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這個修飾詞對于邱處機這個級別的道士來說似乎是不會太在意的。這是成吉思汗在會晤了這位道界高人之后，對其發(fā)出的由衷贊嘆。是什么樣的人會讓成吉思汗這等重量級的人物佩服得五體投地，更不可思議的是，對于信奉喇嘛教和薩滿教的成吉思汗為何接受了這樣一位道家人士的指點迷津，并且有了“迷途知返”的跡象。

史書曾將蒙古軍隊的招安和邱處機“刀下救人”概括為“一言止殺”。“一言止殺”在一定程度上使蒙古統(tǒng)治者在人性化統(tǒng)治方面有了一些進步的認識，有助于恢復中原地區(qū)的經濟，緩和了一些民族矛盾?？陀^上為元朝統(tǒng)一做出了貢獻，這些內在的，即所謂的“軟作用”是再多的千軍萬馬也無法達到的。

邱處機19歲入山學道，拜師王重陽，是著名的全真七子當中的一位。他曾在北京的白云觀傳道，在鎮(zhèn)平縣創(chuàng)建太極觀，到內鄉(xiāng)縣石堂山普濟宮修行（邱處機修真洞依然存在）。他光大了全真教，為龍門派的創(chuàng)始人。

邱處機不僅僅是一位高道，更是一位情操高雅、滿腹經綸、通曉古今的有志之士。而在金庸的小說《射雕英雄傳》當中，邱處機被描寫為一個豪邁奔放、武藝高強的道士，這也使他更為大眾所知。

宗教往往是人們精神的一種寄托，也是在人們尋找精神依靠時所產生的。當時，北方的大片土地淪入金人之手，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社會動蕩不安，人們生活也十分困苦，這種社會環(huán)境，促使人們開始尋求精神避難所，全真教正是在這種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下而產生的。

邱處機則繼承了他師傅王重陽所創(chuàng)全真教的宗旨，成為了一代宗師。作為全真教領袖的邱處機在當時的聲望極高，人們也將全真道視為自己的救星。甚至山東楊安兒、耿格的起義，政府官員也要請他出面止亂。

成吉思汗的異軍突起，打破了各方的實力模式，他自己擁有了強大的軍事力量并實施著他的大一統(tǒng)計劃。

俗話說，“打天下容易治理天下難”，成吉思汗也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決定選招賢能之人治理天下。他得知邱處機博古通今，才能超群，于是想招其為國師，幫助自己安國治天下，成吉思汗兩次遣使召見邱處機，可是邱處機隱居山林，深入簡出，避而不見。

成吉思汗求賢若渴，不肯放棄，于1219年第三次派遣近侍臣劉仲祿備輕騎素車、攜帶手詔請邱處機出山，演繹了自三國以來又一個帝王虔誠躬迎，禮賢下士的故事。

成吉思汗不遠千里三派朝臣請邱處機出山，邱處機終于被成吉思汗的誠意所打動，公元1220年，他審時度勢決定西行拜見成吉思汗，此時成吉思汗正忙于對花剌子模的戰(zhàn)斗。

對于邱處機來說，在被成吉思汗誠意所打動的背后，肯定還有他自己的考慮，此次西行，他試圖通過這一方式影響成吉思汗“罷干戈致太平”，勸說成吉思汗早日回軍。

邱處機率十八名弟子在萬里西行的過程中，向各族群眾廣泛傳道，招收信徒。在行至今天的蒙古國西部科布多時，邱處機將弟子宋道安、李志常等留下，建立了全真道觀，成立全真教的組織。

邱處機不僅在精神層面宣揚全真之法，同時還身體力行的讓人們了解教義，他沿途廣施善事，在中亞的撒馬爾罕等地，利用成吉思汗賜予自己的糧食熬粥施舍給饑民，邱處機所到之處，得到了各州縣和行省文武官員的迎送，受到了熱烈歡迎和隆重接待。

公元1221年末至1222年初，成吉思汗的行宮來了一位鶴發(fā)童顏、碧眼方瞳的道人，這便是全真教的邱處機，成吉思汗見到邱處機果真是仙風道骨，分外高興，特賜美食，設廬帳，優(yōu)厚犒勞。

邱處機多次在成吉思汗的大帳內與他單獨長談，耶律楚材做記錄，耶律楚材的記錄，后被整理為《玄風慶會錄》一書。

在談話的過程中，邱處機明知道成吉思汗急于了解長生之道，他卻沒有正面回答，而想到自己沿途所見蒙古軍西征造成的殘破景象，深感這與全真道的道旨極不相稱，邱處機答復說：“修仙須修陰德，必須去暴止殺。您起兵滅西夏和金是符合天意民心的，但務須禁止殘暴殺戮，才能使事業(yè)最后成功?！?/span>

成吉思汗又問治國之方，邱處機回答說：“要以敬天愛民為本。”邱處機還巧妙地借用雷震等自然現(xiàn)象，勸告成吉思汗應在蒙古汗國提倡孝道。邱處機特別向成吉思汗論述說：“只有統(tǒng)一中原地區(qū)并將之治理好，才能稱為大國。要想治理好中原，就必須愛民，讓人民休養(yǎng)生息。”

邱處機在赴大雪山途中，蒙古軍西征所過之地，尸橫遍野。所以，他曾作詩兩首，贈予成吉思汗。

其一詩云：“夾道橫尸人掩鼻，溺溪長耳我傷情。十年萬里干戈動，早晚回軍望太平?！?/span>他的詩意和情緒，為成吉思汗所察知，這對成吉思汗早日停止西征，決定班師，是否起了催促作用，未為可知。

但邱處機坦率誠懇，循循善誘，對成吉思汗的思想多有觸動是可以肯定的。邱處機的高深魅力，深深吸引著成吉思汗，使他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他高興地宣布：“神仙是言，正合朕心?！?/span>

他召集太子和其他蒙古貴族，要他們按邱處機的話去做，又派人將仁愛孝道的主張遍諭各地，特別是在后期，成吉思汗統(tǒng)治中原的政策有所和緩，對中原各地的一些武裝反抗，成吉思汗改鎮(zhèn)壓為招安，這些變化與成吉思汗接受邱處機的勸告應當有一定關系。

不久，成吉思汗允準邱處機辭行回國，指示文武百官，備齊美酒佳肴、珍奇鮮果，在城外數十里，夾道為之送行。誰知，兩人卻從此永別。但長春真人邱處機的逆耳忠言，卻時時回蕩在成吉思汗的耳邊。邱處機回到燕京，駐太極宮尊為“大宗師”，被人們稱之為“帝者之尊師，亦天下之教父”，受命掌管天下道門。

同年，邱處機曾持旨釋放淪為奴隸的漢人和女真人三萬余，并解救了大批漢族學者。針對宗教間的相互排斥爭斗，邱處機主張三教平等相通互融，自此，全真教盛極一時。成吉思汗又有旨改賜宮名為長春宮，且遣使慰問，詔書中道：“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

邱處機與成吉思汗的這段淵源被后世的人們很是推崇，特別是對邱處機的評價，贊許極高。中央民族大學牟鐘鑒教授評價他說，“以宗教的社會安定功能而言，邱處機不僅是道家史上第一人，也是宗教史上第一人”，體現(xiàn)了“仁愛無私、尊道貴德、包容通和、堅毅忠勇”的高尚品質。

而在史學界是這樣對邱處機進行評價的：邱處機以超常的見識和巨大的人格魅力，感動成吉思汗，止殺救民，積無量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