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著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在這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從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封建社會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封建社會瓦解，單是封建制度就統(tǒng)治了2132年；其實在封建社會性質之下，我們實施的是一種帝國制度，雖然“帝國”這個詞在很多人的心目當中都代表著血腥與專制，但我們這里所說的帝國制度與很多人心目當中的帝國主義是完全不同的。

本文所講的“封建社會帝國制”，它只是社會向前發(fā)展的一種基礎的表現形式，是一種在歷史條件的延伸作用下演變而來的治國形式，本身確有弊端存在，但對于我國古代王朝的發(fā)展來講卻是最合適的。那么帝國制度又是一種怎樣的政治制度呢？

事實上，帝國制度是從邦國制度過渡而來的一種基礎的行政制度，所謂的“邦國”是指西周封邦建國之后，到春秋戰(zhàn)國時代所實施的一種特殊的國家制度，是我們華夏民族國家形態(tài)演變時期的基礎階段。

當時華夏大地上遍布著許多大小的諸侯國，這些諸侯國又被稱為是封國，是由周天子正統(tǒng)分封的治下諸侯，他們擁有極大的自治權，同時也要為周王朝承擔很大一部分的責任，他們各自獨立又相互交往，包括通婚、通商、結盟，又或者是戰(zhàn)爭。

但在此基礎上，他們還共同擁戴“一個人”為天下共主，這個人具體來講就是指的周王朝的天子；之后又組成一個號稱“天下”的松散的聯邦或者邦聯，在一個天子多個國王的形式下進行著共同的統(tǒng)治，這種制度就是我們所說的邦國制度。

它的建立形式就是封邦建國，也就是劃分出一部分又一部分的土地，然后確定這部分土地的所有者和所實施的自治權，之后進行自主統(tǒng)治，這種制度其實在形式上有點類似于西方古代歷史上的聯邦，比城邦的統(tǒng)治形式要更緊密些。

封邦建國與西方城邦制度最大區(qū)別，是否擁有天下共主

如我們上述所說的那樣，在周王朝建立后一直到戰(zhàn)國時期結束之前，華夏的歷史一直都是在此制度之下進行繁衍生息的，但這種制度與希臘的那一種聯邦制度（城邦制度），雖然相像但卻有著本質上的區(qū)別，更恰當的來講就是這并不是“聯邦”或者“邦聯”，而是更適合稱之為是“邦國”。

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于邦聯或者是聯邦是完全獨立自主的，它們每個城邦都有每個城邦的統(tǒng)治者，雖然各個城邦之間的溝通交流也不在少數，甚至各個城邦之間的戰(zhàn)爭也是經常爆發(fā)，可卻是相對獨立的個體，不存在像邦國一樣的天下共主，所謂邦國也就是諸侯各國是由這個所謂的天子封建而成的。

因此，實際上一般把這些諸侯國都稱之為封國，意思就在于要經歷西周的正統(tǒng)分封才得以成立；這些國家在封建之初其實都是比較弱小的，或者說比較幼稚的，它們是否有國家的形式還很難以確定。

• “封邦建國”只是名義上受周天子控制

根據史書記載，夏朝時期有萬國，商湯的時候有三千國，到了周武王的時候也是有著諸侯八百的，這些通通稱之為國家，但我們依據歷史來看，先秦時期的華夏之地并不如今天領土廣闊，這些所謂的國家又豈能都是國家？恐怕在此當中會有很多的部落存在，所以在這樣的狀態(tài)之下，與其說叫做國不如稱之為是邦，所以才有了我們所說的邦國制度；說到這里，我們所要探討的問題也就出現了。

在邦國制度下，雖然說是要經歷西周的正統(tǒng)分封才能夠成立的，雖然他們都要尊奉周天子為天下共主，享有周天子賦予他們的權利，同樣為周朝承擔相應的責任，看上去他們是受周天子控制的。

他們只能在周天子富裕的權利范圍之內行使自治權，可是這只是一種理想的制度統(tǒng)治，真實的情況與其大相徑庭，實際上無論是封邦建國，也好還是天下共主也好，這一些都是名義上和禮儀上的，都是存在理論的制度當中的，真正地歸結到現實當中的時候，各大諸侯國手中的領土，其實有不少是他們自己打下來的。

• 諸侯國紛爭，由此衍生出春秋戰(zhàn)國時代。

諸侯國為了發(fā)展自身的實力，常常進行兼并戰(zhàn)爭，開疆拓土，為了能夠與其它的國家拉開差距，為了能夠保證自身的宗廟社稷，他們不得不發(fā)展各方面的實力，在科技尚不發(fā)達的古代，多數的社會生產力都是由人來創(chuàng)造的，所以就會造成人口領土等多方面的爭端。

