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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主要內(nèi)容是講論中庸之道，因而得名。篇首釋“中庸”：“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又引程頤言論：“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鄭玄注：“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睗h字“中”即中心的，意為正確的、真實的、公正的和恰好的；“庸”字即共同的、一般的、平常的，意為普遍的。因此中庸是指正確之真實，公正恰當?shù)钠毡闃藴?，即關(guān)于正確的普通常識。

關(guān)于《中庸》成書的討論是一樁尚無定論的學術(shù)公案，學界對于《中庸》的作者是誰主要有三種觀點。

一、整本《中庸》由孔子之孫，子思所著，成書約為戰(zhàn)國初期。這種觀點在宋代以前并無異議。關(guān)于《中庸》作者是子思的說法最早見于西漢司馬遷所著《史記·孔子世家》：“子思作《中庸》?！?a data-type="internal_link" data-docid="7198163716763828256" data-title="東漢" data-nodeid="lmdal5tnoj9" data-target="1" href="/wikiid/7198163716763828256" target="_blank">東漢鄭玄、唐人李翱、宋代理學家程顥、程頤、朱熹以及許多現(xiàn)代學者亦持此觀點。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說：“《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惫瓿怪窈喼械淖铀贾鲉柺篮螅F(xiàn)代學者梁濤在《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一文中明確了屬于子思的作品內(nèi)容，并整理其變化歷程，認為它們與《中庸》的主題相符。

二、《中庸》的一部分內(nèi)容由子思所著，另一部分出自后人。早期的馮友蘭、徐復觀、郭沂、武內(nèi)義雄等現(xiàn)當代學者主張《中庸》并非內(nèi)容一貫的整體，子思只作了其中一部分內(nèi)容。馮友蘭認為《中庸》中首末兩段討論人與宇宙關(guān)系的部分疑似發(fā)揮孟子哲學中神秘主義傾向，是后來儒者所加；中段討論人事的部分疑似發(fā)揮孔子學說，是子思原著的《中庸》。徐復觀認為現(xiàn)本《中庸》原為兩篇，一篇主要是子思所作，另一篇是子思門人所作。郭沂則認為《中庸》帶有“子曰”的部分是原始《論語》佚文，作者為孔子門人，其余出自子思。日本學者武內(nèi)義雄論證《中庸》包含兩部分，一為子思所作，一為子思后人所作。

三、《中庸》作者并非子思，且成書于春秋時期之后。最早質(zhì)疑“子思作《中庸》”這一傳統(tǒng)觀點的是宋代歐陽修⁵¹⁵，此后宋人葉適、陳善、王柏等及不少清人也贊成這一觀點。清人崔述從語言高深微妙、文字繁多晦澀、“在下位”段這三方面推斷子思不是《中庸》的作者。后人論證該觀點時大抵也基于崔述所提的三個疑點。晚年的馮友蘭一改自己早期的看法，認為《中庸》并非子思所作，因為“《中庸》所反映的社會情況，有些明顯地是秦朝統(tǒng)一以后的景象”，他和錢穆、勞思光、唐君毅、牟宗三等現(xiàn)代學者均認同《中庸》成書于秦漢之際。

目前學術(shù)界普遍認為子思是《中庸》的作者。

子思（約公元前483年—公元前402年），姓孔，名伋，為戰(zhàn)國時期魯國人，是孔子之孫，亦是繼承孔子學問心法的弟子曾子的學生。子思被封為“沂國公”、“沂國述圣公”、“述圣”，是后世儒家崇奉的圣賢，其開創(chuàng)“子思之儒”學派，與“孟氏之儒”并稱思孟學派。主要作品有現(xiàn)存《禮記》中的《表記》、《坊記》、《緇衣》，《漢書·藝文志》著錄《子思子》二十三篇，已佚。

