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劉徹的“漢道”

• 武帝封禪泰山

在前一系列中，我們說到漢武帝提拔董仲舒、公孫弘，實行有利于儒學的政策，儒學得到進階式發(fā)展。

如此又過了十幾年，在這段日子里，漢朝抗擊匈奴有成：

1. 漠南之戰(zhàn)：新任大將軍衛(wèi)青兩度率兵出征，迫使匈奴退卻漠北一帶，遠離漢境；
2. 河西之戰(zhàn)：十九歲的青年將軍霍去病率領漢室騎兵數(shù)萬，一年內(nèi)連續(xù)三次出征河西，收復河西走廊全境，實現(xiàn)“斷匈奴右臂”的目標，漢廷陸續(xù)設置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
3. 漠北之戰(zhàn)：組織騎兵十萬，步兵幾十萬，與匈奴展開決戰(zhàn)。衛(wèi)青、霍去病在漠北全殲匈奴主力，年僅二十二歲的霍去病封狼居胥，史書記載此戰(zhàn)之后“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關于漢匈之戰(zhàn)的一些細節(jié)，筆者強烈推薦紀錄片《河西走廊》第二集，華夏武威之盛皆在其中。)

漢帝國此時國力強盛，漢武帝劉徹結束朔方巡守之后，決定去泰山封禪。

封禪之事，古已有之，“封”為在泰山頂祭天，“禪”在泰山下山丘祭地。春秋時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想要封禪，被管仲勸阻。

桓公既霸，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禪。

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

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

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

“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

今鳳凰麒麟不來，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shù)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

于是桓公乃止。

《管子·封禪篇》

這段史料說明封禪的條件是太平盛世，天降祥瑞之時，兩者缺一不可。

此時漢朝對匈作戰(zhàn)取得決定性勝利，困擾華夏北方邊境三百年之久的匈奴不再構成威脅。恰好幾年前陜西地區(qū)出土一只寶鼎，大臣解釋為“一統(tǒng)”，正是天降祥瑞。

漢武帝之前，秦始皇一統(tǒng)六國后，曾經(jīng)進行泰山封禪。漢武帝本身就好大喜功，眼見正好滿足封禪條件，于是召集儒生和方士(道教徒稱呼)，研究封禪禮儀。

此時無論儒家，還是黃老，都很重視封禪，儒家把泰山封禪看作天子的特權，道家把封禪看作人與天通、升天成仙的途徑。

可是封禪已經(jīng)很多年沒有實施過，此時距離上一次秦始皇封禪已有百余年，沒有人知道封禪到底該怎么辦。儒生和方士們研究好幾年，莫衷一是。儒生說準備封禪的禮器不合古制，但是翻遍經(jīng)典也創(chuàng)制出新的禮儀。

事實上，漢武帝對儒學沒有研究的興趣。這次封禪，他有兩個目的：

1. 從個人私欲出發(fā)，他打算效仿黃帝，上與天通，實現(xiàn)將來升天成仙、長生不老的夢想；
2. 從統(tǒng)治階層出發(fā)，按照儒家的禮儀來做這件事，從而展示漢家受命于天——完成漢室合法性宣誓。

次年四月，漢武帝到達泰山，儒生和方士仍然沒有弄明白禮儀。漢武帝決定不再等待，就按照在祭祀太一和后土的禮儀進行封禪。

封禪期間，霍去病之子十歲的霍嬗陪同，此時霍去病已于七年前暴病而亡，霍嬗繼承父親的冠軍侯爵位，由此可見漢武帝對霍去病的喜愛。(可惜霍嬗沒過多久也暴病而亡了。)

封禪之后，劉徹成了漢朝第一個通過封禪泰山而宣稱受命于天的皇帝——劉氏家族從此不再是一個造反起家的暴發(fā)戶，而是由上天認可的神圣家族。

漢初實行的歷法與秦朝相同，以每年十月為歲首。封禪之后，實行新的歷法《太初歷》(司馬遷等人編制)，以正月為歲首，從形式上看，目前的漢朝與之前不同了。

• 何為漢道？

漢武帝之前，劉姓皇室一直奉行“黃老之術”，將秦制低效率運行，休養(yǎng)生息。漢武帝時，國家對外擴張，需要各色人才。黃老的汲黯、法家的桑弘羊(經(jīng)濟奇才，鹽鐵專營，貨幣改革就是出自他手，下文還有提及)、儒家的公孫弘都得到重用，但總的來說，還是法家?guī)椭鷿h室建立專制集權制度的基礎。

