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山東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作者李恒珍、徐大同、張進修，原標題《我們所知道的張宗昌》

正文

在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我們都曾在張宗昌部下任過職或當過兵，有的從普通的軍械員，當上了少將軍械主任和彈藥廠廠長（李恒珍），有的充當過少將行轅副官長和隨軍參謀長（徐大同），有的雖然未曾充任過要職，但與張是鄉(xiāng)里，因此，對張宗昌都有較多的了解。這個材料就是根據(jù)我們的親身經(jīng)歷和所聞所見，集體湊集而成的。不過因為我們不是他的最高級和最親信的幕僚，因此，我們所知道的材料，就有很大的局限性。關于張在辛亥革命以前和辛亥革命期間的活動，因我們未能親身參加，只是聽到一些間接的材料，因而難免有不夠確切之處。對此，我們希望熟知張宗昌的人，予以補充和訂正。

一、投靠北洋軍閥以前

張宗昌（1881年2月13日—1932年9月3日）

張宗昌，字效坤，山東掖縣祝家村人，小時家中貧窮，曾隨其母討過飯，稍長后受雇于本縣一家酒鋪當伙計。約在十七、八歲時，隨其父到吉林省三道溝一帶謀生，到一家金礦資本家去當了護礦的騎兵礦警（即花棒子隊），三、四年后，據(jù)說他又接受沙皇俄國地方當局的委任，于一九一四年組織花棒子隊參加過日俄戰(zhàn)爭。以后他又流浪到俄國的海參崴，并和另一個掖縣人程國瑞（又名程子安）羅集了幾十個同伙，在華商總會充當了門警頭目，在此他結識了不少的賭棍、流氓之流。據(jù)溥儀在他所寫的《我的前半生》一書中說：他“竟成了海參崴流氓社會的紅人，成了包娟、包賭、包庇煙館的一霸”。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后，孫中山先生到過海參崴，他投了革命的機，和程國瑞等一起組織同伙數(shù)百人，于一九一二年（時間可能不準確）乘英國海輪開赴上海，接受南方革命黨人的指揮。在上海被編為光復軍的騎兵團，張任團長，屬李征五旅，歸當時光復軍第三師冷通節(jié)制。一九一三年南方革命黨人發(fā)動二次革命，竊國大盜袁世凱（當時的總統(tǒng)）派張勛為第一路軍，馮國璋為第二路軍，南下與革命黨人的光復軍作戰(zhàn)。張宗昌的騎兵團隨光復軍北上到徐州以南約二十華里的二郎山，與北軍展開戰(zhàn)斗，因北軍勢大，光復軍支持不住，旋即潰退，張宗昌的騎兵團也在二郎山被北軍打得四散奔逃，張本人的臂部負了傷。

戰(zhàn)斗結束后，張宗昌成了光桿團長，南歸不成，便又投了反革命的機，索性只身跑到徐州北軍的司令部向張勛投降。張勛認為留之有用，便答應收留，并予之治療臂傷。不久馮國璋到張勛處開會，張勛提及此事，馮便把張宗昌叫到司令部，馮見張是一個彪形大漢，又是光復軍的一個騎兵團長，將來可能有很多用處，于是便要張勛把張宗昌交他處理，得到張勛的同意，張宗昌便被帶到了馮國璋的司令部，又成了馮國璋的降將。張到馮部之后不久，成了馮國璋的重要骨干分子之一，為馮出了不少的力量。還在馮國璋駐徐州時，張宗昌又利用舊日的關系，在徐州周圍收羅了一部分光復軍殘部和在徐州周圍打家舍、綁架勒贖的褚玉璞匪幫，編組成軍，馮國璋率師南下攻打南京時，張也率領褚玉璞等參加了攻城作戰(zhàn)，負責攻打南京的西門。攻陷南京后，馮國璋當了江蘇省軍務督辦，張宗昌所帶之部隊，最初編為一個師，以后又縮編為一個旅（即七十四旅），委朱熙當了旅長，張宗昌則調(diào)任為江蘇軍官教育團的監(jiān)理（即團長）。在張宗昌還未接任江蘇軍官教育團監(jiān)理之前，據(jù)說他曾接受馮國璋秘密使命，約在一九一四年前后，派程國瑞等一行數(shù)人，秘密潛往上海，進行暗殺南方革命黨人滬軍都督陳其美的活動。程等到上海后又拉陳其美部下的一個副官和宿英武、劉四海等人同謀（程、宿掖縣人，劉亦是山東人）。刺陳后，程逃走，宿被捕，坐了幾年監(jiān)獄。后來張宗昌到東北五站時，宿、劉都到了東北，宿當了上尉副官，劉當了稽查員，以后宿又隨張進關，充當了程國瑞的副官長。

二、出任江蘇軍官教育團監(jiān)理

江蘇軍官教育團是馮國璋為訓練江蘇下級軍官而開辦的(原注：一九一三年于二月于六日馮國璋被任命為江蘇都督，開辦軍官教育是為了加強其私人勢力和對江蘇軍隊的控制。)。張宗昌為監(jiān)理（團長），趙瑞龍為教育長（趙為湖北人，陸軍大學畢業(yè)，曾任過旅長)，林篤齋（林憲祖之叔）為軍需，林憲祖為書記，教官有繆慶善、齊清如、陶鼎、徐森等人。學生編成三個區(qū)隊，由教育長趙瑞龍直轄。訓練時間一年半為一期，每期學員一百二十人。第一期學生，是招考的中學畢業(yè)生。第二期、第三期則多半是從江蘇地方部隊下級軍官中抽調(diào)而來，畢業(yè)后大都仍回原部隊。教育團講授的課目，除步兵操典、陣中勤務、戰(zhàn)術、兵器學、軍制、軍紀、筑城測繪外，還有馬術、劈刺等。校址在南京城內(nèi)太平門小營內(nèi)，原為陸軍小學校址。張宗昌不常在校，校務由教育長負責。張住中正街一個侯府內(nèi)（房舍很多，內(nèi)有戲臺）。張時常舉辦堂會唱戲，多招學生去看，并有很多閑散舊部擁擠滿院。他的日常開支很大,須靠馮國璋的補貼維持。

一九一七年八月，馮國璋赴北京代理大總統(tǒng)職務，張宗昌亦辭去教育團監(jiān)理，跟隨馮國璋前往北京。江蘇督軍換上了李純。

三、出任第六混成旅旅長和參加湘東之戰(zhàn)

張宗昌隨馮國璋到達北京后，被任命為總統(tǒng)府的侍從武官長，因為他不愿意干，不久，馮國璋又任命他為中央第六混成旅旅長。張奉命后，立即赴南京集合舊部，并編制成軍?；斐陕玫母骷壐刹?，有舊日部屬，有北京陸大畢業(yè)學員，還有南京軍官教育團的畢業(yè)學生；士兵除自徐州蚌埠等地招募的以外,還有以前招托的綠林匪幫數(shù)百人。這數(shù)百人中，一部是來自豐沛一帶的褚玉璞部（約三百余人），一部是來自東北中俄邊境的唐振山部（外號唐老黑，百余人），他們多數(shù)帶有短槍及雜色步槍。綜計全旅約六千人，槍四千余支，七生的五（炮的口徑）克魯伯山炮四門，機槍二十余挺。所有槍炮彈藥，糧秣被服裝具等，都是由北洋政府直接補充。

第六混成旅轄三個團，第一團團長為賈得臣，第二團團長為王萬金，第三團團長為程國瑞；另有工兵連一，連長王棟,輜重連一，連長曲魁宜，炮兵連一（連長姓名失記）。旅部當時的參謀長為孟澤甫，副官長為劉美岑，下轄參謀、副官、軍法、軍械、軍醫(yī)、軍需、書記各處，參謀處長與副官處長，由參謀長與副官長兼任，軍法處處長為林廉村，軍械處處長為張紹祺，軍醫(yī)處處長為姜如心，軍需處處長為林篤齋，書記處處長為林憲祖。第六混成旅倉卒成軍，尚未進行正規(guī)訓練，就奉到隨張懷芝參加援湘之役的命令，一九一八年春即整隊陸續(xù)進發(fā)湖南。

北軍援湘之役，起于兩廣“護法”。一九一七年秋，兩廣“護法”事起，湖南首先響應，接著湘、粵、桂三省也成立了聯(lián)軍總司令部，譚浩明擔任聯(lián)軍總司令，并率軍于十一月攻占長沙，進軍湘、鄂交界的羊樓司。當時北京政府代理大總統(tǒng)馮國璋，主張和平解決南北爭端，而國務總理段祺瑞，則主張用兵平定西南。后依段的主張，任命曹錕為攻湘軍總司令，張敬堯副之，其直轄的第七師歸第一路的戰(zhàn)斗序列，司令為吳佩孚,由湖北通城向湖南平江進攻。山東督軍張懷芝為第二路司令,軍隊計有：施從濱的山東第一師，張宗昌的江蘇第六混成旅，上官云相與戴紹九的兩個獨立團，以及原駐安徽的新安武軍十二個營（安武軍為北洋政府收編的清室末年的地方部隊，計有張勛的定武軍，倪嗣沖等人的安武軍。這些部隊到民初還帶有辮子），兵分兩路向湖南醴陵進發(fā)。當時湘、粵、桂聯(lián)軍的大體部署是：湘軍趙恒惕師擺在岳陽，劉建藩部擺在平江（劉建藩為湘南零陵鎮(zhèn)守使，轄有部隊二十營），粵軍、桂軍的馬濟、韋榮昌、隆裕光等部擺在后面，作總預備隊。

張宗昌率領的第六混成旅于一九一八年春自南京整隊出發(fā)，在下關乘輪船直赴九江，又改乘南潯鐵路火車抵江西南昌集結，以后即從早路徒步行軍，取道上高、宜豐、鐵樹關進入湖南，再經(jīng)瀏陽至醴陵（張樹元所率領之部隊，則沿鐵路線經(jīng)武漢到達湖南），與第二路的主力會合。據(jù)張宗昌的親信祝仞千說：張宗昌在張樹元司令部開會時，張樹元曾問張宗昌帶著多少人馬，張宗昌回答說一個旅，張樹元很不滿意，并說:一個旅頂個屁用，不要到前面去，留在后邊作預備隊好了。因此張宗昌對張樹元也很有意見（據(jù)祝說這是張宗昌親口和他講的）。

三月中旬，吳佩孚率領第一路軍占領岳陽后，湘、粵、桂聯(lián)軍發(fā)生內(nèi)哄，湘軍沿粵漢鐵路南撤，隨著譚浩明出走，吳佩孚于三月二十六日進入長沙，湘、粵、桂聯(lián)軍遂行瓦解，各自行動，粵軍回粵，桂軍回桂，湘軍亦向粵、桂邊境退卻。在南軍大撤退的形勢下，張懷芝率領的第二路軍，繼續(xù)向攸縣、茶陵方向前進，直至到達攸縣后，始與湘軍劉建藩部遭遇。劉建藩自平江撤走時，是全師撤退，但他不甘心這樣不戰(zhàn)而走，所以兩軍一經(jīng)接觸，戰(zhàn)事即迅趨激烈。此時北軍是施從濱的第一師擔任正面戰(zhàn)斗，其余部署在兩翼作戰(zhàn)，張宗昌的第六混成旅擔任右翼板橋之線。北兵初到南方，地理很不熟習。攸縣是丘陵地帶，到處是溝渠水塘，羊腸小徑，兼之松林茂密，茅竹叢雜，煙霧迷漫，使人難辨方向；再加當時正是南方梅雨時節(jié)，道路泥濘難行。在攸縣正面的第一師，經(jīng)過日夜的激戰(zhàn)，終被南軍突破，向后退卻。右翼張旅正在與敵對戰(zhàn)時，忽然發(fā)現(xiàn)背后有人抬著棺材，自北面上山，并有穿白帶孝之人前后跟隨，但沒有引起警惕。不料這些人到達山上，竟從棺材內(nèi)取出機槍,向張旅陣地后方掃射。張旅前后受敵，處境不利，只得率部隊，分道后退。在撤退中，張旅第三團團長程國瑞受傷墜水，幸得一副官跳入河中，背程順流而下，始安全逃出了射界，向北退下。由于南軍跟蹤追擊，張旅立腳不住，一日之間，便從攸縣退到醴陵，跑了一百八十里。入夜旅司令部剛剛進駐醴陵城內(nèi)黃家祠堂，南軍又追到城里，將張旅包圍。醴陵縣城沒有城墻，西北是山，不能通行，東南兩面是河，僅有木橋數(shù)道為主要的交通。大家正在無計可施之際，褚玉璞（時任張旅營長）忽生急智，將作運輸用的小驢百頭，趕在前面向西北方向突圍，張宗昌率領大隊眼進，及至沖出重圍之后，檢查小驢已一頭不剩，而官兵的傷亡卻不多。離開醴陵約十里左右，張的坐馬忽被南軍擊斃。此馬隨張多年，張痛惜不愿離去，侍衛(wèi)賀文良背負而退。跑到株州，稍獲休息，夜半又被追擊，傷亡很多，無奈又向湖南省城長沙敗退。此時張懷芝率領的其余部隊，業(yè)已全部潰散，無法收容。張懷芝本人敗逃北竄，路經(jīng)漢口，被北洋政府派來督戰(zhàn)的執(zhí)法營務處處長殷洪壽聞悉，意欲逮捕正法，當即率隊往捕，及至張懷芝的臨時住所，殷進了前門，張得信從后門逃脫，回到北方。

湘軍劉建藩部追過株州，仍孤軍深入，繼續(xù)向長沙前進。距長沙約四十里有小河一道，有湖南督軍張敬堯所部的第七師部隊，和毛家弟兄毛思忠、毛思義一個旅（為張敬堯入湘前收編的土匪隊伍），還有張繼忠的一個團（均北軍勢力），在此防守。吳佩孚占領長沙后，張敬堯亦率部跟著進入長沙，吳奉命繼續(xù)追擊，直搗兩粵，張敬堯卻被任命為湖南督軍兼省長。吳對此極為不滿，攻下衡陽后，不僅按兵不動，反與湘軍趙恒惕協(xié)議各守原陣地，互不相犯。這就為以后的直皖戰(zhàn)爭埋下了導火線。劉建藩部受阻于長沙以南，與張敬堯部對峙多日，戰(zhàn)事無大變化。長沙城內(nèi)，以大敵當前，人心極為恐慌，張敬堯見形勢緊迫，乃與張宗昌商議，請他組織反攻；張宗昌也愁著北歸無善策，遂慨然應允。張敬堯對張宗昌部補給了服裝糧餉，并贈張大旗一桿，上繡“蘇皖魯豫四省剿匪總司令”和斗大一個“張”字（因為彼此都姓張，故贈此旗，以壯聲勢），此旗為張敬堯在徐州剿匪時所用。張宗昌得到張敬堯的補充后，即選拔奮勇隊一千二百人在前，其余部隊隨后，自己親自率領到達戰(zhàn)地。候至深夜，抱著大旗身先士卒，偷渡陣地前沿的小河，一舉攻入南軍陣地，從中央突破，并四面沖擊。劉建藩部此時雖然云集南岸，但因事起倉卒，虛實不明，竟至全線混亂。后據(jù)俘虜供稱，當時有劉部一團長見戰(zhàn)事無法支持，即向總指揮劉建藩請示欲行退卻。劉認為這個團長惑亂軍心，將他就地正法，誰知這個團長有心腹衛(wèi)士，見團長被殺，乃奮不顧身，乘混亂之機，亦將劉建藩刺殺（有說劉建藩之死，是因在慌亂中搶先渡河，失足掉在河中被淹死）。一時軍中無主，遂至全線崩潰。張宗昌率部乘勝追擊，又經(jīng)過株州、攸縣，直至茶陵以南地區(qū)，方才停止。沿途虜獲南軍官兵及槍炮彈藥糧秣被服極多，所有俘虜，均一律釋放。隨后各部隊即分守要隘,休息整頓。不久捷報送達北京，馮國璋聞報喜出望外，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又發(fā)表張宗昌為暫編陸軍第一師師長，并將其率領之第六混成旅擴編為暫編陸軍第一師。

四、出任暫編陸軍第一師師長及在江西被繳械

暫編陸軍第一師的編制和人事大體如下：師長為張宗昌，參謀長為金壽良，副官長為劉美岑，軍械、軍醫(yī)、軍需、書記各處人事仍舊。當時全師編成兩個旅，一旅旅長為賈得臣，轄第一、第二兩團，第一團團長為王萬金，第二團團長為褚玉璞。第二旅旅長因人事不好安排，未予發(fā)表，暫由張宗昌兼理，轄第三、第四兩團，第三團團長為程國瑞，第四團團長為王康福（王原為施從濱部的團長，因山東第一師已潰不成軍，故由張宗昌收編為團長）。該師的特種部隊計有工兵營一，營長為王棟，輜重兵營一，營長為曲魁宜，衛(wèi)隊營一，營長為陳杰，此外還有炮兵連、騎兵連和雷電連（連長姓名已失記）。當時的騎兵連約有戰(zhàn)馬六十匹。雷電連連長為一制雷專家，他能制造踹雷、電雷、拋雷三種，踹雷、電雷約重三十——八十磅，拋雷約與現(xiàn)時軍用的手榴彈相同。張部在湖南作戰(zhàn)時的用雷，均系雷電連自己制造。

暫編陸軍第一師士兵的武器，當時多為七九套筒或漢陽造的單筒，每槍配備子彈三百粒。服裝則每年發(fā)草黃色單衣兩套、夾衣一套、棉衣一套、棉大衣一件、腰皮帶一條、風衣（呢裝）、雨衣各一件、灰線毯一床（有的不是每年發(fā)），鞋子在南方則多穿麻鞋或草鞋。官兵的薪餉大約規(guī)定如下：兵六元，中士七——八元，上士十六元，司務長約二十五元；排長三十六——四十元；連長七十——八十元，外發(fā)公費約十五元；營長二百四十元，公費約一百四十元，柴價約一百五十元；上校團長四百——五百元，公費約二百元，柴價約二百元；少將五百——六百元，中將六百——八百元。將校級的每一級當時又分為一至三等，故級雖同而薪餉仍有差別。全師的武器、彈藥、被服、裝具、餉等，統(tǒng)由北京的陸軍部按時撥發(fā)，官長的被服伙食則全歸自理。當時的陸軍總長為靳云鵬。張宗昌駐湘東的第一年，全師的薪餉，北洋政府還能按時發(fā)放，并多由張赴北京領取。據(jù)祝仞千說：湖南戰(zhàn)事結束后，張經(jīng)常親自到北京領餉，而每到北京必聚賭嫖娼，大肆揮霍。北京也有那么一伙人，每逢張去必與之周旋，阿諛逢迎，視張為財神爺，有一次張在京領到兩個月的軍餉（四十萬元），被他們拉去賭錢（推牌九），一夜即輸了個精光。后來還是馮國璋又給了五十萬元,始補發(fā)了部隊的欠餉。

一九一八年北洋軍援湘之役，以湘粵桂聯(lián)軍瓦解而告終。張宗昌部就原地駐防，師部、第一旅旅部、程國瑞團及特種兵等均駐攸縣，褚玉璞團駐茶陵，其余部隊駐醴陵。隨著張宗昌勢力的擴大，也引起了張敬堯的戒心，怕張宗昌以武力奪取他的湖南地盤，因而也就把毛思忠、毛思義兩個旅分別派駐攸縣、醴陵一帶，借以監(jiān)視張宗昌部舉動。南北兩軍脫離接觸后，雙方相安無事，張師即利用時機，著手整頓，并加緊訓練。一九一九年夏初，張敬堯在長沙大舉做壽，吳佩孚由衡陽拍來了一個“賀電”，中有“愿率全軍來長為督軍壽”之語，含義甚為顯露，使張敬堯大為震驚。吳張之間的磨擦，也說明直皖兩系的矛盾已經(jīng)相當尖銳化了。