子思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戰(zhàn)國初期，其年幼時孔子仍在世，曾受孔子親自教養(yǎng)，師從孔子的學生曾子。根據(jù)孔子后人所著《孔叢子》記載，子思十六歲時和宋國大夫樂朔談論學問之道，兩人意見不合，樂朔便命人圍攻子思。宋國君聽說后便親自救出子思。子思對此十分感慨：“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孔子）屈于陳、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無作乎！于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p>

西漢戴圣將《中庸》編入其所撰《禮記》第三十一篇，此后流傳千年。到了宋代，出于維系建構(gòu)儒學道統(tǒng)的需要，理學家朱熹將《中庸》從《禮記》中單獨提出，使其與《論語》《大學》《孟子》同列，并稱“四書”。朱熹對其進行修改，將《中庸章句》與《大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集為一編刊刻成書，即《四書集注》，《中庸》就此擺脫原屬典籍而獨立。因而現(xiàn)本《中庸》是經(jīng)過后人重新編輯、改造過的版本。

現(xiàn)本《中庸》全文3544字，主要論述君子的修養(yǎng)之道和人生哲學。《中庸》原文不分章節(jié)，宋代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將其分為三十三章。宋代儒者程頤有言：“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睋?jù)此《中庸》從內(nèi)容上可分為三大部分。

首章揭明“中和”之理，然后借孔子之言論述“中庸”。¹⁵開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闡述天、性、道、教的關(guān)系，說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于己而不可離”，道本于天而存于人。該章是《中庸》的總綱，提出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結(jié)尾提出“中和”的概念，指出中庸的根本是大道。主要包括五點內(nèi)容：一、道與天命、人性的關(guān)系。二、道與人生的關(guān)系。三、修道的關(guān)鍵方法。四、修道的標準。五、中庸之道的意義。

第二章至三十二章分別從各個方面展開，論述中庸之道的特性、表現(xiàn)、功效和修養(yǎng)的方法、途徑等。特別以“誠”為中心，提出“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的思想。從內(nèi)容上亦可劃分為三部分。第二章至十二章是子思引述孔子的話講解中庸思想；第十三章至二十章講論舜、文、武、周公的事跡，以說明中庸之道的實際運用；第二十一章至三十一章是子思在孔子思想的基礎(chǔ)上，發(fā)揮并闡述自己的思想。

具體而言，第二章到第十五章分別從方法、德性、言行等角度論述“中庸”，第十六章開始論述鬼神與遠古圣人治國之事，兼有喪葬與宗廟之禮。二十章以前主要是子思闡明孔門心法的言論，多引用孔子原話，其重點在于詮釋中庸的本義，認為中庸是天道與人道賴以存在的內(nèi)在根據(jù)與運作法則，同時又是仁人君子所必須遵循持守的高貴品德。還進一步解釋了修身及治國的一些基本準則。

第二十章以后主要是子思闡明儒學心法和圣者風范的論述，幾乎沒有孔子言論，主題也由“中庸”轉(zhuǎn)為“誠”， 此為《中庸》的精華內(nèi)容。子思圍繞“誠”的思想對“盡性”、“合外內(nèi)之道”、“參贊天地之化育”、“極高明而道中庸”等問題進行探討，朱熹認為“誠”是《中庸》的“樞紐”。第二十章提出“誠”的思想，即“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以及“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誠之之道。此后各章均在反復闡述“誠”的思想。一、明確了“自誠明”和“自明誠”的區(qū)別?！白哉\明”為圣人能達到的天道，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意為無需努力自然就能正確，無需思考自然就懂得，從容地符合中道?！白悦髡\”是“誠之”的人道，指“擇善而固執(zhí)之”，意為選擇了善并堅持去做。二、誠之之道即“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意在強調(diào)至誠的重要性。誠之就是盡心，只有至誠才能盡心，也只有盡心才能達到至誠，誠使人不自覺地轉(zhuǎn)化為善人。至誠猶如神明，可預知未來。三、人道的關(guān)鍵是“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最后一章回歸到君子修身之道。主要闡明君子修身，以內(nèi)心修養(yǎng)為本，為己慎獨，不求外在表現(xiàn)。該章第一段對比君子與小人在表現(xiàn)上的差異。君子之道不顯露于外，而是表現(xiàn)得平淡、溫和、簡約，內(nèi)在涵養(yǎng)日復一日精進；小人之道彰顯于外，但日漸消亡。第二段講君子慎獨，即君子時刻謹慎修身，即使在獨處時也自覺內(nèi)省，在言行發(fā)出前就提醒自己注意修養(yǎng)。然后講君子教化，即用自身德行作表率影響和教化百姓，而非采用疾言厲色的下策。但不疾言厲色仍有“聲色”，不足以體現(xiàn)“不顯”的妙處，于是引用《詩經(jīng)》“德輶如毛，毛猶有倫”，將德比作毛，但毛還是有形，因此最后又用“無聲無臭”來進一步表示“不顯”的最高境界。層層推進，反復申說，深刻闡述了君子為己慎獨的精神。

