。清朝的火器研制，也隨著他的離去，徹底錯失了與世界火器發(fā)展潮流接軌的機會。

雍正年間，戴梓之孫戴秉瑜向朝廷獻出了一款可拆卸的“九節(jié)十成炮”。憑借這款由“沖天炮”迭代而來的武器，清軍在征伐大小金川戰(zhàn)役中，取得了關鍵性勝利。然而，從根本上看，“九節(jié)十成炮”還停留在戴梓時代，與瞬息萬變的西方火器相比，已然落后了一大截。

當西方列強憑借著工業(yè)革命帶來的技術飛躍，不斷研發(fā)出各式新型的線膛槍炮時，固步自封的清朝則沉浸于天朝上國的喜悅中，堅定地認為火器這等“奇技淫巧”不足以動搖國本。兩個世界開始漸行漸遠，直至戴梓去世百余年后，再次產生交集——只是這一次的代價，太過巨大。

在歷史的硝煙滾滾中，是否有人會想起戴梓的一生，像極了一則殘酷的寓言？當他的連珠火銃在遼東的風雪中沉寂，當“威遠大將軍”的炮管在皇權的陰影下蒙塵，一個帝國的命運也隨之悄然轉向。他曾在廟堂之上以火器叩響未來之門，卻終被權謀與猜忌放逐至歷史的邊緣。那些燭光下繪制的圖紙、鐵嶺寒夜中的詩行，是天才對命運最后的倔強，也是時代對革新最深的辜負。

戴梓的故事，成了中國近代史最蒼涼的注腳——它告訴我們，封閉與傲慢的代價，從來不是一人一姓的隕落，而是整個民族在時代巨浪前的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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