一九二〇年春，直皖戰(zhàn)爭，已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fā)。五月下旬吳佩孚自衡陽撤兵，北赴直隸京漢鐵路沿線，準備對皖系作戰(zhàn)，將湖南防地，逐次交于湘軍趙恒惕部接防，并暗中協(xié)助湘軍駐逐皖系的張敬堯。當時在湘省北軍，多系直系部隊,都不愿為張敬堯賣命，紛紛向湖北撤退。張宗昌師看到形勢不妙，亦于六月初退出湘東，自攸縣、醴陵等地移駐江西袁州一帶。

暫編陸軍第一師陸續(xù)進入江西后，即集中在袁州駐扎。江西督軍陳光遠甚恐張宗昌奪取他的地盤，故對張防范甚嚴。一方面用巨資買得一位踩軟索的女子（踩軟索系一種雜技，表演者在兩頭架空的鋼絲上，來回走動，并表演各種身段），贈與張宗昌作妾，以示友好。這位江湖藝人就是張宗昌的第九房姨太太（后來張在北京賦閑，因其另有所愛，被張逐去，仍舊回到雜技團去了）；另一方面便又積極調(diào)集軍隊，準備與張作戰(zhàn)。陳光遠為老直系人物，張宗昌既不屬直系，也不屬皖系，在江西深有孤軍無援之感，斯時北京陸軍部對于張宗昌部的軍餉,也常留著不發(fā)。張到江西后，曾親赴北京請領多次，均不得要領而回。軍中乏食，無奈只得派人到臨近各縣縣署強迫借糧，因此也形成與地方的尖銳矛盾。一九二〇年冬陳光遠已將全省軍隊調(diào)集袁州附近，對張師形成包圍態(tài)勢。當時江西的軍隊,有陳光遠直轄的一個師和贛東、贛南（吉安）、贛西、贛北（九江）四個鎮(zhèn)守使的部隊。一個鎮(zhèn)守使當時直轄一個旅或至少一個團。這些部隊由陳光遠之弟陳光逵統(tǒng)一指揮。陳光遠復從內(nèi)部瓦解張宗昌部，暗將張部第四團團長王康福買通，率部倒戈出城而去；又送第三團團長褚玉璞金錢數(shù)萬，要他歸附江西并應許給他編旅。褚被收買后，即按兵不動，直至某夜張宗昌發(fā)現(xiàn)褚玉璞團使用的口令，非師部頒發(fā)的口令，始知其不穩(wěn)。此時張部第一團，工兵營及衛(wèi)隊營皆在城外對陳部作戰(zhàn)，但因士氣渙散，兵無斗志，節(jié)節(jié)敗退，呈現(xiàn)土崩瓦解之勢。張宗昌見大勢已去，乃化裝潛出袁州，逃向北京。部隊聞信之后，皆不戰(zhàn)而退，被陳軍四處圍困，陸續(xù)繳械遣散。

五、投靠張作霖和第一次入魯?shù)慕?jīng)過

一九二〇年冬張宗昌在江西失敗逃往北京后，最初想走直系曹錕的門路，重組軍隊，因吳佩孚反對，沒得結果。后來在北京與張學良有一面之緣，遂到東北投靠張作霖。一九二二年春，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前夕，張宗昌還和他手下的親信舊部一二百人，蹲在沈陽作寓公。張住大北關榆樹胡同私宅，舊部四散分住，沒有什么組織，也沒有名義，這些人的生活費用都由張作霖供給。此時皖系的吳光新、馬良、梁鴻志、張樹元等，也紛紛到奉天見張作霖，鼓動對直系作戰(zhàn)，企圖奉皖聯(lián)合，東山再起。吳馬等在沈陽，也經(jīng)常與張宗昌晤談。

在直奉備戰(zhàn)之際，奉軍主力是配置在北京近郊的長辛店和天津附近的楊柳青一帶。張作霖還企圖直搗直軍后方，爭取戰(zhàn)端一開，即能切斷津浦鐵路，以收兩面夾擊之效，于是又決定先派張宗昌組織舊部，潛入蘇魯邊區(qū)，聯(lián)合地方武力，擴大軍事活動，以配合京津一帶的作戰(zhàn)。

張宗昌為了做好這一先遣軍事活動，先組成兩個先遣軍聯(lián)絡站，一個是山東郊城縣碼頭鎮(zhèn)的孫愛庭處（孫系當?shù)卮蟮刂鳎?，負責人為參謀陳杰、張子方等。另一個聯(lián)絡站是江蘇邳縣四戶的王化樓處。王也是當?shù)氐拇蟮刂?，他住的圍子?nèi)除佃戶無外人，并且有“自衛(wèi)隊”，有槍二百多支。這個站是方永昌、顧鎮(zhèn)、張思孟等人負責，進行聯(lián)系的對象為當?shù)氐鸟v軍和土匪。四戶附近的土匪頭目有趙成志、張勝久等人，他們已接受了張宗昌的委令，等待張的別動隊到達郊城碼頭鎮(zhèn)時，就率領所轄的匪軍北進，與地方駐軍和張宗昌部會合，聽候調(diào)遣。

張作霖委派張宗昌為蘇魯別動隊總司令，張宗昌又任褚玉璞、程國瑞、王萬金為支隊司令，分頭活動，聯(lián)系招收舊部,很快即在奉天組成了一支有五六百人的基本出征隊伍，并從其中選拔軍官數(shù)十人，先期隨聯(lián)絡站秘密進關，在蘇魯邊區(qū)為其征集外援，開辟活動基地。

大約是一九二二年四月初，張宗昌率領部屬五六百人由奉天經(jīng)大連分三批乘日本船到青島。在奉天啟程前，成員中多有發(fā)信向關內(nèi)親友、同事約會向青島集合，以便擴大人數(shù)。張的基本隊伍分批到達青島后，分住在兩個日商洋行倉庫內(nèi)，他們領飯費分散上街吃飯。先期函約的人也陸續(xù)到青，組成了有一千多人的便衣別動隊。張宗昌是時住青島后海涯義豐棧，吳光新已到青島，負責一切對外聯(lián)系，馬良、張樹元也到了青島。

別動隊在青島住了十來天就開始派隊出發(fā)，首先派出小批從贛榆登陸，大隊隨后租用了一只日本大船，夜間秘密上船，直達日照縣的石臼所登陸。由于事前已秘密與臨沂地區(qū)駐軍山東第五旅旅長李森（李系張樹元的舊部）取得了諒解，五旅為張的別動隊讓路，因此別動隊得以順利登陸，并且決定以臨沂地區(qū)作為前進基地。

張宗昌千余人的別動隊在石臼所登陸后，經(jīng)過兩天的行軍,沿途無阻，第三天的上午九、十點鐘到達了蘇魯邊境的大興鎮(zhèn)（有千余戶人家）。正在隊伍休息吃飯時，哨兵報告說：東南方發(fā)現(xiàn)敵情，江蘇省贛榆縣（縣長綽號王小辮子）警備隊約三四百人，向大興鎮(zhèn)包圍前進（斯時張部離開奉天已二十余天,直奉戰(zhàn)端已開，奉軍前線開始敗退，直軍在取得勝利后，已通令所屬各地駐軍，截擊張宗昌的別動隊）。張部未來得及撤離,全部被圍在鎮(zhèn)內(nèi)。張當即召集校尉級軍官開會，一致意見：只有出擊，才能突圍。于是便決定：立即作戰(zhàn)斗準備，并采取緊急措施，將武器彈藥集中分配（別動隊帶的盡是短槍匣槍占多數(shù)），將所有校尉級軍官均派為戰(zhàn)斗員，并推褚玉璞為總指揮，程國瑞為副，出擊人數(shù)共約五百人。時已日暮，縣警隊已逐漸迫近大興鎮(zhèn)，張命褚玉璞、程國瑞分帶五百匣槍隊由圍墻東西兩面下去，經(jīng)麥田趴行前進（此時小麥已有半個人高)，到距敵一二百米，對方尚未發(fā)覺。于是褚就利用這個戰(zhàn)機，命司號員吹沖鋒號，突然發(fā)起襲擊，猛撲到縣警隊面前，東西兩面槍聲大作，縣警隊驚惶失措，對面交鋒，大槍失掉作用，一舉將縣警隊擊潰，繳獲大槍二百余支，縣長王小辮子棄馬逃走，戰(zhàn)斗很快結束。在這次戰(zhàn)斗中，別動隊無一傷亡。入夜后張部又繼續(xù)向郊城方向前進。據(jù)聞王小辮子在張的別動隊離開大興鎮(zhèn)約五十里的時候，又糾集人馬進入大興鎮(zhèn)，并追了約二十里始停止前進。

別動隊于次日午到達郊城北約二十里野外樹林里，即停止前進。因在大興鎮(zhèn)突圍前，張宗昌已得知奉軍失敗的消息。別動隊突圍出來后，人心開始慌亂，無法維系，于是就派他的副官長常之英和副官主任徐大同二人，前往碼頭鎮(zhèn)與陳杰、張子方二人取聯(lián)系。常、徐在進入碼頭鎮(zhèn)之前，約定徐先進鎮(zhèn)去聯(lián)系，常留鎮(zhèn)外等候，至下午四時若見不著面，即各自行動。徐到鎮(zhèn)內(nèi)見著陳杰、張子方等人，知道形勢已變，無可作為，必須立即離去，就到鎮(zhèn)里他妹丈家去隱避了十來天，始經(jīng)棗莊返回東北。后來知道常之英和徐大同去碼頭鎮(zhèn)之后，別動隊就紛紛丟槍星散，張宗昌也帶兩個親信（鍾振國、楊××二人），化裝由原路經(jīng)石臼所回青島轉赴奉天（現(xiàn)在遼寧省的沈陽市，原奉天?。Ｐ齑笸胤钐煲姷綇垥r，張還責備徐說：“他媽的，我這樣一個大個子，都從原路回來了，你們真是不中用。”

在徐大同到碼頭鎮(zhèn)的當天晚上，陳杰和張子方二人即由孫愛庭派的幾名自衛(wèi)隊護送到沂河對岸，去邳縣四戶第二聯(lián)絡站聯(lián)系。當時四戶駐有江蘇省警備團隊的一個營，營長姓韓，團部駐窯灣。陳、張等到達不久，聯(lián)絡站的王化樓見形勢大變，便向駐軍告密出賣，陳、張及聯(lián)絡站的大部人員（約二十余人），均被逮捕解往窯灣的警備團部扣押，只有方永昌（外號方花臉）因到土匪頭目趙成志處接洽事情，不在四戶，未遭毒手。時間過了一年，張宗昌在東北五站任第三混成旅旅長時，始派常之英攜款萬元到徐州見陳調(diào)元，請設法營救。陳與張系舊交，當時是徐州的鎮(zhèn)守使，邳縣是他的轄區(qū)，乃借視察名義赴窯灣，將被捕人員帶回徐州，予以釋放。原由贛榆登陸的小批人馬，進入內(nèi)陸很快即被地方駐軍打散，還有少數(shù)人被俘虜，并分別為各縣扣押，一年后始釋放。第二次直奉戰(zhàn)后，張宗昌率師南下返回徐州時，派部隊到四戶將王化樓擒獲，解回徐州槍斃了。褚玉璞原來在江西出賣張宗昌，投降了陳光遠，后來還是被繳了械，于是又回到蘇、魯、豫邊區(qū)的豐沛一帶當土匪。張宗昌到了東北，他也到東北找張宗昌請罪，并表示愿意追隨。張未念舊惡，此次也一同到魯南活動。張宗昌的別動隊瓦解后，前與聯(lián)系的山東地方軍第五旅李森部虛張聲勢，避實就虛地表演了一場截擊戰(zhàn)，張宗昌第一次入魯?shù)幕顒又链怂旄娼Y束。

褚玉璞、張宗昌、張學良

后來又聽說張宗昌在郊城準備逃走時，偶在夜間進入某莊一位王錫仁家的閑院內(nèi)。王適任該莊莊長，晨起發(fā)現(xiàn)張等，驚問何來，張以實對，并謂王如欲請功領賞，即可將伊等執(zhí)送官府，否則請設法掩護，后必有報。王遜謝不遑，盡力招待，并呼其子冠英出拜張宗昌為義父，張亦拜王之母為義母。彼此深相結納，盤桓數(shù)日，王見形勢漸趨緩和，乃先為張備辦平車一輛，上載陶器，冒充商販，直向青島方向進發(fā)。張為一彪形大漢，又從未當過商販，故一言一動，極不相類。一日行至莒縣南關，受到當?shù)鼐毂P查，扣送縣署。當時莒縣縣長為周仁壽,任職已十余年，一經(jīng)詢明詳情，即將張請至內(nèi)宅，設宴款待，并厚贈旅費，派人護送回青島。一九二五年張宗昌督魯，首將周仁壽升任為臨沂道尹，并電臨沂縣縣長護送王錫仁到濟南，委為督辦公署高級參議，月支薪俸六百元，后又委任為萊蕪縣縣長。王子冠英，時甫成年，委充營長，令其招兵買馬，用款多少，囑向七姨太太處支領，勿須公文周折。王錫仁任職不久，即辭職回濟南，仍干其掛名差事。其子冠英以少年浮華，日與一幫流氓、兵痞酒食征逐，終張之任，混混了事。

六、出任綏寧鎮(zhèn)守使兼吉林防軍第三混成旅旅長

一九二二年夏，張宗昌兵敗魯南逃回奉天后，正遇高士賓、蘆永貴在五站地方聚眾，準備進攻張作霖的屬地哈爾濱。按蘆永貴本是山里一個匪首，而高士賓則是前任吉林督軍孟恩遠的外甥，因為張作霖撤換了孟恩遠，高士賓為向張作霖報復，于是便策動蘆永貴一起興師動眾（一說高、蘆系受吳佩孚的委任,聚眾擾亂東北的后方）。他們聚眾以后，即從五站(原注：五站為當時由海參崴向西去的第五個車站的代稱（七、八、九站均此）即現(xiàn)在黑龍江省屬的綏芬河，下同。)沿中東鐵路向八、九站發(fā)展。此時張作霖正在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新敗之后，一時尚未決定應付辦法。張宗昌從魯南失敗返回奉天后，聽到這個消息，認為他自己對五站一帶的地理人事都很熟悉，便自告奮勇向張作霖表示，愿意前去解決這個亂子。張作霖同意后，發(fā)給張宗昌步槍二百支及短槍若干。張于是就率領舊部二百余人，自沈陽出發(fā)，經(jīng)南滿鐵路到長春，又從長春經(jīng)中東鐵路到哈爾濱，一路招募新兵，為時不久，已有一千余人。此時黑龍江督軍吳俊升早知高士賓、蘆永貴的軍事活動，但是還沒有派兵前去對付，聽說張宗昌來到，知道是為他出力，隨即派人歡迎。他們見面之后，對張慰勞有加，并補給鉛彈子步槍三百支,重機槍兩三挺，山炮一門及子彈服裝給養(yǎng)若干。張宗昌臨時編組成軍并稍事整頓之后，即由中東鐵路掛車數(shù)列（命士兵擁在車輛門口，作出人多擁擠的模樣），各列車上都插上大旗，向東開去。此時偵知蘆永貴等已到達九站以西，張宗昌的兵車進至距敵不遠的地方，全部先后下車，分由山中前進，至海琳附近，即與高、蘆部接觸。張下令開始進擊，雙方戰(zhàn)斗未久，遙見敵方有火車一列自東開來，張的炮兵即向火車轟擊，頭一炮竟將敵方火車頭擊壞。張部接著全線猛烈攻擊，右翼進展很快。蘆永貴等不知張部的虛實，遇到張的猛烈攻擊便慌了手腳，很快就全部敗逃。張宗昌督隊追擊，虜獲人、槍各一千余。戰(zhàn)斗結束以后，繼續(xù)向東前進，沿途又捉獲潰兵約千人，直至五站，始向沈陽發(fā)出戰(zhàn)報。張作霖見報喜出望外，認為張宗昌并無正式部隊，卻能迅速定戰(zhàn)亂，安靖地方，實屬難得，不久就發(fā)表張為綏寧①(原注：原吉林省屬，綏是綏芬河，寧是東寧縣，綏寧為綏芬河和東寧的區(qū)域簡稱，下同。)鎮(zhèn)守使兼吉林防軍第三混成旅旅長和中東鐵路護路軍副司令。張宗昌既已有了名義，便要正式成立部隊。部隊的各級官長，有他的舊部可以充任，編成基干比較容易,但邊地壯丁不多，補充士兵、配置武器，則比較困難。對此張宗昌采取了如下措施：第一，在東北設立招募新兵的機構，大量招募在東北的山東人從軍；第二，派人回山東內(nèi)陸開辟兵源。

與此同時，中俄邊境上，又突然涌來許多俄國沙皇的潰兵，當時聽說這是沙俄派往歐洲戰(zhàn)場的軍隊，共產(chǎn)黨十月革命成功，這些軍隊不能回國，又被紅軍堵?lián)糇方?，于是就各處流竄，斯時又沿著中俄邊境來到五站附近。張認為事體重大，即電奉天張作霖請示辦法，張作霖回電是：在“保境安民”的原則下，由張宗昌相機處理。過了不久，即有自稱是帝俄國務總理的謝米諾夫到五站與張宗昌接洽。據(jù)謝米諾夫說，這些白俄軍隊，因為轉戰(zhàn)很久，難苦備嘗，軍中上下，普遍存在著厭戰(zhàn)情緒，又無糧無餉，筋疲力竭，而又回國不得，因此多欲放下武器，離開軍隊，自謀生計。除部分軍人希望中國予以收容外，其他大部官兵準備即行遣散，并希望幫助他一部分經(jīng)費，作為遣散費用。張宗昌認為這是擴編隊伍、解決武器問題的大好機會，既于雙方有利，事屬可行，當即允許照辦。謝米諾夫回到部隊，很快即將武器全部移交張部，計有水連珠七七步槍六千余支，機關槍四十八挺，七七山、陸炮十三門，此外還有槍、炮彈藥、炸藥、炸彈、通信器材等等。張宗昌接收以后，也將籌辦的部分款項交于謝米諾夫。愿意由張收編的白俄軍五百余名，被單獨編成一個白俄部隊，由聶卡耶夫帶領，歸張指揮,謝米諾夫被留為本軍顧問。

張宗昌采取的招兵措施，不久也收到了效果，在東北哈爾濱一帶謀生的山東人，大量被騙投張，因而張的士兵人數(shù)，得以迅速擴大。

被派回山東內(nèi)陸招兵的李恒珍，當然也羅集了一些人，不過當時關內(nèi)是直系勢力范圍，不能公開招募，李只在泰安、寧陽一帶暗地進行，并騙說是招募工人去東北開墾荒地。這樣每次招得十人二十人，就給他們買上車票，送到張的招募機構報到，招募機構的負責人是張的副官長常之英。李到山東月余,山東即發(fā)生了孫美瑤臨城劫車案（四月某日），魯南局勢，頓趨緊張。當時李已招得一百二十人，并分在三個車站上車。不料票車行抵萬德車站，忽有軍隊上車檢查，李還未及下車躲避，即被軍隊扣留，同車去關外的新兵也被拉下八十余名，并被分別關進幾間房內(nèi)，著人看守。李隨身帶的紙幣二千余元及大褂、手表，也完全被搜去。李等被關后的第三天早晨，田中玉的一個參謀（姓名失記）前往問話，他問過李的來歷以后對李說：

“招兵不招兵沒大關系。你候著吧，我回濟南去，明天再來，大概無事”。第四天該參謀又到萬德車站對李說：“督軍（即田中玉）叫我來放你走?！庇谑抢畋銕е切┍环懦龅男卤鴱脑缏吠讲脚艿教旖颍钟商旖蜃L船到秦皇島上岸，換車出關而去。

