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爭座位帖》是唐代書法家顏真卿的法書之一，為歷代所寶。由于《爭座位帖》真跡約在12世紀初失傳，歷代學(xué)者憑借各類拓本和相關(guān)史料，對其流傳進行了種種分析和推斷。在前賢研究基礎(chǔ)上，本文勾陳排比，論證了《爭座位帖》真跡從唐至宋元之際的遞藏歷史；試圖還原真跡的版本樣貌和特點，并對其中一些關(guān)鍵話題進行推測和解說。
前言
《爭座位帖》，又名《論座帖》《爭座位稿》《與郭仆射書》等，是唐廣德二年(764)十一月顏真卿寫給時任尚書右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乂的私信，指責(zé)郭英乂對權(quán)臣、宦官魚朝恩的諂媚之舉——在為中興名將郭子儀凱旋還朝而舉辦的歡迎會上故意超越禮制將魚朝恩的座位排高，寓忠義于嚴詞，蘊遒勁于行草，是形式和內(nèi)容完美統(tǒng)一的法書巨跡，為歷代所寶。
圖一 珍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館的《爭座位帖》關(guān)中本原石現(xiàn)狀，袁杰攝
由于真跡在12世紀初失傳，顏真卿法書《爭座位帖》只能以復(fù)制品方式存于后世。其中，公認版本最佳的是關(guān)中刻本，原石現(xiàn)藏西安碑林博物館(圖一)。然而，關(guān)中本再傳真，也不過是原作的影子，“粗存梗概爾”(米芾語)，難以與真跡媲美。南宋至今，歷代學(xué)者憑借各類拓本和相關(guān)史料，對《爭座位帖》真跡及其遞藏進行了分析和推斷，其中不乏真知灼見?，F(xiàn)在前賢研究基礎(chǔ)上，再度勾陳排比，作一系統(tǒng)梳理，就教于大方。
信件應(yīng)該是在譽清后送至郭英乂府上。可以想見，驕橫的郭英乂讀后的反應(yīng)。因此，無論他是否把信中內(nèi)容以何種方式轉(zhuǎn)告給魚朝恩，甚或顏真卿的死對頭、未來也將治魚于死地的另一位權(quán)臣元載，這封充滿火藥味兒的原信可能會被閱后即焚。古人寫信行文有自留底稿的習(xí)慣，這可能是為將來出文集“立言”做準備。史載，顏真卿生前便有意識地把自己的作品編輯成集，雖然它們在北宋之前便已失傳。因此，顏真卿應(yīng)該是把《爭座位帖》的底稿(以下稱“真跡本”)作為檔案保存起來。自此，這封書信開始了長達三百多年的流傳之旅，直至12世紀初失傳，同時也是成為經(jīng)典的歷程。
這件書信底稿是具有唯一性的“祖本”，從誕生之日起至12世紀初入北宋內(nèi)府，它傳藏于公私數(shù)家之間，經(jīng)歷分分合合，最后消失在歷史的黑洞中。它就像一條見首不見尾的神龍，偶爾浮出水面，幸好有見證者留下了星星點點的記錄，讓后人得以遙想原作翰墨風(fēng)采。
為論述方便，現(xiàn)將北宋重要史料羅列如下：
史料一：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魯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shù)紙，比公他書尤為奇特。信手自然，動有姿態(tài)，乃知瓦注賢于黃金，雖公猶未免也?！彼翁K東坡《題魯公書草》
史料二：昨見雍人安汾叟家所藏顏魯公書數(shù)卷，《祭濠州刺史文》《與郭英乂論魚開府坐席書》《祭兄子季明文》《峽州別駕與李勉太保書》《為病妻乞鹿脯帖》，乃知翰墨之美，盡在安氏，藏古書于今為第一。——北宋黃庭堅《跋王立之諸家書》
史料三：《魯公與郭令公書論魚軍容坐席》，凡七紙，而長安安氏兄弟異財時，以前四紙作一分，后三紙及《乞鹿脯帖》作一分，以故人間，但傳至“不愿與軍容為佞柔之友”而止。元祐中，余在京師，始從安師文借得后三紙，遂合為一。——北宋黃庭堅《跋翟公巽所藏刻石》
史料四：顏魯公《郭定襄公爭坐位第一帖》。右楮紙，真跡，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禿筆，字字意相連屬飛動，詭形異狀，得于意外也，世之顏行第一書也?？p有“顏氏守一圖書”字印。在宣教郎安師文處，長安大姓也，為解鹽池勾當官，攜入京，欲背，予得見之。安自云《季明文》《鹿脯帖》在其家?！彼蚊总馈秾氄麓L錄》
