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教對東南亞女性權利的壓力:以菲律賓、馬來西亞和越南墮胎權利為例 ![]() 作者:George B. Radics,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系高級講師。 來源:Radics, George B. "Religious pressures on women's rights in Southeast Asia: Examining the right to an abortion in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and Vietnam."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02 (2024): 1-7. 導讀 控制人口是東南亞在過去二十年來社會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的原因之一,其中,提供墮胎服務是各國人口政策的一種手段。然而,墮胎在東南亞地區(qū)長期背負著深厚的社會污名,墮胎被視為一種健康需求與控制人口的工具,而不是一項個人權利。同時,在宗教復興的背景下,宗教對該地區(qū)的影響力與控制力增強。本文認為,東南亞地區(qū)安全墮胎權利的獲取將更加困難。 據(jù)此,本文對菲律賓、馬來西亞和越南三國有關墮胎的法律以及政策規(guī)定進行分析,發(fā)現(xiàn)由于墮胎長期以來主要被視為人口控制的工具,而非一項基本權利,加之宗教信仰的復興,宗教與世俗政府的矛盾逐漸凸顯,宗教壓力成為阻礙當?shù)嘏垣@取安全墮胎服務的主要因素。即使像在越南這樣對墮胎規(guī)定較為寬松的國家,對安全墮胎服務的獲取難度也并不小??梢哉f,宗教讓東南亞地區(qū)本已脆弱的墮胎權受到了更為嚴峻的挑戰(zhàn)。 快速發(fā)展下的宗教復興與傳統(tǒng)回歸:“亞洲”價值觀 東南亞戰(zhàn)后經(jīng)濟的快速增長往往得益于強大的中央政府。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蘇聯(lián)的解體以及西方身份政治的興起,全球范圍內推動民主化進程和尊重個人權利的呼聲日益高漲。90年代初,東南亞的領導人如李光耀和馬哈蒂爾·穆罕默德,開始抵制全球民主化潮流,宣稱西方對個人權利的過度關注以及所謂的“道德墮落”并不符合亞洲的價值觀與發(fā)展需求。因此,東南亞許多國家強調自身的“傳統(tǒng)文化”,抵制西方的個人主義,將異性戀規(guī)范家庭(注:heteronormative family, 是異性戀本位heteronormativity的體現(xiàn),將每個人預設為異性戀,認為異性結合是理所當然的義務)作為“純粹”和“傳統(tǒng)”的亞洲價值觀的象征,“東方社會里,個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存在于家庭之中”。 然而,這種構建出來的“傳統(tǒng)”和“亞洲”價值觀未能適應東南亞社會快速轉型和多元化的現(xiàn)實,無法有效回應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各種新需求。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東南亞經(jīng)歷了前所未有的宗教信仰復興和宗教團體的興盛。與以往的制度化宗教相比,福音派基督教和新興的伊斯蘭運動廣泛傳播,并且更加強調信徒的自愿參與,和平信徒是這些宗教團體的主要信仰群體。這些新興的宗教運動不僅體現(xiàn)出女性參與顯著增加的特點,還注重“世俗福祉與來世超越”的雙重追求。 本文研究的三個國家均展現(xiàn)了宗教在國家中的重要性及其近期的復興。在菲律賓,宗教自西班牙殖民時期以來一直具有深厚基礎,例如將墮胎定為犯罪,以及1987年憲法中天主教會推動加入的相關條款,規(guī)定國家“應同等保護母親和胎兒自受孕時起的生命”;馬來西亞因其多元的社會背景,法律體系能夠包容并保障不同種族和宗教的實踐。然而,近年來馬來西亞的法律逐漸“去世俗化”,在伊斯蘭教法的影響力不斷增強的同時,基督教依然在馬來西亞社會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在越南,少數(shù)民族僅占總人口的13%,卻占新教信徒的近一半。