至此，張宗昌的軍隊人數(shù)已超過萬人，第三混成旅也正式編成了。該旅轄三個團，第二十八團（團長程國瑞），第四十四團（團長許琨，許原為直系曹錕的部屬，在北京與張結識，張走曹錕門路未成，許也隨張一起到東北，充當了張部的軍官),第五十五團（團長褚玉璞），特種兵的炸彈營（營長王璞）,補充營（營長王棟），機關槍連（連長祝學文），騎兵連（連長潘文良），炮兵連（連長林泰），工兵連（連長王迪周）,輜重連（連長李清珍），衛(wèi)隊連（連長姓名失記），軍官講習所（所長畢庶澄），此外還有聶卡耶夫帶領的一部分白俄部隊。旅部的組成人員：參謀長為孫啟和，副官長為常之英，軍需處長為祝仞千，軍醫(yī)處長季某，軍法處長為袁致和，軍械處長為滕殿英，秘書處長為林憲祖。各團團副為吳杰、姚鈺、栗翔，各營營長為黃鳳岐、張宗甫、翟文林、袁振卿、徐源泉等。當時中東鐵路有護路軍的組織，護路軍司令為朱慶瀾，張宗昌兼任護路軍副司令，方永昌為護路軍參謀長。上述這些人絕大部分是張的舊部和陸大、江蘇軍官教育團的學生，但也有綠林匪首，如褚玉璞、黃鳳岐等就是。士兵的成份則相當復雜，有沙俄軍人，有綠林匪幫，有散兵游勇，也有走投無路的饑民。

張的第三混成旅正式編成后，由于人數(shù)過多，單靠張作霖撥給的糧餉是不能維持的，他解決糧餉的補充辦法，主要是依靠五站的大煙和賭局稅收。據(jù)我們了解，張到五站地區(qū)接任綏寧鎮(zhèn)守使以后，接辦了原由吳光新開辦的“裕寧公司”，這個公司名義上是墾種荒地，但實際上種糧很少，主要是種植大煙（即鴉片）。開始只在五站地區(qū)，到張任鎮(zhèn)守使時，公司的土地已擴張到六站和七站一帶，土地如此之多，當然不能完全由“公司”種植，于是就大量出租，當?shù)氐牧髅グ杨^和張部三分之二以上的軍官，都大量承租土地，對農(nóng)民進行層層剝削。這個“公司”的收入，除拿出一少部分向地方政府繳稅外，大部分補充了張的軍餉?！肮尽钡呢撠熑耸窃诤⑨税锥矸康禺a(chǎn)公司充當收款人的婁和晴，張在山東任督辦時曾任婁為東昌府鎮(zhèn)守使。張宗昌的勢力擴大了，但也引起了張作霖部下許多人的懷疑和爐忌，因此在沈陽，在張作霖周圍傳著許多對張不利的流言，有的說張在五站種大煙、開賭局、搜刮民財；有的說張有反奉的野心，要調(diào)動他，準不聽命。這些傳說也引起了張作霖的一些懷疑。

一九二三年秋，奉天軍事當局決定在懷德縣舉行秋操，檢查自己的實力；同時也命張宗昌的吉林防軍第三混成旅參加這次的檢閱，以觀究竟，如果他的軍隊素質不良，即予以繳械遣散。秋操命令到達五站以后，張宗昌毫不遲疑，即日動員全旅開拔到懷德縣（今吉林省屬，下同）集中，槍械彈藥也隨軍運到二道溝車站，并造好表冊準備接受校閱。一日，檢閱委員李景林、張學良等由張宗昌陪同到二道溝檢閱武器，見械彈器材不少，僅銅質電報機就有五百部之多。張學良問張宗昌：“你這些東西是哪里來的？”張宗昌說是白俄軍隊送給的，張學良又指指田瓜式的手榴彈，張宗昌說：“這是買的，兩塊哈大洋一個?！彼麄儥z閱去后，部隊就在懷德遼闊的原野上開始秋操，首先由李景林等舉行閱兵典禮，然后開始大規(guī)模的野外演習。郭松齡當時懷著嫉妒的心情，想將張宗昌部繳械，幸張學良攔阻，未能如愿。秋操終結后，張學良回到沈陽向張作霖匯報了情況，決定將張宗昌的吉林防軍第三旅的番號，改為奉天陸軍第三旅（混成）調(diào)到奉天境內(nèi)的東豐、西豐、西安等縣駐防，并予以整補。張宗昌得到命令后，即將部隊由懷德開赴新的防地，旅司令部、各特種兵部隊、軍士講習所和程國瑞團駐防西豐縣，許琨團駐防東豐，褚玉璞團駐防西安。一切安排就緒后，張宗昌應張作霖之命去沈陽，張作霖詳細問明張宗昌部人員武器被服裝具等情況后，便將前欠張宗昌部四個月的軍餉，一次發(fā)清,又發(fā)給一批軍裝被服鞋襪等等，同時還將一些雜色壞槍完全更換了七九、六五步槍，對這個部隊進行了全面的補充。至此，第三旅的軍容大為改觀。

七、在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中

（一）向熱河進軍前后

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奉軍失敗退回東北以后，又積極整頓軍旅，擴充實力，以圖再舉。張作霖首先成立了東北陸軍整理處，負責整編和訓練軍隊事宜，奉天兵工廠也較前擴大了數(shù)倍，每年能自制數(shù)量很多的山炮、野炮、重炮、迫擊炮、步槍、槍彈炮彈等。

一九二四年九月江浙戰(zhàn)爭爆發(fā)，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亦隨之而起。九月十五日，奉軍分向山海關、熱河方面出動。當時奉“軍的作戰(zhàn)計劃大體是：以第一軍第三軍合組的聯(lián)合軍，出山海關擊破當面之敵后，向京津一帶進展；以第二軍進攻熱河，協(xié)同聯(lián)合軍攻擊山海關方面之敵。第二軍以李景林、張宗昌為正副軍長，李部第一師在義縣附近集中后，向熱河的朝陽進攻；張部第三混成旅在大窯溝附近集中后，進入熱河先行切斷凌源、朝陽間的通路，協(xié)助李部攻下朝陽，再令師西進建平、承德一帶地區(qū)，然后相機進入冷口，經(jīng)遷安向灤州挺進（李景林部與張宗昌部雖合編為一個軍，但還是各統(tǒng)各的兵，各打各的仗）。

張宗昌的陸軍第三混成旅奉到開拔命令后，即陸續(xù)開往大窯溝附近集結待命。當時熱河的都統(tǒng)是米振標，他率領的部隊全是毅軍，即所謂外八營，約三四千人。毅軍還是清末編成的軍隊，毫無作戰(zhàn)能力。吳佩孚派在熱河方面作戰(zhàn)的部隊，以王懷慶為第二路軍總司令，馮玉祥為第三路軍總司令。但馮玉樣與張作早已達成共倒曹、吳的協(xié)議，馮率領的部隊，僅在古北口一帶遲滯不前，待機舉事（斯時一般將領還不知道張、馮之間的勾結）。王懷慶直轄的第十三師，亦系舊毅軍隊伍，缺額很多，平時訓練很差，軍隊生活腐化，不堪一擊，只有在長城冷口一帶的董政國師，尚堪與奉軍匹敵。

張宗昌部的士氣雖然比較旺盛，但軍官們卻有頗多的思想顧慮，主要是怕和馮玉樣的部隊打硬仗。因此他們在出發(fā)之前，都準備了些日本金票，萬一戰(zhàn)敗，就坐車去大連，再坐海輪南下回家（坐火車須經(jīng)南滿，而南滿的火車和大連的海輪，都需日本金票）。張宗昌曾對他的參謀陳杰說過：“這回我們要是戰(zhàn)勝了，毫無問題，什么都有；倘若戰(zhàn)敗回來，奉天不會養(yǎng)活閑人的，那時就找個山溝，你們給我起個年號，咱們就給他泡了吧（即落草稱王的意思）！”

九月十五日，張旅各部先后進入熱河省境四五十里，熱河地方守軍部隊外八營，毫無戰(zhàn)斗力量，一經(jīng)接觸即行退去，張旅進展極為迅速。他們曾預想承德方面必有大部直軍應戰(zhàn)，斯時定有一場惡斗，誰知一路并未遇著勁敵。

（二）玉麟山之戰(zhàn)

九月十五至二十二日，奉軍第二軍部隊先后攻占開魯、朝陽，三十日攻占凌源，十月上旬到達平泉迤西地區(qū)。張宗昌的第三旅未有西進，在凌源稍事整頓補充后，即向長城冷口方向前進，大約是十月五、六日，兵過茶棚，與直軍董政國部接觸。茶棚是董師的警戒陣地，其主力在南面約十五六里的玉麟山一帶布防。董的西面有陜軍閻治堂的第二十師，東面有時全勝的第十四混成旅，在遷安附近還有胡景翼的陜軍第一師，兵力頗為雄厚。但是胡景翼與馮玉祥已有秘密結合，閻治堂與董政國也有分歧，不能合作，時全勝旅則距離較遠，故玉麟山戰(zhàn)役，只是張宗昌部與董政國部的對戰(zhàn)。

從凌源到冷口全是山地，海拔大都在四百米至一千米的高度，崗巒重疊，形勢險峻，山間很多峽谷，還有青龍河自北向南，穿過玉麟山中部，經(jīng)冷口以東注入灤河。這條河的下游河床寬約二三百米，而當時的水面卻只有約三十米左右，水深僅一米，處處可以徒涉。玉麟山是一條由西北斜向東南的山脈，在青龍河兩岸，有兩個主峰對峙，都高約七、八百米，南主峰的北坡極為陡峭，無法攀登，兩峰之間的河谷寬約二百米，為自凌源至冷口必經(jīng)之道。這條大道，可以通行大車炮車。董政國師沿著玉麟山一帶布防，確是易守難攻。

張旅在茶棚附近驅逐董部的警戒部隊以后，即迅速向玉麟山接近，并發(fā)起攻擊。第一線的部隊，以程國瑞的第二十八團居中，在青龍河東岸向玉麟山的北主峰及其以東的董部陣地進攻；右翼為許琨的第四十四團，在青龍河西岸向玉麟山的南主峰及其以西的董部陣地進攻；褚玉璞的第五十五團為總預備隊，配置在旅右后方，待機使用。在這次的進攻戰(zhàn)斗中，張旅的炮兵大隊發(fā)揮了巨大的威力，這個炮兵大隊是張宗昌在中俄邊境五站收編的白俄部隊，當時配備有俄造七七口徑的山炮、野炮十三門、七五口徑的山炮一門，全旅還有八二迫擊炮約二十門。此外，在奉天出發(fā)之前，還將原來的炸彈營擴編為團（以王棟為團長），這對戰(zhàn)斗也起了重大作用。玉麟山主陣地的戰(zhàn)斗，一開始就很激烈。張旅進展很慢，經(jīng)過兩三天的鏖戰(zhàn)，程國瑞團才在猛烈的炮兵火力掩護下，占領了北主峰，將董師的右翼，大部壓迫到它的第二道防線。此時張宗昌、程國瑞都在北主峰指揮作戰(zhàn)。不久，作為總預備隊的褚玉璞團也在右翼加入了戰(zhàn)斗，而將右翼許琨團一個營的預備隊，作為旅的總預備隊，后來這個營也被逐次使用。最后僅僅留下的一個預備排和護兵、馬弁、大車伏等，也在北主峰參加了戰(zhàn)斗。如此激戰(zhàn)了七八晝夜，雙方傷亡都很慘重。但李景林率領的部隊，卻在后方作壁上觀，未派一兵一卒增援張旅。戰(zhàn)斗最后一天的上午十一時，張宗昌在北主峰后面調(diào)許琨團的第二營，繞道對董師的右側背進行抄襲。部隊在對方警戒部隊的猛烈射擊下，跑步涉水，強渡青龍河，攻占了董部警戒部隊的陣地，并繼續(xù)向西席卷，當晚進至距董師據(jù)守的南主峰十幾里附近。次日拂曉，發(fā)現(xiàn)董政國部已在夜間向南退卻，沿途遺棄戰(zhàn)斗物資甚多，僅大車即達千余輛，玉麟山的戰(zhàn)斗，就這樣結束了。此時大約是十月二十日前后。

這一重要要隘的突破，對于奉軍遷回山海關直軍主力的后方，解決全部戰(zhàn)斗，造成了極為有利的形勢。

玉麟山距冷口約二百余里，董師自玉麟山敗退后，張旅迅即搜索前進，經(jīng)過四五天的行軍，始到達冷口附近。但此時董政國部已搶先在冷口構筑了縱深約七、八里路的防御工事，最前面有地雷區(qū)，后面有鹿寨、鐵絲網(wǎng)，然后是外壕、蓋溝等。冷口寬約五十米，長城城墻完整，高不可攀，上面有直軍防守。冷口南面約十里為建昌營，過去這里是一處防守長城的駐兵之所，后來成了一個較大的村鎮(zhèn)。張旅第二營接近冷口董師的前沿陣地時，也迅速構筑了簡易工事。但張宗昌此次沒有采取正面進攻的措施，而是花錢雇用了幾個在長城內(nèi)外放羊的作向導，派程國瑞率領兩個營，趁夜間對方不易察覺的有利條件，從冷口以西，爬山越嶺偷越長城，遷回到董師背后，襲擊了建昌營，這對董師是一個意外的打擊，因而又追使董部退出冷口，潰敗南去。

（三）奇襲灤州

張宗昌攻下玉麟山、打進冷口，為了直搗山海關方面直軍的后方，一日一夜的急行軍，就到了灤州附近。十月二十七日，張部除留許琨團防守灤河南北兩岸，阻止石門寨方面退卻之敵而外，其余部隊搶占灤州車站，將路軌切斷后，便分頭截擊敵軍。此時車站直軍已全部潰逃，張宗昌走進直軍的電話室,正遇電話振鈴，他摸起耳機就問：“你是哪里？”對方有人答道：“總指揮部?！睆堄謫枺骸澳闶钦l？”對方答道：“我是李參謀長?！睆堈f：“你是李伯仁嗎？”（李是張在湖南時的一位參謀,即李藻麟。張在江西失敗后，李投直系。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時,李任直軍總司令彭壽莘的參謀長，在山海關一線作戰(zhàn)）。對方答應：“是”，又反問：“你是誰，現(xiàn)在哪里？”張答道：“我是張宗昌，現(xiàn)在灤州車站！”對方把電話耳機一掛，再問就沒人答話了。原來這是住秦皇島直軍彭壽莘總指揮部的參謀長李伯仁，用電話向后方聯(lián)絡情況不意遇著了張宗昌。至此，直軍的后路已被奉軍截斷。適在此時，又傳來馮玉祥十月二十二日班師北京發(fā)動政變的消息，使直軍頓呈混亂，各路紛紛后撤。此時吳佩孚已先期赴天津，軍中的高級將領，見軍心渙散，四處奔潰，無法制止，也都紛紛跑上海軍兵艦，逃往天津。在山海關正面的由張學良、郭松齡等率領的奉軍，此時也全線出擊，向關內(nèi)急進。計在灤河邊上被奉軍解除武裝的直軍有第三師、第二十六師、第九師、第二十師、第二十三師，以及第十二、十三、十四等混成旅的全部或一部，收編直軍約六七萬人。張宗昌在灤州附近收編直軍大體完畢后，即揮兵向南追擊，兵過蘆臺、昌黎、軍糧城，直到天津附近，均未遭到大的抵抗。吳佩孚已于十一月二日率殘部赴溏沽乘華甲輪浮海南下；逃到天津的直軍高級將領則均逃入租界避難去了。沿途之上，直軍拋棄的武器、彈藥、糧、被服無數(shù)。張旅在天津附近略事休息以后，便奉命開到馬廠、青縣、興濟一帶屯扎，從事整編。同張宗昌合組為一個軍的李景林部，從向熱河進軍開始，只尾隨張部前進，一直未與直軍主力交手，及至聽到張宗昌攻奪灤州,直軍全線崩潰之后，始兼程趕往灤州，并投機當上了直隸?。ń窈颖笔。┑能妱斩睫k。

（四）在馬廠一帶整編

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以直軍主力全面失敗而告結束。由于張宗昌部在此次戰(zhàn)役中，為奉軍出了很多力，戰(zhàn)斗結束后張宗昌被提升為第一軍軍長，所有從征人員也普遍晉升一級。此時張宗昌的軍隊已超過了十萬人。隨著張宗昌的晉升軍長，原來的旅司令部也擴大編成軍司令部，統(tǒng)轄新編成的各部隊。軍司令部以王翰鳴為參謀長，張到天津時又重邀李伯仁任隨軍參謀長。參謀長下轄參謀、副官、軍需、軍法、軍醫(yī)、秘書、書記、軍械等八大處，人事無多變更，軍需處長仍為祝占俊，秘書處也仍以林憲祖為處長。第一軍編成四個步兵旅、三個特種兵團、一個輜重大隊，另外還有兩個先遣梯隊，計有第三旅（旅長褚玉璞）、第二十八旅（旅長程國瑞）、第二十九旅（旅長許琨）、衛(wèi)隊旅（旅長方永昌）、騎兵團（團長吳至臣）、炮兵團（團長林泰）、工兵團（團長畢庶澄）、輜重大隊（大隊長李清珍）、先遣第一梯隊（司令聶卡耶夫，這個梯隊完全由白俄軍隊編成）、先遣第二梯隊（司令方振武(原注：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結束，張宗昌進至天津后，方振武因前在光復軍與張相識而投張，當即被任命為梯隊司令。后因張宗昌對其不信任，一九二五年冬或二六年春賭氣投靠了馮玉樣。)）。全軍士兵的總數(shù)，由于沿途陸續(xù)增加，在很長時間內(nèi)則沒有個確實數(shù)目。

張部初到天津，軍中使用的錢幣仍為軍用手票。過去在奉天時用的是奉票，在黑龍江省用的是哈大洋（票），在吉林省用的是吉大洋（票）。當時東北三省雖有現(xiàn)大洋（銀元），但在市面上買賣并不通用，而是使用當?shù)氐募垘?。甲地紙幣，乙地不用，換一個地區(qū)就要換一種紙幣。奉票分為兩種，一種是奉大洋，每元為十二毛，一種是奉小洋，每元為十毛，奉大洋每元合銀元八角，奉小洋每元合銀元六角。當時關內(nèi)的金融是以銀元為本位，并有中交兩銀行發(fā)行的紙幣，京津一帶還有直軍發(fā)行的直隸省銀行紙幣，奉票初到關內(nèi)不能使用。此時若向地方籌款，或向銀行借款都難辦到，所以才用軍用手票，作為權宜之計。市面上懾于軍閥的淫威，不敢完全拒絕，有的商店情愿暫時停業(yè)，不愿使用，有的商店情愿白送一兩件商品，也不收這種軍用手票；至于軍隊強迫使用，與老百姓發(fā)生爭吵、打架情事，更是屢見不鮮。后來因為信用太差，幾同廢紙，奉軍當局只好協(xié)同北洋政府進行回收，但是老百姓受的損失，已經(jīng)無法估計了。

八、南下進攻齊燮元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以奉軍取得絕對勝利而告一段落。江蘇齊燮元與浙江盧永祥之戰(zhàn)，則以孫傳芳率部自福建攻占浙江，盧永祥與何豐林在十月中旬最后失去松滬而告結束。北方段祺瑞與張作霖暗中勾結反對馮玉祥，段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成立臨時執(zhí)政府，自任臨時執(zhí)政，但軍政大權則完全落入張作之手，于是軍閥之間爭奪地盤的戰(zhàn)爭又重新展開。張宗昌率領七八萬軍隊集中馬廠一帶，沒有適當?shù)乇P安置，段祺瑞對在江南首先發(fā)難的盧永祥，也想給予適當?shù)牡匚?。于是奉軍當局就在天津召開會議，決定派張宗昌率軍南下，進攻江蘇的齊燮元，以圖擴大地盤，以便安插一些督軍、省長之流。不久北京執(zhí)政府就發(fā)表盧永祥為蘇皖宣撫使，張宗昌為宣撫第一軍軍長的命令。