《中庸》首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認為天命所賦予的為天性，遵循天性即為天道的表現(xiàn)，對天道加以修明和推廣就是教化。將天、性、道、教聯(lián)系在一起，形成統(tǒng)一的體系，彰顯了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當人處于喜怒哀樂未發(fā)的狀態(tài)即為“中”，喜怒哀樂表現(xiàn)出來并且合法度，即為“和”?！爸小笔翘煜轮蟊荆昂汀笔翘煜轮_道，循性守道以致中和，就是人道與天道相符，即為天人合一。達到中和就能使天下萬物各得其位而生長繁育。

《中庸》的核心是中庸之道，中庸即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智者、賢者往往過之，而愚者、不肖者往往不及。中庸之道是人道和天道的融合貫通，既普遍又至上，既日用又精微，它是一種最高的道德標準和行為規(guī)范，雖然存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但卻難以達到。君子時刻實踐中庸之道，小人常破壞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的重要內(nèi)容包括“中和”“時中”“執(zhí)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忠恕”等。一、中和是中庸之道的精髓，是對“中庸”靈活運用的結(jié)果?！爸小敝感睦砩掀胶?，“和”指行為上符合法度，恰到好處。中和是天地萬物的根本，順應“中和”，便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即天地萬物就可以各得其所、繁榮興旺，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二、時中的“時”指合時宜，強調(diào)隨客觀情勢的變動而始終保持中道，于對立中把握同一，而非機械、靜止、死板地在矛盾雙方之間取中點。三、執(zhí)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意為在人們意見“過”與“不及”兩個極端傾向中取中道引導人民，做出恰到好處的選擇，以維持事物的穩(wěn)定和諧發(fā)展。四、“忠恕之道”是“君子之道”，“道”，是仁道。這是子思對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進一步發(fā)展，要求人們在人際交往中符合中庸之道，以“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為行為準則，達到“中庸”的和諧境界。為政者踐行忠恕之道，就是行仁政的民本政治。

《中庸》將政治與倫理結(jié)合為一體，主張為政在人，提高人自身的道德修養(yǎng)，其根本在于仁義。仁體現(xiàn)為“親親”，義體現(xiàn)為“尊賢”，《中庸》指出治國的九項原則即“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靶奚怼敝感摒B(yǎng)自身道德；“親親”可理解為愛護親族；“尊賢”要求為政者避開奸佞讒言，遠離女色，輕財貨貴道德；“敬大臣”是指為大臣多設供其差遣的屬官；“子庶民”是指施行恰當適時的賦稅徭役制度；“來百工”指對工匠進行定期考核，發(fā)放與其工效相應的薪資糧米；“柔遠人”指依禮送往迎來，對做善行嘉獎有善行者而同情體恤能力薄弱的人；“懷諸侯”，意為整頓好混亂了的秩序，救扶有危難的國家，讓諸侯自定朝聘的時節(jié)，收受貢品要薄，賞賜要厚。這實質(zhì)上是一個以“修身”“明德”為本的“齊家”—“治國”—“平天下”方略，是關(guān)于國家經(jīng)濟、政治、外交、官制以及統(tǒng)治者自身政德的原則。修身是本，親親為始，其余七項原則是為政者“修身的”道德外化，做到這些就能政治昌明、天下太平。

