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長文創(chuàng)作季#偉大史家左丘明晚年失明，我們不能因此也失明

《左傳》的作者，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得很清楚是魯君子左丘明。而左丘明之名除了《論語》之外，鮮見于同時期其他文獻。很長一段時間人們認為上述兩個左丘明是同一個人。

然而當代《左傳》研究的集大成者楊伯峻先生在其大作《春秋左傳注》前言第三二頁卻認為這兩個左丘明不是同一個人。他的理由主要是，《左傳》末尾所記二事發(fā)生的時間太晚，《論語》中的左丘明不可能活到這個時候。一是前453年的智伯瑤覆滅，一是前426年的趙無恤之死（因為《左傳》結尾稱他為“襄子”，而這是他死后才會有的稱呼）。楊先生在他的《論語譯注》中認為左丘明生活的時代應該比孔子稍早，因為《論語》中孔子曾引他自況。如果《論語》中的左丘明與孔子同年，則453年他就有99歲，前426年他就有126歲了，這顯然不太可能。

但是楊先生以上的懷疑也不盡周全。如上所述，只是左丘明作的《左傳》是真正絕筆于哀公二十七年即前468年的，后面百余字的續(xù)寫部分，肯定不是左丘明所寫。而楊先生懷疑建立的根據(jù)，恰恰都在全書結尾的百余字，其內容明顯與全書嚴謹?shù)捏w例不合。

為什么說后面兩段是他人續(xù)寫的呢？

第一，很明顯續(xù)寫者并沒有刻意去和左丘明原作體例風格保持一致，對于年份直書為“悼之四年”，而《左傳》全書此前一直遵循嚴格的體例，為“某年+某季或某月”或者“某年+某季+某月”，絕對沒有這樣說“某（公）之某年”的例子。

第二，明顯前463年這一年和前面的前468年中間有五年的空缺，作者也沒有去彌補。更沒有交待期間哀公的結局和悼公的即位這樣的頭等大事，這是全書中絕無僅有的情況。惟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左丘明撰《左傳》原書本來的結尾是“國人施公孫有山氏”。因為哀公已經流亡到越國去了，所以史官制度只能隨之停止，《左傳》也到此為止。

第三，前面已經說過，從“悼之四年”（前463年）到后面的“遂喪之”（前453年）也是一樣存在時間上十年的空缺，沒有被點明，只是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這在整部《左傳》里是絕無僅有的。可見左氏《左傳》原本寫成于前468年到前463年之間。而且左丘明一定在前463年之前去世，所以此后的內容由他人續(xù)寫。

三家分晉之前，還有 三家分智

第四，在前463年與前453年中間的前458年，范、中行氏二家遭智韓趙魏四家瓜分，這樣的大事竟然也沒有寫入。可見續(xù)寫后面這兩個年份的目的，無非是交待三家分智、智伯覆滅這件事情。

第五，“悼之四年”即前463年一節(jié)，共百余字，言智趙交惡之因。全書最后兩句交待了十年以后即前453的事件結局，“智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智伯，遂喪之。智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span>整個事件交待得極為粗疏簡略。其中兩個“喪之“，前為趙襄子，后為韓魏，或顯得交代不清，或感覺重復累贅，與全書一貫的嚴謹爽利風格大相徑庭，去掉前面的“遂喪之”，反而顯得更加通順。而且“趙襄子”這個死后的謚號是前426年才產生的，說明最后這一節(jié)補入的時間不可能早于前426年。

第六，楊先生的注解最后一句即交待了續(xù)寫這百來字的原委，“終陳恒之言耳”，即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陳恒說的“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為什么左丘明沒有親自寫知伯之滅，原因很簡單，就是左丘明沒有來得及看到知伯之滅就去世了。所以后人續(xù)寫出后面的百來字，以便和左氏絕筆處相呼應，從而給這段歷史以及這部史書畫上完滿的句號?？傊珪詈筮@兩節(jié)是后世補筆無疑。

可以得到的結論是，《春秋》記史止于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的“西狩獲麟”，后人續(xù)寫至前479年孔子卒?！蹲髠鳌肪幠暧浭分褂诎Ч吣昙辞?68年?！蹲髠鳌返淖髡呔褪恰墩撜Z》中孔子曾提到的左丘明。他在前468年與前463年之間去世。后人補入五年后的“悼之四年”即前463年“智趙結怨”一節(jié)。前426年之后，后人續(xù)寫了前文十年后即前453年“三晉喪智”作結。所以，《論語》中孔子稱道的左丘明，就是司馬遷所說的《左傳》作者魯君子左丘明。

左丘明

左丘明并不是孔門學生，因為當時孔子都引以自重，就像《論語·公冶長》里說的“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筆者推測很可能是孔子仕魯時期，左丘明作史官，二人都是魯國政府的官員，真正是同事關系，其人年齒稍少于孔子，然而才德見識很令孔二先生折服，故而言語間常常引以自重，后被弟子錄于《論語》中傳世。孔子卒年為前479年，而左丘明應卒于前465-463年之間。

《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當年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時，提到了“一豎子俱”。這個人倒有幾分左丘明的可能，《左傳》雖是《春秋》的注解與說明，其中有大量史料是《春秋》所無的列國史實，不適周焉能盡知其事。由于左丘明年齒少于孔子，當時孔子三十來歲，左丘明二十不到，故以“豎子”稱之，當然也是為了突出孔老夫子的光輝形象。