當時張宗昌收編的部隊，在馬廠剛剛整編完畢。全軍計有三團制的步兵旅四個，獨立團四個，先遣梯隊兩個，以及騎、炮、工輜各特種兵部隊若干，每個旅的人數(shù)都在一萬以上，槍炮武器多系俘獲直軍的戰(zhàn)利品。但訓練還未開始，就得到了出發(fā)命令，于是便陸續(xù)乘津浦鐵路火車次第南下，經(jīng)過山東向蘇北徐州進發(fā)。山東督軍當時還是皖系的鄭士琦。他在馮玉祥回京發(fā)動政變和吳佩孚自前線退回天津準備調(diào)集長江一帶軍隊北上增援的時候，曾宣布山東武裝中立，并派兵阻止吳部退入魯境和援軍北上?，F(xiàn)在直軍全部被殲，奉軍聲勢浩大，鄭的實力薄弱，不敢拒絕奉軍的假道。因此奉軍經(jīng)過山東是暢行無阻的。當時徐州的鎮(zhèn)守使為陳調(diào)元，他在馮國璋督蘇時曾任南京的憲兵司令，與張宗昌交情頗厚，結有金蘭之好（拜把弟兄）。此時聽到張宗昌進兵江蘇的消息，雖是各為其主，但也因為大軍壓境，難以抵擋，只好把他所部約一師的軍隊調(diào)出徐州，退到以西的碭山、豐、沛一帶駐扎。張宗昌部未發(fā)一槍一彈，便順利占領了江蘇的北門徐州，至此江蘇門戶洞開，張軍不僅可以通行無阻，直接進到長江北岸，并且還可以把徐州作為后方基地，將所有軍用糧、彈藥、被服、裝具等等都積存于此,免除了后顧之憂，這對張宗昌大軍的順利南下，是個極大的有利條件。當時津浦線上每一列車的載重量，以七百噸為準，可載部隊兩千（約一團的兵力），張軍各部隊的火車，一列一列地直接開到長江北岸，沒有遇到抵抗。駐在南京的齊燮元，沒有料到北軍之來如此神速，由于作戰(zhàn)準備不足，已陷于措手不及。張軍在浦口下火車后，迅即搶上輪渡或帆船，在浦口東西之線，迅速渡過長江直逼南京城下。斯時正是一九二五年元旦（公歷）過后。

張軍強渡長江，南京挹江門、儀鳳門外的下關及煤炭港一帶，雖有齊軍防守，因部署未定，官兵的戰(zhàn)斗意志不堅，一經(jīng)接觸，不久即退。有的穿城而過，有的繞城而走，偌大城池,并未固守，所有獅子山、雨花臺的要塞炮臺，都成了啞巴，一聲不響，守軍都逃跑了。張軍沖進城里，各處搜索，除了一些零星未及逃脫的潰兵外，城內(nèi)城外都無部隊進行抵抗。經(jīng)偵知齊軍已全部沿滬寧鐵路向東退去，張軍迅即跟蹤追擊，僅留許琨率所部留守南京。此時下關滬寧鐵路火車站的機車均被齊軍開走，只剩下木篷車數(shù)輛，與倒車的小車頭一個。好在車站上的鐵路人員因為事出倉促，大都未走。于是便將彈藥裝上列車，掛上小車頭，向東開行。經(jīng)過一晝一夜，張軍前鋒已到達鎮(zhèn)江附近，發(fā)現(xiàn)敵軍正在積極布防，挖掘溝壕，敷設障礙，有堅守頑抗模樣。張宗昌偕參謀長李伯仁親到前方，偵察地形，作戰(zhàn)斗部署，并于是日下午開始攻擊，經(jīng)過半日時間，即將鎮(zhèn)江攻下。齊軍多數(shù)被俘繳械，余部又急向丹陽方向潰退。張軍尾隨追過丹陽到達常州，在常州周圍，略事交綏，齊軍又多棄械遠遁。此時張軍分兵兩路，一為褚玉璞部向南沿太湖西岸向宜興一帶浙贛邊境前進；方振武部配合其它部隊沿長江南岸向江陰以東搜索前進。

張宗昌率領衛(wèi)隊到常州城關見到齊軍遺下的彈藥很多，迅命軍械處收集裝車待運，是日下午八時，軍械處接到命令，在當夜下兩點以前，把彈藥送到前線，不得遲誤。當時的火線已經(jīng)推進到距離無錫約二三十里。軍械處接到命令便立刻發(fā)車，并按時到達前線，張軍各部得到充足的彈藥后，迅速從北面繞到無錫東方，截斷了滬寧線，卡住了齊軍的退路，齊軍此時欲退不能，逃脫無路，當場被俘者一萬余人，繳獲山、陸炮位數(shù)十門，步槍機槍無數(shù)。前面部隊進入了無錫，這天正是一九二五年的春節(jié)。齊軍在無錫遺下的糧、彈藥、服裝等軍用物資,到處堆積，其軍政人員和家屬，亂逃亂竄，他們坐來的火車七八列，都停在站上，行李物品衣箱包裹，盡行拋棄。張軍四處搜索，清理戰(zhàn)場以后，又向蘇州前進。

前面提到的吳光新，是當時北京臨時執(zhí)政府的陸軍總長，此次隨軍南下，是段祺瑞的授意，希望他這次也能撈到一塊地盤，為皖系增加力量。吳光新是段祺瑞的妻弟，是皖系軍人中主要人物之一，在這次奉軍南下戰(zhàn)爭中他雖沒撈到好處，但在奉軍進入上海后，他卻拉攏張宗昌，通過逛妓院、吃花酒、賭博、結拜換帖等方法，使彼此化干戈為玉帛，免去了張宗昌對浙江的用兵。

張軍左翼到達江陰，占領要塞炮臺以后，又沿長江南岸向東推進。所到之處，并無抵抗，文職官員大多棄職逃走，地方部隊亦多聞風遠飏。各處進展極速。前鋒推進過了蘇州，又分兵沿太湖東岸南下，進抵松江、奉賢、嘉興、嘉善一帶，方才停止。正面軍隊此時亦過了昆山，前進到滬濱。至此，齊燮元的殘部已是走投無路，大都繳械投降，或棄械逃走；其高級人員均化裝避入上海外國租界。此時上海四周與租界的交通道口，都有外國軍隊守衛(wèi)，檢查出入。張部為避免發(fā)生外交事故，下令停止前進，分駐租界以外地區(qū)，搜索清查，從事休息。軍司令部設于閘北車站附近，時為春節(jié)之后約一周。至此，奉軍南下的戰(zhàn)爭，即告結束。在此次戰(zhàn)爭中，齊部投降張宗昌的將領，計有王恩貴、王桂林等多人（王恩貴為齊燮元的炮兵司令，隨張宗昌到山東后被委為炮兵總監(jiān)），被張收編的齊部軍隊約二萬余人。由于部隊的擴大，程國瑞、許琨、褚玉璞、方永昌、杜鳳舉、王棟等張宗昌的一干大將到達上海不久，即先后被張臨時提升為軍長。

九、占領上海和班師北歸

張部到達上海之次日早晨八時張宗昌即偕衛(wèi)隊及隨從人員，自閘北經(jīng)江灣溫藻濱、張華濱、吳淞口，到達南石塘炮臺灣巡察。炮臺上的人員多數(shù)還是舊有的官兵，他們在炮臺上多年，有使用要塞炮的熟練技術，還有旗語、燈語、信號、標幟，能預知潮汐的漲落，預測風暴的大小，并有管理海口內(nèi)江船舶出入的經(jīng)驗。張宗昌來到臺上，便與他們講話，勉勵他們好好在臺上任職，并宣布照規(guī)定發(fā)給他們薪餉，然后又叫他們試放大炮，炮的威力極大，臺前小樹多被彈風拔走。對封鎖?？谵Z擊外來故艦，有重要作用。其缺點是：炮身不能轉動，一旦敵人登陸，便完全失去了作用。

張宗昌進駐上海后，他前在光復軍的一位舊長官——緝私統(tǒng)領李政武，給他介紹了上海青紅幫頭子黃金榮、杜月笙和一些當時的所謂“上海聞人”，并使與之交往，黃、杜等也都想利用張的實力，因此趨炎附勢，極盡歡迎之能事。張經(jīng)常住在黃金榮家，聚賭玩娟，日夜不息，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

黃金榮、杜月笙、李政武等有一天向張獻策說：“你現(xiàn)在擁有十多萬軍隊，目前就已經(jīng)編成了五六個軍，薪餉開支很大，僅靠奉天按照原來編制發(fā)給的經(jīng)費，差額太大，開支遠遠不足，你應當積極設法解決這個困難。我們在上海可以想辦法幫幫你的忙，給你籌劃一部分經(jīng)費來源”。在得到張的同意后,黃、杜、李等就在黃金榮的家里，代替張宗昌出名發(fā)出請?zhí)?，邀請大批當時經(jīng)營毒品的煙販赴宴，經(jīng)過研究，雙方簽定了由張宗昌派軍隊保護毒品進口，煙商預付酬金三百萬元的合同，各執(zhí)一份。以后大煙進入上海港口，即由張宗昌派軍保護，負責安全卸運。

張宗昌進入上海二十多天，張作霖即用北京執(zhí)政府名義發(fā)表了楊宇霆為江蘇省軍務督辦，姜登選為安徽省軍務督辦。這個消息完全出乎張宗昌意料之外，張的部下也有很多人感到不平。大家覺得張宗昌從東北出發(fā)攻下灤州，收編了吳佩孚的很多部隊，本應充當直隸督軍，結果被李景林搶了去，這次南下打垮了齊燮元，完全是張宗昌的功勞，這片江南財富之區(qū)，無疑應當歸張宗昌所享有，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江蘇軍務督辦這個位置，又被楊宇霆搶了去。張宗昌對此很不滿意。不幾天就下令把他的軍隊大部撤出江南，調(diào)到徐州集結。留在上海的部隊，僅有王棟和他所屬的一個旅，專負上海的販毒進口護運之責。同時還在閘北組織了個東北陸軍第一軍（張的原番號）駐上海辦公處，前北洋陸軍第十一師師長李奎元被任命為處長,專門負責與毒販商治雙方合同規(guī)定的護運籌款等具體事務。張宗昌委任的上海警察廳廳長常之英（原為張的副官長）也是這個辦公處的負責人之一。

張宗昌撤回徐州的當天，就集合全軍高級人員講話，要大家在徐州這廣闊的大地上，好好進行操練，務要練成一支精銳的軍隊。聽了張的講話，很多人感到他有些言不由衷。其實他迷戀江南那片財富之區(qū)，和上海那個紙醉金迷的世界。在楊宇霆發(fā)表為江蘇軍務督辦之后，他馬上就把十萬大軍撤到徐州一帶，顯然是不滿的表示。張的這一行動，也確實發(fā)生了作用，于是奉天軍事當局也不得不為他安排一個地盤，以資籠絡。因此張作霖便向段祺瑞提出：叫鄭士琦把山東讓給張宗昌。段當時須依靠張作霖來維持臨時執(zhí)政的地位，也只得免去鄭士琦的職務，發(fā)表張宗昌為山東省軍務督辦。于是一九二五年舊歷四月十五日，張宗昌便驅車濟南，正式接管了山東地盤，充當了山東省的軍務督辦，在山東稱孤道寡了。

張到了山東以后，留在上海負責護毒籌款的主持人李奎元、王棟、常之英等，為了“狗搶骨頭”，鬧了一場火并殺人的丑劇。原來按照合同行事的第一批進口煙土的船只到了上海，王棟即派部隊以護船為名，上船檢查，李奎元也派衛(wèi)隊到碼頭監(jiān)督。斯時王棟的官兵看見船上這樣大量值錢的煙土，認為是發(fā)財?shù)暮脵C會，當即紛紛動手亂搶；李奎元帶去的官兵，也不甘落后，于是你搶我奪，煙土盡被搶劫一空。那些煙商看到這個情況，立刻去找黃金榮、杜月笙等人電告張宗昌，要求履行合同規(guī)定。張宗昌得電后，大發(fā)脾氣，馬上就派當時的濟南警察廳廳長袁致和（原任張的軍法處長）和第三軍軍長程國瑞（張新發(fā)表的）火速赴上海調(diào)查真相，全權處理。袁、程二人到達上海后，先找李奎元了解情況，后又派人通知王棟到辦公處，研究如何處理這個案件。王棟得到通知，帶了一個步兵連乘汽車來到辦公處，他們見面以后，李、王互相推卸責任，爭論不休，竟至大罵起來。李奎元當即以自衛(wèi)手槍向王棟開槍,王棟的親隨也動了手，雙方部隊亂打一氣，調(diào)解人袁致和也被李奎元一槍把嘴打傷，程國瑞自以為會武術，身輕腿快，從五層樓跳樓而走，也把腿跌傷了。李奎元打袁致和的時候被袁的親隨打死，李奎元的部隊也被王棟的部隊給繳了械。袁、程二人看到這個案件越鬧越大，無法在上海就地解決，就將王棟押解濟南，請張宗昌親自發(fā)落。因為王棟是張宗昌的老部下，為張出過不少力，只在軍法處押了幾個月，就被釋放起用了。損失的煙土也不了了之。

十、第二次入魯——督辦山東軍務

（一）粉墨登場

一九二五年春，張宗昌奉命為山東軍務督辦，但原任督辦的鄭士琦，遲遲沒有表示歡迎，大有戀棧之意。當時歸鄭指揮的山東軍隊，共有一個師十三個混成旅及兩個獨立團。這些部隊的番號和指揮官大致如下：陸軍第五師（即清末北洋陸軍第五鎮(zhèn)），師長為孫宗先，轄兩個步兵旅共四個團，另有炮兵、騎兵各一團，工兵、輜重兵各一營；陸軍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長為施從濱，轄兩個步兵團及騎兵、炮兵、工兵、機關槍各一營（施旅是隨張懷芝援湘失敗后回來編成的）；陸軍第二十混成旅，旅長為吳長植；山東陸軍第二混成旅，旅長為張懷斌（張懷芝之弟）；山東陸軍第三混成旅（旅長姓名失記）；山東陸軍第五混成旅（旅長姓名失記）；山東陸軍第四混成旅，旅長為張建功；山東陸軍第六混成旅，旅長為張培榮；山東陸軍第七混成旅，旅長為胡聘三；山東陸軍第一混成團，團長為梁世昌；山東陸軍步兵第一團，團長為任居建。這些部隊，大都是山東的地方部隊，各有其歷史背景，除胡聘三的第七混成旅算是鄭士琦的臺柱外，其余都只是表示擁鄭拒張而已。張宗昌任督辦的命令發(fā)表后，在徐州等了很久，感到大不耐煩，最初想用武力解決，后來又考慮到戰(zhàn)端一開，前途很難預料，于是乃派他的參謀長王翰鳴赴濟南與鄭士琦面商，希望和平接任。鄭亦自知力量不敵，談判很順利。鄭于當天晚上就將督辦印信交與省長龔伯衡代收，自己離開了山東。

一九二五年舊歷四月十五日，張宗昌率領隨行人員及兵車數(shù)列到了濟南，在一路鐵路賓館休息進餐后（時已薄暮）,即到城里督辦公署接印。當時的督辦公署就是現(xiàn)在的珍珠泉大院，這個地方是明朝的藩王府，清朝時候的巡撫衙門。此時督署大門外和大堂前都高搭彩坊，懸掛著當時的五色國旗和大紅彩綢，大堂鋪設地毯紅氈。從大門到大堂警戒森嚴，衛(wèi)士胸帶大紅花，荷槍實彈，分列兩旁。大堂正中設置一個大書案，圍鋪大紅布；并有軍樂隊準備奏樂。參加祝賀的有督辦公署和省長公署的文武官員；有駐濟的各外國領事；各縣的代表和地方上紳。張宗昌到達時，樂隊奏樂，由督署舊有人員迎入大堂，再由省長龔伯衡將印信放在大堂的書案上，張向上鞠躬，接過印盒，檢視已畢，即交與預先派定的監(jiān)印人員收下。來賓們有的脫帽，有的拱手為禮，向張宗昌表示祝賀。張與向他祝賀的人講了話，后來又對隨來人員說：“大家經(jīng)過長時間的奮斗，真是勞苦功高；今天咱們來到濟南，臨時算有了一個安身之處,這是大家努力的結果。但是有兩件事，須要大家注意：第一，不準借機報仇；第二，誰要鬧出事來，誰負責任，咱是絕不寬容的?！毖粤T就著大家分頭準備辦理各項接交事宜，接印儀式即告結束。

張宗昌接任山東軍務督辦后，原任省長龔伯衡辭職，張奉命自兼，后又保薦林憲祖繼任。林是張的同鄉(xiāng)，從張當團長時，就任張的書記官。當時督辦公署和省長公署的主要人事,也大體調(diào)配完畢。督辦公署的參謀長為王翰鳴，王調(diào)任第十一軍軍長后，由金壽良繼任。署內(nèi)的組織：計有參謀、秘書、副官、軍需、軍務、軍法、軍醫(yī)、軍械、承啟、交際、電務等處課。參謀處處長由參謀長王翰鳴兼任，秘書處處長由秘書長林憲祖兼任，林升任省長后，由徐曉樓繼任，副官處處長由副官長李文征兼任，軍需處處長為祝占?。ㄘ鹎В?，后又稱軍需總監(jiān)，下有兵站司令部歸軍需處直轄，司令為袁季良，軍務課課長為劉星臺，軍法處處長為袁致和，后又調(diào)任濟南警察廳廳長，軍醫(yī)處處長為紀桐軒（過去曾充馮國璋的軍醫(yī)院院長）,軍械處處長為李魁武（下轄野戰(zhàn)彈藥廠，后由李恒珍兼任廠長），承啟處處長為祝祥本（不久就調(diào)任衛(wèi)隊旅旅長，承啟處遺缺由王慎之繼任），交際處處長為王祺，電務處處長為湯德年。督辦公署還有師蘭峰（景云）為中將總參議，下設參議、諮議若干人，均由總參議選任，負軍事策劃之責。師曾任馮國璋的參謀長。署內(nèi)還有韓千古為高級顧問。韓是個老政客，曾任馮國璋的顧問，對張負責省內(nèi)外有關政治方面的策劃事宜，與師蘭峰為張的左輔右弼，張有不能解決的大事，聽取韓的意見，才能決定。張對韓極為恭謹，待遇最高，并派有侍從多人。顧問中還有俄人謝米諾夫、日人倉谷（漢名張宗援）、崔瞎子（秀石）、王老道士、佟好古等人。崔瞎子會拆字算命，卜六爻卦，在戰(zhàn)爭中張常找他預卜吉兇。王老道士是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中隨軍進入山東的，他也會弄一套騙人的八卦，用石子列陣來判斷勝負。佟好古能說會辯，常代表張向各方面聯(lián)系接洽。此外張宗昌還設有隨軍參謀長一職，由徐大同充任，下面也有副官處的組織。還有將校實施學校，設在濟南辛莊，由曲同豐任校長。曲系日本士官畢業(yè)，曾任段祺瑞的師長，在直皖戰(zhàn)爭中曾為直軍俘虜過。

山東省長公署的主要人事，計有省長林憲祖，秘書長任鳳崗，政務廳長毛賓甫（最初是田桂芳，田辭職后為毛賓甫），財政廳長張子衡，教育廳長王壽彭等人。財政廳長張子衡（章丘人，原任山東省銀行總理），改任錢業(yè)公會會長后，又由杜尚繼任，杜曾任省議會議長，為掖縣的大資本家；教育廳長王壽彭（濰縣人），清末的狀元。此外的一些重要人士，還有青島商埠總辦趙琪，膠濟鐵路局長趙子玉，鹽運使張夢熊，禁煙局總辦姜寰（姜鏡海，掖縣人），百貨捐總局局長王叔青等人。