史料五：唐太師顏真卿《不審》《乞米》帖二，在蘇澥處。背縫有吏部尚書銓印，與安師文家《爭坐位帖》《責(zé)峽州別駕帖》縫印一同?！稜幾惶肥翘歧芸h獄狀磓熟紙，韓退之以用生紙錄文為不敏也。生紙當是草書所用。內(nèi)小字是于行間添注不盡，又于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此帖在顏最為杰思。想其忠義憤發(fā)，頓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書。石刻粗存梗概爾?！彼蚊总馈稌贰?/span>
一、唐至五代時期
遞藏情況及真跡本原狀
由于史料極度缺乏，真跡本在唐至五代的收藏情況幾乎是空白，只能據(jù)北宋的第一批直接記錄推想。
蘇軾有關(guān)真跡本的記錄僅一條(見史料一)，沒有寫作時間。當代學(xué)者路遠認為，此條記于蘇軾任風(fēng)翔通判期間，即嘉祐六年至治平二年(1061～1065年)。此論可信。這也是有史可查的關(guān)于真跡本的最早記錄。據(jù)此，這部被蘇軾命名為《顏公與定襄郡王書》的作品有“數(shù)紙”。那么，它到底由多少紙構(gòu)成呢？也親見過真跡本的黃庭堅在晚年完成的《跋翟公巽所藏刻石》(見史料三)中寫道：“《魯公與郭令公書論魚軍容坐席》，凡七紙”(“坐”通“座”)，也就是說，真跡本是連續(xù)寫在七張紙上的。同條還記錄了其他信息，由此可分析出七紙的寬度不盡相同(詳見下)。
關(guān)于真跡本的用紙，另一位見證者米芾描述得更加詳細。他在早年著作《寶章待訪錄》中回憶(見史料四)，“顏魯公郭定襄公爭坐位第一帖”(可能是米芾第一次用“爭坐位”稱呼這封書信)，“楮紙，真跡，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在晚年著作《書史》中(見史料五)，他又寫道：“《爭坐位帖》是唐畿縣獄狀磓熟紙”。唐代官書用紙分為幾類，一般高級公文用麻紙和藤紙?！拌垺碑a(chǎn)于四川，以楮樹皮為主要原料。所謂“熟紙”是經(jīng)過工具(一般是圓石)壓捶過的紙，表面比沒加工過的紙(生紙)更加光滑，但總體品質(zhì)在麻紙和藤紙之下。因此，米芾所記的類同“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唐畿縣獄狀”用紙，總體上是低級用紙。米芾在《寶章待訪錄》記錄的顏真卿另外兩件真跡《乞米帖》和《送辛子序》時也使用了“楮紙”一詞，看來此類紙為顏所常用。從關(guān)中本《爭座位帖》來看，這種楮紙形制比一般唐寫經(jīng)用紙略高，約為31厘米。
對篆刻也頗有研究的米芾，還留下了關(guān)于兩則關(guān)于真跡本用印情況的記錄。一則是“唐太師顏真卿《不審》《乞米》二帖……背縫有吏部尚書銓印，與……《爭坐位帖》《責(zé)峽州別駕帖》縫印一同”(見史料五)。另一則是“縫有'顏氏守一圖書’字印”(見史料四)。它們是真跡本用印的最早也是僅有的兩條記錄。今存關(guān)中本《爭座位帖》沒有摹刻任何印記。
圖二 南宋嘉定八年(1215)，《忠義堂帖》載《顏氏六告帖》中的《顏惟貞贈秘書少監(jiān)制》尾款押印“吏部尚書之印”，圖片采自《宋拓本顏真卿書忠義堂帖》，西冷印社出版社，1994年，第459頁
其中，“吏部尚書銓印”，印文失記。從留存至今的同類實物史料看，很可能是《忠義堂帖》載《顏氏六告帖》中《顏惟貞贈秘書少監(jiān)制》尾款押印“吏部尚書之印”(圖二)。米芾是在顏真卿《不審》《乞米》兩封書信的背面發(fā)現(xiàn)此印的，《爭座位帖》(以及《責(zé)峽州別駕帖》)的同印也必在背面。那么，這枚印章是何時所鈐呢？顏真卿曾于大歷十三年(778)二三月至建中元年八月(780)做過“吏部尚書”，但是，他沒有理由在私信上鈐蓋此官印。因此，此信應(yīng)該鈐蓋于顏真卿逝世之后。唐和五代時期，哪個朝代的吏部最有可能呢？我們認為，唐朝的可能性更大。由此可以初步推定，真跡本(和《不審》《乞米》《責(zé)峽州別駕帖》三帖)曾由顏真卿逝世后的唐代某朝吏部整理或收藏，而且統(tǒng)一于背面加蓋“吏部尚書銓印”。
“顏氏守一圖書”印文透露出曾有一位叫“顏守一”的人收藏過真跡本的事實。但是，關(guān)于“顏守一”的史料，僅此一條。米芾也沒有多寫，估計他也不知道是誰，否則會像其故常做法一樣記上出處。對此，我們有幾點推測。
第一，顏守一可能為唐代人。米芾以博學(xué)稱，他都不知道“顏守一”是誰，這至少說明“顏守一”不是北宋人。又，米芾與當時的藏家(安師文)相識且面見，想必會詢問后者，而后者也不知，除非故意隱瞞，但如果“顏守一”確非北宋人也沒有隱瞞的必要。這也旁證“顏守一”不是北宋人。在唐代和五代之間，我們認為，顏守一更可能是唐代人。
