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五千年：來自四鄰八坊、涵蓋上下五千年的奇談史趣，文化及旅游話題

自西周時期起，我國就出現(xiàn)了“四合院、四合房”這樣的家族性平房居住形式，經過上千年的普及發(fā)展，到元朝時候，“四合院”已成了最常見的中國民居結構。

凝聚家族文化與榮耀的傳統(tǒng)中國家族

在古代，一處四合院本已基本可滿足一家人的生活需要，但隨著明清之后的大規(guī)模家族性遷徙，新遷到陌生地區(qū)的家族人口出于對“家”的維護及安保需要，于是土樓、圍龍屋這樣的民居形式相繼誕生，它們與“四合院”一樣，延續(xù)的都是中國傳統(tǒng)家族在儒家思想下“同一個家”的共同生活理念。

除土樓、圍龍屋之外，我國的南方還有“洋樓、碉樓”這樣的民居形式，它們都是中國人傳統(tǒng)的“家”，不過其背后的歷史背景及建造起源卻是天差地別了！

中國“四合院”：歷史最悠久的家族性居所結構

根據家中人口的數量，我國的四合院分“一進”到“四進”等多個等級，但其基本組成結構卻是一樣的：就是以外墻包圍居所、居所再環(huán)繞中庭(院)。

中國式的家族都具有一定隱蔽性

事實上，除民居之外，我國的寺院廟宇等普遍采用的也是這樣的結構，因為它們都基于傳統(tǒng)的儒家文化思想而來，其中既保持了空間的封閉性，又具備了基本的尊卑等級之分。

由于人口數量不同，西周到漢唐時的四合院還不是”四面居所“的結構，因為用不上這么多房子，各居所間就用回廊連接起來。

我國歷史最悠久的四合院家居

這種”廊院“式四合院再我國存在了兩千年之久，元朝時我國人口首次邁過一億，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中，回廊就逐漸被房屋所取代，形成了”元代四合院“，這也是北京四合院的早期雛形。

隨著不少家族中的人口增加，”元代四合院“這樣的形式逐漸在民間普及，今日的云南建水、山西平遙、湖南常德等地，尚保留著大量這種形式的四合院。

歷次人口大遷徙也是傳統(tǒng)文化得以傳承的手段之一

如果沒有經歷大規(guī)模戰(zhàn)亂和天災，“四合院”這種形式的民居本應是我國龐大且唯一的家族性居所主體，不過歷史悠長，哪會一直都是太平年景呢！

宋朝時北方戰(zhàn)禍連綿、元朝時北方天災不斷(其中的至正年間竟在一年當中同時出現(xiàn)了水、旱、冰、饑、瘟等八大天災)，于是中原百姓開始不斷大規(guī)模南遷，江西、福建、廣東、臺灣等地都是遷入規(guī)模最大的地區(qū)。

土樓是更多“四合院”形式的疊加組合，而且具有了防衛(wèi)功能

從前的南方山區(qū)盜匪橫行、野獸出沒，初遷到當地的中原人發(fā)現(xiàn)原來的四合院居所已不再適用，必須將同一宗族中的所有人家(原先都以一個四合院為居住單位)聚合到一起生活，才具有安全保障。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疊合多家“四合院”的方形土樓就出現(xiàn)了：一樣以生活居所環(huán)繞公共中庭，但周圍的居所變成了多層，而且范圍更大。

土樓內部的四合院元素

在抵御盜匪的過程中，人們又發(fā)現(xiàn)方形的土樓存在防守缺陷，其四個邊角均有視線遮擋、不利察覺攻擊者的動向，于是方形土樓開始向圓形演變，在外圍設置圍墻(阻擋野獸)的同時，土樓墻基也日漸加厚加高，產生了城堡式的防衛(wèi)功能。

今日福建的永定縣、南靖縣等地均有大量這種形式的土樓，人們至今仍世代生活在土樓當中，一座土樓就是一個龐大的家族，其家系淵源在土樓當中得到了非常完整的傳承。

福建鄉(xiāng)間的土樓

廣東東北部的客家圍龍屋也是在類似背景下產生的，嚴格上說，圍龍屋的建筑理念與土樓一致，都是基于同一理念下的“家”，都保留著早期四合院里的儒家文化格局與長幼尊卑之分。

單是在福建省，現(xiàn)存的土樓就有三千多座，三千土樓就代表著三千個家族、代表著從前北方數量更為龐大的四合院聚合。

在具備如此攏聚性、團結性的“家文化”背景下，難怪我國的閩粵地區(qū)成了北方中原文化的“活化石”了！

洋樓是一種中西結合的多層“四合院”，多在原有居屋的基礎上發(fā)展而來

廣東是我國的”第一僑鄉(xiāng)“區(qū)域，與中原人遷徙而建的土樓、圍龍屋不一樣的是，當地大量的”洋樓“多是原址復建的。

”洋樓“與”土樓“區(qū)別的不僅是建筑材料上的”洋灰與夯土“，內部的設施上也更多地具有了”西洋文化“，里面具備了不少近代西方特有的生活設施。

廣東鄉(xiāng)間的洋樓

晚清時期的廣東臺山等地，不少華僑在歸國回鄉(xiāng)后，都會在祖居的原址上修建規(guī)模更龐大的房屋。由于本身是中國人，加上在國外生活熏陶的體驗，這些房屋在原有“四合一院(中庭或天井)“的基礎上進行了多層加高，而且在外觀上增加了大量西方建筑元素，形成了獨特的”廣東洋樓“建筑形式。