張宗昌到濟南接任時，他的軍隊大部分還留在徐州一帶，在濟南的人事大體部署完畢后，就將原在五站任中校參謀的孫缽傳委為徐州鎮(zhèn)守使，留了部分軍隊駐守徐州，其余均陸續(xù)開進山東境內(nèi)，向指定地區(qū)集結屯駐。不久，他又開始了連同舊有的山東部隊約五萬人在內(nèi)的整編事宜。經(jīng)過相當時間，最后編成了十個軍和若干獨立師、旅、團。第一軍軍長由張宗昌自兼，第二軍軍長為施從濱，施死后由張敬堯充任，第三軍軍長為程國瑞（所屬師長有吳杰、黃鳳岐、張勝久等人），第四軍軍長為方永昌，第五軍軍長為王棟，第六軍軍長為褚玉璞（所屬師長有袁振青、徐源泉等人，后來褚玉璞任直隸軍務督辦時，軍長由徐源泉升任），第七軍軍長為許琨（所屬師長有張宗輔、姚鈺、張繼善等人），第八軍軍長為畢庶澄，第九軍軍長為朱泮藻（自田中玉時期以來的煙臺鎮(zhèn)守使），第十軍軍長為杜鳳舉（行伍出身，掖縣人）。這幾個軍長除施從濱和朱泮藻為山東舊有軍人外，都是久隨張宗昌一起闖江湖，打天下的人物。獨立的師、旅、團指揮官，計有第一先遣梯隊司令俄人聶卡耶夫，第二先遣梯隊司令方振武（部隊已成師），第八師師長下英杰，衛(wèi)隊旅旅長祝祥本，炮兵獨立旅旅長林泰，工兵旅旅長王砥周，騎兵旅旅長吳致臣，獨立第六旅旅長張俊，以及軍需處的步兵一團團長祝占杰（后增加到四個團，并設有兵站司令部），軍械處的步兵一團兼團長李恒珍等人。第八師師長下英杰早年是張宗昌的馬（衛(wèi)士）和劊子手，所屬旅長有郭鎮(zhèn)、唐振山（唐老黑）、王冠軍等人。衛(wèi)隊旅旅長祝祥本,也是跟隨張宗昌多年的馬弁，掖縣人，他調(diào)任旅長后不久就兼任青島防守司令，部隊擴編成師，下轄三個旅，旅長為祝德森、祝鳴德、祝占杰，也都是掖縣人。張宗昌的軍官，大多數(shù)都是掖縣同鄉(xiāng)，所以當時山東有“會說掖縣話，便把洋刀（指揮刀)挎”的說法。當時山東還有五個鎮(zhèn)守使：東昌鎮(zhèn)守使，新委婁和晴充任，已駐該地的卞英杰第八師受婁指揮（婁為張在五站時裕寧公司的負責人）；曹州鎮(zhèn)守使，由原在山東的陸軍第二十混成旅旅長吳長植留任；益都鎮(zhèn)守使委翟文琳充任，轄原山東陸軍第五混成旅改編的山東陸軍第十五旅；煙臺鎮(zhèn)守使仍由朱泮藻兼任；究州鎮(zhèn)守使由許琨第七軍的師長張繼善兼任。每一鎮(zhèn)守使的轄區(qū)很大，負有該地區(qū)的防務和治安責任。

所有這些部隊編成以后都發(fā)了關防、戳記、旗幟等等，接著又辦理升級保案事宜。不久，北京發(fā)表實授各級實官的命令，張宗昌授為陸軍上將，各軍軍長、師長大部授為陸軍中將，各旅旅長、各軍、師參謀長及總司令部各處處長，均授為陸軍少將，其次的團、營、連、排長，照步、騎、炮、工、輜分科實授各級實官。到當年十月十日，北京又頒發(fā)了一批文虎嘉禾章，記得褚玉璞還有一等果敢獎章。上述張宗昌的許多軍隊，在武器裝備上，當時主要還是靠張作霖供應，他的軍械處還需經(jīng)常赴奉天（沈陽）領運軍械彈藥，負責領運的多為軍械主任李恒珍。當時有些無法為生的白俄軍人，多由邊境趕到奉天等候軍械車隨同進關，向張宗昌的白俄軍隊投效，因此李恒珍每次到奉天不僅領回大量軍火武器，而且還要帶回許多白俄官兵，前后來山東者大約在千人以上。只是在每次戰(zhàn)爭中，他們多有死亡，雖有補充，畢竟還是日益減少的。

（二）南下阻擊孫傳芳之戰(zhàn)

一九二五年冬，張宗昌任山東軍務督辦半年后，就發(fā)生了南下阻擊孫傳芳之戰(zhàn)，這是軍閥爭奪地盤另一個回合的開始。

第二次直奉戰(zhàn)后，奉系的楊宇霆、姜登選分別出任江蘇、安徽兩省的軍務督辦，張宗昌率領的軍隊已全部撤回徐州及山東境內(nèi)，奉軍僅有邢士廉一師駐上海，丁喜春一師駐南京，歸楊宇霆指揮。姜登選則沒有帶部隊到安徽。當時安徽的地方部隊，有倪朝榮、王普、章浚和、馬祥斌等旅（馬旅駐蚌埠附近），他們對奉軍大都抱著陽奉陰違的態(tài)度。孫傳芳在攻占浙江后，積極整軍經(jīng)武，準備奪取蘇皖這個財富之區(qū)。一九二五年十月，孫利用江蘇人民對奉軍紀律敗壞的痛恨情緒，命李寶章師襲擊上海，盧香亭師夜渡太湖，襲占丹陽，以切斷滬寧鐵路，并命謝鴻勛師經(jīng)宜興進窺南京。在孫軍攻擊之下，奉軍迅即潰敗，楊宇霆棄城逃走，孫傳芳于十月十六日進入南京。安徽的姜登選亦以處境危險，棄職北還。孫軍謝鴻勛、盧香亭、陳儀等師大舉渡江追擊，向淮河南岸急進。

當時張作霖看到楊宇霆、姜登選都不戰(zhàn)而退，很快丟失了江蘇、安徽兩省地盤，大發(fā)雷霆，當即召集重要軍事會議，決定由張宗昌率領大軍南下增援，并派張宗昌為江蘇善后督辦,施從濱為安徽善后督辦。張宗昌奉到命令后，即派施從濱率部為前鋒，向蚌埠前進，并派白俄部隊沿津浦鐵路東側南下，以掩護施部的側背。施從濱部經(jīng)過幾天的整頓補充，即由兗州泰安防地先后開到蚌埠，并在附近布防，不意防務尚未就緒，孫軍已首先發(fā)起猛烈攻擊，施部不支，紛紛潰退，蚌埠遂由孫軍謝師占領。施從濱退出蚌埠后，即在固鎮(zhèn)以南坐著白俄部隊的鐵甲火車指揮作戰(zhàn)，企圖挽回敗局。

施從濱部同孫部在固鎮(zhèn)以南作戰(zhàn)的時候，后方還有鐵甲車一列和軍械處的彈藥車數(shù)輛，隨時可以支援和補充。后來謝鴻助師派出遷回部隊繞到固鎮(zhèn)橋以北，將鐵路破壞，切斷了施部的退路。施部受到前后夾擊，紛紛向北潰逃，施從濱和他的隨行人員，全被孫軍俘虜。鐵甲車上的白俄部隊，扮命用機炮掃射，但時間已久，彈盡無援，欲進無路，欲退不能。他們本能自己修理鐵路，因被包圍，亦無法下車進行。當時的鐵甲車司令俄人車柯夫，自認自己部屬全非中國人，平時軍紀極壞,強奸婦女無惡不作，參加中國的內(nèi)戰(zhàn)，如果被俘，料難活命，于是把人集中一起，連女眷在內(nèi)，共七八十人，澆上洋油發(fā)上火，一陣濃煙起處，這伙白俄全數(shù)火葬在鐵甲車之上。彈藥車上的軍械員邢進福也當場被俘（戰(zhàn)事結束后始被放還）。

當時固鎮(zhèn)橋北的南宿州至夾溝一帶，程國瑞、王棟、許琨等部隊陸續(xù)到達，相繼與孫軍接戰(zhàn)。李恒珍率領的彈藥車隊也開到夾溝車站。孫軍當時算是軍閥中首屆一指的勁旅。經(jīng)過一晝夜的激戰(zhàn)，程國瑞先登火車退走，他的理由是打沒了子彈，其實彈藥并不缺乏。程過去作戰(zhàn)，素稱驍勇，時至今日，他已成了富翁，故無需再去賣命了。其他部隊也都順著津浦鐵路向北退卻。十一月八日，孫軍先頭部隊占領徐州，張軍轉移到山東境內(nèi)韓莊以北一帶據(jù)守。孫傳芳從襲擊上海到占領徐州，僅一個多月的時間，得到出乎意料的大勝利。他此時極需回到南京籌組蘇、浙、閩、贛、皖五省聯(lián)軍事宜，故已無暇北進。張宗昌新敗之余，部隊亦需休息整補，故亦不敢南下。張孫之戰(zhàn)至此告一段落。

施從濱被孫軍俘虜后，押到孫的指揮部，不久即被斬首處決，從此結下施從濱的女兒施劍翹在天津租界的居士林槍殺孫傳芳為父報仇的后果，但因其與本文無關，即不在此贅述。

（三）豫軍圖魯和八里洼之戰(zhàn)

張孫之戰(zhàn)甫告結束，豫軍圖魯之戰(zhàn)又起，其起因和經(jīng)過大略如下:

第二次直奉戰(zhàn)后，國民軍第二軍胡景翼得到了河南的地盤。胡死，由其部將岳維峻繼掌軍民兩政。岳的野心很大，知道國民一軍馮玉祥正在計劃驅逐奉系的直隸督辦李景林，他也想奪取張宗昌的山東地盤。在孫傳芳攻下徐州時，岳曾到徐州請孫繼續(xù)北進，支援國民二軍攻打山東，孫因亟需南返，未予同意。同時吳佩孚自天津逃到湖北后，由孫傳芳和蕭耀南等的擁戴,宣布出任十四省討賊（指奉系張作霖）聯(lián)軍總司令，曾要求岳維峻準許靳云鶚，假道河南以協(xié)助孫傳芳進攻山東。因此，山東當時成了幾方面爭奪的對象，但是岳維峻企圖獨得山東，決定單獨下手。于是，一九二五年十月中旬便軍分兩路向山東發(fā)起進攻：一路以田維勤、王為蔚、陳文釗等師假道徐州附近進攻魯南；一路以李紀才為總指揮，率領國民二軍主力，由河南歸德進攻魯西。

戰(zhàn)事從魯南開始，張宗昌曾偕同褚玉璞親赴前線指揮，戰(zhàn)事頗為激烈，不久臨城遂告失守。此時吳佩孚對河南的野心未死，仍派靳云鶚為豫東討賊軍第一路司令。靳到徐州后，見田維勤、王為蔚、陳文釗三師原為自己部屬，現(xiàn)雖隸屬國民二軍，但人事并無變動，故不久這些部隊就同意由靳收回，聽其指揮，仍繼續(xù)對張宗昌作戰(zhàn),因張宗昌的大部軍隊都集中到魯南一帶，李紀才率領的魯西一路豫軍，進展極迅速，自曹州向濟寧、兗州攻入，間道疾馳，來勢兇猛，沿途駐軍多被打垮，不多幾日，已經(jīng)攻到泰安附近。此時張宗昌急派褚玉璞為總指揮，率軍三四萬人，在界首車站（泰安北）以南以西地區(qū)，與豫軍對戰(zhàn)。張軍左翼依托泰山山系，右翼布防到肥城一帶，戰(zhàn)線延長近二十里，在鐵路兩旁構筑工事，組成火網(wǎng)，并有鐵甲車在前掃射。李紀才部積極發(fā)動攻勢，前仆后繼，經(jīng)過四五日的激戰(zhàn)，雙方傷亡慘重，各不相上下。此時李紀才見正面進攻，不能奏效，乃派其第一梯隊司令吳長善率領約三個步兵團和一個騎兵團為主力，遷回泰安以東，取道大津口、牛欄口、高而莊等地山路，向濟南奇襲；與此同時，野心勃勃、早就想作山東督辦的靳云鶚，也從濟寧前線抽出一團兵力，帶領鄧天一、周安等（按：鄧天一原系張宗昌的部屬，后投靠靳云鶚，此來是準備充任靳的警務廳長的;周安是準備充任靳的財政廳長的。)直撲濟南而來。當時濟南附近并未設防，留守部隊，只有程國瑞的黃鳳岐一個師，和駐黨家莊的郭敬臣一個旅（郭旅因槍械兵員不足，無戰(zhàn)斗力）。當豫軍沿山路疾進之時，適有自泰安逃回的縣長，因為縣城失守，恐怕獲罪，正在山中徘徊，忽見敵軍大至，他就趕急搶先來到濟南，向張宗昌報告（一說為赴臨沂蒞新的道尹張獻五,途經(jīng)仲宮小道所遇，返報張宗昌的）。張得知此緊急情況，即調(diào)集濟南所有部隊，由程國瑞、黃鳳岐等率領，向南方堵?lián)?并在千佛山、白馬山一帶派隊布防。當晚九時，吳長善、靳云鶚兩部的前衛(wèi)部隊已到八里洼。此時張軍在東西兩面，依山設防，中間地帶構筑了簡易掩體，豫軍一到，即予迎擊。豫軍原以為可以一舉攻占，故攻勢極為猛烈，但多次沖擊，均被擊退。他們正面攻擊不成，又向守軍的兩翼陣地進攻，兩翼陣地雖仍屹然不動，但情況已相當緊急。據(jù)張的軍需總監(jiān)祝仞千說：在此千鈞一發(fā)的緊要關頭，張宗昌的高級幕僚林憲祖（省長）和當時的濟南道尹劉升科等，都勸張退至黃河北岸，以觀動靜，免得臨時來不及撤離。但祝仞千則表示反對，并愿率運輸兵出戰(zhàn),祝的主張得到了張的同意，于是祝便率三個團的運輸兵，經(jīng)右翼白馬山陣地繞道仲宮，遷回到左翼敵軍陣地背后，向敵軍發(fā)起攻擊。時在夜間十二點鐘左右，一陣迫擊炮，即將進攻千佛山陣地的靳云鶚部打亂，約經(jīng)兩小時的戰(zhàn)斗，靳部即全部潰敗，一部分向東方逃去，一部分就地被俘，靳云鶚、鄧天一、周棣安等人，也被祝仞千的運輸兵俘獲。進攻白馬山陣地的吳長善部，見東線潰敗，也迅即向白馬山南方向退去。濟南守軍見豫軍潰敗南退，迅起跟蹤追擊，一直追過泰安城，嚴重地打擊了豫軍對魯作戰(zhàn)的計劃，靳云鶚想當山東軍務督辦的美夢也破滅了。

靳云鶚被張宗昌的軍隊俘虜過，至今還很少有人知道，但這確是事實。靳被俘不僅被祝仞千當場認出（二人早就相識），而且還綁解督署交給了張宗昌。張宗昌一見靳云鶚的面就說：二爺（靳兄弟二人，排行第二，其兄為靳云鵬，曾充北洋國務總理），你這是怎么啦？怎么還綁著！隨即命人松綁看座。張在請靳吃飯的時候，當著眾人的面對靳說：如果二爺要我這個座位（指山東督辦），我可以讓你，何必帶兵來呢。在慶祝八里洼戰(zhàn)役勝利的集會上（只督署和省署的上層人物參加，地點在督署大堂，即現(xiàn)在的珍珠泉大廳），張又當眾人面對靳開玩笑說：實在對不起二爺，竟然叫我們的一個軍需把你捉住了。靳當時羞的面紅耳赤，無地自容。住了三天，張宗昌就把靳放走了，走前張還問靳：部隊的糧餉有無困難，靳答軍糧不足。張當即對軍需總監(jiān)祝仞千說：裝一車面粉給二爺送去，祝立即命軍需處派運輸兵裝運，共一千二百余袋。靳為了表示謝意，還當場拿出一萬元錢給運輸兵（后來聽說張曾送給靳一大筆錢）。靳云鶚所以被張宗昌放走并一直未加宣布，據(jù)說第一,因為張和靳云鵬是好朋友，不便加害其弟；第二，是為了利用靳以對付豫軍。

以上有關靳云鶚被張宗昌俘虜?shù)挠涊d，均系祝仞千親口說的，因其系當事人，姑妄記之，以作參考。

在李紀才部侵入魯西的同時，傳原駐山東的北洋陸軍第五師有不穩(wěn)的消息，據(jù)報已由濟寧、兗州前線后撤到單縣。張宗昌聞報急召集在省重要人員開會，商討對策。參加會議的省參議會議長王學彥、前任北洋陸軍第五師師長孫宗先等，向張建議說：第五師官兵的眷屬、財產(chǎn)多在濟南，若派適當人士前往陳說利害，可能轉變態(tài)度。張宗昌同意，并即派督署參議三人前往說項。他們在濟寧下車時，聞曹州鎮(zhèn)守使吳長植已退到濟寧，于是便往見吳長植，探詢前方戰(zhàn)況。聽吳說李紀才的先遣部隊——騎兵團正向濟寧前進，情勢十分緊迫，未等天明他們即起行趕赴單縣，至半途，聽說五師又由單縣開往東昌（聊城），他們又轉道赴東昌。到東昌，與五師師長（由旅長升任）王翰章及其高級幕僚相見說明來意后，發(fā)現(xiàn)五師的態(tài)度尚猶豫未決。于是他們又趕回濟南，向王學彥、孫宗先等匯報，王、孫轉告了張宗昌，張又重派王學彥等連夜赴東昌游說，這樣才使五師穩(wěn)定下來，解除了張宗昌的內(nèi)憂。

在李紀才部退至泰安西南及濟寧地區(qū)之后不久，北方張作霖與馮玉祥的關系又日趨惡化，張作霖與吳佩孚合作的倡議又起。李紀才雖然想揮軍再戰(zhàn)，但因靳按兵不動，僅憑自己兵力，量難取勝，也被迫退守曹州。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吳佩孚通電討馮，并命靳云鶚率部進攻豫東。李紀才部腹背受敵，始迅速向河南撤去。至此，豫魯戰(zhàn)役遂告結束，張宗昌又恢復了山東全省地盤，得到了一時的安定。

豫魯戰(zhàn)事初期，張宗昌部節(jié)節(jié)敗退，兼以濟南防務空虛，一時人心慌亂，難于制止。斯時住濟南的一些政界上層人物和士紳，如夏樸齋、張志、何宗蓮、孟樂川、柴勤唐、朱桂山之流，組織了一個維持會，他們一方面推派代表往見督辦公署參謀長王翰鳴，要求命青島膠澳護軍使張懷斌（張懷芝的弟弟）率山東陸軍第二混成旅來濟南維持治安；另一方面也直接和張懷斌聯(lián)系。當時北洋政客潘復也在濟南出現(xiàn)，并與維持會往還。他們準備在張宗昌戰(zhàn)事失利的時候，擁護張懷斌為山東軍務督辦，夏樸齋為山東省長。他們的這些活動，很快即為張宗昌的財政廳長杜尚和軍需總監(jiān)祝仞千得知，杜、祝均掖縣人,亦均系張的親信，覺得情況嚴重，必須立即報告張宗昌。斯時張正在前方指揮作戰(zhàn)，祝便乘軍需專車親赴前線，向張報告了詳細情況，并要張回濟處理。張聽了祝的報告，也認為情況不妙，于是便立即乘祝的軍需專車回到濟南。在張回濟南的頭一天午后，張懷斌果率兩連衛(wèi)兵到達濟南，警察廳長袁致和當夜即派便衣警察，包圍了張懷斌在正覺寺街的住宅。張宗昌回濟后，張懷斌立即往見說明來意，說了頭一天夜晚住宅被圍的情況，并請示如何辦理。張宗昌對此未作具體表示，只略安慰了幾句。張懷斌見不便再問，住了一天就回青島去了。豫魯戰(zhàn)事結束后，張宗昌的一些鄉(xiāng)戚舊屬又舊事重提，說維持會的計劃是夏樸齋一人策動的，并說夏樸齋通敵有據(jù)，應當槍斃。于是張宗昌便決定于當天晚上十二時派人去東流水夏宅速捕夏樸齋。不料這個決定為督、省兩公署的教育顧問日本人豐田孤寒所知，豐田與夏是朋友，交誼甚厚，于當日下午五點鐘到東流水告訴夏樸齋趕快離開濟南。為了照顧夏的眷屬的安全才讓夏全家五口帶些隨身行李，先雇車出城到小緯二路豐田的寓所。在豐田家里夏的全家換上了日本和服，由豐田領著他們到火車站搭乘當晚九點鐘去青島的火車，將夏全家送到青島，在青亦未停留，跟著就搭上輪船逃到日本去了。及至張宗昌夜間派人去夏宅捕人，發(fā)現(xiàn)該宅已空無一人。此事有人說夏樸齋與張志是兒女親家，張志又是維持會的同謀者，夏樸齋全家很可能已經(jīng)避往張宅。張又派人到南新街張志家，沒有發(fā)現(xiàn)夏樸齋，即將張志抓到督署。張宗昌問夏的去處，張志說不知，張宗昌又說：“夏樸齋通敵，你們都是知道的，拉出去槍斃！”于是張志就被張宗昌殺害了。

