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但凡一個王朝立國時間一長，總會出現(xiàn)所謂“朋黨”的政治生態(tài)，如漢末的“黨錮之禍”，唐中晚期的牛李黨爭等，當然，宋、明、清也沒逃出這個定律，朋黨愈演愈烈之時，這個政權離垮臺也就不遠了。

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朋黨”，并非現(xiàn)代政治中“政黨”的概念，“朋黨”總體來說是一個貶義詞，指因地域、出身、親友等多種人身關系而結成的利益集團，沒有法定運作規(guī)范，極易以人身攻擊、打擊報復為手段以奪取主導政權運轉；“政黨”則是一個中性詞，是對政權應如何運轉有明確的綱領和主張的一個團體。

但是，現(xiàn)代西方政治中的兩黨制模式，其實其開端也是源于黨爭，比如英國就是由舊貴族的托利黨和新貴族的輝格黨兩派利益集團，圍繞著國王問題而為自己爭權奪利，結盟黨爭，再經過長時間的演化，進而形成了現(xiàn)在的兩黨制。

但中國歷史上的牛李黨爭、宋時的新舊黨之爭，應該具備了兩黨制的雛形，但最終并沒有向著現(xiàn)代政治文明的方向演化。

我們就以唐晚期的牛李黨爭為例，簡單分析其中原因。

牛李兩黨，已打破了“朋黨”的概念，初步具有了現(xiàn)代政治中政黨的因子。

很多人，包括歷史學者，都把牛李兩黨視為“朋黨”，事實上，他們已不能完全等同于過去的“朋黨”了。

把牛李兩黨視為朋黨，一個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兩黨成員的身份構成。

牛黨黨首牛僧孺、李宗閔，都是科舉出身，代表的新興的官僚庶族地主階級利益集團；李黨黨首李德裕、鄭覃，兩人的父親都曾為唐朝宰相，二人也是以門第蔭封則入仁途，代表的是士族門閥地主階級。

但是細究起來，牛李兩黨的眾多成員，卻并非簡單以“科舉”和“門閥”的身份而區(qū)別，牛黨中也有門閥子弟，李黨中更多的卻是科舉出身的官員，有學者曾統(tǒng)計，在《隋唐史》中涉及的牛黨和李黨的重要成員，大約各有二十余人和十余人，考察他們的門第、入仕途徑，其實大多數(shù)是科舉出身。

這也是因為唐朝主要以科舉為手段選拔官僚，而門第蔭封則為輔助手段，以此為進仕途徑的官員本來就少。

而且，往更深處追究，被視為代表新興官僚庶族利益的牛僧孺，本來就是隋朝時的宰相牛弘之后，而李宗閔則更是唐皇室的宗室，不過遠了一些而已，要論門弟，他們比李德裕、鄭覃要更為顯赫一些；而被視為代表門閥士族利益的李德裕，其曾祖父李載只是“燕代豪杰”而已，其祖父李棲筠也是通過科舉才進入仕途。

李德裕籍貫為趙郡，也有人以籍貫劃分兩黨，說李黨代表山東士族集團利益，而牛黨則代表關隴士族集團利益，但牛黨中的李玨、李固言，與李德裕一樣是趙郡舊族，而且這三人先后為相，卻分屬兩黨。

這充分說明，牛李兩黨，并非如朋黨一樣，是依賴郡望、出身而形成的利益集團。

那兩黨的分野又在哪里呢？

概而言之，是對政治局勢的看法不同，也就是因政見不同而形成的兩個政治派別，這就有點現(xiàn)代政黨的味道了。

李黨可看作進取黨，他們的目標是要使已陷入政治危機的唐帝國實現(xiàn)中興；而牛黨則可看作是保守黨，維持現(xiàn)有的政治秩序，不輕易打破利益格局。

當時唐帝國的政治格局，皇權衰微，外有藩鎮(zhèn)割據(jù)，內有宦官把持，佛教興盛，朝政不舉，面對這種政治局勢，自然會有不同政見出現(xiàn)。

在對待藩鎮(zhèn)割據(jù)上，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抱積極進取態(tài)度，主張摧抑藩鎮(zhèn)，恢復中央集權。