第二，顏守一是顏真卿族裔。顏氏家族信仰總體上儒釋道三教合一，對唐朝的國教“道教”有所偏重。顏真卿小名“羨門子”是古代仙人名，極具道教色彩圖，一生中特別是中晚年，留下不少具有道教元素的詩文書法和典故逸事。而“守一”正是老莊話語體系中的重要概念之一?！邦伿匾弧边@個名字無疑出自道教經(jīng)典，故其人有可能出自顏真卿家族。
圖三 唐《大乘起信論略述殘卷》局部，從中可見“紙邊橫寫”的版式，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圖片采自該館網(wǎng)站
“顏氏守一圖書”鈐印位置失記，只有一個“縫”字。這說明，它是齊縫印，至于是齊七紙之間的縫，還是齊其他部位的縫，不得而知。但是，這個“縫”字告訴我們，“顏守一”曾收藏過真跡本。
米芾還在《書史》中記錄了真跡本行款的一個重要特征(見史料五)：“內(nèi)小字是于行間添注不盡，又于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何為“紙邊橫寫”？米芾沒有細說。當代學(xué)者章宏偉將此句翻譯為“(《爭座位帖》)內(nèi)的小字是行與行之間添注，(地方)不夠了，又于行下面的空紙邊處橫著書寫，這與所見刻石的本子不同”。此一譯文有助于我們了解“紙邊橫寫”的大體格式，但是，具體仍不得而知。所幸，唐代寫經(jīng)留有類似版式(圖三)，更為巧合的是情況與真跡本類同，都是因“小字于行間添濟不盡”接著“又于行下空紙邊橫寫”。雖然不敢說它完全與真跡本加注行款相同，但至少可以說明：唐人確有“紙邊橫寫”的例子，為米芾的語焉不詳提供了一個可資廓清的實物支持。
總之，真跡本在唐至五代的流傳是有跡可尋的，至少經(jīng)過“顏守一”和唐朝某屆吏部。北宋時期的見證者沒有關(guān)于真跡本破損的任何文字記錄，這說明它是被精心保存的；著錄中也沒有任何題跋記錄，加之印記只有兩枚，揭示它一直處于秘藏狀態(tài)，而且過手較少。
二、北宋時期遞藏情況和
真跡本的變化
真跡本在北宋初年的流傳情況不詳，估計處于私家秘藏狀態(tài)。北宋初年的文壇領(lǐng)袖歐陽修(1007～1072年)酷愛顏真卿書法。在他的《集古錄跋尾》及其子歐陽斐受命完成的《集古錄目》中，并無有關(guān)《爭座位帖》的記載?！都配洶衔病冯m以金石碑刻為主，但偶爾也涉及上石的墨跡，而且實際成書時間最晚可至熙寧五年(1072)四月，而《集古錄目》的序言寫于熙寧二年(1069)二月。當然，《集古錄跋尾》和《集古錄目》兩書在流傳中，內(nèi)容都有散失的可能。如果暫時排除這些極為意外的因素，我們可以認為，在11世紀80年代之前，《爭座位帖》并未刻石傳播。
不過，在北宋初年，《爭座位帖》真跡本可能是在一個極小的圈子里為人所知。此后，直至在12世紀初入北宋內(nèi)府之前，它一直藏于長安安姓人家，其間，蘇軾、黃庭堅、米芾等人在各種場合見過真跡，并留下相關(guān)記錄?，F(xiàn)分述如下：
(一)安師文與長安安家
在蘇軾、黃庭堅、米芾的相關(guān)記錄中，都會出現(xiàn)一個名字——安師文(師文)。這是破解真跡本藏家的關(guān)鍵人物。
蘇軾是早年任鳳翔府通判時見到真跡本的。“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見史料一)明確點出藏家為長安的安師文，又因是次日記錄，所以絕對不會記錯。
米芾曾在安師文將真跡本帶至北宋都城——開封準備重新裝裱時獲見的(準確年份為1087年，論證詳見后)。米芾在《寶章待訪錄》中記錄(見史料四)，真跡本“在宣教郎安師文處，長安大姓也，為解鹽池勾當官”。由此可知，安姓家族是長安望族，而安師文時任負責(zé)山西解州鹽務(wù)的“勾當官”，官級為正八品下的“宣教郎”。
今據(jù)米芾的記錄(見史料四)、近年出土的由安師文書寫的《張龔墓志銘》(亦名《宋故清河張君墓志銘》)，以及當代學(xué)者牛時兵對《資治通鑒》《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的研究叫，安師文的官履清晰和完整，列如下：
元祐二年(1087)以前，官秩從八品宣教郎(原名“宣德郎”，北宋政和四年因與“宣德門”名同而改稱)，曾任山西解州鹽池勾當官；
元祐三年至元祐六年(1088～1091年)，正八品奉議郎，其間任職不詳；
