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第一師范（以下簡稱“湖南一師”）創(chuàng)建于1903年，最初稱湖南師范館，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學家張栻講學的城南書院，同朱熹講學的岳麓書院只有一江之隔。后來師范館與并存的城南書院合并為湖南全省師范學堂，1914年改稱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

湖南省第一師范學校

1913年春季，20歲的毛澤東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湖南公立第四師范。第二年，第四師范合并到第一師范，毛澤東被編入第八班，到1918年暑期畢業(yè)，毛澤東在一師度過了五年半的青春時光。

湖南是近代民主革命家、同盟會的重要領導骨干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劉揆一、譚人鳳等人的故鄉(xiāng)，民主教育有著比較廣泛的群眾基礎。長沙光復后，湖南教育的迅速發(fā)展使一師實施民主教育有了良好的環(huán)境和條件。

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這段時間，是湖南一師最為朝氣蓬勃的發(fā)展時期，它強調人格和學識的全面培養(yǎng)，以“湖南亞高學府”馳名。學校先后聘請了一批學識淵博、思想進步、品德高尚的教師，如楊昌濟、徐特立、方維夏、王季范、黎錦熙等。與毛澤東差不多同時，一批追求進步的熱血青年也紛紛考入第一師范，其中有蔡和森、張昆弟、陳章甫、羅學瓚、周世釗、李維漢、蕭子升、蕭子暲等。本來已是秀才，比毛澤東大17歲的何叔衡，也一起考了進來。在當時的湖南，一師堪稱培養(yǎng)新青年的搖籃。

第一師范對毛澤東的成長無疑產生了十分巨大的影響。他在這里打下了深厚的學問基礎，隨著新舊交替的時代前進開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見解，獲得社會活動的初步經驗，結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毛澤東回憶道：

楊昌濟，號懷中，因世居長沙東鄉(xiāng)板倉，所以當時被稱為“板倉先生”。他很早就在鄉(xiāng)里教書，并在岳麓書院學習。1901年留學日本，在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學習教育學。留學期間改名“懷中”，意思是“身在異邦，心系中土”。六年后畢業(yè)又往英國，入英格蘭勒伯定大學，三年畢業(yè)后到柏林考察教育一年。在國外長達十年，專心研究教育和哲學，探求做人的道理。歸國時正逢辛亥革命，譚延闿請其當省教育司長，他沒有應允，卻選擇做一個師范學校的教員。因為他不滿現實，有所抱負，想從教育入手，為國家培植人才。1918年應聘北京大學任倫理學教授，于1920年過早去世。

楊昌濟對于中國的古代文化很有修養(yǎng)，尤其對宋明理學有深刻的研究，同時又汲取了王船山、曾國藩、譚嗣同的學說，加以抉擇、批判、融會，自成一種進步性的倫理思想和講究實踐的人生觀，在當時曾起過很大的積極作用。他的博學和高尚人格，吸引了一批像毛澤東、蔡和森這樣的進步青年在自己的周圍。

毛澤東談到的那本蔡元培翻譯的倫理學的書，是德國哲學家、倫理學家泡爾生（1846—1908）的主要代表作《倫理學體系》的一部分。日本學者蟹江義丸將該書的“序論”和第二篇“倫理學原理”譯成日文，以《倫理學原理》的書名出版。蔡元培從日譯本譯成中文，1909年10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后多次重印，楊昌濟將這本書用做修身課的教材。

早年毛澤東研究的前輩李銳先生在1950年曾經見到過毛澤東當年用過的這本《倫理學原理》，他打開書一看，不禁大吃一驚，發(fā)現全書的天頭地腳及行距間都用工整的行楷密密麻麻地寫滿了批語，有的批語字跡太小，要用放大鏡才看得清楚。這本書全書不過10萬字，毛澤東在書上寫下的批語竟有1.2萬余字。全書還逐句用墨筆加以圈、點，打上單杠、雙杠、三角、叉等符號。批語的內容，絕大部分是毛澤東抒發(fā)自己的倫理觀、人生觀、歷史觀和宇宙觀，以及對原著的各種批判與引申；少部分是對原著的簡要的贊同語和章段的提要。其中許多地方聯(lián)系到中國的歷史，墨子、孔子、孟子、宋明理學、王船山、顏習齋、譚嗣同、梁啟超諸家思想，以及五四運動前夜的國事與思潮，處處充滿著追求真理、真知和改革國家社會的精神。由這些批語可以看到，當時毛澤東何等醉心于哲學的研究，以其特有的博學、鉆研和實踐精神，探求哲學的基本問題，在思想上已遠超出當時一般進步知識分子的水平。從這些批注中還能看到他獨特的讀書方法，他不是被動地接受書中的觀點，而是一面讀一面想，遇到他以為能夠贊同的觀點，就表示接受，有時還加以發(fā)揮或大做文章；遇到他不能同意的觀點，就提出自己的意見來。（參見李銳《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頁。）

