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忠箓《古印甄初集》

櫟陽釣晚 2024-09-11 發(fā)布于貴州

展開全文

從《古印甄初集》看二十世紀上半葉集古印譜的編輯

︱葉康寧︱

《古印甄初集》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由潛江易忠箓編輯的一本集古印譜?？疾爝@套印譜的面世經過，有助于我們管中窺豹，蠡測二十世紀上半葉集古印譜的編輯和傳播。

一、集印人、選印人與鈐印人

《古印甄初集》的首頁為易忠箓手書刻版，黑色邊框中先是篆書“古印甄初集”，旁邊有楷書款識“漢陽周氏石言齋藏，潛江易氏穞園審定，靈蕤館內史制譜，壬申十月”，交代了集印、選印與鈐印的相關人員。集印、選印與鈐印，也是印譜編輯過程中尤為重要的三個環(huán)節(jié)。

通過首頁我們可以知道，這部印譜所收印石皆為漢陽周氏石言齋集藏。誰是“石言齋”主人?這是我們翻看印譜的第一個疑問。

在孫智龍《湖北省圖書館藏<古印甄初集>徐無聞跋語源起初探》一文中，孫智龍認為周氏是周康元。這一說法是不正確的。其一，據柳向春說：“一般記載，周康元是宛平人，但他自己所刻印章上署的卻是金溪，另外還有自己署款作臨川的，說的其實都是他祖籍所出。周康元本貫是江西金溪縣烏石村，自曾祖開始即定居北京?！?《<集拓漢魏石經殘字>及其傳拓人周康元》)可見，無論如何，周康元都與漢陽沒有關系，更不會署“漢陽周氏”。其二，周康元的齋號是“石言館”，從未見他用過“石言齋”。不要小看這一字之差，一字不差的齋號都可能有不同的人使用，遑論差一字了。

其實，“石言齋”主人不是周康元，而是周佩之。藝甄社所印《古印甄樣本附提要》明確記載：“漢陽周佩之先生，酷嗜金石之學，收藏宏富，而尤癖于鈢印，所致秦漢篆刻，不下數千鈕。惟生平矜慎不以示人，故所藏諸器，同好中不易一見。今先生已下世，敝社同人乃就商其家，始得將所藏古印一部分，拓譜流傳?！标P于周佩之的生平，尚未見其他可資考索的史料。

將周佩之藏印審定真贗，并選擇精品編為印譜的是易忠箓。他的生平行跡，可以參看的資料并不多，主要有羅伯昭《泉友錄》、徐無聞《紀念易均室先生》、王貴忱《跋易忠箓<穞園泉蛻>》、李乾三《篆刻宗師易忠箓》、王可萬《楚天云隔錦里留：記金石學者易均室先生》等?，F(xiàn)據上述資料，略做介紹。

易均室手跡

易忠箓(公元1886—1969年)，原名書竹，字均室，號稆園、穞園、穞園外史等，湖北潛江人?！吧倌陼r肄業(yè)(于)武昌經心書院，光緒末赴日留學，畢業(yè)于早稻田大學經濟科，參加了同盟會。辛亥武昌起義，先生在潛江響應獨立。民國初年，任湖北省議會議員……博覽群書，尤致力于文字學、金石學和詩詞戲曲?！?徐無聞《紀念易均室先生》)他曾任湖北圖書館館長，先后執(zhí)教于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西北大學、四川大學、成華大學。1949年后，被聘為四川省文史館館員。他還創(chuàng)辦并編輯過一本金石書畫期刊——《藝甄》，因經費短絀，僅出版過六期。徐無聞說見過他有“著述稿《古籀臆箋》《靜偶軒金石題跋》《藝海揚塵錄》《三游洞題名考》《說文部首形系》《李北海書碑系年》《均室文稿》《隔云集(詩稿)》等十余種”。羅伯昭也說他“癖金石，精鑒別，藏古籍拓本多未經人見者。古泉則重刀布及徽宗泉”。

易忠箓“篤好篆刻，當作一門學問鉆研了五六十年，學識甚博，賞析甚精，積累了大量資料……他自己不刻印，實為印家之伯樂，海內名家都樂于為他奏技。五六十年間，與他交往甚密或有聯(lián)系的知名篆刻家約四五十人……他曾將朋友們?yōu)樗逃∪儆喾剑群筝嬐貫椤毒毅b印》《稆園印鯖》分贈同好，對近世篆刻的發(fā)展起了促進作用。黃少牧在編輯其父黃牧父印存時，亦曾與先生商榷。先生生平輯拓的印譜有《古印甄》《文何印萃》《鵠磯印摭》《鐵書過眼錄》《明清名印集拓》《錦里篆刻征存》等，可惜這些珍貴的印譜，大半都毀于丙午之劫了”(徐無聞《紀念易均室先生》)。