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于元和二年（807年）拜相，元和二年年，劍南節(jié)度使劉辟叛亂，“帝命誅討之，計未決，吉甫密贊其謀”，唐憲宗聽其謀，派高崇文等平定叛亂。不久，鎮(zhèn)海節(jié)度使李锜擅立“留后”，不聽朝廷之命，李吉甫料定李锜要反，果斷決策，消平了李锜，“吉甫為相歲余，凡易三十六鎮(zhèn)”，當時全國方鎮(zhèn)共計四十八，李吉甫為相一年多，就調整換藩帥三十六，大大抑制了藩鎮(zhèn)勢力。

到唐武宗時，李德裕已入相，一舉平定了澤潞的劉稹，成功地安撫河朔三鎮(zhèn)打擊澤潞“以一相而制御三鎮(zhèn)“，保護了朝廷在與藩鎮(zhèn)關系上的尊嚴與威望。哪怕李德裕在被貶任職地方時，也曾取得”西拒吐藩，南平蠻蜒“的政績。

與李黨相反，牛黨則基于現(xiàn)實，承認藩鎮(zhèn)勢力，安于現(xiàn)狀。

首先來看牛僧孺、李宗閔初出道時的表現(xiàn)——元和三年（808年），當時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為相，正在打擊藩鎮(zhèn)勢力，唐憲宗正在策試賢良方正的舉人，牛僧孺、李宗閔則指陳時政得失，具體說的是什么，史書中沒有留下，只籠統(tǒng)地說“譏刺時政”，但杜牧在給牛僧孺撰寫的墓志中提到，牛僧孺、李宗閔利用考試之機，攻擊李吉甫“熾于武功”，這明顯是對李吉甫平藩的一種攻擊。

當然，那時候還談不上什么李黨、牛黨，李德裕還未登上政治舞臺的中心，牛僧孺、李宗閔也還正在苦苦在仕途上攀登，但由此二人的言論，不難看出，在對待藩鎮(zhèn)割據(jù)這一要害問題上，日后的牛黨是反對平藩的。

對此，李吉甫進行了反擊，唐憲宗因此處理了涉這一事件的有關官員。因此有很多人認為，牛李黨爭，就是從這件事情開始的，也把黨爭的重點放在了對待科舉的態(tài)度上，說李黨出身門閥士族，不喜科舉，事實上，日后李德裕確實對當時的科舉制度頗有微詞，曾上書建議“進士試議論，不試詞賦”，這是一個政治家從實用主義的角度提出的中肯的政策調整，他反對的并非是科舉制度，而是在科舉中存在的浮華、不公等現(xiàn)象。而牛黨則把持科舉，以“座主”“門生”之名義朋比勾結，舞私弄弊，卻是事實。因此，不能簡單將此事作為兩黨黨爭的開始，更不是黨爭的重點，兩黨之形成，是有一個歷史過程的，是動態(tài)的，并沒有一個明確的建黨日期那樣的事情。

再說回牛黨對藩鎮(zhèn)的態(tài)度，太和五年（831年），牛僧孺為相，值“幽州軍亂，逐其帥李載義”，面對這一重大軍事問題，牛僧孺卻對唐文宗說“此不足煩圣慮。且范陽得失不系國家休戚，自安史以來，翻覆如此。前時劉總以土地歸國朝廷耗費百萬，終不得范陽尺帛斗粟入于天府，尋復為梗。至今志誠亦猶前載義也但因而撫之，稗扦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賴也。假以節(jié)族，必自陳力，不足以順逆治之“，其實就是要讓朝廷承認藩鎮(zhèn)割據(jù)合法化，試圖維持現(xiàn)狀，保持這種政治秩序，這就是牛黨的政見。

在對待宦官專政上不同的表現(xiàn)。

李黨旗幟鮮明地反對宦官專權，認為軍政大權應集中于朝廷，絕不允許宦官干政。

會昌二年，中書省起草關于禁軍糧餉的詔令，李德裕決定不按慣例，不通過樞密使畫押而由中書省直接下達，從行政程序上裁抑宦官權力。樞密使由宦官擔任，他們在取得皇帝的信任后，出納王命，凡有所命令均要經過他們認可后才可下達。李德裕的做法自然引起宦官集團的不滿，但李德裕在唐武宗支持下，還是成功堵塞了宦官利用樞密使一職干政的渠道。