司馬遷所做的春秋、戰(zhàn)國兩個時代的劃分，竟是以孔子之卒為界限的。前479年孔子卒，三年之喪畢，前476年，春秋止，戰(zhàn)國始。

孔子弟子在三年之喪期間會干些什么事呢？ 應該是回憶、懷念孔子在世時的言行，以及相互商議籌劃未來的事業(yè)。這前者就是《論語》的形成原因了。大家根據(jù)個人的見聞記憶及當時的課堂筆記之類用三年的時間以及幾十上百人，形成一本《論語》并不困難。所以，前476年形成了第一版《論語》是有一定可能性的。據(jù)說獨子貢居喪六年，那么他在這后三年里面，是否對《論語》做出了修改潤色出了修訂版以教授他的弟子呢。又同樣，這些弟子如有子、曾子、仲弓去世后，他們的弟子又居喪三年，根據(jù)耳聞目睹，將他們老師曾經和孔子一起的言行又編輯增補進去。版本錯亂不像后代那樣標準的原因主要是，那時沒有紙張和印刷術，書籍的流行完全依靠人手傳抄于竹簡，中間的錯亂謬誤以及人為隨意的增刪十分常見。

據(jù)《荀子·非十二子》：有子張氏（顓孫師）之賤儒，有子夏氏（卜商）之賤儒，有子游氏（言偃）之賤儒。而且荀子將仲尼、子弓并稱，這里的子弓應當是仲弓（冉雍），因為孔子弟子多稱其字為子某，仲弓的確是個例外，這里如果在仲尼之后還稱仲弓，似乎有冒犯孔老夫子名諱的嫌疑，所以將仲弓改為子弓，也是合乎情理的。而仲弓是孔子口中有德行的高足，與顏回、閔子騫和冉伯牛同列。后來《韓非子》說“儒分為八”，這八家?guī)煶懈鞑幌嗤Ｋ粤鱾鞯綕h初，《論語》就有了魯、齊、古等好幾個版本。也有了稱“曾子、有子、閔子”等穿幫的說法。更有內容重復的現(xiàn)象，也有前后條目內容矛盾的現(xiàn)象等等。

從西漢到東漢，左丘明地位顯著提高。《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對左丘明的記述是魯君子及《國語》的作者，但不予立傳。在“十二諸侯年表”中，說孔子去世后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其他與“春秋”有關的著作有鐸椒的《鐸氏微》，虞卿的《虞氏春秋》，呂不韋的《呂氏春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這些人中，除鐸椒和左丘明無傳，其他人均有立傳?！妒酚洝っ献榆髑淞袀鳌诽岬搅酥T如公孫龍、尸子、吁子等，還交代了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

《左傳》這樣偉大的著作，為什么不知道作者的具體情況？《左傳》中也沒有提及作者的情況，生卒都沒有提及。司馬遷對左丘明稱贊有加，為什么連個列傳都沒有？當然“春秋三傳”的作者都未立傳，司馬遷那個時代《左傳》還沒有立為官學，沒有博士。但顯然司馬遷詳讀過《左傳》，《史記》中春秋時代的歷史基本上采用的都是《左傳》的材料。《左傳》的史學價值遠高于子書。這些諸子之書，是個人思想主張的理論著述，是可以想見其為人的。而《左氏春秋》是歷史著作，雖有論述，往往托“君子”、“仲尼”、“孔子”之名進行評價，不見左氏自己一句話。所以不存在上述那樣“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的問題。

司馬遷寫《史記》時，正是儒術獨尊風頭正盛之際，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給偉大的左丘明連個傳都沒有立。這是同為史家的司馬遷留給后世的一大遺憾。雖然只在他《報任安書》里提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但始終不提這位偉大史家的生平。其實都不僅左丘明，整個史家連個合傳都沒有，甚至不如刺客、游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這些貨色，而那些儒家的小字輩們在“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傳”之后，也被集中收錄在“仲尼弟子列傳”、“儒林列傳”里。

到了東漢班固寫《漢書》的時候，情況就大為一變。這個時候，東漢統(tǒng)治穩(wěn)固，儒家地位日益顯赫。班固對所謂古今人物來了一個大總結和總評價，其實都是古人，沒有一個當時的“今人”?！稘h書·古今人表》，將從古到今的人物分為三六九等，當然其標準和今天大不相同，我們可以從當時的分類結果窺見其時的價值標準。

其標準顯然是以孔子為楷模的，對于春秋時代的人物，仲尼被視為這個混亂的242年中的惟一明星，高居上上等。左丘明也受到相當重視，被列為九等中的第二等級——中上等，與孔子以“德行”著稱的四大弟子顏回、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比肩，地位僅次于孔子，這比西漢武帝司馬遷時代有了明顯進步。亦和春秋諸賢如晉范武子、晉叔向、衛(wèi)蘧伯玉、吳季札、鄭子產、齊晏平仲相仿；竟然高于曾參、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子張、曾皙、子賤、南容、公冶長、公西華、有若等孔門高徒；更加出人意表的是，竟然還高于孔子曾經師事的老子和郯子。這顯然是經過劉歆提倡推動，尤其是古文經學興起之后，東漢人們對《左傳》一書價值有了更加肯定和推崇的緣故。

左丘明塑像

要研究中國歷史，《史記》是敲門磚、入門必讀書。要研究先秦上古史，《左傳》又是入門必讀書。漢學視司馬遷為開山祖師，往往史、漢，班、馬并稱，或者加上后來《資治通鑒》總編司馬光而稱史家前后二司馬。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顯然不在漢，而是在先秦。所以饒宗頤先生一直主張“華學”而非漢學。因為真正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先秦的“華夏之學”，而非從漢到清帝王專制時期的“漢宋之學”，后者是儒化退化庸俗化的中國文化，只是科舉利祿之途，與真正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并不等同。真正史家的開山祖師應是《左傳》作者左丘明，是中國第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應與古希臘《歷史》一書作者希羅多德并稱，為東西二史祖。

西方的歷史之父 古希臘的希羅多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