這些少數(shù)民族由于長期處于國家邊緣化地位,渴望通過宗教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在過去三十年中,五旬節(jié)派和福音派教會逐漸脫離了越南主流基督教的傳統(tǒng),大量的“家庭教會”在政府嚴格監(jiān)管的背景下迅速發(fā)展。 菲律賓:天主教會的強大影響 在西班牙殖民者到來之前,墮胎在菲律賓十分普遍。自1870年起,菲律賓開始執(zhí)行《西班牙刑法》,墮胎被明令禁止。美國接管菲律賓后,這一禁令在美國頒布的《修訂刑法》得以保留,且沿用至今。費迪南德·馬科斯執(zhí)政期間,他對墮胎持堅決反對態(tài)度。隨后,科拉松·阿基諾繼任總統(tǒng),她與天主教會結成聯(lián)盟,使教會成功參與了1987年菲律賓新憲法的起草,進一步鞏固了菲律賓的反墮胎立場:“國家承認家庭生活的神圣性,并應保護和加強家庭作為基本自治社會單位的地位。國家應同等保護母親和胎兒自受孕時起的生命。” 可以說,菲律賓擁有世界上最嚴格的墮胎法律。這種局面既有天主教會的作用,也有國家為安撫并獲得教會支持所做的努力。科拉松·阿基諾執(zhí)政期間,天主教會的影響力甚至超過了軍方。當菲德爾·拉莫斯繼任總統(tǒng)時,天主教會為捍衛(wèi)其反墮胎立場,強烈反對拉莫斯推廣避孕套、避孕藥及計劃生育的政策,稱他是“菲律賓家庭的敵人”和“異教徒”。拉莫斯的繼任者約瑟夫·埃斯特拉達在墮胎問題上無所作為,不久因貪污腐敗被免職。其繼任者阿羅約則繼續(xù)依賴天主教會,并進一步尋求教會的支持。 隨著社會問題的累積與國際關注的增加,菲律賓在基本人權與女性健康權益問題上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在經(jīng)過了十年的討論后,貝尼尼奧·阿基諾總統(tǒng)在2012年簽署了《負責任生育與生殖健康法》,該法案旨在向公民特別是婦女、窮人、邊緣化人群等弱勢群體提供生殖保健服務。然而,由于天主教會和一些福音派的激烈反對,該法案在國會被推遲審議,隨后又被法院擱置。直至2014年,最高法院在刪除了其中的幾項條款后才宣布該法案合憲。截至目前,法案的規(guī)定仍未完全落實。 實際上,菲律賓國內也存在著倡導合法、安全墮胎的觀點。如今的總統(tǒng)小馬科斯曾在競選期間做出相關承諾:支持通過一項法律,在強奸、亂倫或者母親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墮胎是合法的。然而,小馬科斯自上任以來,在這種問題上并未有所作為。加之菲律賓的天主教會和福音派的影響力仍然強大,強烈主張墮胎不僅違憲,在道德上也是錯誤的,墮胎權的獲取在菲律賓仍十分困難。 馬來西亞:伊斯蘭價值觀下法律的“去世俗化” 馬來西亞現(xiàn)行刑法中有關墮胎的條款包括第312至316條。最初,第312條規(guī)定:“任何人自愿導致懷孕婦女流產(chǎn)的,應處以最長三年的監(jiān)禁、罰款或兩者兼施;如果該婦女已經(jīng)進入胎動期,則可處以最長七年的監(jiān)禁,并可加罰款?!?971年,馬來西亞對第312條進行了修訂,允許在挽救孕婦生命的情況下合法進行墮胎。然而,盡管墮胎在此時已被法律允許,但墮胎權利并未完全掌握在女性手中,合法墮胎必須由“注冊醫(yī)師出于善意作出的合理判斷”來實施。 盡管聯(lián)邦法律為女性提供了安全、現(xiàn)代化的墮胎服務,但在穆斯林超過60%人口的馬來西亞,穆斯林女性仍需遵守伊斯蘭教法的規(guī)定。2002年,全國法特瓦理事會發(fā)布了一項法特瓦(注:fatwa,伊斯蘭教法用語中的法律意見),允許在特定情況下進行墮胎。然而,政府擔心這項法特瓦可能被濫用,未對其進行廣泛宣傳。盡管馬來西亞的墮胎服務在東南亞國家中相對先進,社會、宗教和文化對墮胎的偏見和污名化仍然使女性難以獲得相關服務,許多女性在尋求墮胎時感到壓力和羞恥。此外,大多數(shù)女性對墮胎相關法律存在誤解,普遍認為政府醫(yī)院會強制她們分娩,而非提供墮胎服務。 在馬來西亞,法律體系在伊斯蘭家庭價值觀的影響下逐漸“去世俗化”,墮胎權與伊斯蘭家庭價值觀產(chǎn)生矛盾,導致了暴力事件的發(fā)生。同時,隨著社會的快速發(fā)展,馬來西亞的“甘榜”精神(kampung,馬來語中村子的意思,甘榜精神指鄰里之間守望相助,互相關懷,形成一種和諧、團結的生活氛圍)逐漸消失,加之90年代以來對“亞洲價值觀”的辯論導致的家庭危機言論,大量中產(chǎn)階級選擇向宗教尋求慰藉。