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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意大利社會黨黨內的斗爭[189]（1920年11月4日和12月11日） 1 1920年9月25日《真理報》第213號發(fā)表了我的一封短信：《給德國和法國工人的信（關于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討論）》[注：見本卷第290—292頁，——編者注]。意大利社會黨中央機關報《前進報》（《Avanti！》）[190]在10月5日轉載了這封信，并附了評論，這篇評論值得一談，因為它清楚地表明《前進報》編輯塞拉蒂同志的立場是不正確的。 他寫道：“列寧的解釋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一些同志強行提出的十分苛刻的條件，這些人從那么遙遠、情況那么不同的地方很難對人和環(huán)境作出正確的估價…… ……列寧只留下一個自己的戰(zhàn)利品——莫迪利揚尼…… ……現(xiàn)在列寧又說（不知道他是以自己的名義還是以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名義說的），〈如果得到執(zhí)行委員會的同意，在一般的規(guī)定之外〉允許有例外。” 把一個改良主義者莫迪利揚尼說成是“戰(zhàn)利品”的諷刺性評論并未命中要害。與塞拉蒂的意見相反，我沒有提到莫迪利揚尼（還有龍格）的名字決不是故意的。我提到一些人的名字作例子是為了說明派別，至于某某個人的問題我始終沒有去管它，不想去解決這種問題，我認為這是次要的問題，只要指出允許有例外就行了。不管塞拉蒂怎樣說，他完全知道（因為他準確地引用了我在《真理報》上發(fā)表的那篇文章）我說的話和我所能說的都只是代表我自己，決不代表執(zhí)行委員會。 塞拉蒂的評論使《前進報》的讀者不去注意主要的、基本的、本質的問題：現(xiàn)在是否能容許改良主義者留在意大利革命無產階級政黨內。塞拉蒂設法把大家的注意力從本質的問題引向次要的和不重要的問題，以掩飾他的不正確的立場。 必須反對這種做法，必須弄清本質的東西。 塞拉蒂在這篇評論和其他文章中都談到，莫斯科代表大會（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對意大利的情況不夠了解。似乎問題的實質不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派別的斗爭，不是要解決是否容許同改良主義者“統(tǒng)一”這一根本問題，而是在“莫斯科”不甚了解的問題上有意見分歧！ 這種看法（以及這種轉移對主要問題的注意力的做法）的驚人的錯誤，在一份關于意大利社會黨中央內部討論的正式報告中已被充分揭露。這次討論就是在上面提到的那期《前進報》出版的前幾天，即9月28、29、30日和10月1日在米蘭進行的。這次討論結束時提出兩個決議進行表決，其中一個可以稱為共產主義的決議，而另一個則可以稱為“中派主義”的或模棱兩可的或暗中主張同改良主義者聯(lián)盟（“統(tǒng)一”?。┑臎Q議。第一個決議通過了，共得7票（特拉奇尼，杰納利，雷根特，通塔爾，卡祖奇，馬爾齊亞利，貝洛內）；第二個決議被否決了（共得5票：巴拉托諾，扎納里尼，巴契，賈科米尼，塞拉蒂）。 第一個決議的特點是非常鮮明和確切。它首先指出，意大利革命斗爭的“目前情況”要求黨有“更大程度的統(tǒng)一意志”。其次指出：凡是符合服從紀律這一條件的人，都允許留在黨內，但是這個條件沒有執(zhí)行；指望那些具有同第三國際的原則和策略對立的信念的人會服從紀律是錯誤的；因此，在接受莫斯科的21項條件以后，必須“徹底清洗”全黨，把改良主義分子和機會主義分子從黨內驅逐出去。 這里沒指名道姓，沒談細節(jié)。這里有的是鮮明的政治路線，這里準確地說明了作出決定的理由：意大利黨史上的具體事實，意大利革命形勢的具體特點。 第二個決議是模棱兩可、玩弄拙劣的外交辭令的典型：我們接受21條，但是我們認為，“這些條件可能會使人作模棱兩可的解釋”，“必須使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的每個支部的政治標準適合于該國的歷史條件和具體的、實際的特點，并且使它們得到國際的贊同”；決議強調“在21條的基礎上保持意大利社會黨的統(tǒng)一的必要性”；個別違反紀律的情況應該受到黨中央委員會的嚴厲制裁。 共產主義的決議指出：革命形勢要求黨有更大程度的統(tǒng)一意志。這是無可爭辯的。主張同改良主義者“統(tǒng)一”的人的決議企圖回避這一不可爭辯的真理，不敢加以反駁。 共產主義的決議指出：意大利的特點在于改良主義者必須服從黨的決議這一條件沒有執(zhí)行。問題的關鍵就在這里。既然是這樣，那么在整個革命形勢日趨尖銳的時候，甚至可能是在決定性的革命搏斗的前夕，把改良主義者留在黨內就不僅是犯錯誤，而且是犯罪。 事實是否如此呢？改良主義者是否執(zhí)行了黨的決議，真正服從黨，貫徹了黨的政策呢？