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時，曾對民族研究的成就與不足進行了總結。他指出，民族研究開始于20世紀50年代對各少數(shù)民族的社會歷史進行科學研究，因為歷史上少數(shù)民族的社會歷史一向被忽視，新中國成立后迫切需要了解少數(shù)民族的社會歷史，所以這項研究沒有包括對漢族的研究。在這種歷史背景里產生和發(fā)展出來的民族研究，長處是突出地把少數(shù)民族作為研究對象，與當時的民族工作是適應的，缺點在于把應當包括在民族這個整體概念中的局部過分突出，甚至從整體中割裂出來。

中國的民族研究限于少數(shù)民族，勢必不容易看到這些少數(shù)民族在中華民族整體中的地位，以及他們和漢族的關系。而且如果對這些少數(shù)民族分開來個別加以研究，甚至對民族間的關系也不易掌握。過去的民族歷史研究，不是從一個整體、從中華民族這個整體來看，各民族間的往來變動，怎樣影響他們的形成、合并和分化。有時兩個民族碰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了，但有些卻合而未融，又好像融合了，又好像沒有融合，融合的程度可以不同。這方面我們都沒有研究，不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從動的、變化的觀點看問題。什么原因這樣變，什么原因那樣變，我們過去都沒有很好地研究。他認為，20世紀60年代有學者倡議研究民族間接觸和影響、尤其是少數(shù)民族和漢族的民族關系，用以補救分族寫志的缺點，但依然不能解決他的思想困惑。

費孝通在論述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時說，中國是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許多民族都有悠久的歷史，在歷史長河中，他們不僅各自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了自己各具特點的社會文化，而且通過交流、融合、分化、相互依存和相互促進，共同締造了一個包括各民族在內的整體——中華民族，并且綿延持續(xù)，保持了我國文明的連續(xù)性和推陳出新的創(chuàng)造性。這個由各兄弟民族所結合成的整體，在歷史上經(jīng)歷過多次嚴重考驗，但各族人民間仍血肉相連，休戚與共。在中國少數(shù)民族社會文化變革中，首先要重點關注到各民族形成的整體——中華民族。各少數(shù)民族的重大變革與中華民族的變革不能分離，少數(shù)民族的變革是整體變革的一部分，受整體變革的總流的促進和制約。在整體變革中，各民族也能保持其個性。我國各民族在這樣悠久的歷史中，這樣交叉雜居的共處下，相互間密切地往來接觸，又共同生活在統(tǒng)一的國家里，他們之間的融合是必然發(fā)生的。在中國這樣長的歷史里，民族變化多端，你變成我，我變成了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且有些合而未化，還保留了許多原來的東西。各分散的民族單位接觸、混雜、連接和融合，形成了中華民族統(tǒng)一體內多層次的多元格局，各層次的多元關系又存在分分合合的動態(tài)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種情形。這是民族研究富有吸引力的研究對象和課題。同時，費孝通也特別強調，要從中華民族整體出發(fā)來研究民族形成和發(fā)展的歷史規(guī)律也絕非易事。

要完成這個任務，費孝通認為，要將宏觀層面的中華民族的研究與微觀層面的具體區(qū)域調查結合，將歷史變遷過程的探討與當今民族地區(qū)現(xiàn)代化實踐的調查相結合。對中華民族又分又合的歷史過程不可能作具體的觀察，許多關鍵性的問題只能通過文字記錄、文物，以及現(xiàn)有的風俗、習慣、傳說、信仰等去推考。但是如果從微型的具體實況來觀察各民族間又分又合的關系，就可以豐富我們對中華民族形成和變化過程的理解，充實我們對民族問題的理論認識。

費孝通強調，民族固然有其穩(wěn)定性，這也是相對而言的，民族是不斷變動的，民族的形成有它的歷史規(guī)律。我們不能把已劃定的一個民族作為孤立的單位去研究，而是要把其放在大的范圍里看其是如何發(fā)展演變的。今后要進行宏觀研究，用全面的整體的觀點研究各民族歷史上的聯(lián)系，研究中華民族形成的過程及其發(fā)展變化，研究我國這個多民族大家庭幾千年里各民族來來去去不斷流動的狀態(tài)和趨勢，不要僅局限于現(xiàn)在的五十幾個民族的分別研究。

從宏觀的研究來說，中華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體分為北部草原地區(qū)、東北角的高山森林區(qū)、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以及云貴高原、南嶺走廊、沿海地區(qū)和中原地區(qū)，這是全國這個棋盤的格局。我們必須從這個棋盤上的演變來看各個民族的過去和現(xiàn)在的情況，進行微型調查。要從宏觀方面，加強對中華民族形成過程的研究，對共同體的形成作出科學的論證。

微觀研究在理論上和宏觀上都要與中華民族的研究統(tǒng)一。各民族共同走現(xiàn)代化道路才能實現(xiàn)共同繁榮。在這條共同的道路上，我們固然需要從各民族的特點出發(fā)，保持民族形式，但是共同的東西必然會日益增加，在這個意義上就是加深了中華民族內部的融合。費孝通認為，他的《江村經(jīng)濟》《祿村農田》是微型研究的例子，但在少數(shù)民族社會調查中還不多，也不夠“微”，沒有體現(xiàn)“型”的特點?！拔ⅰ笔巧钊氲缴顚嶋H，而不是泛泛地一般化的敘述，要做到有地點、有時間、有人、有行為?！靶汀笔侵赴岩粋€“麻雀”作為這一個類型的代表，解剖得清清楚楚，五臟六腑，如何搭配，如何活動，全面說明；要把“麻雀”的特點講出來，與別的“麻雀”有何不同，為何不同等等。這樣的微型研究是民族研究的基礎，通過比較不同的“型”，就能逐步形成全面的宏觀的認識。將宏觀上中華民族的研究與微觀上各民族形成過程的研究結合起來的研究，方能提高民族研究的水平。

他謙虛地說到，自己只是對中國境內各民族勾畫出大的輪廓、簡易的示意草圖，并沒有深入地指出歷史過程中的各個民族單位是怎樣分、怎樣合、為什么分、為什么合的道理。原因在于沒有抓住民族單位間起作用的凝聚力和離心力的概念，沒有注意到民族單位間相互沖擊的場合中發(fā)生和引起的有關單位本身的變化。這些變化事實就表現(xiàn)為民族的興衰存亡和分裂融合的歷史。

費孝通在晚年特別提到心態(tài)研究。他說，中國世世代代這么多人群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經(jīng)歷了這樣長的歷史，在人和人“中和位育”的古訓下，應當有豐富的經(jīng)驗。這些經(jīng)驗不僅保留在前人留下的文書中，而且應當保存在當前人的相處的現(xiàn)實生活中，怎樣發(fā)掘出來，用現(xiàn)代語言表達出來，可能是今后學者應盡的責任。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