（四）北援李景林反馮和褚玉璞督直

豫魯?shù)膽?zhàn)事方酣，北京奉系將領郭松齡又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從灤州班師回奉天倒戈張作霖，馮玉祥部于十二月二十日戰(zhàn)勝李景林，占領了天津，李景林狼狽逃到濟南向張宗昌求援。此時張宗昌已與靳云鶚達成了秘密和議，李紀才失去靳云鶚的支持，失敗亦成定局。因而張宗昌便答應支援李景林，雙方商定在反攻天津得手后，直隸軍務督辦一席由李讓出給張支配。

李則要求在擊敗國民軍后由張支持他出組內(nèi)閣，當國務總理。關于出兵日期，張宗昌打算過了農(nóng)歷正月十五日元宵節(jié)以后再動，李景林則希望在元宵節(jié)前收復天津。張宗昌電張作霖請示，張復電建議叫褚玉璞率部沿津浦路北上，畢庶澄率部由海上取大沽，兩路會攻天津。誰先到達天津，誰任直隸軍務督辦。于是張宗昌便和李景林組成直魯聯(lián)軍，由張任總司令，李副之，并以褚玉璞為前敵總司令。

聯(lián)軍組成后，首由李景林部的蘇錫麟、榮臻、胡毓坤等部發(fā)起反攻，張宗昌派部助攻，沿津浦路北進。戰(zhàn)事進展頗為順利，一直打到滄州。由滄州出發(fā)，魯軍為左翼，直軍為右翼,兩軍開始分頭前進。

因為直魯聯(lián)軍計劃收復京津，戰(zhàn)爭規(guī)模頗大，李恒珍當時又奉命到沈陽領運軍械彈藥。此時鐵路阻塞，須從海上到大連轉赴奉天。大連系日本勢力范圍，須在濟南向日本領事館辦好護照才能通行。臨行之時，褚玉璞交與李恒珍信件和像片，托呈張作霖。李到了沈陽，去帥府見張，領到各種子彈千余萬發(fā)，各種炮彈兩千余發(fā)，機關槍百挺，迫擊炮百余門。為從日本帝國主義控制的南滿鐵路運到旅順，再裝輪船運往青島，張作霖又著他的交涉署向日本的關東廳辦了交涉。并告訴李到旅順辦交涉用輪船，可找政記公司的經(jīng)理于位廷。李將軍火運到旅順，又到大連找政記公司。政記公司有商船數(shù)十艘，船主名張本政，山東人，先是獨資經(jīng)營，后曾招有股東，隨后又因蝕本不能支持，乃由張作霖投資二百萬元，成了該公司的主要股東。李請于位廷代向日人交涉辦理運輸事務。費了很多周折,后又在旅順宴請了日本關東廳的官員，才把軍械運上碼頭，裝上政記公司的兩艘輪船運往青島，換車運到濟南。

此時張宗昌和李景林已赴滄州前線，李恒珍又押運彈藥赴滄州車站，向張、李報告了赴奉經(jīng)過和政記公司經(jīng)理于位廷幫忙的情形，并建議給于位廷一個名義，以便隨時調(diào)動他的船只。張宗昌問給他什么名義合適，李說要他擔任運輸，最好叫他當運輸司令，張認為可行，即時通知秘書處下了委令。

當時滄州以北的戰(zhàn)事已經(jīng)進行幾天了。北方張作霖已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一日下令奉軍在灤州對馮軍采取攻勢。加之張宗昌和李景林部又全線出擊，迅即追使馮軍沿著津浦鐵路向北退卻。并于三月二十二日放棄天津，向北京方向退去。直魯聯(lián)軍的褚玉璞部首先進入天津，占了督署，并在天津屯扎駐守,其他各軍都向北京追擊前進。畢庶澄的第八軍及海軍兵艦若干艘，由海上進軍，中途毫無阻攔，本是捷徑，但到大沽登陸以后，前衛(wèi)進抵軍糧城時，褚玉璞已經(jīng)到了天津，電報到了沈陽，張作霖確定發(fā)表褚玉璞為直隸軍務督辦。畢庶澄晚了一步，督辦的寶座已經(jīng)無份，心中甚為不快，從此與褚玉璞常鬧意見，發(fā)牢騷，為后來被褚玉璞槍斃留下伏案。

在馮軍節(jié)節(jié)敗退之后，魯軍各部一直尾追前進，追過楊村，再與馮軍接觸，在大紅門打了一仗，不久，馮軍即由北京退至南口一線，據(jù)險防守。直魯聯(lián)軍和奉軍于四月二十日進入北京。當時吳佩孚的部隊也沿京漢鐵路進攻馮軍，已過保定，向北疾進。張宗昌到了北京，即命王棟率第五軍沿京綏鐵路向北追擊，配合奉軍對南口的攻擊；又派王琦為憲兵司令，王翰鳴為京津衛(wèi)成總司令，負責治安事宜；他自己留住北京，過起了驕奢淫佚的生活。

奉軍和直魯聯(lián)軍紀律敗壞是盡人皆知的，尤其王翰鳴的第十一軍，是不久前收編土匪成立的，紀律更壞。他們在北京時常夜半進入民家，強奸婦女，或搶劫財物，完全是土匪行徑。張宗昌更是帶頭作惡，摧殘女性，極盡惡魔之能事。據(jù)說：他在北京，一次偶見王世珍（北京四老之一，與段祺瑞齊名。四老指王世珍、趙爾巽、江朝宗、熊希齡而言）的侄女，姿容娟秀，他竟派人將該女劫持至石老娘胡同住宅，強行奸污。王自已沒有實力，只好托人說情，張始給予該女三千元作為“遮羞錢”，將其送回。并說：“女大當嫁，留在家里干什么！”清室某王公的兒媳一日到東安市場購物，偶被張宗昌遇見，張即將該女擁入汽車搶走。某王公托人找到京畿衛(wèi)成總司令王懷慶（王翰鳴的繼任）設法營救。王當晚就去見張宗昌，與他閑談很久，后又和張拜把弟兄。王年長為兄，張為弟。然后王以把兄的身份將話轉入正題，談到搶走婦女的事情，說了很多好話，張才答應將該女送回。北京稍有姿色的青年婦女，自張宗昌率直魯聯(lián)軍進入北京后，都存了戒心，無事不敢外出。公園的游人，見著奉軍（包括直魯聯(lián)軍，當時統(tǒng)稱奉軍），總是遠遠避開，不到黃昏，就紛紛回家，恐遭意外。

（五）禍魯種種

張宗昌任山東軍務督辦以前，山東每年的軍費開支，共為五百六十五萬元，其中陸軍第五師占一百三十五萬元，陸軍第四十七混成旅占六十五萬元，其余為其它各部隊的軍費。此外督辦公署軍需軍費六十萬元。張宗昌督魯?shù)牡谝荒?，軍隊增加到了十四五萬人，月需薪餉、戰(zhàn)費高達一千萬元以上。到了一九二六年張宗昌第二次南下江南戰(zhàn)敗齊燮元之后，各省反動軍人，猬集濟南，紛紛要求成立隊伍，這樣無限制地擴編，山東軍隊陸續(xù)發(fā)表到了三十二個軍的番號。于是軍隊一連欠餉五六個月的情況已成慣例。這還是就軍費開支一項而言。但張宗昌的揮霍無度，和他的財務人員的趁火打劫、橫征暴斂，更加使山東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在張宗昌督魯之前山東的田賦向例為每銀一兩，連同正雜各費，作銀元二元二角征收。張宗昌督魯后，一開始就增加一倍，每田賦銀一兩征四元四角。過去一向分上下忙兩季征收，張的胥吏則是一次征足；后又每年征收兩季，每賦銀一兩，兩次共征八元八角；有的縣還加征四角，共為九元二角。山東全省田賦過去歲入約一千萬元左右，向例軍費占十分之六，政費占十分之三，預備費占一成。張到魯后歲入增加兩倍至四倍，仍感不敷，于是又巧立名目加征善后特捐、營房捐、皮靴捐等等，并規(guī)定大縣納五萬，小縣納三萬。后來又“寅支卯糧”，到一九二六年終，山東田賦正雜各項已預征到了一九二九年。另外還征了三次所謂“討赤特捐”，按田賦銀每兩折價六元征收。以上這兒項，估計每年總在一億元以上。

山東煙酒稅額，原為全年六十萬元。張到魯后，也加倍征收，再加煙酒特捐全年五十萬元，共增至二百余萬元。津浦、膠濟兩路的貨捐，每年每路收入，原額不過一百萬元，至時每路貨捐各加為三百萬元，共計六百萬元。房捐稅、印花稅、驗契稅、落地稅、產(chǎn)銷稅、登記稅、煙酒牌照稅、禁煙特稅、司法罰金、臨時特別大宗捐款等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收入也大為可觀。據(jù)聞臨城的中興煤礦公司，一次即被勒捐一百萬元；山東鹽商東綱公所原存海防經(jīng)費一項，日久未交，一次竟被勒款三百萬元。

張宗昌刮地皮的辦法還不只此，據(jù)祝仞千說：張督魯?shù)牡谝荒赀€成立了一個煙稅局，由林憲祖介紹一個在掖縣做銀錢生意的姜鏡海充任局長，姜上任后，立即被張派往東北五站運回兩麻袋鴉片煙種子，分派濟南周圍各地種植，借此大量征稅。

此外，張任魯督后，還新成立了財政清理處、全省稽征局、賦稅督察處三個稅收機關，其實力均在財政廳以上，而賦稅督察處的辦法尤為兇狠。清理處、稽征局各有職員二百多人，督察處則有六百多人，全省各縣都派有督察員。賦稅督察處的處長為王壽峰，是張宗昌一位姨太太的胞兄，天津人，更為跋扈。他委任的各縣督察員，督察的結果，各縣縣長、局長、科員因有舞弊情事拘解來省者，動輒百余人。這些人分押在省城的督察處、執(zhí)法處或軍法課，直至弊款交清，始予釋放。以苛捐雜稅勒索商民，再以弊端贓款勒索官吏，真可謂花樣繁多而又細致入微了。

張宗昌督魯數(shù)年，賦稅捐雜，已增至無可再增的地步，但這仍不能滿足他的支付需要，于是他的籌款人員又想出了一種辦法，這就是濫發(fā)各種紙幣，以增收入。當時的財政廳長杜尚（掖縣人）每年發(fā)行金庫券一次，約五百萬元，自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共發(fā)了三次，計一千五百萬元；山東公債局總辦張肇銓發(fā)行的善后公債，達二千萬元；山東省銀行總理蔣邦彥發(fā)行的省銀行鈔票，及以后發(fā)行的軍用票，則蔓無限制，就是當時的銀行人員也不知道發(fā)行的確數(shù)；此外還發(fā)行了一次甲子戰(zhàn)役（即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張宗昌第一次南下的戰(zhàn)役）撫恤獎券（數(shù)目不詳）。他們雖然發(fā)行了這許多紙幣要全省人民使用，但代理收付全省款項的省銀行，卻規(guī)定：收款要現(xiàn)洋，付款全給紙幣；紙幣充滿市面，而銀行卻裝滿了銀元。偏遠地方，現(xiàn)銀一元漲至京錢八吊以上，省鈔及軍用票則更不值錢，當時以紙幣換現(xiàn)洋，價額相差極大，初期，省鈔一元價值七八角至五六角，軍用票一元價值四五角至二三角。后來省鈔一元跌價到三角六分，地方公債一元折價一角五分，軍用票則跌價到一角，幾成廢紙。大量發(fā)行紙幣的結果，導致了金融的嚴重混亂，物價暴漲，一時傾家蕩產(chǎn)、營業(yè)倒閉者，不可勝計。

張宗昌和他的仆從為了把各種苛捐雜稅的收入盡快搜刮到手，一方面由賦稅督察處派遣大批催款委員分赴各縣坐催，另方面又制訂出一套獎懲辦法：規(guī)定在十天內(nèi)解交的稅款，可以搭交山東省銀行鈔票三成（如繳款一萬元，可搭省鈔三千元,按平均折價五角計算，可以獲得獎金一千五百元）。在二十天內(nèi)解交的稅款，可搭交省鈔二成。在一個月以內(nèi)解交的稅款。

可搭省鈔一成。超過一個月以上的稅款，一律交現(xiàn)洋。對于越期未交稅款的縣長，則分別予以罰俸、撤職等處分。這個辦法大大促使了地方官吏的貪心。他們每逢接到開征賦稅的電令，就立刻召集里長，按照各里地畝多少，分別定出預借稅款數(shù)目。

對拒不接受的里長，即予扣押，并以刑仗嚴逼各里催稅胥吏,務必按期將款迅速催齊，仰便早日上繳，獲得搭交省鈔折價重賞。里長和催稅差役再轉向農(nóng)民強索，稍有不遂，即扭送官府押追。甚至個別擁有資財?shù)目h長，還先將自己貪囊中的私款墊交，以爭取得到厚賞，爾后再向農(nóng)民征收。張宗昌的軍隊在當?shù)乩账鞯那榫皠t更是無奇不有，諸如柴草、馬料、官車、修營房、裱糊房子等等，都要當?shù)厝嗣褙摀?，甚至連軍官所吸的鴉片煙費，也要縣府供應。民間疾苦，概可想見。

當時張宗昌和他的一批高級官吏，無不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張初任山東軍務督辦時，發(fā)表了青島商埠總辦趙琪和膠濟鐵路局長趙子玉，這都是當時肥缺。二趙為了獻媚上司，特地合伙出資二十萬元，選用各種上好建筑材料，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在張宗昌的原籍掖縣祝家村，為張修建了一所占地二十余畝的督辦私邸。

山東省萊州市沙河鎮(zhèn)祝家村張宗昌舊宅，大部分已經(jīng)拆毀，現(xiàn)僅存沿街南屋4間

與此同時，還從祝家村向西修筑了一條比較象樣的長達五公里的汽車路，直接濰縣通往煙臺的公路，這是一條張宗昌的專用線路。張宗昌的所謂督辦私邸，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大宅院，大部仿照北京舊時王府式樣設計的。從大門起是五進帶走廊的民族形式建筑，后面還蓋了三幢西式樓房（包括一幢戲樓），院內(nèi)還有發(fā)電設備，室內(nèi)裝有電燈電扇，專有電工管理。花園內(nèi)遍植名貴花木，并由北京請來專門花匠負責裁培。新宅將近建成時，上海警察廳長常之英（原張的副官長）又送去各種中西式家具陳設，以及上好的法國地毯等，督署還派去武裝衛(wèi)隊，為其保衛(wèi)新宅。與此同時掖縣縣長還為張修理了祖塋墳地。

新居建成后，二趙特別前往舉行落成典禮，并為張宗昌的生父籌備做壽。壽期前，督署副官處和承啟處派員先赴祝家村籌備，經(jīng)過二十多天，始布置就緒。新宅高搭彩棚，壽堂設在前院大客廳內(nèi)，里邊掛滿了禮屏壽幢。宴會需用的中西廚師、瓷器炊具以及酒席服役人員，都是從濟南泰豐樓、百花村等大飯店邀請去的，山珍海味，應有盡有。此外還從濟南請去不少曲藝演員，演唱助興。由濰縣縣長鄭寶慈負責的招待處，設在濰縣城內(nèi)官僚大地主丁叔言家里。來賓到濰縣車站下車后，先由派駐車站的招待員用汽車接至招待處，用餐休息，然后再乘汽車直開掖縣祝家村。張宗昌也在壽期前乘專車回到了祝家村。

正壽的那天（正月十五日），張宗昌將他父親請到壽堂正中就座。他自己穿著大禮服，在軍樂隊奏樂聲中，進入壽堂,首先向他的父親拜壽，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禮參拜。“來賓”也依次進行拜壽，鼓樂齊鳴，震動全村，從上午十二時開始，直到入夜始止，奢侈已極。

張宗昌督魯時，每年都要舉行三大壽、三小壽。三大壽是慶祝他本人和他的親生父母的生日，三小壽是慶祝他的后母侯氏、原配袁氏和七姨太太孔氏的生日。張的生父做壽，經(jīng)常在掖縣舉行。他自己和他的生母做壽，都在督署舉行，每次還要邀請北京名藝人梅蘭芳等來濟演戲，內(nèi)外極盡鋪張之能事。各地“來賓”送來的禮物，除一般紅緞彩繡的壽屏壽幢、以及壽桃壽面而外，貴重的還有金壽星、金制的麻姑獻壽、金條和巨額的銀行支票，有一次潘復還由北京送來一件餾金鑲翠、珍珠瑪瑙裝璜特制的金葫蘆，據(jù)說價值巨萬。不論大、小壽，晚上照例聚賭，推牌九、打麻將，賓主雙方無不揮金如土。

張宗昌這個闖蕩大半個中國、有名的北洋軍閥，不僅自己荒淫無恥，揮霍無度，對人民欠下了數(shù)不清的血汗債，他所帶領的士兵，比綁架勒贖、明伙搶劫、強奸婦女、殺人越貨的土匪，也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不僅在山東、而且在東北、在京津、在寧滬、在平時、在戰(zhàn)時，無不如此。坐洋車、馬車、汽車、火車，從不花錢買票，若向他們要錢或索票，輕則挨一頓臭罵，重則被打得鼻青臉腫，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媽拉巴子是免票(原注：是東北方言中一句下流的口頭語，他們不論乘車坐船，或是購買物品，只要一說“媽拉巴子”，誰也不敢與之理論，否則就要遭到不測。)，后腦勺子是護照，那里坐車也不拿票（指錢票）。”至于買東西不給錢或少給錢，三、五成群的鬧妓娼、砸戲院，更是層出不窮。平時是這樣，戰(zhàn)時則更壞。他們走到哪吃到哪，一切供應都是由所在地商會或地方當局籌措，分文不拿，對老百姓是實行三光、二翻、一空政策，三光是：豬、羊、雞、鴨被殺光；牲口被拉光；門窗、櫥柜當木柴燒光，進院子不用叫門，進屋可以走窗戶。二翻是：翻箱倒柜，翻挖墻角和房內(nèi)的磚地，看有無值錢的東西。一空是：將能拿走的東西拿走，不能拿走的摔出去，以翻地尋財，家家戶戶室內(nèi)空無一物。舉凡他們經(jīng)過的地方，能搶走的東西都被他們搶劫一空。此外，強奸婦女、強迫使用軍用手票，則更是司空見慣，用他們自己的話說：“這叫家常便飯。”不僅許多士兵和下級官佐這樣做，就是張宗昌本人，也不例外，在北京時他強奸了人家的姑娘，還無恥的說什么：“閨女大了就該嫁，留在家里干什么?！比绱松闲邢滦?，下級官佐和士兵就更兇了。