維護改良主義者的人的決議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也不能反駁共產主義者作出的否定的回答，而是避而不答，支吾搪塞，拐彎抹角，泛泛地談論不同國家的不同的具體特點，目的正是為了回避和歪曲意大利的而且是它當前最重要的“具體特點”。其實意大利的這個具體特點正在于改良主義者事實上已經不能真正執(zhí)行黨的決議和貫徹黨的政策了。主張同改良主義者統(tǒng)一的人的決議在這個根本問題上模棱兩可，完全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上面的事實已經十分清楚地、無可辯駁地證明塞拉蒂、巴拉托諾、扎納里尼、巴契和賈科米尼是根本錯誤的，他們的政治路線是根本不對的。 意大利黨中央委員會的討論更進一步揭露出塞拉蒂路線是完全錯誤的。共產主義者正是不斷指出，如果改良主義者依然如故，他們就不能不暗中破壞革命，正象不久以前他們在意大利工人奪取工廠的革命運動中暗中破壞革命一樣。 問題的全部關鍵就在這里！當黨內還有暗中破壞革命的人的時候，怎么能夠去進行革命準備，怎么能夠去迎接決定性的搏斗呢？這不僅是犯錯誤，這簡直是犯罪。 如果塞拉蒂象他在10月14日的《人道報》[191]上發(fā)表的信中所公開聲明的那樣，只指望開除屠拉梯[注：信的要點如下：“我們都擁護莫斯科的條件。問題在于如何掌握這些條件。我堅決主張應當把有害分子清除出黨，因而我曾提議開除屠拉梯，但是我們不應當喪失大批的工團〈按俄國的說法是工會〉和合作社。有人主張徹底決裂。分歧就在這里?！保?0月14日《人道報》。黑體是塞拉蒂用的。）]一個人，那么事實也已揭露出塞拉蒂的錯誤。意大利的改良主義者不僅召集了自己派別的特別代表大會（1920年10月11日在艾米利亞雷焦），不僅在代表大會上重申了他們所有重要的改良主義觀點，不僅在會上對菲力浦·屠拉梯最熱烈地歡呼，并且由特雷維斯出面聲明說：“我們或者是留在黨內，或者是都退出黨?！蔽覀冺槺阒赋?，資產階級報刊和改良主義者自己還用各種方法大肆吹噓這次派別代表大會的意義。但是我們在10月13日的《前進報》（米蘭出版）上看到的卻是改良主義者一共只召集了200個黨支部的代表，而該黨卻有幾千個支部！ 讓我們再就問題的實質更詳細地談一談塞拉蒂的主要論據(jù)。塞拉蒂擔心分裂，怕這樣會削弱黨，特別是會削弱工會、合作社和地方自治機關。他的主要思想就是不要破壞這些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需的機構。他在1920年10月2日米蘭出版的《前進報》上寫道：“如果我們按照特拉奇尼的建議把重要工作崗位上的人都趕走，那么我們到什么地方去找這么多的'共產主義者’，即便是昨天才成為最熱情的共產主義者的人，來擔負這些重要的工作呢？”這種思想也表現(xiàn)在塞拉蒂同志主編的《共產主義》雜志（第24期第1627頁）所刊登的塞拉蒂論第三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一篇文章中：“請設想一下那些昨天剛自稱是熱情的共產主義者的外行和生手所管理的米蘭公社〈即米蘭的市政府〉會成什么樣子吧！” 塞拉蒂就怕工會、合作社、地方自治機關遭到破壞，怕生手們的無能和錯誤。 共產主義者則怕改良主義者暗中破壞革命。 這個對比說明了塞拉蒂的原則性的錯誤。他總是反復說必須有靈活的策略。這是無可爭辯的。但是全部問題正在于塞拉蒂是向右傾，而在意大利目前的情況下應該向左傾。為了順利完成革命和捍衛(wèi)革命，意大利的黨應該再向左邁出一步（但不要束縛住自己的手腳，不要忘記，以后的情況很可能又要求向右邁出幾步）。 只要自己的隊伍里還有改良主義者，孟什維克，就不能在無產階級革命中取得勝利，就不能捍衛(wèi)住無產階級革命。這從原則上說是毫無疑問的。這是已經由俄國和匈牙利的經驗明顯證實了的。這是一個關鍵性的想法。把這個危險同“喪失”工會、合作社、地方自治機關等等的危險或這類機構搞糟、出錯、垮臺的危險相提并論，簡直是可笑的，不僅可笑，而且是犯罪。從米蘭的市政府會不會搞糟等等考慮出發(fā)，而拿整個革命的命運去冒險，這就意味著完全張皇失措，完全不懂得革命的根本任務，完全不善于為革命的勝利作準備。 由于合作社、公社、工會等等機構中的生手和外行的無能，我們在俄國犯過幾千次錯誤，遭到幾千次的垮臺和損失等等。我們相信，其他比我們文明的國家，這樣的錯誤會犯得少一些。但是，盡管我們犯了這些錯誤，我們卻獲得了主要的東西：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而且我們已經將這個政權保持了三年。 塞拉蒂同志所指出的錯誤是局部性的錯誤，這比容許孟什維克暗中危害革命和破壞革命的那種“錯誤”容易改正一百萬倍。這是不言而喻的。匈牙利已經生動地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的經驗也證實了這一點，因為俄國無產階級政權在這三年中，曾經多次處于困難的境地，當時如果讓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留在我們黨內，或者哪怕讓他們的人較多地留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這樣的蘇維埃中央機關里，那么蘇維埃制度就一定被推翻了。 