《中庸》提出“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是萬物之根本，不誠無物。個人修養(yǎng)的最高境界、世界萬物的本質(zhì)即為“誠”。圣人“自誠明”，天生符合天道，只要發(fā)揮自身“誠”的本性就能達到與天地并參。圣人以外的人“自明誠”，可在圣人影響教化下充分發(fā)揮本性以達到“誠”，或通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和“曲能有誠”的方式修養(yǎng)自身成為圣人，以達到“至誠”。人達到至誠的狀態(tài)，就能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進而與天地并列為三，最終與天地一起化育萬物，還可預知興亡、禍福。只有至誠之人才能為天下制定綱紀，確立治理天下的根本法則，通曉天地化育萬物之功。

歷史上，東漢末年儒家學者鄭玄在其所撰《禮記正義》中首次為《中庸》作注釋，此后《禮記》地位大大提升，與《儀禮》《周禮》并稱為“三禮”。自魏文帝始，《禮記》為“三禮”之一列于學官，成為官學組成部分，亦是官方欽定的天下學士考學晉身的教材。唐朝時，《禮記》正式升格為經(jīng)，《中庸》隨《禮記》地位的提升成為經(jīng)學中的重要文獻。宋代以來，《中庸》逐步確立了儒家經(jīng)典地位，成為科舉考試的重要內(nèi)容。北宋真宗時期，《中庸》成為省試命題來源書目之一，宋仁宗則要求宰相宣讀《中庸》，并將此書賜進士及第。宋代理學家將《中庸》《大學》從《禮記》中單列出來，與《論語》《孟子》并稱“四書”，地位甚至高于“五經(jīng)”。包含《中庸章句》在內(nèi)的《四書章句集注》自宋、元以來被欽定為科舉出題用書，許多士人都努力鉆研《中庸》，并以其為修身的道德準則。此外，《中庸》作為先秦教育學論著，不僅對古代教育產(chǎn)生深遠影響，也對現(xiàn)代教育發(fā)揮指導作用，其闡發(fā)的教育本質(zhì)、教育目的和教育手段等思想對當前的教育改革和實踐有重要借鑒價值。

《中庸》是儒家重要典籍，為思孟學派心性哲學的代表作，其明確了儒家修己用世的最高道德標準，是指導人們進行人生實踐的理論教科書，對中華文明的形成具有深遠影響。¹⁴⁷¹¹一、子思在《中庸》一書中整理總結(jié)孔子言論，對孔子中庸思想進行完善并使之系統(tǒng)化，為后來中庸思想的流傳與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是中庸哲學之元典。⁸二、《中庸》開辟儒學、經(jīng)學發(fā)展的新方向，即心性之學。三、宋明理學家利用《中庸》作為孔門心傳的道統(tǒng)，樹立儒家的正統(tǒng)地位，使其與佛道相抗衡的能力得以提高。四、《中庸》為宋明理學家從形上方面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提供了借鑒，使其完成了對先秦儒家倫理道德進行宇宙本體論的論證。如理學鼻祖周敦頤對《中庸》“誠”的觀念進行發(fā)揮，建立起一套宇宙生成模式和道德修養(yǎng)理論；理學家程頤程顥受《中庸》由天道推及人道的思維啟迪，將天理提升到哲學本體的高度；朱熹在前人基礎(chǔ)上構(gòu)建完整的理學體系。¹³五、儒學，尤其是理學的諸多概念與命題來源于《中庸》，如“誠”“性”“心”“和”“慎獨”“涵養(yǎng)”“已發(fā)未發(fā)”“道心人心”“尊德性與道問學”等，理學家對這些問題進行的探討和闡述組成了理學體系的基本內(nèi)容，促進了理學思想體系的完善。許多理學家亦持守《中庸》的思想和原則，并采用其方法論進行思考。