元祐七年至紹圣二年(1092～1095年)，從七品承議郎，曾任管勾熙河蘭岷路經(jīng)略安撫總管司機宜文字；
紹圣三年至元符二年(1096～1099年)，正七品朝奉郎、朝散郎，曾任提奉涇源路弓箭手；
元符三年至崇寧元年(1100～1102年)，知涇州；
崇寧二年(1103)，特授正六品左朝儀大夫，知涇州。
據(jù)《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安師文是呂大防夫人安氏遠房親戚，算是新黨的外圍人物。但是，總體來看，安師文沒有受到北宋新舊黨爭的太大影響，一生主要在西北處理邊務(wù)，沒有大的波折。而且，很可能晚年致仕時，他因為某種特別的功績獲得了朝廷優(yōu)待，被特授正六品左朝儀大夫。這些史實有助于我們厘清《爭座位帖》真跡本的遞藏經(jīng)過。
米芾所謂“長安大姓”的說法暗示安家的富有。黃庭堅的題跋也可以為證(見史料二)。黃在為王直方(1069～1109年，字立之)家藏的諸家法帖拓本作跋時寫道：“昨見雍人安汾叟家所藏顏魯公書數(shù)卷《祭濠州刺史文》《與郭英乂魚開府坐席書》《祭兄子季明文》《峽州別駕與李勉太保書》《為病妻乞鹿脯帖》(這些法帖現(xiàn)通名分別為《告伯父文稿》《爭座位帖》《祭侄文稿》《與李太保書》《鹿脯帖》,引者注)。乃知翰墨之美盡在安氏，藏古書于今為第一。”
這條跋語中出現(xiàn)一個新稱呼——“雍人安汾叟”。路遠認為，“雍人安汾叟”“應(yīng)該是安氏兄弟中的某一個，'汾叟’像是他的號"，但是沒有給出證明過程。我們認為，這個說法是站得住腳的，但有待細化。
黃跋中《與郭英乂魚開府坐席書》即《爭座位帖》，而“雍”又是長安古稱。那么，所謂“安汾叟”即出于長安安姓人家。
再檢北宋史料中的“安汾叟”，可知此人與北宋畫家李公麟繪《陽關(guān)圖》有關(guān)叫?！鞍卜谯拧睂⒏拔鹾?臨洮)幕府任職之時，李公麟依王維名作《送元二使安西》繪制《陽關(guān)圖》并題七言絕句詩，作為臨別紀念。詩人張舜民為此寫作了一首長歌為和，開頭幾句即“古人送行贈以言，李君送人兼以畫。自寫陽關(guān)萬里情，奉送安西從辟者”。查張舜民長歌詩題為《京兆安汾叟赴辟臨洮幕府、南舒李君自畫陽關(guān)圖》，其中“京兆安汾叟"中的“京兆”即長安又一古稱。那么，“京兆安汾叟”和黃庭堅所謂“雍人安汾叟”便極有可能是同一個人。
李公麟七言絕句題畫詩題為《小詩并畫卷奉送汾叟同年機宜奉議赴熙河幕府》。其中，“汾叟同年”四字表明安汾叟與李公麟系同年進士。史載李公麟為北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進士，亦即安汾叟也于1070年中進士。此外，“機宜奉議”也表明“汾叟”的任職和級別。
基于以上考證，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jié)論：
第一，安汾叟為長安安姓家族成員。
第二，安汾叟為熙寧三年進士。
第三，安汾叟曾以奉議郎官階赴熙河(臨洮)幕府任職。
第四，安汾叟與李公麟(1040～1106年)、張舜民(生卒年不詳，與李公麟為同時代人)是好朋友。我們沒有從相關(guān)詩句看出“安汾叟”年齡特別大或特別小，因此可以認為，安汾叟與李、張也是同時代人。
對比安師文履歷，第一點和第三點與安師文重合，第二點和第四點與安所處年代不矛盾。自此，我們可以肯定地得出結(jié)論：黃庭堅所稱的“雍人安汾叟”即為安師文。
此外，關(guān)于“汾叟”到底是安氏兄弟中哪一位號的問題順帶也可以解決?！澳驰拧笔枪湃藶樘柕囊环N格式，未必與年齡直接相關(guān)。從安師文的履歷看，他早年在解州任職，而汾河流經(jīng)解州。因此，安師文自稱“汾叟”也在情理之中。
黃跋(即史料三)的寫作時間也大體可定。雖然沒有直接記錄，但因在同系列跋語中跋楊凝式法帖時寫道：“余曩時至洛師……”查黃年表，熙寧四年(1071)，27歲的黃庭堅終葉縣任，曾赴洛陽候調(diào)官職?？芍税媳刈饔?071年之后。從元豐八年(1085)夏秋之間奉詔回京，到元祐六年(1091)秋護母喪離京回老家分寧，黃在開封度過了人生中的高光時間，此后便開始浪跡南方的謫貶生涯，直到逝世沒有再回北方。而所謂“昨見雍人安汾叟家所藏顏魯公書數(shù)卷……”(見史料二)中的“昨”已透露出與安師文會面的事實。再依安的簡歷，安師文在1091年之后一直西北邊地任職，加之黃當時的貶謫身份，安與黃見面的機會幾乎沒有。又據(jù)王直方(1069～1109年)履歷，王與黃的交集只能在元豐年末至元祐年間黃在京期間。因此，我們認為，此跋實作于元豐八年(1085)夏秋至元祐六年(1091)秋之間。
