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榮格

   2.1.榮格與道家 

榮格（1875—1961），瑞士心理學家和精神分析醫(yī)師，分析心理學的創(chuàng)立者。1895年榮格考入巴塞爾大學醫(yī)學系，1900年12月到蘇黎士伯戈爾茨利（Burgholzli）精神病院擔任助理醫(yī)師，1905年升格為高級醫(yī)師，并擔任蘇黎士大學精神醫(yī)學講師。1907年3月，榮格與弗洛伊德在維也納會面，建立起師生之誼。

    1909年，弗洛伊德任命榮格為心理分析運動的繼承者，但榮格卻決心推翻弗洛伊德的整個理論架構(gòu)。1912年，39歲的榮格與弗洛伊德公開決裂。1913年，榮格出版《里比多的變形與象征》，首次將“精神分析”變成“分析心理”。1921年出版《心理類型》一書。

1923年，榮格邀請傳教士和漢學家維爾海姆（衛(wèi)禮賢）到蘇黎士其主持的心理俱樂部介紹與講解中國文化和易經(jīng)。1929年，榮格與維爾海姆（衛(wèi)禮賢）合著《金花的秘密》一書。

 榮格在與弗洛伊德正統(tǒng)精神分析決裂后，在中國的易經(jīng)和道家中找到了自己的理論根基，集體無意識、原型及其象征、心靈發(fā)展及自性化過程、煉金術中的象征性意義、共時性原則等重要理論的提出，形成了系統(tǒng)的分析心理學，直接影響了人本主義心理學的興起。

   榮格的分析心理學與中國道家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榮格之道：整和之路》的作者戴維·羅森拜訪了兩位榮格分析學家，亦是榮格的兩位長期同事，他們均認為榮格是道家，馮·弗蘭茲（Marie douis von Franz）說：“榮格崇尚道家，并且對道家哲學的生活方式身體力行。”梅爾說：“對于道家，他是如此的虔誠，如此的神往，榮格作為道家是再清楚不過了?！?/span>

    2．2．榮格分析心理學與黃帝學說

榮格分析心理學的理論基因，并非主要來自弗洛伊德，而更多地來源于中國的道家文化，也就是黃帝學說。

    榮格不可能知道黃帝學說這樣一門極其偉大的學說，但他透過《易經(jīng)》和《太乙金華密旨》間接地接觸到了黃帝學說。榮格分析心理學的兩個理論支柱是易經(jīng)和道，在中國文化之中，易經(jīng)和道均來自黃帝學說。

理查德·維爾海姆（Richard Wilhelm 1873—1930）中文名字叫衛(wèi)禮賢，1899年到中國，是一位在中國生活了21年的德國傳教士。維爾海姆在全真道家龍門派的祖庭勝地嶗山接觸到了正宗的全真道教，學到了道家全真派的正宗修煉方法，使作為傳教士的維爾海姆反而被中國文化所同化。

榮格說：“維爾海姆一生所從事的工作，對我來說是如此的重要和具有價值，是因為他為我解釋與證實了我過去一直在追求、在思考、在向往、以及在從事和研究的東西?！?sup>^[1]“維爾海姆的工作，給我們帶來了中國文化的基因，給我們帶來了一種足以從根本上改變我們世界觀的中國文化基因”^[2]。

    榮格與維爾海姆合著了《金花的秘密》一書，該書的主要內(nèi)容，是維爾海姆對中國道教文獻《太乙金華宗旨》翻譯及注釋，以及榮格為該翻譯所做的心理學的評論。榮格的評論，幾乎占據(jù)了全書一半的內(nèi)容，是《金花的秘密》最具特色的部分，全面展現(xiàn)了榮格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吸收。

榮格認為“道”的狀態(tài)就是世界之初，事物還無所謂始，這種狀態(tài)正是大智大慧所努力取得的狀態(tài)。道之陰陽原則，正是一種原型意象。榮格認為道是集體無意識最為完滿的一種原始意象，是分析心理學的一種內(nèi)在的基礎。

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理論是圍繞著對原型的分析而展開的，在眾多的原型之中，阿妮瑪（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這對暗示著互容性的生命原型，與道家的陰陽觀念十分相像。榮格在評論中，他對阿妮瑪、阿尼姆斯和陰陽、魂魄之間的關系作了詳盡的類比分析。

榮格根據(jù)《易經(jīng)》太極陰陽和四象八卦，形成以“內(nèi)傾”和“外傾”，配以“思維、情感、感覺、直覺”四種心理要素，組成八種人格類型。榮格提出的“共時性原則”是對中國文化“天人合一”觀念的理解。榮格說：“《易經(jīng)》中包含著中國文化的精神和心靈；幾千年中國偉大智者的共同傾注，歷久而彌新，仍然對理解它的人，展現(xiàn)著無窮的意義和無限的啟迪?！?sup>^[3]

作為易經(jīng)和道家思想統(tǒng)一體的黃帝學說，事實上構(gòu)成了榮格分析心理學的理論基石，說明了黃帝學說在世界范圍內(nèi)均有著偉大而非凡的價值與意義。榮格所作出的貢獻，使我們得以從分析心理學的角度來認識黃帝學說，分析心理學使我們得以對貫穿黃帝學說的母性原則，有了更加透徹和深刻的理解。

[1] JungC G,Alchemical Studies. New York;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3.3—5，轉(zhuǎn)引自高嵐、申荷永《榮格心理學與中國文化》。

[2]保羅·戴維斯《上帝與新物理學》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轉(zhuǎn)引自高嵐、申荷永《榮格心理學與中國文化》。

[3]高嵐、申荷永《榮格心理學與中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