”洋樓“的本質也是樓，只是規(guī)模上比客家土樓更小、對應的是更小單位的家，而非整個家族。這些洋樓遍布廣東臺山的鄉(xiāng)間，今天尚余約兩千棟，其中的不少洋樓尚有居民生活，在這一點上，臺山洋樓與福建的土樓倒是頗有共通性：都在現(xiàn)實的生活氣息中體現(xiàn)著這種古老的文化。

洋樓群集合起來就形成了圩鎮(zhèn)

出于發(fā)展家鄉(xiāng)的理念，部分洋樓也會集中建到一起形成圩鎮(zhèn)，并以同樣“中西合璧”的形式修建了學校、醫(yī)院、圖書館等設施。一個圩鎮(zhèn)，在家族集成的方式上也就相當于一處龐大的土樓群了！

今日臺山的“斗山圩、白沙圩、上澤圩、沖簍圩”等，就是這種民居形式的存在，這也是今日中國絕無僅有的一種“家文化”現(xiàn)象。

碉樓為“洋樓與碉堡”的結合，自身防衛(wèi)功能達到了中國民居的巔峰

臺山的洋樓雖然也部分地具有防衛(wèi)功能，但它們更多地就像一棟西式別墅，居所也更具開放性。與臺山相鄰的廣東開平卻未能復制這樣的形式，在近似歷史年代與背景下修建的開平碉樓，由于歷史上的開平曾發(fā)生過大規(guī)模的“土客械斗”(清雍正年間)，當地人在修建房屋時就不得不更多地作防衛(wèi)上的設計，于是“洋樓與碉堡”就被結合了起來，形成了一棟棟傲然挺立的”開平碉樓“。

居所高高在上的碉樓

開平碉樓，就等于將臺山的洋樓修在了碉堡之上，其碉堡本身非常牢固、密布槍眼等防衛(wèi)設施，與西方的城堡無異，在居高臨下中保衛(wèi)自己是綽綽有余的。

事實上，碉樓為防護“土客械斗”產生的矛盾而建，現(xiàn)實中卻多用于防備山賊；為了安置廣東四邑地區(qū)的客家人，清政府專門設立了鶴山縣和赤溪鎮(zhèn)作為客家人的”自治地“，此后當地的土客雙方已逐漸融合，不再是各自的”防衛(wèi)對象“了。

土樓、洋樓與碉樓均有類似的防衛(wèi)設施

從歷史上看，由于廣東的洋樓與碉樓所處的亂世年代相對較短，它們本身具有的防衛(wèi)功能也就很快被擱置，時至今日，它們都成了那段亂世下的”家理念“的見證，新中國成立后百姓生活趨向太平，洋樓與碉樓的修建初衷很快就徹底成了歷史，已再無復制的可能。

官府職能的缺位，也是催生土樓、洋樓與碉樓的主要成因

土樓、洋樓與碉樓都位于鄉(xiāng)間，在明清時期都是山匪橫行的區(qū)域。福建現(xiàn)存的不少土樓都修建于明末和清初，當時的中國正處于朝政更迭期，百姓們根本無法指望官府能有力地剿匪，只好自力更生自我防衛(wèi)；開平碉樓的成因也是因為長達十多年的械斗，當時的清政府基本是不聞不問的，直到衍生出紅巾軍起義了，才著急進行安置。

中庭是以上居所中共同的傳統(tǒng)文化因素

客家土樓承載的是源自中原的移民文化，是我國傳統(tǒng)家庭理念的完好延續(xù)；洋樓與碉樓承載的是中西方的文化融合，由于其規(guī)模的龐大及獨特性，今日的福建土樓與開平碉樓均已是我國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但在它們的背后，卻有著“官府職能缺位”的共性及不同的歷史成因背景。

試想一下，如果不是處于亂世、如果不是當地官府無力保護百姓，人們又何苦費這么大勁修建這些“城堡”式家庭居所呢？

在西方社會中，官府職能的缺位很容易就造成文化斷層，但我國就不一樣，出于共同的“家文化”理念的維系，我國的文化傳承大多都源自百姓的本能。

政權可以更迭，但百姓的家系則會一直延續(xù)；“家文化”的歷史有多悠久，我國的歷史傳承就會有多久，這也是我們能成為歷史文化大國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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