據(jù)此跋文，安氏家藏顏真卿墨跡多達五種，其中還包括后世更加著名的《祭侄文稿》(即《祭兄子季明文》)。此外，據(jù)米芾在《書史》中的記錄，元祐三年(1088)，安師文曾借家藏懷素《藏真帖》和《律公帖》真跡本給米臨寫月余。依據(jù)米芾在《書史》中的記錄，懷素的《藏真帖》和《律公帖》在元祐三年(1088)后的某一個時間“歸章惇(1035～1106年)”這說明，黃庭堅發(fā)出的“乃知翰墨之美盡在安氏，藏古書于今為第一”的贊譽并非虛言。在理論上講，安家所藏應(yīng)該不止于此，此為尤者。由此，也可見安家的富甲一方。
至于安家是如何獲得《爭座帖》真跡本的，史無詳載。不過，可以從安氏其他藏品的來源推測。據(jù)南宋葉夢得(1077～1148年)《避暑錄話》(撰于紹興五年，1135)所載，“顏魯公真跡宣和間存者猶可數(shù)十本。其最著者，《與郭英乂論坐位書》(即《爭座位帖》，引者注，下同。)在永興安師文家?！都乐都久魑摹?即《祭侄文稿》)《病妻乞鹿脯帖》(即《鹿脯帖》)在李觀察士衡家……”。葉夢得此記不是宣和年間(1119～1125年)藏家，而是故時藏家，很可能是葉所知的北宋時期最早藏家。此記顯示，《祭侄文稿》和《鹿脯帖》在北宋初年曾藏于李士衡(959～1032年)之手。而依據(jù)米芾在《寶章待記錄》中的記錄(見史料四)，時任宣教郎、“解鹽池勾當官”的安師文“自云《季明文》(即《祭侄文稿》)《鹿脯帖》在其家”。依前揭安師文履歷，安家收藏《祭侄文稿》和《鹿脯帖》的時間不會晚于1087年。
由此，我們可以推論：
第一，安家原無《祭侄文稿》和《鹿脯帖》，可能是從李士衡家族直接獲得的，也可能是從李家出手后的藏家獲得，時間在959年至1087年之間。
第二，安家很可能是《爭座位帖》北宋時期首位藏家(甚至還要早)。
(二)安氏兄弟與一分為二
現(xiàn)在，我們可以得出初步結(jié)論，960年北宋開朝之后直至1191年秋，長安安家藏有《爭座位》真跡本，藏家叫安師文。但這還不是全部，還有另一位藏家，可稱為聯(lián)合藏家。此人名叫安師孟，與真跡本“一分為二”的遞藏經(jīng)歷有關(guān)。
在北宋的見證者中，黃庭堅是真跡本曾被分為兩部分的唯一記錄者(見史料三)。據(jù)此，我們得到如下信息：
第一，在黃的記錄中，首先也是唯一一次使用“長安安氏兄弟”這一表述。它告訴我們，“長安安氏”是兄弟兩人，即安師文之外還有一人，其名字黃沒說。
第二，長安安氏兄弟分家析產(chǎn)，將真跡本分成兩份。具體分法是，真跡本的前四張為一份，截至“不愿與軍容為佞柔之友”(此列位于《爭座位帖》后部，全行完整釋文為“不愿仆射為軍容佞柔之友”)，后三紙再加顏真卿的另一帖《鹿脯帖》為一份。
第三，安師文分得后一份，即后三紙和《鹿脯帖》，前四紙分與另一位兄弟。黃庭堅見過安師文本人，而且可能還有深交(否則也借不出后三紙)。因此，他關(guān)于分家析產(chǎn)的記錄應(yīng)該是準確的，信息源極有可能來自安師文本人。
那么，安師文之外，安氏兄弟中另一人是誰呢？答案在懷素《藏真帖》《律公帖》的有關(guān)記錄中。元祐八年(1093)，時任陜西轉(zhuǎn)運使的游師雄(1038～1097年)將《藏真帖》《律公帖》及諸公跋刻石，石存衙署(長安漕臺)。此石現(xiàn)存西安碑林博物館。據(jù)同石所刻游師雄記錄來龍去脈的后序：“唐僧懷素書《藏真》《律公》二帖最號精妙，自五代以來，為吾亡友安師孟家藏，后為王思同(892～934年)子孫所有，近歲復(fù)歸安氏?！边@是北宋史料中僅有的幾條有關(guān)安師孟的記錄，更重要的是安師孟以《藏真帖》《律公帖》藏家身份出現(xiàn)。
另據(jù)米芾在《書史》中對《藏真帖》和《律公帖》的記錄，元祐三年(1088)，安師文將二帖攜于米芾家，借他學(xué)習(xí)了一個多月。同條記錄中還顯示，“懷素絹帖，第一帖“胸中刺痛”、第二帖“恨不識顏尚書”、第三帖“律公好事”(第一帖為《藏真帖》，第二、第三帖合稱《律公帖》)，是懷素老筆，并在安師文處。”據(jù)此可知，《藏真帖》《律公帖》另一藏家為安師文。
從以上兩條記錄可知，安師孟和安師文都是《藏真帖》《律公帖》的藏家，而從他們的名字來看，應(yīng)該是兄弟關(guān)系，即黃庭堅所謂“安氏兄弟”。