鈐拓印譜的工作則由易夫人萬靈蕤一力承擔。有關萬靈蕤的資料更少了，目前所見中，以王可萬《情天眷屬是仙侶：易均室伉儷佚事》最為翔實。茲移錄如下：“易均室先生繼配萬靈蕤夫人(公元1907—1975年)，字瑞藥，浙江瑞安人，工書善畫，尤擅氈墨，是清末'翰林四諫’之一黃體芳的外孫女。夫婦二人唱和相隨、切磋琢磨，時人目為'劉樊(劉綱與其妻樊夫人)仙侶’，以為可與趙明誠、李清照，王芑孫、曹貞秀，孫原湘、席佩蘭夫婦同列并處?！彼€“曾在武昌文華圖書館學?？茖W校講授傳拓技法”。羅伯昭也說過：“其夫人萬靈蕤女士尤精拓泉?！?/span>

二、從易忠箓給王獻唐的信看《古印甄初集》的編輯

《王獻唐師友書札》中收有易忠箓寫給王獻唐的四通書信，有一通對我們了解《古印甄初集》的編輯不無裨益。錄于茲：“蒙惠二匋拓，當以草隸為，真而精。憶春間，高軒曾得張敞二字印。今此間友人又獲一京兆尹印(未著錄)，茲拓呈一鑒。如欲拓入《印帚》。幸寄紙來，遲則不行。又見軍假侯印，亦罕有者。私印二，乘馬姓見班史，如鄭衛(wèi)二姓，在一穿帶印，豈可料耶。幸審釋見示。附《鵠磯印摭》紙十余頁，祈為拓張敞印寄下。以京兆印已收入，不可無人以實之耳。忠箓敬問獻唐道長無恙。甲午中秋。匋齋藏張敞之印，后歸陳伏廬?！?/span>

從這通信可知，易、王二人經常交流信息，并交換印拓。他們交換的印拓，有一些是為了編輯印譜用的。比如易忠箓表示可以提供友人新獲得的京兆尹印的印拓給王獻唐，以便他編輯《兩漢印帚》，而他也不忘向王討要張敞印的印拓，以編入《鵠磯印摭》。

此外，在易氏寄給王獻唐的書信中還夾有一張《古印甄樣本附提要》，這是我們了解《古印甄初集》編輯過程最直接的資料。樣本不同于樣書。樣書是書籍出版前校對文字、圖版用的印前書，是一本完整的書;樣本是從已經出版或將要出版的書籍中抽印一頁或數頁，以便征訂。

《古印甄樣本附提要》首先交代了編輯緣由。“自來金石拓本，惟古鈢印譜流傳至罕。無論宋明，即清末吳愙齋之《十六金符齋藏印》，濰縣高郭二氏之《齊魯古印捃》等譜，近且不易得。再前如汪秀峰之《錦囊印林》，則價等兼金矣。近日輯印譜之精者，惟黃賓虹、陳伏廬二家。然不久二家之印，均已散失，或流于海外，故其譜亦難再得。牟利之徒，見古譜之日稀，乃復以西法鋅板(版)，翻造古印，打譜誑世。實失古人篆刻真意，徒存膚廓，固不足道?！?/span>

易忠箓編輯《古印甄初集》，是有感于古印譜難得，而鋅版翻造的印譜，“實失古人篆刻真意，徒存膚廓”。

從這份“樣本”，我們還可以知道：周佩之收藏的數千鈕古印，并不是不加選擇地編為印譜，而是經過易忠箓“詳加審定，去其剝蝕諸品，擷其精華”。

印譜作為一種特殊的書籍，鈐印是編輯過程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據“樣本”說：“復得穞園佳偶萬靈蕤女史細意鈐朱，妙手傳古，無纖毫漏白蒙刀之弊，以至印泥紙墨，板(版)式裝訂，無一不古雅堅實。備藝術上之能事，且欲駕前此諸譜而上之?！?/span>

編輯成書的《古印甄初集》，“內分三代古鈢六十鈕，漢官印二十鈕，畫像印十鈕，穿帶二面印十鈕，私印六十鈕，合同花押四十鈕，計裝四冊，每部定價十六元”。

古印甄初集

三、從營業(yè)書目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集古印譜

《古印甄樣本附提要》說：“近日輯印譜之精者，惟黃賓虹、陳伏廬二家?！睂嶋H上當時編輯集古印譜蔚然成風，黃、陳不過是特出者而已。現(xiàn)依據筆者過眼的一些營業(yè)書目，管窺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集古印譜，進而幫助我們理解產生《古印甄初集》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