只不過在邦國制度的控制之下，他們自主性的發(fā)動戰(zhàn)爭，自主性的占領土地，可是到占領之后他們還需要到周天子那里去辦個手續(xù)，確認周天子的認同，由此一步又一步的擴大自己的領土，這就衍生出了春秋戰(zhàn)國時代。

我們上面說到各大諸侯國在人口和領土的爭端方面，都需要得到周天子的認同，可是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周天子對于各大諸侯國的控制權已經漸漸地走向了衰落，諸侯也都一步步地脫離了周天子的領導，漸漸的這個手續(xù)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

秦國統(tǒng)一天下，建立封建帝制，華夏由此進入帝國階段

自此，戰(zhàn)國時期到來，各個諸侯國之間的利益紛爭不斷，最終由秦國一統(tǒng)天下，建立了封建性質的社會，也成為了封建時代第一個王朝，又被人們稱之為大秦帝國，也是自此之后華夏的歷史正式的步入了帝國紛爭的階段，也就是我們上述所說的帝國制度。

所以說，帝國制度是由西周時期所建立的邦國制度傳承而來的，它本身代表的并不是血腥和專制，只不過在后續(xù)的歷史發(fā)展進程當中，帝國制度漸漸地不再適用于華夏歷史的發(fā)展傳承，尤其是到了大清王朝后期的時候，帝國制度的落后性就體現得一覽無遺了，在西方先進制度和工業(yè)文明面前顯得不堪一擊，導致現在很多人一提起帝國制度或者一提起封建社會就咬牙切齒恨之入骨。

我們并不否認帝國制度有著本身的缺陷，那么我們在這種制度之前有選擇嗎？或者說我們可以走上另外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嗎？好像是不能的；就像我們上述所說的，西歐所采取的邦國，城邦或聯邦制度，三級所有、層層分權、各自為政、包產到戶，處處與帝國制度相反。

華夏民族為何選擇帝制？

可是在此基礎之上諸侯國卻是逐年的爆發(fā)戰(zhàn)爭，在這些戰(zhàn)爭當中付出了巨大代價之后才確立了帝國制度，而且還延續(xù)了兩千多年之久，由此可以看到帝國制度并不是一無是處的，他對于華夏歷史的貢獻是極大的。那么這種制度的確立前提是什么呢？為什么在這種制度之下沒有選擇呢？接下來我們就來重點的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 地理位置和文明發(fā)展，決定古代華夏民族適合帝制

首先，地理位置以及文明發(fā)展的前提條件，我國古代是以農耕為主的農耕文明，并非是游牧文明，也并非像西歐那樣以海洋文明為主，這決定了華夏民族不適用于邦國制度或者城邦制度。

事實上，無論是華夏文明也好，還是其他的西方文明也好，由戰(zhàn)爭確立絕對的統(tǒng)治權，然后再通過戰(zhàn)爭來進行不斷地發(fā)展傳承都是必然的趨勢。國家權力強盛了，那么就必須去擴大領土疆域以供后續(xù)發(fā)展，而領土將比一旦擴大，人口必然會得到提升，可是人口數量一旦上升到一個高度，那么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紛爭就會變得越來越復雜，如此一來，直接性的民主是絕對不可能實施的。

• 少數服從多數，并不是直接的民主

因為一個國家不可能在每種制度的實施之前都詢問每一個人的意見，我們常說一千個人心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那么一千個人中就對一種政治制度有著一千種意見，甚至還不止一千種意見；那么我們又如何在一種制度實施之前，顧忌到所有人的心愿呢？我們只能使是少數服從多數的形式，可是一旦這種形式實施，那么民主也就不再是直接性的了。

這一點無論是華夏文明也好，還是西方文明也好都是符合的，只不過華夏文明的領土將于范圍更加廣闊，人口數量更多，所表現出來的間接民主，并不如西方制度那么明顯而已，但歸根結底，兩種文明的發(fā)展前提以及發(fā)展歷程都是大同小異的。

所以說，在這種文明發(fā)展的前提條件之下，我們只能夠實施一種官員代表民意的代理制度，然后將這種官員的意見再統(tǒng)一的稟告君主的手中，通過君主的決策來反饋到平民百姓的身上，由此也就形成了帝國制度。

• 邦國制度或城邦制度，不利于皇權集中

同時，就像西周所實施分封制那樣，在相對比較強大的自治權面前，一個國家不可能實施完全的統(tǒng)一，君主的決策多少會受到影響，哪怕是在西周的前期的天子，也不是能夠絕對控制諸侯的，所以推行郡縣制無可厚非；皇權需要得到加強，君主制度需要得到鞏固，因此，諸侯國是不可能出現的，這就否定了邦國制度或者是城邦制度。