除了干政，宦官還有監(jiān)軍之權，宦官本不懂軍事，只能胡亂指揮，又貪生怕死，為害極大。李德裕在平劉稹、楊弁之亂，以及抵御回鶻、抗擊吐蕃侵犯時，堅決抵制宦官監(jiān)軍，這才使得這些戰(zhàn)事取得勝利。

但李德裕的這些作為，并沒有徹底消除宦官干政之疾，宦官這一集團勢力之大，甚至到了擅行廢立的程度，有時候李黨也不得不依靠這個集團行事。

牛黨則不然，依附宦官，勾連一體。在著名的甘露之變事件中，唐文宗信任的大臣鄭注、李訓，其人品為李德裕所不齒，而牛黨又與宦官集團關系密切，因此唐文宗索性驅逐了兩黨，以鄭注、李訓為主謀，發(fā)動了旨在消滅宦官集團的甘露之變，但事不機密，反被宦官集團識破，雙方發(fā)生激烈戰(zhàn)斗，宦官集團非但沒被清除，反而是一大批官員被害，事后受株連被殺者達千余人，宦官集團氣焰更盛，最后徹底壓垮了唐政權。

李黨重視政治改革，牛黨則保守持現(xiàn)狀。

元和年間，李吉甫認為官僚隊伍龐大，成為帝國的財政負擔，“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建議“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并者并之，入仕之途可減者減之?！币簿褪且獪p少官員數(shù)量，唐憲宗采納這一建議，“并省內外官計八百八員，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瘯觊g，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請裁減，裁汰了數(shù)以千計的官吏。

這些改革措施，精減了機構，也節(jié)省了開支，于國于民都有利。

但牛黨卻非常反對，不但反對，還反其道而行之。唐宣宗年間，牛黨白敏中執(zhí)政，下令“會昌四年所減州縣官內復增三百八十三員”，把李德裕推行的減員增效政策又完全反復了過來。

通過以上對牛李兩黨行政措施的分析，可看到他們確實針鋒相對。其實，這也是現(xiàn)代政治中兩黨制的一個特點。

牛李兩黨既然具有了現(xiàn)代政治兩黨制的雛形，為什么沒有催生出兩黨輪流執(zhí)政的模式呢？

首先，雖稍具雛形，但朋黨的文化遺傳，還在深刻地影響著兩黨。在兩黨后期，已完全墮落成舊時朋黨，互相攻訐，甚至以打擊報復為主要目的，牛黨上臺則李黨團滅，李黨上臺則牛黨灰飛，都企圖把對手進行物理消滅。

這就嚴重違背了現(xiàn)代政治文明的規(guī)矩，就是一定要有政治底線，雙方要承認對方的存在，不能把消滅對方作為執(zhí)政目標。

這一點，在整個中國古代歷史、甚至近代史中都沒有實現(xiàn)過。

其次，牛李兩黨雖名曰“黨”，但兩黨其實都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政治主張，兩黨的不同在于行政措施，兩黨之爭更多的是個人意氣及人事任用的糾葛，他們并非是完整意義上的兩個不同政見的政黨，他們所進行的，特別是在后期，更像兩幫政客的派性斗爭，一場統(tǒng)治階級內部爭奪權力的斗爭而已。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即皇權的存在。雖說當時皇權已衰微，但皇權至上的理念畢竟還是主流，兩黨誰上誰下，最終決定權在皇帝，而非兩黨政績?；蕶嗟拇嬖冢沟弥袊糯呐簏h之爭，更多時候像是皇帝的御下之道而已，拉一派打一派。這一點就不展開說了，畢竟，我們不可能希冀在一千多年前，有哪些仁人志士能突破皇權的統(tǒng)治。

隨著李德裕被貶崖州，于850年1月去世，一場持續(xù)40多年的黨爭，就這樣消彌于無形，中國古代歷史，繼續(xù)上演著重復了幾千年的廢立循環(h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