大家都承認，意大利的形勢正接近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為了爭奪國家政權而進行決定性搏斗的時刻，塞拉蒂沒有認識到意大利目前的特點正是處于這一轉折關頭。在這樣的關頭，不僅把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屠拉梯分子驅逐出黨是絕對必要的，而且把那些會動搖的和正在倒向同改良主義者“統(tǒng)一”的優(yōu)秀的共產黨員從一切重要工作崗位上撤下來，甚至也可以說是有益的。 我舉一個明顯的例子。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前夕和革命以后不久，俄國的一些優(yōu)秀的共產黨員犯了一個錯誤，這個錯誤我們現(xiàn)在不愿意再提了。為什么不愿意再提了呢？因為沒有特別的必要而去重提已經完全改正了的錯誤是不對的。對意大利工人來說，提一下這個錯誤是有益處的。象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諾根、米柳亭這樣一些極為著名的布爾什維克和共產主義者在我上面提到的時期內曾經表現(xiàn)過動搖，擔心布爾什維克會使自己孤立，舉行起義太冒險，對某些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太不肯讓步。沖突甚至發(fā)展到這樣的地步：上面提到的那些同志離開了黨和蘇維埃的各個重要工作崗位以示抗議，這使蘇維埃革命的敵人十分高興。我們的黨中央委員會就在報刊上同那些辭職而去的人展開了極其激烈的論戰(zhàn)。過了幾個星期，最多過了幾個月，這些同志都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又回到黨和蘇維埃的最重要的工作崗位上來了。[192] 發(fā)生這樣的事情是不難理解的。在革命的前夜和為爭取革命的勝利而進行最激烈的斗爭的時刻，黨內的最小的動搖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壞革命，都能使無產階級喪失政權，因為這個政權還不鞏固，因為對這個政權的壓力還非常大。如果那些動搖的領袖在這樣的時刻離去，那么無論是黨、是工人運動、是革命都不會因此削弱，而只會加強。 意大利現(xiàn)在正是處在這樣的時刻。革命危機在全國范圍內已經成熟，這是大家都看見，都承認的。無產階級用事實證明自己能夠自發(fā)地行動起來，能夠發(fā)動群眾進行強大的革命運動。意大利的貧苦農民或半無產者（塞拉蒂同志莫名其妙地養(yǎng)成了一個壞習慣，在用這個字眼的時候，總要打上一個問號。其實這是一個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用詞，它表達了已經為俄國和意大利的事實所證明的正確的思想，即貧苦農民一半是有產者，一半是無產者）已經用事實證明，他們能夠跟著無產階級起來進行革命斗爭?，F(xiàn)在意大利革命的勝利最需要和絕對需要有一個在緊要關頭不會動搖、不會畏縮的真正的共產主義的政黨，一個本身無比熱情、忠于革命、朝氣蓬勃、無私無畏和充滿決心的政黨，來擔任意大利革命無產階級真正的先鋒隊。必須在艱苦卓絕、犧牲慘重的斗爭中取得勝利，必須在全世界資產階級大力加緊使用陷害、陰謀、誹謗、誣蔑、挑唆和暴力等手段的時候，在各種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屠拉梯分子、“中派分子”、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黨人、無政府主義者發(fā)生最危險的動搖的情況下，捍衛(wèi)住已經奪得的政權。在這樣的關頭和這樣的情況下，黨必須比平時或困難較少的時候更加百倍地堅定、果斷、勇敢、忘我和無情。在這樣的關頭和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參加1920年10月11日艾米利亞雷焦會議的這類孟什維克完全離開了黨，連現(xiàn)在的黨中央委員巴拉托諾、扎納里尼、巴契、賈科米尼、塞拉蒂這些可能是優(yōu)秀的共產主義者也離開了黨的領導崗位，黨只會百倍地加強起來，而不是削弱下去。 毫無疑問，后一種人中的多數(shù)即使現(xiàn)在辭職了，在無產階級取得勝利以后，在這一勝利鞏固以后，他們會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很快就會回來的。其實，一部分意大利的孟什維克，即屠拉梯分子，在最困難的時期過去以后，可能也會回來并且被吸收入黨的，正如一部分在1917—1918年站在街壘的另一邊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現(xiàn)在（我們度過了革命后的三個艱苦的年頭）又轉到我們這邊來了一樣。 