論及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印譜，不能不提西泠印社。筆者見過四種西泠印社的營業(yè)書目，其中兩種設有印譜類。民國二年(公元1913年)印行的《西泠印社金石印譜法帖藏書目》，共收印譜二十九種。民國廿四年(公元1935年)《上海西泠印社潛泉印泥發(fā)行所出品目錄》，共收印譜六十一種。細心比對，可以發(fā)現(xiàn)，1935年的營業(yè)書目中，印譜的種類增多了，但1913年書目所列的老印譜卻大都缺貨，即便有存譜，價格也漲了一倍。如《周秦古鈢》二冊，在1913年書目中，定價洋一元;在1935年的書目里，定價就成了洋兩元。這印證了《古印甄樣本附提要》所說的“古譜之日稀”，集古印譜“近且不易得”“價等兼金”。

除此之外，其他社團和書局的營業(yè)書目中也可以看到集古印譜。

民國廿五年(公元1936年)印行的《宣和印社出品目錄》，共收印譜三十三種。從這本書目，可以看到原印鈐拓印譜和金屬版(即鋅版)印譜懸殊的價格差。如原印鈐拓《西泠八家印選》四冊，定價洋八十元;金屬版的《西泠八家印譜》一冊，定價洋三元六角?！豆庞≌鐦颖靖教嵋氛f：“以西法鋅板(版)，翻造古印，打譜誑世。實失古人篆刻真意，徒存膚廓”，實際上一分價格一分貨，古印不僅是稀缺資源，用原印鈐拓也更為耗時耗力。

民國廿五年印行的《有正書局書目》,共收印譜十一種。其中《匋齋藏印全集》《歷代古印大觀》，都是流播甚廣的集古印譜。

民國廿五年印行的《神州國光社書畫碑版總目》，共收印譜三種，《陳簠齋手拓古印集》《簠齋藏玉印譜》《賴古堂家印譜》皆為集古印譜。

這些書目不過冰山一角，二十世紀上半葉編輯的集古印譜數目要遠過于此。

四、余論

二十世紀上半葉，冰社、西泠印社等金石學社團和報刊如雨后春筍，鼓蕩起印學研究的熱潮，編輯印譜更蔚然成風。

私家集古印譜，除易忠箓提到的黃賓虹、陳伏廬二家外，尤為特出者當推琉璃廠尊古齋主人黃伯川，他編輯過多種集古印譜，如《尊古齋集印》《尊古齋古鈢集林》《衡齋藏印》等(見《尊古齋書目》)。

有需求才會有生產，印譜也不例外。檢點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文化人藏書目，印譜大都不會缺席。比如魯迅的藏書中，就有《隋唐以來官印集存》(附《補遺》)、《十鐘山房印舉》、《七十二侯印譜》等。再如鄭振鐸的藏書里，也有《集古印譜》《讱葊集古印存》《十六金符齋印存》《衡齋藏印》等。其他如梁啟超、傅斯年、顧頡剛、馬敘倫的藏書目中也不乏印譜。

印譜為文化人所寶重，與當時“復興古學”“整理國故”的學術風潮息息相關。羅振玉和王國維都特別看重古璽印的文獻價值。羅振玉不止藏書中有為數可觀的印譜，而且他還集藏了大量古印，并編輯有《雪堂藏印》。在為《齊魯封泥集存》所作的序言中，王國維說：“竊謂封泥與古璽印相表里，而官印之種類，則較古璽印為尤夥。其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為用至大?！庇纱丝梢?，古璽印除了具有藝術價值，更多的時候，還被當成了佐證經史的重要材料。

最后，可能也是很多讀者關心的一個問題，易忠箓的《古印甄初集》面世后，是否獲得過相應的認可?作為原印鈐拓的珍貴印譜，《古印甄初集》不可能大規(guī)模傳播，我們也很難考察它的影響力。不過幸運的是，在黃賓虹的藏書目中，我們看到有“古印甄”四冊。黃氏一生致力于古璽印的收藏和研究，他所藏印譜有一百三十多種，不僅數量多，質量也高。囿于資料，我們無從考索黃、易二人是否有過交集，但《古印甄初集》出現(xiàn)在黃氏藏書目中，無疑體現(xiàn)了專業(yè)人士對這部印譜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