封禪之后，儒家終于可以在思想和粉飾合法性上展示自己的用處。法家?guī)椭鷿h室“建政”，即解決政權如何組織，制度如何為統(tǒng)治者服務的問題；儒家?guī)椭鷿h室“建國”，即解決國家合法性和意識形態(tài)問題。

但是，漢家的“建國”并不是要建立儒家國度，劉徹對儒家的態(tài)度在封禪之事上已展示得淋漓盡致，他甚至不追究儒家封禪的禮儀細節(jié)。連不喜儒家的汲黯(就是在前一篇中提及告發(fā)公孫弘不忠的人)，也曾當面對劉徹說：

“陛下內(nèi)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意思是陛下心里欲望很多，只在表面上施行仁義，怎么能真正仿效唐堯、虞舜的政績呢？)

一個“內(nèi)多欲”，一個“外施仁義”，精準勾勒出漢武帝劉徹的個性。

“內(nèi)多欲”，可以理解為劉徹好大喜功，征伐四夷，對待臣下也殺伐決斷，毫不留情(如上篇提到的主父偃)。但其用人也不拘來路，所以司馬遷才會說劉徹“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 ” ，在這一點上，絕不是如后世宣傳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同時，劉徹確有“外施仁義”的一面，他抬舉儒家來掩飾自己“內(nèi)多欲”，所以才會搞改制、建明堂，建太學，拔擢地方上的儒學人才等。

總之，漢武帝劉徹時期，原來“黃老為主、百家為輔”的局面，逐步演變成了“儒家為主、兼容百家”的局面。以法家的霸道打底，以儒家的王道為表，同時廣羅陰陽、縱橫之術為我所用，形成了一種迥異于“黃老之術”的新的“漢道”。

漢武帝雖然為儒家進階發(fā)展做出巨大貢獻，但儒家卻不認為漢武帝是圣君。

漢武帝的豐功偉績，是以無數(shù)人的生命作為代價換來的，特別是武帝后期，“承孝武奢侈余敝，師旅之后，海內(nèi)虛耗，戶口減半”，“巫蠱之禍”牽連極廣，達數(shù)十萬人，皇后衛(wèi)子夫和太子劉據(jù)自殺，后來衛(wèi)氏家族又被滅門，作為一個為漢室貢獻兩大功勛良將(衛(wèi)青霍去病)的外戚家族，落得如此下場實屬令人感慨。

武帝晚期，發(fā)布《輪臺罪己詔》，“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nóng)，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國家偃武修文，重新休養(yǎng)生息。

九、儒家努力突破桎梏

• 鹽鐵之議——儒法交鋒

武帝臨終前，加封霍光(霍去病異母弟)為大司馬、大將軍，輔助漢昭帝劉弗陵(就是母親鉤弋夫人被漢武帝所殺的那個皇子)。此時武帝已撤銷三公中的太尉，改為大司馬，大將軍一職前文已介紹過，是中朝官的首領之一，因此霍光掌控帝國軍權，是最重要的輔政大臣。

此時另有一位輔政大臣，出身法家的桑弘羊，兩人政見有所不同：

1. 桑弘羊堅持鹽鐵專賣，再開屯田、對匈奴用兵的戰(zhàn)略，這是漢武帝中期“積極進取”的政策，與法家思想合拍，在經(jīng)濟上“國進民退”；
2. 霍光主張推舉賢良，減免賦稅，對匈奴友好的政策，這是漢武帝晚年“輪臺罪己詔”之后的想法，與儒家思想合拍，經(jīng)濟上“國退民進”。

跟霍光相關有個成語“不學無術”，原指霍光不屬于諸子百家其中任意一家。霍光對儒家并無好感，但是為了打壓政敵——法家的桑弘羊，他決定拉攏儒家，召開鹽鐵會議辯論。

于是從全國各地“舉賢良”來的六十多位儒生，與御史大夫桑弘羊和其隨署官員，進行了一場宏大的辯論。辯論持續(xù)時間之長(五個多月)，涉及議題之多(經(jīng)濟、政治、外交、軍事、社會道德等)，為歷代罕見，實際上成為評論總結漢武帝這一代政治得失的會議。