那么，真跡本“一分為二”(也即安氏兄弟分家析產(chǎn))的時間大體可以推算出來。根據(jù)黃庭堅為翟汝文(字公巽，1076～1141年)所藏石刻拓本的跋語(見史料三)，由于真跡本被一分為二，“元祐年中余在京師，始從安師文借得后三紙，遂合為一”。如上所述，元豐七年(1085)夏秋至元祐六年(1091)秋，黃庭堅在京師生活和工作。那么，黃向安師文借“后三紙”必在此間。也就是說，安氏兄弟分家析產(chǎn)最晚不會遲于元祐六年(1091)秋。
據(jù)米芾記錄，宣教郎安師文“攜(《爭座帖》真跡本)入京，欲背”(見史料四)。據(jù)上述安師文履歷，元祐三年(1088年)已升為正八品奉議郎。因此，安師文“攜入京欲背”的時間必發(fā)生于此前。
又據(jù)米芾年譜，米雖幼年長在京城王府，但早年一直在外漂泊。成年后雖有幾次回京長住的記錄，但1088年之前只有一次，即元祐二年(1087)母喪服除結(jié)束后，從老家潤州回京。1087年底，他即赴揚州任職淮南東路發(fā)運司幕僚。由此可知，安師文“攜入京，欲背”的年份只能是元祐二年(1087)。這也是米芾首次見到《爭座位》真跡本的時間。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jié)論：真跡本“一分為二”的時間約在1087年至1091年秋之間。也就說，安氏兄弟二人在此間完成分家析產(chǎn)。
圖四 北宋初年唐顏真卿書《爭座位帖》關(guān)中本整拓，哈佛大學(xué)圖書館藏，圖片采自該館網(wǎng)站
總之，以安氏兄弟分家為標志，真跡本約在1087年至1091年之間經(jīng)歷了從一卷分成上下兩卷的過程，上卷起自開頭至“不愿仆射與軍容為佞柔之友”，此后為下卷。上下兩卷內(nèi)容各自相對完整。上卷(前四紙)在安師孟家，下卷(后三紙)在安師文家。這種分法也透露出所謂“七紙”中第四紙和第五紙的原始分紙位置。鑒于關(guān)中本的現(xiàn)狀(圖四)，我們可以推論“七紙”各自寬度并不一樣，即原用紙有寬有窄。這是真跡本用紙的另一個特點。
在真跡本“一分為二”后，不知何故，兄弟二人對各自藏品公開態(tài)度有所不同。從史料看，“一分為二”之前，安師文多次代表家族出面進京公開藏品；但“一分為二”之后，安師文反而不愿意公開下卷。據(jù)黃的記錄(見史料三)，因為分家析產(chǎn)，《爭座位帖》的刻石拓本在人間“但傳至'不愿與軍容為佞柔之友’而止”。也因此，“元祐中，余在京師，始從安師文借得后三紙，遂合為一”。這句話換另一種說法是：當時大家看到的都是上卷(拓本)，如果沒有黃與安師文的好友關(guān)系，下卷難以借出。黃的說法得到稍晚時代葉夢得的支持。葉在《避暑錄話》中記錄，“《坐位帖》，安氏初析居分為二，人多見其前段……”
(三)合二為一與最后的消逝
這種“一分為二”的狀態(tài)沒有存續(xù)很長時間。葉夢得在前述文句后接著加了一句“師文后乃并得之”。這也是宋代關(guān)于真跡本“一分為二”之后又“合二為一”的最早記錄。我們認為，以葉夢得的才學(xué)和史上對《避暑錄話》記事客觀的公論，“師文后乃并得之”是可信的。
正常而言，兄弟分家在各自成家立業(yè)、具有穩(wěn)定經(jīng)濟來源之后，最遲不會晚于兄弟一方的死亡時間。據(jù)游師雄所記，元祐八年(1093)九月他寫作《藏真帖》和《律公帖》刻石后序時，用“吾亡友”來稱呼安師孟，即安師孟逝于元祐八年(1093)九月之前。那么，安師孟的逝世時間，約在米芾見到安師文送真跡本全卷至京裝裱的元祐二年(1087)，至游師雄寫作后序的元祐八年(1093)九月之間。由此，我們可以認為，安氏兄弟分家析產(chǎn)的時間(約在1087年至1091秋年之間)與安師孟去世的時間很近，相繼發(fā)生于幾年間。
按照一般思維方式推斷，安師孟去世，其藏品最有可能的流向是同輩兄弟安師文，更何況安師文手里還有下卷，獲得下卷的動機極為強烈。我們甚至猜測，兩兄弟在分產(chǎn)之前便有相關(guān)約定，正可謂“肥水不流外人田”。此外，如前所引，安家原藏《藏真帖》《律公帖》轉(zhuǎn)出外姓人家后又被安家收回。那么，藏品在自家兄弟流轉(zhuǎn)的可能性就更高。
