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與儒學結緣，首先體現(xiàn)為對儒家經(jīng)典的翻譯。對羅思文而言，翻譯問題其實是討論現(xiàn)代英語對古代漢語的轉(zhuǎn)譯。古代漢語音形兼善，依據(jù)語境，詞性流轉(zhuǎn)極為頻繁。所以，他主張古代漢語是一種分析的語言，其基礎是“事件”而非“事物”，無需進行專門的性、格、數(shù)等概念區(qū)分，而是要重點關注事件與事件之間的聯(lián)系和互動。這就要求，翻譯時一方面要將這些聯(lián)系、互動的動態(tài)機制和過程盡可能復原，后者具體而言是語義、語法和語音三種性質(zhì)的多重組合；另一方面還應把相關注釋也看作文本自身的組成部分，通過文本和注釋的相互證成，使得事件發(fā)生的語境也可以被還原，從而有助于更準確去把握經(jīng)典文本的真正意義。

除了機制和語境的還原，概念的選用也非常關鍵。在羅思文眼里，儒學本質(zhì)上是“倫理思想”，完全不同于西方人慣常理解的道德知識和道德哲學，所以在概念上自成體系，其中有幾個詞項最為顯要，即天、仁、義、禮、知、孝。對它們的翻譯，羅思文認為應當秉承其本身的多元內(nèi)涵，不能用英語里的某些概念強制性替換，必要時候不妨選擇音譯和解釋并行的策略。

在羅思文看來，翻譯既然是在兩種語言之間的轉(zhuǎn)換，就無法避免誤解。預防、消除誤解的方法，不能完全依靠現(xiàn)代語言學的那些偏重技術的手段，同時也應當在儒學中發(fā)現(xiàn)更周到的“方便法門”。那就是采用中國傳統(tǒng)治學中堪稱典范的方式，比如感通（一方的行為感動對方, 從而導致相應的反應）、涵泳（對文學藝術鑒賞的一種態(tài)度和方法）等，同時借助天地自然間發(fā)生的各種“象”的啟示，格物致知、周而復始，不斷促人由迷途而知返。

西方人進入儒學，重要的不是尋求趨同，而是重視差異，即利科所說“差異是理解的開始”。在羅思文看來，儒學之所以異于西學，在于提出了以家庭為本位的集體社會思想。真正的個體不能千篇一律，而要追隨生活境遇的變化適時調(diào)整自己的角色，因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描述了人一生面相的總和，于其中動容周旋，才能夠進化成長為君子的形象，人生意義才可以廣布而遠播。他們對施于自身的責任，懷有非同一般的虔誠，愿意為之蹈水火，乃至殺身以成仁。在《反對個人主義》中，羅思文感嘆道，“儒家可以說頗具宗教之實，只是其傳統(tǒng)里不曾有踽踽獨行的僧侶、隱士。諸人爭行，從而方有大道通衢”。

雖然如此，卻不意味儒學與“個體”概念是對立的。羅思文認為，真正與儒學相對反的，其實是“作為權利承擔者的個體”。后者由笛卡爾的認識論反思而來，強調(diào)人本質(zhì)上是“進行自由選擇的自主存在”，而且通過宣傳和訴諸法律等，將其由西方工業(yè)民主體制的文化現(xiàn)象轉(zhuǎn)變?yōu)槠帐纼r值的道德標準，它武斷地超越了世界各個國家與民族在文化與歷史上的差異和多樣，用“權利”概念強行消除不同文化間相對的獨特性，認為誰都應當無條件接受它。

而儒學信奉的人性更加自然，儒學的人性劃分是更加立體的“角色”維度。相似情形在古希臘城邦也發(fā)生過。民主時代的城邦公民因為自身的優(yōu)長而被賦予不同角色，同時所有城邦角色最終都維系于城邦本身所扮演的角色，即大寫的人或城邦公民。與如此角色化的個體相一致，羅思文指出儒家所秉持的是一種角色倫理學。其反對抽象地談論人性，反對以權利分配的功利視角作為出發(fā)點，提倡在角色綜觀的視野中去評價個體行為的善惡。這樣的倫理學在原則上是秩序從嚴、道德寬泛的。

西方人對儒學的解讀，通常有宗教化、疑古論和哲學式三條進路，羅思文是最后一種的代表人物。但與常見對中國哲學的理解不同，他更多受現(xiàn)代哲學影響，對儒學根本持非本體論的態(tài)度。正如《儒家角色倫理》“跋”中所說，“一個人，在何種方式上，'變?yōu)椤昝罒o缺的人呢？這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中構成了儒家恒久不息的追問”。其意味著，一旦使用本體論的、教條的范式去解釋儒學，就會破壞后者的生命形態(tài)。只有讓西學直接面對儒家經(jīng)典，通過兩者平等對話，“揭示”儒學對西學直接能發(fā)生的意義。

現(xiàn)實中，最令羅思文揪心之事，莫過于儒學迫于現(xiàn)代性的壓力，長久以來在西學面前不得不擺出一副謙卑的姿態(tài)。他要讓儒學以價值主體的形式立于西學面前，兩者進行主體間的互動，且相互牽引。只有進入此境遇，儒學才可以改變長久以來的弱勢局面，不僅能與西學別開生面地交通，而且也能反過來教化、培育后者。那正是西方研究儒學的最終價值所在。在《〈論語〉讀者指南》里，羅思文寫道，“儒家'之道’的核心要素在于，其中遍布了各種特殊的人性之路，我們每個人勢必走入與自己的歷史、系譜、天分和個性最相適宜的那條”。

這條道路，屬于就儒學而言的哲學詮釋學進路。當代，從哲學出發(fā)進行的中西對話一直處于演進過程中，康德哲學、海德格爾哲學等被接連引入。羅思文無疑又做了新的路徑探索。他的探索具有很強的洞察力和時效性，反思了西方現(xiàn)代個體文明所面臨的棘手問題，并試圖從儒學中引入對治的方案。以期這些方案促使西方社會形成改良與進化的內(nèi)生動力，走向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羅思文的觀點呼應了當今一些人文學者的思考，將更多西方人吸引到儒學研究之中。

羅思文先后出版了《〈論語〉讀者指南》《反對個人主義》等作品，與安樂哲合著了《中國家庭尊崇之經(jīng)典——〈孝經(jīng)〉的哲學翻譯》《儒家角色倫理》，除此之外還發(fā)表了《中國之鏡》《克爾凱郭爾與孔子——論路徑發(fā)現(xiàn)》《孔子——人間的圣賢》等一系列理論文章。他的研究在國際上引起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同時，羅思文不僅把儒學作為學術研究對象，而且要使之走入一般西方民眾的生活，變?yōu)樗麄兿猜剺芬姷默F(xiàn)實體驗。

本期編輯：王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