意大利的革命無產階級現(xiàn)在面臨的不僅是一個象我所說的非常困難的搏斗時期，而且是一個最困難的搏斗時期。最大的困難還在前面。我認為，回避這些困難是一種輕率行為和犯罪行為。我很驚奇，塞拉蒂同志怎么能夠不加批駁地在他那本《共產主義》雜志上（1920年9月15—30日第24期）登載了G．C．的《我們會被封鎖嗎？》這樣輕率的文章。同這位作者相反，我個人認為，如果意大利的無產階級取得了勝利，英、法、美等國對意大利的封鎖是可能的，勢在必行的。我認為格拉齊亞德伊同志在意大利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的發(fā)言中關于封鎖的問題的提法要正確得多（見1920年10月1日米蘭出版的《前進報》）。他認為可能遭到封鎖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problema gravissimo”）。他指出：俄國遭到了封鎖，但是它支持下來了，這部分地是由于人口稀少，幅員遼闊；意大利的革命“如果不同另一個中歐國家的革命配合的話，是不能支持（resistere）很久的”，“這種配合是困難的，但不是不可能的”，因為整個歐洲大陸都處在革命時期。 這一點他說得非常謹慎，但是說得很正確。我只想補充一點：意大利肯定能得到某種程度的配合（盡管這種配合還不充分，還不完全），必須為獲得完全的配合而斗爭。改良主義者指出封鎖的可能性是為了暗中破壞革命，嚇唬人們放棄革命，把自己驚慌、恐懼、躊躇、動搖、彷徨的心情傳染給群眾。革命者和共產黨人不應當否認斗爭的危險和困難，這樣才能使群眾更加堅定，這樣才能把懦弱、動搖、彷徨的分子從黨內清洗出去，這樣才能使整個運動充滿更大的熱情和國際主義精神，充滿為了一個偉大目的而犧牲的更大決心：如果英、法、美等國決定封鎖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意大利共和國，那么就加快這些國家的革命。 用生手來代替有經驗的改良主義或“中派主義”領袖的問題，不是只關系到在某種特殊場合下的某個國家的個別問題。這是任何無產階級革命都會遇到的普遍問題，因此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關于共產國際的基本任務》的決議中把它作為普遍問題提出來并十分正確地加以解決了。我們在決議的第8節(jié)中看到：“要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作準備，就不僅要說明……任何改良主義 ……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而且要在所有的無產階級組織中（不僅在政治組織中，而且在工會、合作社、教育等等組織中）用共產黨人去代替老領袖……必須比過去大膽百倍地把這些工人貴族或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的代表人物從他們所占據(jù)的一切崗位上趕走，寧愿用最沒有經驗的工人去代替他們，只要這些工人同被剝削群眾息息相關，在反對剝削者的斗爭中得到這些群眾的信任就行。無產階級專政要求任命這些沒有經驗的工人去擔任國家最重要的一些職務，不然工人政府這種政權就會沒有力量，而這個政府就會得不到群眾的支持。”[注：見本卷第185—186頁。——編者注] 因此，塞拉蒂說意大利黨內“大家”都同意接受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的決議，是毫無根據(jù)的。事實上我們所看到的正好相反。 塞拉蒂在前面我所提到的《人道報》上的那封信中信筆寫道： “……關于最近的事件，應當知道，勞動總聯(lián)合會（意大利的“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的領導者曾經建議讓那些要把運動擴大為革命的人來領導運動。我們在勞動總聯(lián)合會中的同志聲明說，如果過激分子領導起義，他們愿意充當一名遵守紀律的士兵。但是過激分子并沒有去領導運動……” 如果塞拉蒂對勞動總聯(lián)合會中的改良主義者的這種聲明信以為真，那就太幼稚了。實際上，這是變相的暗中破壞革命：在緊要關頭以辭職相威脅。在這里，問題決不在于表示忠誠，而在于：如果領導者在事態(tài)的每個困難的轉變關頭，都遇到“自己人”、上層分子、“領袖”的動搖、彷徨和辭職，革命就決不能取得勝利。也許，了解一下以下情況對塞拉蒂同志不會沒有好處的：在1917年9月底，當俄國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同資產階級的聯(lián)合在政治上顯然已經垮臺的時候，正是我國的社會革命黨即切爾諾夫的那個黨，在他們的報紙上寫道：“將由布爾什維克負責組閣?！Ｍ麄儾灰髻M心機用匆忙炮制的關于他們不能奪取政權的理論來掩飾自己。民主派不會接受這樣的理論。同時，主張聯(lián)合的人應當保證給他們以充分的支持。”（切爾諾夫的社會革命黨的黨報《人民事業(yè)報》[193]，1917年9月21日。