另外,極端伊斯蘭主義者還利用社交媒體對中立的政治家施壓,強迫他們公開表達對宗教的忠誠,而這又進一步推動了本國法律的去世俗化。因此,墮胎能夠作為一項權利完全掌握在女性手中遙遙無期。 越南:面臨嚴峻挑戰(zhàn)的寬松法律 越南現(xiàn)行的墮胎法律和政策源于北越政府時期。為控制人口,北越政府實施了計劃生育政策,并提供避孕和墮胎服務。1975年西貢陷落后,新成立的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將計劃生育服務推廣至南方地區(qū)。由于南方受法國推行的鼓勵生育政策以及天主教影響,生育率較高。到20世紀80年代末,越南政府實行了嚴格的反生育政策,要求每個家庭只能生育兩名子女,且子女間隔需為3至5年。政府還免費提供避孕和墮胎服務,并為絕育家庭提供現(xiàn)金獎勵,對違反政策者予以處罰。與菲律賓和馬來西亞不同,越南政府視宗教為社會控制和物質貧困的產(chǎn)物,認為其終將消亡。 相較于上述兩個國家,越南的墮胎法律和政策更加寬松。然而,這些政策規(guī)定也面臨一定風險。一方面,寬松的墮胎政策可能被用于基于性別的選擇性墮胎,導致社會性別比例失衡的加劇;另一方面,青少年墮胎率的上升及國際輿論的批評使得越南的寬松墮胎政策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此外,盡管越南政府對宗教實行嚴格控制,基督教,尤其是福音派新教,依然在該國迅速發(fā)展。部分宗教團體將墮胎問題塑造成道德議題,利用其邊緣地位,批評政府的壓迫及其“不道德”行為。 同時,越南為了提升國際人權形象,放松對宗教的管控。這種做法將進一步增強宗教團體,尤其是保守派基督教的影響力。由于這些團體通常持嚴格的反墮胎立場,他們可能會推動更為嚴厲的反墮胎政策,從而削弱現(xiàn)有的墮胎服務獲取權利。 結論 在東南亞,世俗化進程并不像其他地區(qū)那樣順利。相反,宗教的影響力在逐漸增強。由于歷史上殖民的影響,基督教與東南亞的經(jīng)濟發(fā)展和現(xiàn)代化進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與此同時,在全球政治環(huán)境的作用下,本土宗教的影響力也顯著增強,進一步推動了保守基督教和極端伊斯蘭教的崛起。此外,在東南亞這個政治權利常常讓位于經(jīng)濟發(fā)展的地區(qū),女性的身體被視為控制人口增長的工具,墮胎是一項政治工具,而非基本人權。在這種背景下,對“家庭”的定義成為宗教勢力斗爭的核心議題,宗教對家庭結構和社會政策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則不斷增強。 作為一個充滿活力且快速發(fā)展的地區(qū),東南亞依賴“亞洲價值觀”抵御來自西方的政治和經(jīng)濟壓力,并將異性戀家庭視為“傳統(tǒng)”的核心和理想化的家庭模式,用以削弱西方道德價值的影響。雖然“亞洲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政治修辭,但它迎合了東南亞在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和社會變革時期對道德基礎的需求。在過去二十年里,保守宗教勢力變得更加激進和政治化,影響力不斷增強。這些宗教團體利用“亞洲價值觀”中關于家庭需要保護的論述,阻礙了現(xiàn)代醫(yī)療技術,尤其是性別和生殖健康技術的推廣。另外,由于墮胎長期以來被嚴重污名化,國家將其視為控制人口的工具,個人則將其視為健康需求,而非一項個人權利。因此,東南亞的墮胎法律一直處于搖擺不定的狀態(tài)。隨著宗教在該地區(qū)的影響力加深且逐漸私人化,本文認為,女性獲取國家提供的安全墮胎服務將更加困難。 詞匯積累 religious revivalism 宗教復興主義 heteronormativity 異性戀本位/異性戀正統(tǒng) 譯者:楊夢婷,國政學人編譯員,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 校對 | 丁偉航 審核 | 丁偉航 排版 | 梁藝藍 本文為公益分享,服務于科研教學,不代表本平臺觀點。如有疏漏,歡迎指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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