真跡本的最后一站是北宋內(nèi)府。據(jù)成書于宣和二年(1120)六月的《宣和書譜》卷三所錄，顏真卿法書“御府所藏二十有八”，其中，行書二十二種中包括《爭坐位前帖》和《爭坐位后帖》兩種。這一著錄是真跡本入藏北宋內(nèi)府的直接證據(jù)。依照《宣和書譜》常例，一部法書作品若分上下兩部分，著錄時大多并為一條，如卷九的吳通玄行書《魚朝恩神道碑稿上下》。但對《爭座位帖》真跡本分別稱為“前帖”和“后帖”，這說明，第一，《爭座位帖》真跡本入藏時仍保留著上卷和下卷分離的狀態(tài)。第二，沒有著錄為“《爭座位帖上下》”，極有可能是因為當時的書畫收藏界更加認可“前帖”和“后帖”的稱呼，即“前帖”和“后帖”時為通稱。此前各家記錄真跡本時使用的名稱并不統(tǒng)一?！缎蜁V》以“爭座位”為關(guān)鍵詞命名，為其后世成為最常用帖名打下基礎(chǔ)，標志著經(jīng)典地位的初步形成。
無疑，進入北宋內(nèi)府是真跡本從私藏向公藏轉(zhuǎn)變的標志。那么，真跡本是何時、如何進入北宋內(nèi)府的呢？據(jù)蔡京之子蔡絛撰寫的《鐵圍山叢談》記載，雅好書畫的宋徽宗趙佶在元符三年(1100)即位后，“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官民競獻。其中，顏真卿墨跡收藏數(shù)量達到歷史的新高點。截至宣和五年(1123)，“顏魯公墨跡至八百余幅”。又據(jù)南北宋間人張邦基撰寫的《墨莊漫錄》卷二記載，米芾曾于崇寧二年(1103)三月在“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后，“繼以所藏法書名畫來上”，并得到“賜白金十八笏”的回報。當然，米芾得到的“回報”還更多。米芾不久就執(zhí)掌政府新成立的“御前書畫所”，除書畫兩學(xué)博士，專事內(nèi)府書畫鑒定。
我們推測，安師文也走了類似的道路。崇寧二年(1103)，安師文被連升五階、特授正六品左朝儀大夫，職事還是知涇州。此后，在《資治通鑒》《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中再無安師文事跡的記載。加之安師文1070年中進士，米芾曾稱安師文為“安公”，我們認為，“左朝儀大夫”是安一生所任最高官級。安的履歷顯示，此前的安是一個按部就班(一般為每四年一升階)升職的官吏，偶有加速升遷，但幅度都不大。但是，為什么在1103年被超常規(guī)連升五階，從低微的郎官躋身高貴的大夫呢？史書中沒有任何記錄。我們認為，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他在此前應(yīng)詔將家藏法帖獻給內(nèi)府。從《宣和書譜》的記錄來看，北宋史料中記錄的涉及顏真卿五種和懷素二種共七種安氏家藏法帖皆入內(nèi)府。(當然，也必然包括轉(zhuǎn)出安家由新藏家進獻的，比如懷素的《藏真帖》《律公帖》)而《爭座位帖》真跡本的上下卷極有可能在此間進獻，安師文也因此得到連升五階的回報。上述安師孟去世后安師文“并得之”的時點可作為安師文獻帖的時間上限，下限在1103年特授之前。
宣和年間(1119～1125年)，北宋內(nèi)府對所藏書畫進行了統(tǒng)一重裝。這種皇家裱式史稱“宣和裝”。因此，《爭座位帖》真跡本上下卷也應(yīng)被裱為“宣和裝”?？上?，好景不長。靖康二年(1127)，北宋因宿敵金朝南侵而滅亡(史稱“靖康之亂”)。讓人痛心的是，北宋內(nèi)府珍藏的書畫、古物慘遭劫掠，《爭座位帖》真跡本一般被認為佚于此間。
后世偶有關(guān)于真跡本的記錄或“真身”浮現(xiàn)，不是捕風(fēng)捉影，便是贗品冒充。即使如此，也不能說所有的記錄都無價值。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條來自元代的田衍。
田衍(1258～1313年，字師孟)是鮮于樞和趙孟頫的好友，趙孟頫還為田衍及田的母親分撰墓志銘。據(jù)趙孟頫撰寫的《田師孟墓志銘》中，田衍從中書椽一直積官為中順大夫，是精通銓選、財賦和刑名的復(fù)合型官員，而且“酷愛古書畫奇跡”。田衍留下的書畫題跋極少，其中一條是元至大二年(1309)中秋節(jié)為元代收藏家“蘭谷大卿史侯”即史蘭谷收藏的顏真卿《劉中使帖》而題寫，其中順帶談及家藏顏真卿真跡情況：“(田)衍之所藏《送辛晃序》、《顏昭甫殷夫人二誥》、《爭座后帖》、《朝回馬病帖》，皆經(jīng)宣和、紹興御府?！贝艘活}跋透露了幾個關(guān)鍵信息。第一，田衍家藏顏真卿作品至少五種。依照田衍的講述，家藏顏真卿五部作品。