我的小冊子《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1917年彼得格勒版第4頁上曾引用過這一段話。）[注：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85頁?！幷咦 如果革命工人相信這種聲明的坦誠，那就和相信匈牙利的屠拉梯分子一樣，犯了致命的錯誤，后者答應過幫助庫恩·貝拉，并且參加了共產黨，但是他們畢竟還是暗中破壞革命的人，用自己的動搖葬送了匈牙利革命。 現(xiàn)在我來總結一下。 ?。?）意大利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必須表現(xiàn)出最大限度的堅忍不拔、小心謹慎、冷靜沉著，以便在即將到來的意大利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國家政權的決定性搏斗中，正確地估計總的情況，特別是估計適當?shù)臅r機。 ?。?）同時，這個政黨的整個宣傳鼓動工作必須貫串堅定的精神：團結一致、高度集中、無私無畏，竭盡一切努力把這個斗爭進行到最后勝利，無情地消除充斥在屠拉梯分子中的那種動搖、躊躇和彷徨情緒。 ?。?）現(xiàn)在塞拉蒂主編的米蘭出版的《前進報》（《Avanti！》）進行的這種宣傳，不是教育無產階級去進行斗爭，而是瓦解無產階級的隊伍。在這種時刻，黨中央委員會應當領導工人，教育他們去進行革命，駁斥不正確的觀點。這一點是可以（而且應當）進行的，同時也讓各種派別發(fā)表自己的意見。塞拉蒂是在領導，但是他領導的方向不對。 ?。?）開除所有參加1920年10月11日艾米利亞雷焦代表大會的人，不會削弱黨而會加強黨，因為這樣的一些“領袖”，即使仍然是忠誠的，也只能“按匈牙利方式”葬送革命。白衛(wèi)分子和資產階級很會利用甚至是完全“忠誠的”社會黨人、社會民主黨人之流的彷徨、動搖、懷疑和缺乏信心等等。 ?。?）如果巴拉托諾、扎納里尼、巴契、賈科米尼、塞拉蒂這些人動搖和要求辭職，那就不要挽留他們，而是馬上接受他們的辭職。決定性搏斗時期過后他們會回來的，那時他們對無產階級將會有用些。 （6）意大利的工人同志們！不要忘記歷次革命的歷史教訓，不要忘記1917—1920年間俄國和匈牙利的教訓。意大利的無產階級面臨著最大的搏斗，最大的困難，最大的犧牲。戰(zhàn)勝資產階級，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手中，鞏固意大利蘇維埃共和國，這一切都取決于這些搏斗的勝負，取決于工人群眾的團結性、紀律性和忘我精神。意大利和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將傾盡全力，不惜干出各種罪惡勾當和野蠻行徑，不讓無產階級得到政權或推翻無產階級的政權。改良主義者和所有參加1920年10月11日艾米利亞雷焦代表大會的人是必然會動搖、彷徨、躊躇的，因為盡管這一類人中很多還是十分真誠的，但他們在各個時期，在各個國家都曾經因自己的動搖而葬送革命事業(yè)。這一類人已經葬送了匈牙利革命（指第一次革命，接著還將有第二次革命……）；在俄國，如果不是把他們從一切重要工作崗位上撤下來，如果無產階級不懷疑、不警惕、不監(jiān)督他們，他們也會葬送掉革命的。 意大利的被剝削勞動群眾一定會跟著革命無產階級走的。勝利最后一定屬于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的事業(yè)是全世界工人的事業(yè)，因為只有建立工人的蘇維埃共和國才能防止還會不斷發(fā)生的帝國主義戰(zhàn)爭，才能防止醞釀中的新的帝國主義戰(zhàn)爭，才能擺脫資本主義奴役積壓榨的慘禍。 1920年11月4日 2 關于自由的假話 （代后記） 在蘇黎世出版的瑞士左派社會黨報紙《民權報》（《Volksrecht》）[194]的編輯諾布斯同志，不久以前在該報上刊登了季諾維也夫關于必須同機會主義者決裂的信，以及他自己對這封信的冗長的答復。概括起來說，諾布斯對于接受21項條件和加入共產國際的問題作了堅決的否定的回答——這是為了“自由”，當然是為了批評的自由，為了擺脫過分嚴格的要求或者擺脫莫斯科獨裁統(tǒng)治的自由（我沒有保存諾布斯的文章，只能憑記憶引證，只能保證意思準確，不能保證措辭沒有出入）。 同時，諾布斯同志拉塞拉蒂同志做盟友，大家知道，塞拉蒂同志也不滿意“莫斯科”，就是說，尤其不滿意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俄國委員，并且也抱怨莫斯科破壞了共產國際各個組成部分即各個黨和各個成員的“自由”。因此稍微談談“自由”并不是多余的。 我們經歷了三年的無產階級專政，現(xiàn)在完全可以說，全世界最流行和最普遍的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調就是指責它破壞自由和平等。