十一、第二次下江南援助孫傳芳

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一路由湖南北上，在汀泗橋擊潰了吳佩孚部，再分兵進入江西，攻占了南昌；另一路由福建進入浙江，號稱五省聯(lián)軍的孫傳芳部，一經(jīng)接觸即紛紛向長江北岸撤退。十二月一日張作霖在天津自稱安國軍總司令，命張宗昌率直魯聯(lián)軍南下援孫，企圖阻止南軍北上。

一九二七年春，張宗昌設總司令部于蚌埠，并以褚玉璞為前敵總指揮率部直撲南京。當時山東后方的防務，以祝德森的衛(wèi)隊旅等部隊駐濟南，祝祥本為青島防守司令，率師駐膠濟路東段高密一帶，方永昌的第四軍全部及第十三軍劉志陸的二萬余人駐守魯東南臨沂地區(qū)（劉志陸系廣東陳炯明的部將，投張后擴編成軍）。另外，魯西聊城一帶有卞英態(tài)師和郭震旅，魯西南有顧鎮(zhèn)師，范縣、朝城還有王冠軍旅。

當孫傳芳部向長江北岸撤退時，滬寧一帶，國民革命軍尚未到達，因此，張、褚的直魯聯(lián)軍趁機渡江占領了由南京到上海的各城鎮(zhèn)，褚玉璞率領的直軍徐源泉第六軍和山東陸軍第五師進據(jù)南京，張宗昌的魯軍畢庶澄第八軍進占上海，程國瑞第三軍進占蘇州、無錫一帶，杜鳳舉第十軍則進占鎮(zhèn)江、揚州一帶。張宗昌復以安徽地方部隊的態(tài)度不明，又派第七軍軍長許琨代理安徽軍務督辦，率軍進駐蚌埠一帶，張自己則親去合肥解決皖軍馬祥斌部。

國民革命軍占領江西、浙江后，迅速向滬寧挺進，張宗昌部力不能支。而褚玉璞因素與山東將領不和，與畢庶澄更有爭奪直隸督辦的前嫌，別具用心，在南京擁兵自保，企圖等待蔣魯兩敗俱傷，坐收漁人之利。及至魯軍兵敗北退，北伐軍全力進攻南京。負責南京一部分防務的山東陸軍第五師首先自動放下武器，繳械投降。褚玉璞最后也不得不棄城渡江逃走，隔江的浦口接著也被北伐軍占領。

與此同時，在合肥同馬祥斌作戰(zhàn)的張宗昌，見遲遲不能攻下合肥，對鯇軍無法肅清，兼以直魯聯(lián)軍在江南的失敗，使許琨部在安徽立不住腳，于是也放棄對合肥的爭奪，并下令第七軍撤離蚌埠，總司令部也北移徐州，放棄了安徽。

畢庶澄失守上海后，其殘部多由日本商船運往青島，以充實山東沿海防務。杜鳳舉、于學忠、程國瑞等部則退守固鎮(zhèn)橋一帶，在津浦線兩側布防，準備繼續(xù)作戰(zhàn)。孫傳芳屬下的鄭彥俊、路展臣部退駐徐州北郊，直軍徐源泉的第六軍退駐徐州附近九里山一帶。在孫傳芳五省聯(lián)軍和張、褚直魯聯(lián)軍節(jié)節(jié)敗退的情況下，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順利的由浦口進入安徽境內(nèi)。但他并未積極北進。而是忙于在南京籌組政府進行背叛革命的勾當；同時還須等待北方馮玉樣的第二集團軍和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自河南、山西的策應，免得個人實力獨受重大損失，故與張宗昌的直魯聯(lián)軍形成了暫時的對峙局面。以上這些戰(zhàn)事經(jīng)過，多已見諸全國政協(xié)的“文史資料選輯”，在此不再贅述。

一九二七年的秋末冬初，張宗昌的直魯聯(lián)軍總司令部，尚駐徐州花園飯店，市內(nèi)的防守兵力約有兩個旅，外圍的子房山則有鄭彥俊、路展臣部駐守，九里山筑有堅固工事，曾派徐源泉第六軍防守，徐陽奉陰違，徑自率部退往臨城，張宗昌發(fā)覺之后，又急調(diào)于學忠部由固鎮(zhèn)橋徑往填防。但在于部到達之前，馮玉祥部的韓復渠師，突由豐、沛一帶急馳而至，并當即占領了九里山陣地和隴海路徐州北站，徐州東關也攻進韓師一個團。駐徐的直魯聯(lián)軍因敵情不明，很多人驚惶失措，張宗昌立即在花園飯店召開緊急會議，派人邀集孫傳芳舊部的參謀長孟興奎和軍長路展臣進城參加。會議決定：徐州所有部隊，全歸鄭彥俊指揮，決心奪回九里山陣地。并下令文官縣長、武官連長以上人員，如有擅離職守者，格殺勿論。張本人的隨從人員，也一律不準離開各人的崗位。此時于學忠部業(yè)已趕到徐州。路展臣自告奮勇愿率軍攻奪九里山。所遺子房山陣地，決定換由于學忠配合孫傳芳聯(lián)軍防守（這項命令是由徐大同親到子房山山下一個教堂交與于、路兩位軍長的）。此外，張又命警衛(wèi)花園飯店總司令部的警衛(wèi)旅祝鴻德團和一個手提機關槍連，由市內(nèi)出擊，配合路展臣軍（約兩個旅）反擊攻進徐州東關的韓軍,經(jīng)過一晝夜的激烈巷戰(zhàn)，始將市內(nèi)的韓軍肅清。子房山陣地的直魯聯(lián)軍和占據(jù)九里山的韓軍，也展開了猛烈炮戰(zhàn)。此時徐州天氣雨霧彌漫，視界不廣，雙方情況不明。直魯聯(lián)軍保持著津浦路車站，猛力攻奪隴海路北站，戰(zhàn)斗異常激烈。九里山的韓軍憑著故有的工事，力死守。路展臣見遲遲不能突入敵陣,便脫衣赤膊，親臨前線，搖旗指揮猛攻，經(jīng)過四五晝夜的苦戰(zhàn),雙方傷亡很大。直魯聯(lián)軍始擊破了對方的防線，打垮了對方的頑強抵抗，奪回了九里山的陣地（按：全協(xié)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所載于學忠遺稿內(nèi)稱：九里山和徐州北站是于部奪回的。于軍可能有一部參加，但主力仍是路展臣部）。之后，又派騎兵遷回夾擊，韓軍因沒有后續(xù)部隊，狼狽潰退。至此，徐州始暫時轉危為安。

直魯聯(lián)軍雖在徐州地區(qū)暫時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整個戰(zhàn)局仍對奉系不利。馮玉祥率領的第二集團軍正分兵兩路，一沿京漢路北上，一沿隴海路向徐州前進；閻錫山也親率徐永昌部出娘子關，經(jīng)石家莊占領正定，閻屬綏遠都統(tǒng)商震部，經(jīng)大同進至下花園，傅作義部占領涿州，蔣介石見馮、閻大軍已經(jīng)接戰(zhàn)，也指揮第一集團軍各軍，由江蘇、安徽、湖北、河南等省相繼北進。戰(zhàn)局的變化嚴重威脅著徐州地區(qū)的直魯聯(lián)軍，于是張宗昌又在花園飯店召開高級將領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櫧玉璞、許琨、程國瑞、鄭彥俊、于學忠、杜鳳舉、孟興奎等人）,決定各軍立即向北轉移，放棄徐州，退至山東臨城一帶地區(qū),重新布置防務。在徐州撤軍中，于學忠與鄭彥俊部擔任掩護。

離徐后，于學忠部后又奉命參加京漢路的作戰(zhàn)，鄭彥俊部則隨同直魯聯(lián)軍退至臨城地區(qū)，在津浦路兩側布防。直魯聯(lián)軍退出徐州不久，蔣、馮兩軍就在徐州會師了。此時駐臨沂的方永昌軍與臨城前線各軍遙相呼應，對徐州形成了暫時的對峙局面。

前面曾提到直魯聯(lián)軍在江南失敗時，褚玉璞曾坐視不救,后又隨意放棄南京，張宗昌對褚非常不滿，當褚到徐州見張時,張本想將他槍斃。曾罵褚道：“他媽的，你是直隸的軍務督辦，等于滿清時代的北洋大臣，地位這樣高，在南京竟至棄職逃走，該當何罪？”褚自知罪有應得，當即跪地請罪求饒。張宗昌的部下都知道張的脾氣，不論有多大錯，只要一跪地請罪，萬事皆休，一切都可不追究了。后來他的第十一軍軍長王翰鳴,在安徽作戰(zhàn)有擅離職守之嫌，張宗昌命令將王就地正法，當時代理安徽軍務督辦的許琨，竟和張宗昌爭吵道：“如果你把失守南京的褚玉璞槍斃，我就把王墨莊（王翰鳴）槍斃?！币虼藢ν鹾缠Q的處分，也就只好作罷了。這里也順便提一下畢庶澄被槍斃的事，畢庶澄在上海失敗后，回到濟南，張宗昌并沒有準備給他什么懲罰，更沒有殺畢之意，不僅如此，而且還叫他趕回青島整理部隊，畢說沒錢，張立即寫了二十萬元的條子給他，叫他支錢回青。張回徐州，畢在濟南稍有逗留，臨行時,他拿著條子向軍需總監(jiān)祝仞千索取現(xiàn)洋，不要票子，祝說沒有，兩人就在辦公處大吵大鬧，無法解決。祝只得電報張宗昌請示，畢因索取現(xiàn)洋未遂，忿而返青。張得知此事后很為生氣，不久張又見到截留畢庶澄通敵的電報數(shù)通，于是立即召褚玉璞告知畢庶澄通敵的事情。問褚對畢應如何處置，褚力主槍斃，直到此時張宗昌還猶豫不決，后又派專車到濟南請顧問韓千古到徐商議，最后始決定照褚的意見執(zhí)行。褚乘專車回到濟南作了一些部署，又由林憲祖打電話請畢來濟，說要重新布置防務，請各將領共商決定。畢心里也有些躊踏，來時叫他的衛(wèi)隊團長馬海龍隨行。畢到濟南，褚親往接至私宅，并在當日宣布了畢的罪狀和張宗昌的命令，就地槍斃了。畢系山東文登人,江蘇軍官教育團的學生，隨張宗昌多年，成為張的少數(shù)親信之一。直隸軍務督辦李景林撤換時，畢庶澄、徐源泉、許琨等人均欲染指，后來發(fā)表了褚玉璞，畢甚為不滿。據(jù)說畢在濟南鐵路賓館與王棟談到直隸易督時說，“還是人家的把兄弟近（張、褚是換帖弟兄），咱偎不上”。后來他當了青島護軍使，又兼渤海海軍司令，整個膠東半島歸他統(tǒng)治。到任后，他便大事搜括,首先向商會借款四十萬元，繼又向銀行借款五十萬元，對青島的富商大賈，也都有所勒索，山大王的架子擺得十足。直魯聯(lián)軍第二次南下，畢駐軍上海，剛到就為當?shù)氐募澤趟鼑?，終日花天酒地，叫條子，打麻將，一月之久，未曾一次到過他的辦公室，這與第一次南下的張宗昌在上海的生活，如出一轍。關于畢庶澄在上海和蔣介石的勾結問題，據(jù)說是通過青紅幫關系從中撮合成的，是蔣介石對直魯聯(lián)軍所采取的分化手段。

十二、退出山東，灤州繳械

直魯聯(lián)軍退回山東后，鑒于原編制過分龐大，不便指揮,兼以在撤退中部隊多有途中星散情事，故亟需進行整編補充。張宗昌采納了總參議師景云和將校實施學校校長曲同豐的建議，將各軍、師的番號一律撤銷，縮小編制，改為梯隊或支隊;中、少將的軍、師、旅長一般降低一級，改稱梯隊長或支隊長。這次整編，對于張宗昌的這批驕兵悍將，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反而增加了上下級的不滿情緒。兼以全省財源枯竭,開支浩大，省鈔幾成廢紙，欠餉成為慣例，士兵間普遍存在“給多少錢，打多少錢仗”的說法。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國民革命軍繼續(xù)北伐。當時蔣介石的作戰(zhàn)部署是這樣：由劉峙任總指揮的第一軍團，下轄劉峙、顧祝同、繆培南等各軍，位置于臺兒莊、韓莊之線，向棗莊、臨城、兗州方向攻擊前進；由陳調(diào)元任總指揮的第二軍團，下轄陳焯、范熙績等軍，位置于臺兒莊以東，向沂水方間攻擊前進；由賀耀祖任總指揮的第三軍團，下轄賀耀祖、張克理、夏斗寅等各軍，位置于沛縣、豐縣之線，向魚臺、濟寧方向攻擊前進；由方振武任總指揮的第四軍團，下轄阮玄武、鮑剛、高桂滋等軍，位置于碭山、單縣、歸德之線，向金鄉(xiāng)、濟寧方向攻擊前進。復有第二集團軍（馮玉祥）的孫良誠軍團，在金鄉(xiāng)以西協(xié)同對山東的進攻作戰(zhàn)（方振武原為張宗昌部，在豫軍進攻山東期間，脫離了山東，參加了國民軍，任國民第四軍軍長。一九二八年春在襄陽投蔣介石，受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第四軍團總指揮，轄阮玄武、鮑剛、馬文德、高桂滋四個軍和余念慈的一個騎兵師）。張宗昌、褚玉璞率領的直魯聯(lián)軍，大部集結于津浦路正面，孫傳芳所部的聯(lián)軍則集結于濟寧以西地區(qū)，原計劃兩路會攻徐州，收復長江北岸。但戰(zhàn)爭開始，直魯聯(lián)軍節(jié)節(jié)敗退，至四月二十日前后，北伐各軍即已到達兗州、濟寧之線，張、褚所部，無奈退集泰安、肥城一帶地區(qū),準備固守。與此同時，北方形勢日蹙，馮玉祥、閻錫山率領的第二、三集團軍，疾速向北京、天津方向前進，山東和東北的聯(lián)系有迅速被切斷的危險。為此張作霖命令直魯聯(lián)軍迅即放棄山東，全部北撤。在張、褚所部向黃河北轉移時，原駐臨沂的方永昌第四軍，受到第一集團軍白崇禧部隊的猛烈攻擊，方軍拆力死守，經(jīng)過十幾天的激戰(zhàn)，北伐軍被迫退卻，方永昌乘機放棄臨沂，率部退往膠東煙臺一帶。在行軍途中方軍的旅長劉珍年率部倒戈，奔赴牟平一帶，獨霸一方。后受蔣介石改編為第一集團軍暫編第十七軍軍長。方永昌僅率鍾振國等兩個旅和炮、工、衛(wèi)隊各團開赴煙臺。此時陸續(xù)撤往膠東的，還有劉志陸第十三軍的殘部約六千人，顧晨第四軍的殘部約四千五百人。朱泮藻第九軍原駐膠東未動。

張宗昌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晚，始帶隨從人員離開濟南去天津。

在張宗昌離開濟南前，皖系要人吳光新及潘復等，曾向張建議，主張魯軍東撤，以青島附近為根據(jù)地，擁兵聯(lián)日拒蔣,借外國勢力，負隅再起。張表示：“我是從奉天來的，我?guī)У谋?，武器糧餉都是張大元帥（張作霖）供給，無論如何，我還得把這般家底（指軍隊）送回東北去”。沒有接受吳、潘等人的意見。據(jù)說張在離開濟南的當日下午，日本駐濟南領事西田耕一和一日本軍官，曾到張的督辦公署，與張密談很久。當時濟南東南西三面郊區(qū)，都已發(fā)現(xiàn)北伐軍部隊，張宗昌于當日午夜前后，即坐著掛有日本太陽旗的汽車，到津浦車站換乘火車向天津方向逃去。此時山東境內(nèi)的張宗昌部已陸續(xù)渡過黃河向天津方向撤退，最后，鄭彥俊指揮的孫傳芳部在濟南西南肥城一帶與方振武軍激戰(zhàn)后，亦過濟北撤。張部全軍退過黃河時,并破壞了黃河鐵橋。

北伐軍到達兗州——濟寧之線后，經(jīng)過短期休整，即繼續(xù)前進。第三軍團的陶峙岳師沿途沒有遇到敵人，于四月三十日夜間即到達濟南近郊，五月一日清晨即進入濟南城。第四軍團方振武部經(jīng)汶上、肥城向濟南攻擊前進，亦于五月一日進入濟南。蔣介石當即發(fā)表方振武為濟南衛(wèi)成司令，司令部設在城里貢院墻根街舊道尹公署。當北伐軍向濟南迫近時，日寇即向濟南陸續(xù)增兵占據(jù)商埠一帶，企圖迫使國民黨放棄北伐計劃，以實現(xiàn)其控制華北的罪惡目的。五月三日晨，震動世界的“五三慘案”就爆發(fā)了。此事的詳細經(jīng)過，已見全協(xié)“文史資料選輯”和山東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茲不贅述。

五月五日第一集團軍一部分避開濟南，繞道渡過黃河繼續(xù)北伐，很快就接近了天津。閻錫山和馮玉祥的部隊也迅速進占了北京，給奉軍以很大的壓力。退集天津的張宗昌部，被迫再行轉移，向灤州方面集中。張本人在天津稍事停留，即率祝德森、祝宏德、張俊等旅和八大處隨行人員去灤州。褚玉璞因其主力部隊徐源泉第六軍投降了蔣介石而受到威脅，亦率天津鎮(zhèn)守使袁振清師同張赴灤。此外還有程國瑞第三軍的吳杰師，也投靠了方振武。此時留守天津的張宗昌部，尚有兩萬余人。在張宗昌去灤州前，蔣介石曾派李政五（革命黨人，孫中山先生的舊屬）到津與張聯(lián)系，約張接受改編，更換旗幟，許以恢復張原來的直魯?shù)乇P。張不相信蔣的為人，未達成協(xié)議，堅決率部退駐灤州，依靠奉方，徐圖再起。

原任張宗昌行轅副官長的徐大同，因張部最后整編，職務被裁撤，在天津閑居。此時有張宗昌的前督戰(zhàn)司令史承恩之妻由灤州繞道大連到天津，持張的親函，叫徐想一切辦法，督促留津的部隊從速開赴灤州，免得夜長夢多，被人收編。各將領當場表示堅決擁護，但提出了各軍赴灤缺乏開拔費和沿途給養(yǎng)的問題。徐大同找到寓居天津租界的林憲祖、許琨等人，共商集資協(xié)助留津各軍赴灤的開拔費用。林、許等人湊集了現(xiàn)款三萬元。留津的黃鳳岐師、張勝九師、于鎮(zhèn)江旅、郭震旅等，分得款項，均先后離津赴灤。此時（一九二八年的秋季）張宗昌部集結灤州的，為數(shù)尚有五、六萬人。

張部集結灤州后，曾迭次商請張學良把他的軍隊調(diào)出關外，均被拒絕。后由楊宇霆代表張學良到灤召集會議，傳達張學良的命令，計劃將張宗昌所有的部隊縮編為一個師，師長由褚玉璞擔任（對張宗昌的職權，則只字未提）。張本來打算在會議中協(xié)商解決他的軍隊安排和今后活動的問題，不意會場危機四伏，張學良、楊宇霆別有用心，對他堅決拆臺，使張宗昌異常懊喪。張的部將們也極為憤恨，他們多表示要與張學良扮到最后一人。有的向張建議，主張利用中蘇邊境沖突，奉天防務空虛之際，首先火速攻占奉天，同時分兵襲取熱河，然后開拓整個東北為基地，取張學良而代之。張宗昌拒不采納，表示他多年追隨張作霖，若是強占了奉天，就是對張作霖不忠，會叫天下人恥笑。二張沒有達成協(xié)議，雙方積極布防。奉張以于學忠、胡毓琨兩軍先對魯張施加壓力，二張就在灤州附近展開了戰(zhàn)斗。張宗昌部以憤恨的心情，奮力猛戰(zhàn)。張俊率第六旅在一個夜晚即將胡部一個師擊潰。但奉方援軍源源開到，蔣軍白崇禧部也向灤州進迫，張宗昌部受到前后夾擊，孤立無援，進退失據(jù)，無奈只得棄軍逃走，化裝成為趕大車的，帶親隨二人逃往灤河口，乘小漁船渡海到大連。他留在灤州的殘部由白崇禧改編為七個師，歸白統(tǒng)轄。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期間張宗昌在灤州擴大編成的部隊，整整四年，又在灤州全部被殲滅了。