《中庸》倡導“中和”思想，反映在藝術(shù)審美方面即為“中和之美”，對中國藝術(shù)領(lǐng)域如音樂、繪畫、書法等方面產(chǎn)生重要影響。如中國傳統(tǒng)音樂中的“中和之美”，首先體現(xiàn)在音樂需達到“和”，要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和諧適中，音樂不僅要能悅耳，還要調(diào)節(jié)情緒，使人之七情達到協(xié)調(diào)。中國繪畫藝術(shù)中的寫意畫和工筆畫亦體現(xiàn)中庸思想，如要求藝術(shù)創(chuàng)作時以形寫神，形神合一，在寫形和寫神之間取得平衡，還應氣韻生動，墨分五彩，最后需天人結(jié)合，不刻意追求自然比例，而要求天人和諧統(tǒng)一。中國書法要求創(chuàng)作者保持“平和”心態(tài)，書寫時應當筆筆中鋒，行筆時要提按結(jié)合，不疾不澀，做到“留不長遲，遣不恒病”，點畫需有骨有肉，“骨弱筋柔”等。

《中庸》的主要思想對中國建筑產(chǎn)生了多方面的影響。一、受《中庸》“不中則不正，不中則不尊”思想影響，中國建筑布局講究“尚中”原則和“以中為尊”的“尚中”意識，平面布局上集中體現(xiàn)中軸線的作用，左右嚴格對稱，次序井然，中國傳統(tǒng)城市、宮殿、廟壇、庭院等建筑布局均以此主要模式。二、受《中庸》“中和”思想影響，中國建筑要求建筑物與周圍環(huán)境相和諧，且建筑物本身保持和諧狀態(tài)，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都達到整體的平衡。建筑的各部分、與周圍環(huán)境應形成錯落而和諧的結(jié)構(gòu)布局，即便是單體建筑，其造型也有規(guī)范，如亭、殿等由臺基、屋身和屋頂組成，各部分之間需遵照比例構(gòu)建。三、《中庸》提倡“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天人和諧”，因而中國建筑體現(xiàn)了對“天人合一”精神的追求。中國建筑本身、環(huán)境和人之間講究整體和諧，人身處建筑當中，可感受到建筑整體和環(huán)境的和諧相融。

中國傳統(tǒng)醫(yī)學的理論基礎(chǔ)為“陰陽平衡”，在本質(zhì)上與《中庸》的“中和”理論相通，中庸思想貫穿于中醫(yī)理論和實踐中。一、中醫(yī)許多方劑的命名體現(xiàn)中和思想，表達了調(diào)節(jié)身體病癥以使其中和平衡的含義，如中和散、中和丸、十味中和湯、中和理陰湯等。二、中醫(yī)治療原則和方法體現(xiàn)中庸思想。如中醫(yī)認為陰陽失調(diào)是人體產(chǎn)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陰陽平衡才能身體健康。在治療原則上以“寒者熱之，熱者寒之，虛者補之，實者瀉之”為指導思想，在治療方法上出現(xiàn)了“和法”，即通過和解與調(diào)和的方法解除體內(nèi)失和之癥。三、中醫(yī)的方劑制方原則體現(xiàn)中庸思想。方劑學制方原則為“君臣佐使”，即“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對藥性或功用各不相同的藥物按主次重新排列組合，合理配伍，形成新的有機整體，從而進一步發(fā)揮藥力。四、中醫(yī)選藥、藥劑量的選定、煎藥、服藥、藥后調(diào)護等方面都需遵循中庸原則。如古代醫(yī)家臨癥的主要用藥思想為“以中和之物，致中和之用，抑過而揚不及，損有余而補不足”，在藥劑量上要按患者年齡、病勢、體質(zhì)的不同選擇相應藥性和強度的藥物，在“過與不及”中做到適度適中等。