各國的一切資產階級報刊，直到包括考茨基、希法亭、馬爾托夫、切爾諾夫、龍格等等在內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即社會民主黨人和社會黨人的報刊，也正是猛烈攻擊布爾什維克破壞了自由和平等。從理論上來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希望讀者回憶一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的一段充滿諷刺的名言： “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tǒng)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保ā顿Y本論》1920年俄文版第1卷第152頁，第2篇第4章末）[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9頁。——編者注] 這段充滿諷刺的話包含了最深刻的歷史內容和哲學內容。應該把這段話和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論》中對這一問題所作的通俗說明加以對照，特別是和他下面這句話加以對照：平等的概念如果不歸結為消滅階級，那就是偏見或胡說[注；同上，第20卷第117頁。——編者注]。 消滅封建主義及其遺跡、實行資產階級的（也可以說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制度的原則，在世界歷史上用了整整一個時代。而這一世界歷史時代的口號必然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消滅資本主義及其遺跡、實行共產主義制度的原則，構成現(xiàn)在已經開始的世界歷史的新時代的內容。我們這一時代的口號必然是而且應當是：消滅階級，為了實現(xiàn)這一目的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無情地揭露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關于自由和平等的偏見，同這些偏見作無情的斗爭。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絲毫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政權、共產國際的根本原則等等問題。 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于自由和平等的籠統(tǒng)議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受資本剝削的勞動者，無論怎么說，都是在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對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議論都應當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哪一個階級的自由？到底怎樣使用這種自由？是哪個階級同哪個階級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直接或間接、有意或無意地回避這些問題，必然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資本的利益、剝削者的利益。只要閉口不談這些問題，不談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自由和平等的口號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的謊話和偽善，因為資產階級社會用形式上承認自由和平等來掩蓋工人、全體受資本剝削的勞動者，即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大多數(shù)居民在經濟方面事實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 現(xiàn)在在俄國，由于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踐上提出了資本主義的根本的最后的問題，人們非常明顯地看到，關于自由和平等的籠統(tǒng)議論究竟是為誰服務（cui prodest？“對誰有利？”）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切爾諾夫之流和馬爾托夫之流向我們談論的是勞動民主派范圍內的自由和平等（瞧，他們決沒有籠統(tǒng)議論自由和平等這種過錯！他們絕對沒有忘記馬克思的教導?。?，我們就問他們：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怎樣處理雇傭工人階級和小私有主階級的區(qū)別呢？ 