事實上，有著利益爭端就一定會有著文化上的差異，當文化差異達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就很難再融合在一起，國家也就會形成相對“不獨立”的國家；所以如果不是秦朝的統(tǒng)一，那么戰(zhàn)國時代的七大諸侯國很有可能會向著多個不同的方面發(fā)展；讓華夏民族發(fā)展成為像今天西歐那樣的發(fā)展現狀，只能形成一種新的聯盟而不是真正融合的一個統(tǒng)一大國。

所以，由此來看，在幾千年前的華夏地區(qū)為了保證領土疆域的不流失，也為了保證絕大部分人的利益和國家的權益只能夠實施帝國制度。

帝國制度可以在王朝更替中彌補自身發(fā)展制度缺陷

其次，這種帝國制度可以在王朝更替中彌補自身制度缺陷，保證文化的發(fā)展傳承。我國古代的歷史社會雖然說是分分合合的，王朝更替顯得相對頻繁，在每個王朝的統(tǒng)治末年都會有一段比較混亂的歷史時期，這種戰(zhàn)爭時代確實會波及到很多人的利益和生存，但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發(fā)展前提才保證了文化的不斷傳承。

• 帝國制度壓低君主決策容錯率

這其實是華夏歷史是如今世界歷史上，文化傳承唯一不間斷的原因，因為在帝國制度的傳承之下，我們實施的是一種代議制度或者是代理制度，中國的絕大部分權力掌握在一個家族手中，無論是所謂的嫡長子繼承制度也好，還是后來的立賢不立長也好，千里江山基本上掌握在一個人的手中。

這樣的制度，就壓低了君主決策的容錯率，我們總不能說一個家族代代都是英明君主，所以這個家族在長久的歷史傳承中，必定會被其他的家族所代替。但在軍權比較集中的年代里，能夠代替君主統(tǒng)治的一般都是國內的大貴族，或者說比較有權勢地位的家族，這些家族之所以能夠興盛起來，所受到的熏陶必定在華夏文明的發(fā)展傳承當中。

• 王朝更替頻繁，但依然傳承華夏文明

所以說我們所謂的王朝更替，不如說是家族之間的權利更迭，雖然王朝不同，可是文化的傳承卻是相同的。當然，這其中也有個例，比如元朝、清朝，但是，哪怕元朝和清朝被很多人認為是外來征服王朝，但他們只是征服了華夏的領土，在后續(xù)的發(fā)展中卻最終臣服在華夏文明當中。

所以說，在這種王朝更替當中，華夏文明的傳承沒有中斷，也就讓它的發(fā)展歷史不斷地延續(xù)了下去；但西方的制度卻不存在這方面的優(yōu)勢，很多時候他們都是文明所代替文明的一種更迭，比如說羅馬帝國，它實質上是一種比較民主的制度，在同一歷史時期是十分強盛的大帝國。

盡管羅馬帝國相當強大，最終也依舊沒有辦法完成制度的更替和社會性質的轉變，只能夠有馬其頓人替他們完成，而羅馬帝國和文明也就漸漸地變成了歷史，其只有一個輝煌的曾經，卻沒有一個光輝的現代。所以說，帝國制度對于華夏文明的傳承歷史來講是有著一定程度上的優(yōu)越性的。

小結

事實上，我們在歷史發(fā)展進程中，雖然沒有找到最好的發(fā)展制度，卻能夠在相應的歷史時期找到最為合適的發(fā)展政策，其實各大文明的不同，發(fā)展階段都有著不同的發(fā)展形式，我們沒有辦法說哪一種形式是最好的，適合符合國家國情的發(fā)展制度，才能真正地為發(fā)展，為歷史傳文化承做出貢獻。

雖然我們現在有很多人不待見帝國制度，可是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中國，帝國制度就是我們進行發(fā)展和傳承的根本制度，也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最好的方式；大秦帝國建立后，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不斷的得到完善，華夏文明能夠不斷的繁衍生性。

確實，帝國制度是殘酷的，它需要在王朝更替當中去彌補自身制度的缺陷，它需要人們付出鮮血和生命來將其完善，但歷史的發(fā)展本身就是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雖然沒有硝煙可是遠遠比戰(zhàn)場上的拼殺更加的殘酷，不過我們也只有完成了歷史的發(fā)展，完成了文明的傳承才有資格評論人類的前途。

參考文獻：《史記》、《資治通鑒》、《左傳》、《呂氏春秋》、《戰(zhàn)國策》、《漢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