現(xiàn)代人們生活實踐中也常體現(xiàn)中庸思想的影響。如在日?；顒踊蛭幕袨榉绞缴献非髮ΨQ的美感，貼春聯(lián)、掛燈籠等遵循好事成雙的原則，對偶句中要求字數(shù)、詞性等對仗工整。為人處世方面，受中庸思想影響的中國人喜歡盡善盡美的處事方式和圓滿的結(jié)局，以“ 外圓內(nèi)方” 為處世哲學。《中庸》說:“ 喜、怒、哀、樂之未發(fā), 謂之中。 發(fā)而皆中節(jié), 謂之和。 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達道也?！?因而中國人在語言表達上含蓄委婉，不叫囂乖張, 亦不淺顯直露，在心理上壓抑自我價值，抬高他人，常用“獻丑”“愚見”等謙辭。

漢代鄭玄《三禮目錄》：“《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p>

宋代程顥、程頤評價《中庸》：“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受用之，有不能盡者矣?！?/p>

宋代朱熹《朱子語類》：“《中庸》一書，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生做得一個文字整齊?！吨杏埂范嗾f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p>

宋代理學家朱晦庵說：“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

明代王陽明《傳習錄》：“《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的事：故后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它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圣之類，則又圣人之自能修道者也?！?sup data-type="reference" data-reference-key="lmozliy1gun" data-node-id="lmozliy71u05">30

現(xiàn)代學者錢穆在《中庸新義申釋》一文中說：“若論中庸原書本義……若謂其借用莊子義說中庸，則《中庸》本書，據(jù)鄙見窺測，本是匯通莊書而立說?！?/p>

現(xiàn)代學者錢遜稱：“《中庸》的內(nèi)容較艱深，所以讀《四書》, 《中庸》要放在最后，讀過《大學》《論語》《孟子》之后再讀《中庸》?！?/p>

現(xiàn)代國學大家南懷瑾指出《中庸》是發(fā)揮圣學的宏文，子思旨在闡明孔子之所以為圣人的學養(yǎng)和造詣，既為傳統(tǒng)的儒學辯護，又表達自己親受孔子的教誨而別傳圣學心印的精義；《中庸》的要點在于指出學問修養(yǎng)必須先至“中和”的境界，才能明白天人之際心性相關(guān)的道體和作用。

關(guān)于《中庸》的篇章結(jié)構(gòu)，即其為一篇文章還是由兩篇文章構(gòu)成這一問題仍無定論，目前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庸》內(nèi)容前后連貫，為一篇完整的文章。支持此觀點的學者中一部分認為《中庸》為子思一人所作。學者張卉、舒大剛對《中庸》中“天命”“性”“慎獨”“中和”“誠”等命題進行分析，論證子思為《中庸》作者。還有學者如黃維元認為《中庸》本身是較為完整的體系，如果分兩部分來看待反而割裂了中庸與誠的內(nèi)在統(tǒng)一關(guān)系。

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庸》前后邏輯不清，是由兩個不同部分構(gòu)成的。20世紀以來許多認為《中庸》作者非子思或一部分由后人完成的學者亦贊成此觀點。如學者郭沂認為《中庸》中孔子言論為第一部分，余下第二部分為獨立著作，整本書分為“中庸之道”和“誠明之道”。

《中庸》在歷史流傳中其版本并未出現(xiàn)明顯改變，主要有古本《中庸》（原存于《禮記》）和現(xiàn)本《中庸》（宋代朱熹所著《中庸章句》）兩個版本。由于《中庸章句》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因此自宋以來成為長期通行的定本，而《禮記》中原有的《中庸》隨著后世刊刻被刪除內(nèi)容，空余篇目。古本《中庸》和現(xiàn)本《中庸》在章節(jié)次序、內(nèi)在邏輯上均有差異，雖然后者的邏輯性強于前者，但由于朱熹進行改造和闡釋，古本《中庸》的原有思想體系難以探知原貌。¹³