對照《宣和書譜》所錄，行書作品《送辛晃序》名稱仍舊，而《顏昭甫殷夫人二誥》是指顏真卿的兩件楷書作品——《顏允南父惟正贈告》和《顏允南母商氏贈告》，《朝回馬病帖》即行書作品《馬病帖》，《爭座后帖》即行書作品《爭坐位后帖》。第二，這五部作品曾經(jīng)北宋和南宋內(nèi)府收藏。也就是說，即使其中有的作品曾散出北宋內(nèi)府，它又以某種方式進入南宋內(nèi)府。第三，《爭座位帖》中的《爭坐位后帖》藏在田衍家。趙孟頫與田衍有二十七年的友誼，趙在《田師孟墓志銘》中稱田衍“與人交，無賢不肖，貴賤待之如一。然慎許可。居平恂恂寡言，至其慷慨談辨，無不中的”。總之，田衍是一位相當“靠譜”之人。因此，我們認為，田所言家藏顏帖為實情。加之田衍與鮮于樞、趙孟頫為好友，且“酷愛古書畫奇跡”，眼光應(yīng)該不錯。實際上，史蘭谷能請?zhí)镅馨险Z背書，已證明田衍的行家身份。
一家藏有顏真卿真跡五種，在任何朝代都堪稱巨藏。田家可能是繼北宋安家之后又一個私藏顏真卿真跡最多的家族。那么，田衍的藏品從何而來呢？根據(jù)《田師孟墓志銘》，田衍青年時期便成孤兒，只身闖京城，成就一番事業(yè)。田衍史無劣跡，品性高潔，我們認為靠他自己的俸祿，恐難支持如此巨藏。那么，家傳便是一個重要途徑。依據(jù)趙孟頫撰寫的墓志銘以及今人的研究，田衍的祖父名田芝，金進士，曾仕金官至嘉議大夫、鎮(zhèn)需軍節(jié)度副使兼戶部侍郎；而田衍的外祖父名李元黨，為唐薛王李業(yè)后裔，金進士，曾仕金任京東道司家丞。鑒于田衍父親田元鼎一生只做過一些小官且懷才不遇，我們認為，田李兩家在金朝積累的社會地位和經(jīng)濟收入有可能使其在元滅南宋之際完成對顏真卿作品的收藏。此外，田家除了田衍“酷愛古書畫奇跡”外，根據(jù)元人王惲(1227～1304年)的記錄，田芝和田元鼎都長于書法。其中，田芝擅草書，是“學(xué)顏而至者”；田元鼎“工書學(xué)，遒麗有楷法，至于丈尺大字，尤極精妙”。這種好文尚藝的家風(fēng)也為其三世傳藏顏真卿作品提供了保障。我們推測，原藏于北宋和南宋內(nèi)府的這五種顏真卿作品因戰(zhàn)亂在宋元之際傳入田、李家，其中就包括《爭座位后帖》。也許，《爭座位后帖》真跡本在元初還存于世間？不過，這僅僅是推測，因為田衍的跋語是孤證，而田衍的同時代人(包括他的好友鮮于樞和趙孟頫)都沒有留下任何相關(guān)記錄。
自此以后，《爭座位帖》真跡本就成為沒入昭陵的《蘭亭序》一樣的傳說。世間只能通過文字記錄和以刻石為主要載體的拓本，間接體味這件書法作品的魅力。
三、結(jié)論
綜合分析和推測，關(guān)于顏真卿法書《爭座位帖》真跡遞藏歷史，我們初步得出以下幾個關(guān)鍵結(jié)論：
第一，作為原始文件，《爭座位帖》真跡本曾被唐代某屆吏部收藏，有吏部存印為證。
第二，《爭座位帖》真跡曾被顏真卿的某位后裔收藏，此人名為“顏守一”。
第三，入北宋之后，長安大姓安家成為《爭座位帖》真跡的收藏者。安家同時也是當時收藏顏氏真跡最多的家族。在安家期間，《爭座位帖》真跡先后為蘇軾、黃庭堅、米芾等名家目睹并記錄。此真跡也曾因安氏兄弟分家而被分為上下兩部分，后又“合二為一”，歸于安氏一位兄弟安師文之手。安家還曾將《爭座位帖》真跡上石(其中一個版本原石現(xiàn)藏西安碑林，俗稱“關(guān)中本”)，使得《爭座位帖》在北宋期間廣為流傳。
第四，安師文很可能在宋徽宗趙佶“訪求天下法書圖畫”期間，將《爭座位帖》真跡獻于內(nèi)府。借此，《爭座位帖》真跡以上下兩卷的形式再成官藏。
第五，《爭座位帖》真跡大概率失傳于“靖康之亂”?！稜幾惶废戮砜赡芤恢绷鱾髦两鹬猎?，收藏者為田氏家族。
在《爭座位帖》真跡失傳之后，安氏家族收藏的另一部顏真卿法帖《祭侄文稿》經(jīng)鮮于樞等書壇領(lǐng)袖推崇開始崛起，代替前者成為顏真卿最重要的行書代表作，最終與王羲之的《蘭亭序》、蘇軾的《寒食詩》并列為“天下三大行書”。如果《爭座位帖》真跡還在，這個位置可能是《爭座位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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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及其工作單位：
樊堃/中國海關(guān)博物館
本文刊載于《文物天地》202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