勞動民主派范圍內的自由和平等是農民小私有者（即使他是在國有化了的土地上進行經營）以投機價格出賣余糧的自由，即剝削工人的自由。在資本家已被推翻，而私有制和貿易自由仍然存在的情況下，任何提倡勞動民主派范圍內的自由和平等的人都是剝削者的維護者。因此無產階級在實現(xiàn)自己的專政的時候，應當象對待剝削者一樣來對待這種維護者，盡管這種人也自命為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黨人，甚至自以為已經意識到第二國際的腐朽性等等。 只要還存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即使土地私有制已經廢除，還存在農具和耕畜的私有制）和自由貿易，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也就存在。而無產階級專政則是同這個基礎進行勝利斗爭的唯一手段，是消滅階級的唯一途徑。不消滅階級，就談不到個人的真正自由（不是有產者的自由），就談不到人與人之間在社會政治關系上的真正平等（不是有產者和無產者、飽食者和挨餓者、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虛偽的平等）。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消滅階級，其途徑，一方面是推翻剝削者，鎮(zhèn)壓他們的反抗；另一方面是中立小業(yè)主，使他們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動搖不定不敢于造成危害。 諾布斯和塞拉蒂兩位同志講了假話，這當然并不是說這兩位同志虛偽、不真誠。完全不是這樣。他們是十分真誠的，在他們的言論中沒有任何主觀上的虛偽。但是在客觀上，從內容來看，他們講的是假話，因為這些言論是在維護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偏見，是在維護資產階級。 共產國際無論如何不能不管任何愿意簽署一定聲明的人的政治行為就承認他們的自由和平等。這對共產主義者來說，就同承認“勞動民主派范圍內”的自由和平等這類東西一樣，是理論上和政治實踐上的自殺。每一個能夠閱讀并且愿意了解所讀的東西的人都很清楚，共產國際的一切決策、綱領、決議、決定和條件都不是無條件地承認愿意參加共產國際的人的“自由和平等”的。 我們承認“自由和平等”的條件究竟是什么呢？共產國際成員的自由和平等的條件究竟是什么呢？ 條件就是象瑞士和意大利的社會黨右翼著名代表人物這樣的機會主義者和“中派分子”不能成為共產國際的成員。這是因為不管這些機會主義分子和“中派分子”怎樣簽字畫押，說他們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他們仍然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偏見、弱點和動搖的宣揚者和維護者。 首先是同這些偏見、弱點和動搖決裂，同宣揚、維護和體現(xiàn)這些觀點和特性的人決裂。然后，只有在這個條件下，才有參加共產國際的“自由”，才有事實上的共產主義者（不是口頭上的共產主義者）同共產國際的任何其他共產主義者成員的平等。 諾布斯同志，您要維護您所維護的觀點，這是您的“自由”。但是，我們宣布這些觀點是對無產階級事業(yè)有害、對資本有利的小資產階級偏見，我們拒絕同維護這些觀點、維護與這些觀點相適應的政策的人結盟或結社，這是我們的“自由”。我們已經以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名義譴責了這種政策和這些觀點。我們已經說過，我們要求必須無條件地先同機會主義者決裂。 諾布斯同志和塞拉蒂同志，不要籠統(tǒng)地談論自由和平等吧！你們談論的自由是不執(zhí)行共產國際關于必須無條件地同機會主義分子和“中派分子”（機會主義分子和“中派分子”不能不危害無產階級專政，不能不暗中破壞無產階級專政）決裂的決定的自由。你們談論的平等是機會主義分子和“中派分子”同共產主義者的平等。我們就是不能承認共產國際內有這樣的自由和平等，其他任何的自由和平等都可以承認。 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夕，取得成功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條件，就是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要有擺脫機會主義分子和“中派分子”的自由，要有擺脫他們的影響，擺脫他們的偏見、弱點和動搖的自由。1920年12月11日 載于1920年12月20日《共產國際》雜志第15期 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409—428頁 【注釋】 [189]《論意大利社會黨黨內的斗爭》是由兩篇同一題材的文章組成的。第一篇文章寫于1920年11月4日，題為《論意大利社會黨黨內的斗爭》。