歷史上關(guān)于《中庸》的注釋文獻較多，有些對《四書》進行整體注解，有些對《中庸》進行單獨注解，部分文獻已亡佚，現(xiàn)列舉較為重要的注疏：

一、漢代：鄭玄《中庸注》。

二、唐代：孔穎達《中庸疏》。

三、宋代：釋智圓《讀中說》，釋契嵩《中庸解》，陳襄《中庸講義》、《誠明說》、《中庸義》，張方平《中庸解》，司馬光《大學中庸義》《中和論》，司馬光等《六家中庸大學解義》一卷，晁說之《中庸傳》，范鎮(zhèn)《中庸解》，蘇軾《中庸論》，呂大臨《中庸解》一卷，游酢《中庸義》，李侗《中和舊說》，朱熹《中庸章句》一卷、《中庸或問》三卷、《中庸輯略》二卷，項安世《中庸臆說》，趙順孫《中庸纂疏》三卷，袁甫《蒙齋中庸講義》四卷，王柏《中庸論》，真德秀《中庸集編》，葉適《進卷中庸》，黎立武《中庸指歸》一卷、《中庸分章》一卷，呂祖謙《中庸集解質(zhì)疑》，陳藻《誦中庸》，楊簡《論大學中庸》，薛季宣《中庸解》，史堯弼《中庸論》，史繩祖《中庸心性》。

四、金代：趙秉文《中庸說》一卷、《中說》《庸說》。

五、元代：陳天祥《四書辨疑》，劉因《四書集義精要》，胡炳文《中庸通》三卷，張存中《四書通證》六卷，王充耘《四書經(jīng)疑貫通》八卷，詹道傳《四書纂箋》二十八卷，朱公遷《四書通旨》，史伯璿《四書管窺》八卷，吳澄《中庸綱領(lǐng)》，許衡《中庸直解》，倪士毅《四書集釋》四十三卷，許謙《讀中庸業(yè)說》，景星《大學中庸集說啟蒙》。

六、明代：張洪《中庸講義》一卷，湛若水《中庸測》一卷，王漸逵《中庸義略》一卷，高拱《中庸直講》一卷，胡廣等《四書大全》，趙南星《學庸正說》三卷，倪岳《中庸講章》，劉宗周《中庸首章說》，張志淳《中庸》，章袞《中庸口義》一卷，夏良勝《中庸衍義》十七卷，廖紀《中庸管窺》一卷，宋大勺《中庸說要》一卷，焦竑《焦氏四書講錄》十四卷，顧憲成《中庸意》二卷，《中庸說》一卷。

七、清代：孫奇逢《四書近指》，陸隴其《四書講義困勉錄》，顏元《四書正誤》，李颙《四書反身錄》，王夫之《四書訓義》（上、下），《讀四書大全說》十卷、《四書箋解》十一卷、《四書稗疏》二卷，張岱《四書遇》，阮元《四書箋義》，毛奇齡《四書勝言》四卷、《四書近指》、《四書改錯》二十二卷，閻若璩《四書釋地》一卷，何焯《中庸全旨》，張沐《中庸疏略》一卷，李塨《中庸傳注》一卷，戴震《中庸補注》一卷，江永《四書按稿》三十卷，郭嵩燾《四書章句質(zhì)疑》二卷，陳宣意《四書疏記》四卷，常增《四書緯》四卷，孫應科《四書說苑》十一卷，俞樾《四書辨疑辨》一卷。

八、近現(xiàn)代：康有為《中庸注》，陳蒲青《四書譯注》，沈知方《四書讀本》，夏延章等《四書今譯》，江希張《新注四書白話解說》，陳戍國《四書校注》，趙定憲等《四書通譯》，楊亮功和宋天正《四書今注今譯》，來可泓《大學直解·中庸直解》，楊天宇《禮記譯注·中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