毛澤東喜歡社會科學，專心于哲學、史地、文學等。他博覽群書，凡是能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各種名著，如諸子百家、詩詞歌賦、稗官野史、近人文集以及翻譯成中文的外國名著等，無不瀏覽。他經濟拮據，沒有錢買書，只是有時買些折價書，大量的還是向老師同學借閱，并將一些他喜愛的內容認真地抄錄下來。

他在一師的同班同學羅學瓚在1917年9月26日的日記中記載：“余借毛君澤東手錄《西洋倫理學》七本，自舊歷六月底閱起于今日閱畢?！笔咒洝段餮髠惱韺W》七本，足見毛澤東學習之認真刻苦。

為了認識真理和追求真理，毛澤東決心“將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討”。他提出“文明其精神”，要刻苦學習，不斷地充實自己。他與同學約定三不談，即不談金錢，不談男女之事，不談家務瑣事，只在一起談大事，即“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

中國社會這時正處在劇烈的動蕩中，毛澤東自然強烈地感受到這種風云動蕩。1911年，毛澤東從東山小學來到長沙，見到一張同盟會主辦的《民立報》，這是毛澤東平生第一次見到報紙。從此，毛澤東就與報刊結下了不解之緣，他主要通過報紙雜志了解國際和國內形勢的發(fā)展變化。一師可容納幾十人的閱覽室，是毛澤東天天去的地方，但這里的報刊滿足不了他的需要，除了從老師和同學處借閱外，他還經常從自己緊張的生活費里擠錢買報紙：

毛澤東每天讀報的時間很長，和同學們談起時事，他總是有條有理，了如指掌，于是就有了“時事通”的外號。

1915年9月，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志（一年后更名為《新青年》）創(chuàng)刊，在沉悶而躁動的中國很快就聚集起大批先進的青年。在《新青年》眾多的讀者和追隨者中，就有毛澤東。當時，楊昌濟為這個雜志寫文章，還向學生們推薦這個雜志。

毛澤東對斯諾回憶說：“我在師范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志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有一段時期，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成為我的楷模?！?/span>

毛澤東的同窗好友周世釗發(fā)現，毛澤東讀了《新青年》后，“讀韓文杜詩的興趣降低了”。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除上課、閱報外，他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各種問題。陳獨秀、吳虞等人打倒孔家店的文章，李大釗的《青春》《今》等啟蒙作品，都是毛澤東和他的朋友們醉心閱讀的。他們經常把這些文章中最精辟的地方，整段地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平時交談也常是研究這些文章中的問題和觀點。

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在給黎錦熙的信中就表達出與封建思想決裂的決心：

黎錦熙收到毛澤東的信后，在日記中評論他的信“大有見地，非庸碌者”。

在這樣一個新的方生、舊的未死的充滿矛盾的年代里，毛澤東懷著強烈的愛國心，時刻關注著中國和世界局勢的發(fā)展變化，思索著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他說，“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觀念的大雜燴。我對'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抱有一些模糊的熱情，但是我是明確地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的”。

1915年5月7日下午3時，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9日下午6時前答復1月18日向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對其復辟帝制的支持，于5月9日接受了除個別條款外的全部要求。消息傳到湖南，一師師生義憤填膺。為了揭露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修正案，學生們集資編印了有關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幾篇文章和資料，題為《明恥篇》。毛澤東仔細閱讀了這些文章和資料，并作了批注。他在封面上寫道：“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正當袁世凱復辟帝制之聲甚囂塵上時，毛澤東團結一師學生，公開進行反袁演說，并寫文章，和帝制派勸進復辟的丑惡行為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同時，他還以學友會的名義將著名人士寫的反袁稱帝的文章編印成冊，在校內外廣泛散發(fā)，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的反響。

當時，國內報刊傳出制造《二十一條》的罪魁、日本大隈重信內閣將要改組的消息，許多人希望他下臺后日本的對華政策會有所改善。毛澤東卻在1916年7月25日給蕭子升的信中說：“無論何人執(zhí)政，其對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誠我國勁敵！”并斷言：中日之間，“二十年內，非一戰(zhàn)不足以圖存，而國人猶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愚意吾儕無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孫，止有磨礪以待日本”。（參見毛澤東《致蕭子升信》（1916年7月25日），載《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頁。）

1937年，中華民族全面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這位23歲的師范生果然言中。

為了鍛煉自己在任何環(huán)境中都能專心致志地學習和思考的本領，毛澤東有時只身到學校后面的妙峰山頂學習，為“靜中求學”；有時則來到車水馬龍的長沙城南門口讀書，要在“鬧中求靜”，磨煉意志。

“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蠻其體魄”，是毛澤東在一師讀書時熱衷提倡的一個口號。他為了強壯身體，磨礪意志，同時也為了保持學習時的旺盛精力，刻苦地進行體育鍛煉，并且持之以恒。

在一個狂風暴雨、電閃雷鳴的晚上，毛澤東獨自一人頂風冒雨爬上岳麓山頂，然后又從山頂跑下，來到蔡和森家。蔡母問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說，是為了體驗《詩經》上的“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這句話的情味。