這篇文章在1920年11月7日《真理報》第250號上發(fā)表時，該報編輯部加了以下按語：“列寧同志的這篇文章是在他獲悉達拉貢納和機會主義工會工作人員的卑劣行徑以前寫成的。這些人身為黨員卻執(zhí)行反對自己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政策，與首相卓利蒂勾結起來破壞宏大的工人運動。這些事實更清楚地證實了列寧同志觀點的正確性。本報將在今后予以詳細論述?！钡诙恼聦懹?920年12月11日，題為《關于自由的假話（代后記）》。文章手稿上有列寧寫的批語：“注意：如果發(fā)表，則作為論意大利社會黨黨內斗爭一文的后記。注意。”這兩篇文章一并載于1920年12月20日出版的《共產國際》雜志第15期，該刊編輯部刪去了兩篇文章各自的標題，而將《關于自由的假話》作為總標題?！读袑幦范砦牡?版把原第一篇文章的標題《論意大利社會黨黨內的斗爭》作為總標題?！?09。 [190]《前進報》（《Avanti！》）是意大利社會黨中央機關報（日報），1896年12月在羅馬創(chuàng)刊。1926年，該報被貝·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查封，此后在國外不定期地繼續(xù)出版。1943年起重新在意大利出版。——409。 [191]《人道報》（《L’Humanité》）是法國日報，由讓·饒勒斯于1904年創(chuàng)辦。該報最初是法國社會黨機關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為法國社會黨極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會沙文主義立場。1918年該報由馬·加香領導后，反對法國政府對蘇維埃俄國進行武裝干涉的帝國主義政策。在法國社會黨分裂和法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從1920年12月起，該報成了法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12。 [192]指十月革命勝利后不久布爾什維克黨少數(shù)領導人（列·波·加米涅夫等）主張成立有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參加的聯(lián)合政府而與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多數(shù)發(fā)生沖突一事。關于這個問題，可參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關于中央內部反對派問題的決議》、《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多數(shù)派給少數(shù)派的最后通牒》、《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信》、《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宣言（告全體黨員及俄國一切勞動階級書）》（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0—42、43—45、66、67—71頁）?！?15。 [193]《人民事業(yè)報》（《Дело Народа》）是俄國社會革命黨的報紙（日報），1917年3月15日（28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6月起成為該黨中央機關報。先后擔任編輯的有B．B．蘇霍姆林、維·米·切爾諾夫、弗·米·晉季諾夫等，撰稿人有尼·德·阿夫克森齊耶夫、阿·拉·郭茨、亞·費·克倫斯基等。該報反對布爾什維克黨，號召工農群眾同資本家和地主妥協(xié)、繼續(xù)帝國主義戰(zhàn)爭、支持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該報對十月革命持敵對態(tài)度，鼓動用武力反抗革命力量。1918年1月14日（27日）被蘇維埃政府封閉。1919年3月被最終查封?！?19。 [194]《民權報》（《Volksrecht》）是瑞士社會民主黨、蘇黎世州社會民主黨組織和蘇黎世工人聯(lián)合會的機關報（日報），1898年在蘇黎世創(chuàng)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該報刊登過一些有關工人運動的消息和齊美爾瓦爾德左派的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該報反映瑞士社會民主黨的立場，反對該黨加入共產國際，不接受加入共產國際的21項條件?！?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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