十三、第三次入魯

一九二八年秋，直魯聯(lián)軍殘部在灤州被繳械后，張宗昌逃往大連，已是窮途末路，但他仍野心不死，他還豢養(yǎng)親信，聯(lián)系舊部，常想伺機再起。

一九二八年底，安福系首領段祺瑞又在天津秘密組織北洋統(tǒng)帥府，企圖乘北伐軍的根基未固，搶奪地盤再行上臺。

此時蔣、馮、閻三方面的國民革命軍齊趨平津，山東半島，無人過問。留在山東的張宗昌舊部，還有方永昌的鍾振國旅（駐在煙臺），方軍的叛將劉珍年部（駐牟平），青島總辦趙琪，朱泮藻的第九軍全部（原未離開山東，后又移駐益都一帶），劉志陸的第十三軍殘部（還有五六千人駐在膠東）。此外，孫殿英的第十四軍隨張撤至天津，但未赴灤，在“五三慘案”發(fā)生后，見山東空虛，又乘隙回到山東，初駐齊河，后移章丘、桓臺等縣。程國瑞的師長黃鳳岐在灤州繳械后，也回到了山東，收集殘部，設司令部于壽光。他們在山東各據(jù)一方，各自稱雄。斯時青島的外國使團，也聲稱為了保衛(wèi)外僑的安全，不準向青島開進軍隊。段祺瑞想利用張宗昌在山東的人地關系，以魯東為基地，抓住鍾、劉等現(xiàn)有的軍事力量，招收舊部，進而控制山東全部，再圖大舉。于是便派他的內(nèi)弟吳光新，到大連與張宗昌聯(lián)系，張亦認為魯東的現(xiàn)勢，是他東山再起的大好機會，當即表示同意，并馬上著手進行軍事和財政的準備。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張在大連海岸“西游別墅”召褚玉璞、程國瑞、王棟、杜尚等百余人，舉行了進軍山東的軍事秘密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日本官方的代表公田、孫殿英的代表徐鈞等人。據(jù)說大連日本領事館曾允撥槍械五千支作為張進軍膠東之用。人、槍都有了著落，還要迅速解決活動費的問題，于是他們又當場將預先訂好的助款簿子拿了出來，請大家認捐。參加會議的人們，都彼此觀望，誰也不愿寫第一名，后來第一名就給前山東省銀行總辦蔣邦彥安上了，擔任數(shù)目五十萬元。蔣邦彥非常著急，并當場表示：“不要說叫我擔任五十萬，我連五千元也籌不出來。”爭議再三，不得解決。弄得張宗昌很難堪，最后不得不讓大家回去考慮一下，并說這次算預備會議,每個人究竟認捐多少，留待下次會議再確定。第一次準備會議就這樣不歡而散了。后來蔣邦彥始終一毛不拔，最后竟在大連被日本浪人殺害。

不久，張宗昌接受了段祺瑞的委任，稱為第一統(tǒng)帥，褚玉璞被任命為副統(tǒng)帥。于是他們便會同皖系政客吳光新、梁鳴志等人，積極進行策劃。因為張的舊部散居天津的人多，隨往大連的人少。張便命前秘書長徐曉樓到天津聯(lián)系舊部，籌集款項。此時濟南仍為日寇控制，并指使一些漢奸成立了濟南維持會。蔣介石委派的山東省主席孫良誠（石敬亭代）避居泰安，蔣介石本人則正在忙于和張學良搞蔣奉合作，準備與馮、閻搶奪地盤。

張宗昌在大連經(jīng)過草草籌備，約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中旬就率天津、大連兩地的舊部，分別乘船到煙臺。隨他去的軍官有方永昌、馬敦遠、祝鴻德、史書簡、黃鳳岐等人，文職有徐曉樓、常之英、姜寰、湯夢周等人，外交聯(lián)系方面，由吳光新負責，張的統(tǒng)帥部設在煙臺。經(jīng)與青島的趙琪聯(lián)系，趙也亟表支持，在煙臺的鍾振國部，也表示無條件的聽從指揮，張即委為師長。此時張的兵力，總計約萬余人。統(tǒng)帥部的主要人員有:馬敦遠為參謀廳廳長，姜寰為軍需廳廳長，徐曉樓為秘書廳廳長，常之英為副官廳廳長。統(tǒng)帥部組織就緒后，張就和吳光新策劃收編劉珍年部的問題，張以老師的資格，派劉的保定軍校同學郎貫一，向劉珍年游說，要求劉聽命收編共同行動，往返數(shù)次，劉珍年反要求張宗昌將方永昌殺了，否則絕不聽命。此時張因急需劉珍年的合作，便叫方永昌暫時離開膠東，免得劉珍年以前嫌為借口，不肯歸附。方走后，郎再向劉珍年聯(lián)系，多次見面，劉仍無聽命之意，并在牟平縣城嚴密布防備戰(zhàn)。與此同時，還派人至掖縣架去方永昌的父親，向方勒索贖票。方堅不出錢，結果又只好放回。

張宗昌見劉珍年堅持敵對態(tài)度，處處掣肘，乃與吳光新等決定，首先圍攻劉珍年，以消除膠東的主要障礙。劉在膠東收編了一些零星隊伍，兵力已有一萬余人。這些部隊經(jīng)過一段長時間的訓練，戰(zhàn)斗力頗強。張部除鍾振國旅外，都是新招集的烏合之眾，遠非劉軍的對手。張、劉戰(zhàn)端一開，統(tǒng)帥部即移駐蓬萊（住在吳佩孚私宅里），后又移至龍口。

膠東人民久處劉珍年、鍾振國等部壓迫之下，紛紛組織紅槍會等地方武裝以自衛(wèi)，對這次張、劉之戰(zhàn)，尤極憤恨。統(tǒng)帥部移到龍口后，張帶少數(shù)侍衛(wèi)赴各地視察，在龍口東北方被紅槍會包圍，幾乎喪命，后由祝鴻德帶領手提機關槍連馳往援救，始脫險。

三月中旬褚玉璞率部包圍了牟平城，其主力布置在南門一帶，數(shù)日不能攻克。劉珍年避實就虛，首由北門出擊，將褚部擊潰，同時又在南門發(fā)起攻擊，褚部逐漸不支，遂向煙臺方向撤退。褚玉璞率領的一部軍隊退守福山縣城，劉部追至福山，迅將縣城團團圍困。褚玉璞見到福山城內(nèi)糧彈俱缺，自知孤城難守，乃派心腹張某赴牟平向劉珍年求和。劉珍年說：“褚督辦是我的老上司（據(jù)說劉在褚部任低級軍官時，曾被褚責打過一百軍棍），既然言和，就既往不咎，請督辦來牟平玩幾天,我派隊伍送他回大連?！睆埬郴貓篑矣耔?，褚以重圍難解，只好由劉部送往牟平，成了俘虜。劉珍年最先揚言有五十萬元即可將褚釋放，褚的四姨太孫敬秋聽說后，立即集款往贖。但交款后只與褚在煙臺附近見了一面，仍沒有釋放的消息。后來劉又將褚押回牟平，褚自知釋放無望，在啟行時，遙向大連向母親叩了三個頭，到牟平后即被關在常家祠堂。一九二九年農(nóng)歷八月八日夜，褚正在柯堂南屋西間用骨牌占卜吉兇，被劉珍年派人槍殺了，尸體埋在北城根下。到韓復集統(tǒng)治山東時期，始由孫殿英派人將褚的遺體送回褚的原籍汶上安葬。

張宗昌、吳光新等人在統(tǒng)帥部得知褚玉璞指揮的部隊已被劉珍年繳械，褚已被俘，迅即丟開隊伍偕隨從人員乘日本船崗開膠東，逃返大連。至此，張宗昌的第三次入魯，又以失敗而告終結。

十四、逃亡日本

張宗昌在膠東攻打劉珍年失敗后，復又逃往大連，仍住大黑石礁私第。駐大連的日寇關東廳偽裝歡迎，經(jīng)常派員和張聯(lián)系，并設宴招待。千方百計的企圖利用他繼續(xù)危害中國。張住大連不久，日寇方面就捏造說：蔣介石已派特務到大連，企圖對張行刺，一些日本浪人也對張的黑石礁住宅“嚴加保護”，并恐嚇他叫他迅速離開大連逃往日本，以策“安全”。

一九三〇年夏，張宗昌決定接受日寇的意旨，赴日本作久居計。在啟程之前，先由日本人張宗援（張宗昌的把兄弟、顧問）邀同張宗昌的前承啟處處長劉懷周、前經(jīng)濟負責人姜寰等先去日本，為其安排住所。他們在日本別府租到一座大洋樓,設備齊全，房租每月兩千多日元。一切布置完善后，劉懷周即返大連，向張報告在日情況，并說日本軍政要人均表歡迎。張于是便決心東渡，并選定徐曉樓、姜寰、劉懷周、程伯容和家庭教師老翰林蘭云屏，帶領三個小老婆、兩個兒子，以及一些勤務廚師，一同前往日本。行前，駐大連日本官方人士又設宴為張等送行，碼頭上還布置警戒予以“保護”。

張到日本即住在早已為他準備好了的別府寓所，日寇朝野人士，經(jīng)常不斷地與之往還。張在日的生活開支很大，除由徐曉樓回國往返籌款外，據(jù)說張作相、陳調(diào)元與張交誼甚厚，供給他的錢數(shù)也很多。此外，張還不斷與溥儀（宣統(tǒng)皇帝）勾結,表示矢忠清室，向溥儀伸手要錢（詳見溥儀著《我的前半生》一文）。另外，他的軍需總監(jiān)祝仞千到別府探望他時，除由祝帶去一部款子外，他還當面要?；貒I措款項，命祝找他的前省銀行總理蔣邦彥為其籌款若干，但蔣一直未有理睬。

在張到日本之前的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張學良即和蔣介石達成和解協(xié)議，同月二十九日東北三省和熱河同時宣布易幟，并接受蔣介石的統(tǒng)治。日本政府當局鑒于蔣奉聯(lián)合，可能影響或損害他們在中國東北三省的地位和利益，因此便積極進行籌劃，以備時機成熟，挑起沖突，強行占領我國東北。張宗昌到日后，日本朝野人士便紛紛向張說：你們的國家領導人蔣介石，不符合你們中國人的愿望，最好你出來和日本合作，我們協(xié)助你回到中國，進行討蔣建國，積極慫恿張出為他們的傀儡。由于張與他們往還頻繁，逐漸了解到日寇侵華軍事計劃的一些主要內(nèi)容，此時張雖依附日寇，但對效力它們的武力侵華還不無顧忌，因此還不贊同日寇的偌大軍事行動。于是便與徐曉樓等商量，將日寇的侵華打算抄成密件，借口張的母親在大連有病，派劉懷周回省，從而將密件帶回大連，交與張母請其轉交北京張學良。張母得信即去北京找張學良（張宗昌在灤州被張學良繳械，本有前嫌，但因張宗昌是奉天起家，對張作霖的裁培之恩，感激尚深，恐日本侵占東北對奉張不利，故又向張學良寫信）。張學良見到張宗昌的密信后，即命劉懷周迅速返日，邀請張宗昌回國，并交劉一封親筆信。當時徐大同在濟南也得到徐曉樓由日本來信，叫徐大同到北京負責照料鐵獅子胡同張宅（原住石老娘胡同，后移此）的事情。張母自張學良的順成王府回到鐵獅子胡同寓所曾對徐說：“小六子（張學良小名）驢×的（掖縣罵人的口頭語），對他爹的江山不重視！……”對張學良大為不滿。

劉懷周由北京返回日本復命，張宗昌就和徐曉樓等研究離日返國的辦法。日寇政府聽到張有回國之意，考慮到張還未完全甘心情愿充當日本的傀儡，再三予以阻攔，并說蔣介石的特務已由大連到日本，對張不利，希望張以安全為重，留在日本。研究共同合作，一致對蔣。張身在異國不敢強行，只好暫時留在日本。

吳佩孚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日寇急欲實現(xiàn)“華北特殊化”的陰謀，想讓吳佩孚出來當漢奸，組織傀儡政府。吳當時雖野心未死，但在全國抗日高潮的形勢下，也有一定顧慮,所以要張宗昌給他當助手，于是一方面親自給張宗昌寫信，約其回國，共舉大事；一方面又向日寇的特務頭子土肥原表示，希望張宗昌回國與他合作，組織軍隊（理由是張在山東還有不少的舊部），最初土肥原不同意，說張宗昌一時恐難回國，經(jīng)吳再三懇請，土肥原始同意吳張合作。與此同時，給張寫信約其回國的，還有孫傳芳、張作相等（祝仞千說曾見過原信）。不久，張宗昌也得到了日寇政府的許可，于一九三二年春，帶領全部隨行人員、他的姨太太和兩個兒子，搭乘日本輪船“奉天丸”離日返國（張學良曾派專車和代表到大沽碼頭迎接，徐大同也從北京到天津迎候）。張宗昌到了北京與張學良、吳佩孚、孫傳芳、張作相等，頗多往還，經(jīng)常聚談，感情密切勝于一般舊友。其生活費用由張學良每月供給八萬元。與此同時,日寇見吳、張不愿完全受他們擺布利用，便在華北找到另外一批漢奸，對吳、張便逐漸不予理睬了。

十五、在濟南喪命

張宗昌由日返國之時，東北已經(jīng)淪陷，張學良已經(jīng)接受滁介石的指揮，吳、張聯(lián)合東山再起已成泡影，因此便不得不另謀出路。事有湊巧，馮玉祥的舊部石友三當時在天津作寓公。正積極尋找出路，聽說張由日本返國，遂由津去京與之聯(lián)系。相識后不久，彼此雙方都發(fā)現(xiàn)對方有可供利用之處，物以類聚，兩人成了親密朋友。之后，石友三便乘機向張介紹了當時山東省主席韓復桀要張同韓拉拉關系。原來石友三有兩旅軍隊在山東被韓復渠收編，企圖借韓與他的舊同事關系，再抓住這兩個旅重新出山，但僅有兩旅之兵勢力太單，于是便想利用張宗昌在山東的舊關系，擴大勢力，建立東山再起的資本；張宗昌也想借石友三與韓的舊誼和可能抓到手的兩旅之眾，乘機插足山東，逐步恢復舊業(yè)。于是石便向張吹噓說：“我與韓是共患難的老同事。我們以這兩個旅作基礎，再由向方（韓字）協(xié)助，擴充兩個有力的部隊，不成問題”。并曾數(shù)度到濟南與韓商洽。韓復集知道他們居心叵測，雖表面佯與周旋，表示對張亟為敬佩，很愿交結協(xié)助（石將此情告張，張也躍躍欲試）,但內(nèi)里早已作了準備，殺機已伏。

一九三二年春，張學良以陸?？哲姼笨偹玖畹拿x，在北京召開華北各省將領的軍事會議，韓復集趁在京參加會議的機會，由石友三陪同前往鐵獅子胡同拜訪張宗昌。張對韓的往訪亟表歡迎，隆重設宴招待，后又同韓、石拜為把兄弟。韓在會議結束后，向張宗昌辭行，面邀張到山東一行。韓回濟南以后，又請石去北京約張到魯，面商擴軍事宜。

張宗昌圖謀再起心切，不疑有他，就與前參謀長金壽良，前秘書長徐曉樓等商談親赴山東與韓聯(lián)系事。當時的同人中，有的同意，有的反對，反對的意見：以為韓的居心叵測，前車可鑒，謀事不成，必出事故。但這些意見不能說服急找出路的多數(shù)，最后還是多數(shù)人同意到山東。徐大同等幾個不贊成的人，將自己的看法告訴了張的母親，張母也不同意張到山東，于是又把此事告訴了張學良、吳佩孚和孫傳芳。吳佩孚和孫傳芳到張宗昌家里對張說：山東去不得！我們不同意你這樣做。張學良也到他家里勸阻說：“你要忍耐一個時期，國家對你總有安排。”而張對張學良、吳佩孚等的勸告，當面表示接受，答應取消山東之行。但正在此時韓復集又來了促駕的電報，邀張迅速到濟，面商要事。于是張又毅然決定赴魯，并即派他的前承啟處處長劉懷周到北京車站買了幾十張頭、二等車票，準備當天啟程。事為張學良和吳佩孚得知，又對張進行了一番阻勸。最后張為了避免別人再行阻攔遂帶領金壽良、徐曉樓、劉懷周、程伯容等人秘密去豐臺上了火車。及至張母發(fā)覺告知張學良、吳佩孚，急電天津林憲祖在天津車站截留時，車已駛過天津，無法追回了。

張宗昌等乘車到達濟南，韓復渠派程希賢為代表到站迎接。送到石友三的公館略事休息后，又由程、石等陪同進城與韓復集會面，午間韓設宴招待，表面甚為歡洽。飯后，張宗昌忽見鄭金聲的像片，懸掛客廳中間（鄭金聲系馮玉祥的軍長,馮在華北失敗時，鄭被捕來濟，被張宗昌槍斃）。張見韓懸掛鄭的像片，當即感到處境不妙，臨別時便將自用的新式手槍送給韓復集，企圖借此換取韓的諒解，韓接受了張的手槍后,石、程即陪張出城，仍回石的公館下榻。當晚有韓的參議張受騫（也是張的舊部）跑來向張宗昌密報，說韓將對張不利，要急作安全準備。金壽良等的意見是“走為上策”，于是第二天（一九三二年九月三日）便詐稱張母有病，來電要張火速返京。他們一面派人買好當日下午五時二十分的直達快車票，準備即日動身；一面派人向韓辭行，韓聞訊又在石友三公館設午宴餞行，虛與周旋，一直鬧到下午三時左右，以到辛莊閱兵為借口，告辭而去。張赴車站時，仍由程希賢、石友三等前往送行，張登車后，程、石等上車與張寒暄數(shù)語，隨即下車，正在張至車門口與他們握別時，預先早有準備的刺客鄭繼成，當即向張連發(fā)二槍（均未命中），張見情況危急，返身避入餐車，此時劉懷周見有刺客，急攜手槍追往保護，不料被另一刺客陳鳳山從背后一槍擊斃，張的副官劉長清因追擊鄭繼成，亦受傷倒地。于是鄭、陳二人相繼追入餐車，張遂跳下餐車向北奔逃，但被一列兵車所阻，跑不過去。此時四面槍聲大起，張跑至北面第七股道岔時，頭部即被擊中，鄭、陳刺客又趕上向其要害處連擊數(shù)槍，張當即一命鳴呼。張宗昌既死，鄭繼成在車站宣稱：“我是鄭金聲之侄，殺張宗昌是替叔父報仇，這個官司由我打?！标慀P山也說：“我是鄭繼成的衛(wèi)士。當時鄭金聲軍長被捕被殺，我是隨從陪綁者，我為軍長報仇，也為個人報仇?！庇谑擒囌旧系木焖鞂⑺麄兇端腿敕ㄔ海粩?shù)日即被釋放。

刺客被捕后，金壽良、徐曉樓等隨從人員，即下車將張宗昌的尸體用地排車送到日本醫(yī)院，將其周身血跡洗凈，又向韓復渠要求協(xié)助辦理張的后事，韓未出面到車站或醫(yī)院看看，僅派副官協(xié)同給張宗昌制辦衣棺，同時也給劉懷周買棺成殮。當天金壽良先回北京向有關人士報告了張宗昌被刺的經(jīng)過，次日徐曉樓、程伯容等人始護送張的尸體由濟乘車赴京，埋在北京西山。從此結束了張宗昌的一生。石友三在第二天也悄悄地回天津去了。

資料來源：

《山東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