毛澤東在刻苦進行體育鍛煉的同時，還對體育理論進行了探索性研究。他寫了一篇長達7000余字的《體育之研究》，經楊昌濟向陳獨秀推薦，以“二十八劃生”的筆名發(fā)表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三卷第二號上。

在刻苦讀書、鍛煉身體的同時，毛澤東還有一個虛心向人請教的習慣。除了經常跟身邊的老師、同學請教外，凡屬長沙城里比較有學問的人，或者有時從外面來了有名的學者，毛澤東常趁星期天去訪問，向他們請教一些問題。

他常對同學們講，不僅要讀“有字之書”，還要讀“無字之書”。這無字之書，就是實際的社會。為了深入農村，了解社會，毛澤東在一師期間，幾次采用“游學”的方式在湖南農村徒步調查。所謂游學，本是舊俗中一些識文斷字的人靠走家串戶給人寫字做對聯(lián)，糊口謀生的一種方式，說得好聽叫游學，其實就是文化乞丐，但是這一舊俗卻讓毛澤東借用來進行社會調查，開闊胸襟，了解民情。

1917年暑假，毛澤東和蕭子升手持雨傘，一個挎包，一身短打扮，出長沙，渡湘江，一路向寧鄉(xiāng)走去。途中找到一家老翰林家，集上四句詩，老翰林挺高興，給了四十個銅板；又繼續(xù)前行一天，半夜趕到杓子沖何叔衡家，住了兩晚，了解了何家的一些生活狀態(tài)后又開始上路；又來到安化勸學所所長家，三次登門才得相見，最終對上一副對子，老先生才肯留餐留宿，臨走還給了八個銀元。8月16日返回長沙時，身上還剩下兩塊多錢。為了紀念這次游學活動，兩人特意穿著游學時的衣服和草鞋，照相留念。

這次游學歷時一個多月，步行近千里，途經長沙、寧鄉(xiāng)、安化、漁陽、沅江五縣，途中結交了農民、船工、財主、縣長、老翰林、勸學所所長、寺廟方丈各色人等，寫了許多筆記。同學們了解到這次游學活動都表示敬佩，說他們是“身無半文，心憂天下”。

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東岸，經湘陰、岳陽、平江、瀏陽幾縣，游歷了半個多月。

由于毛澤東德才出眾，深得同學們的信任和擁護。自1915年起至1918年畢業(yè)止，他每個學期都擔任了學友會的重要工作。1917年下學期至1918年下學期，毛澤東擔任學友會實際上負總責的“總務”兼教育研究部部長。毛澤東主持一師學友會期間，除組織同學參加愛國反帝宣傳活動及各種學術和體育活動外，還滿腔熱忱地舉辦了工人夜學。通過辦工人夜學，毛澤東與城市工人有了廣泛的接觸，并同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取得了同工人接觸和聯(lián)系的初步經驗，推動了當時湖南的平民教育活動。

毛澤東常對人說，丈夫要為天下奇，即讀奇書，交奇友，創(chuàng)奇事，做個奇男子。同學們用諧音給他起了個外號，叫“毛奇”［毛奇(Molkt)是普魯士一個很有學問的將領，他的一名學生后來成了八國聯(lián)軍的統(tǒng)帥，叫瓦德西］。

1917年6月全校的“人物互選”活動，最能說明毛澤東深受同學們的推崇。全校400多名學生參加，在當選的34人中，只有毛澤東得票最多、最全面。在德、智、體三個方面都有項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而“膽識”一項，則為他所獨有，評語是“冒險進取，警備非常”。

深諳程朱理學、承繼湖湘文化的楊昌濟先生，對曾國藩的辦事精神和治學文章都極為推崇。受他的影響，毛澤東細讀了《曾文正公家書》、《曾文正公日記》。他在筆記里抄寫了好些曾國藩的話，認為曾國藩是個既“傳教”又很能“辦事”的人物，很贊成他扎實厚重的人生風格。他在致黎錦熙的一封信中，把曾國藩、康有為、孫中山、袁世凱這幾個近代風云人物作了一下比較后說，“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

對毛澤東寄予厚望的楊昌濟，也用曾國藩為榜樣來勉勵毛澤東。1915年4月5日，楊昌濟在日記中寫道：

楊昌濟在長沙的學生先后以千百計，他最欣賞的是毛澤東和蔡和森兩人。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領導驅張運動期間，正值楊昌濟病重，此時毛澤東的名字頻頻出現在各種“驅張”通電和新聞中，他的政治才干越來越引人注意。深感欣慰的楊昌濟不顧病重，特意寫信給時任廣州軍政府秘書長、南北議和代表的老友章士釗，向他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span>

楊昌濟沒有活到50歲，但是他的影響是長遠的。他的志向和精神的余脈，通過一大批湘中才俊共同創(chuàng)建的一個影響了中國歷史的團體——新民學會——得以發(fā)揚光大，永垂不朽。新民學會的絕大部分成員都是他的學生，這個團體的組織者——毛澤東和蔡和森，正是楊昌濟最引以自豪的弟子。

 摘選自 ：

開端：中國共產黨成立述實

張軍峰 著

江蘇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