這其實也是儒家和法家的深層“辯論會”，儒家講究“王道”，認為義利合一，崇尚仁義才是治國之本；法家講究“霸道”，認為利為工具，財富是仁義的基礎，君主可以為利棄義。

會議結束后，朝廷罷去郡國酒榷和關內(nèi)鐵官，其他各項政策仍維持不變。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官營政策有所收縮?；艄饨柚t良文學，贏得了比較廣泛的輿論支持——特別是儒生的好感。

儒家與法家的這一次正面對決，儒家在外戚霍光的支持下表面上略占上風。

• 經(jīng)學揚名——梅開二度

第一件事如下：

漢昭帝始元五年，一男子乘黃牛車，著黃衣，舉黃龍旗，來到未央宮北門，聲稱自己是巫蠱之禍中被傳自殺的“衛(wèi)太子”劉據(jù)。此時巫蠱之禍已經(jīng)實質上平反，天下人都很同情冤死的太子。

漢昭帝和霍光都很緊張，處理不好皇帝合法性就會出現(xiàn)危機。此時京兆尹(雋不疑)趕到，下令將該男子拿下，并引用《春秋》中的典故解釋原因。

《左傳》記載較為晦澀，本文摘取《史記》中原文一段：

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郢仆。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為后。”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p>

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膘妒切l(wèi)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

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衛(wèi)十馀人衰绖歸，簡子送蒯聵。衛(wèi)人聞之，發(fā)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衛(wèi)人亦罷兵。

《史記·衛(wèi)康叔世家》

大意是衛(wèi)靈公去世后，原太子蒯聵流亡，立太子蒯聵之子輒為君，后世稱衛(wèi)出公。蒯聵后來縞素而歸，但衛(wèi)人不讓蒯聵進入，國君還是他的兒子。

按照這個成例，現(xiàn)在太子雖然平反，但還是被廢，且天下有新主漢昭帝，無論這個“衛(wèi)太子”是真是假，都可以緝捕歸案。

儒家的理論完美地解決了“衛(wèi)太子”這個棘手的問題，漢昭帝和霍光對此大為贊賞，后者更是覺得“做實際工作的公卿大臣應該懂點儒家經(jīng)術才行”。

第二件事如下：

漢昭帝八歲即位，二十歲晏駕，沒有子嗣，霍光擁立昌邑王劉賀為帝，但其淫戲無度，且火速提高王國官員，排擠前朝舊臣，與霍光矛盾越來越嚴重。

一日，劉賀出行，博士夏侯勝沖到御輦前，說道：“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意思是天氣久陰不下雨，代表有臣子犯上作亂，皇帝此時出行太過危險——這正是儒家齊學派(公羊學)“天人感應、災異論解”的觀點。

霍光聽說后大吃一驚，原來他正準備廢掉劉賀。于是詢問夏侯勝何以得出此論斷，夏侯勝說從儒家經(jīng)書《洪范五行傳》中推斷而來。

霍光發(fā)現(xiàn)儒學還有此等奧妙之處，遠非當年鹽鐵會議上的滿口仁義道德可比，看來需要適當重用，不能只像漢武帝一樣用來裝點門面。

十幾天后，霍光出手，廢掉僅在位二十七天的劉賀，宣布這一決定的是十四歲的皇太后，霍光的外孫女。

漢室帝位最終又回到“衛(wèi)太子”劉據(jù)的后人(確切講是孫子)身上。流落民間的劉病已(此時已改名劉詢)被迎入未央宮即皇帝位，史稱漢宣帝，時年劉詢十六歲，霍光繼續(xù)輔政。

政變結束之后，夏侯勝由于“天人感應”準確預測廢立受到霍光看重，升為長信少府，爵關內(nèi)侯，負責教授十四歲的皇太后《尚書》精要。

• 引經(jīng)決事——儒學官方化

漢宣帝及以后，朝廷的重大決策、大臣的諫言建議、皇帝的圣旨圣裁，都要找儒家作依據(jù)，但這些引經(jīng)據(jù)典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做法是從義理上、案例上發(fā)揮對政治的影響，叫作“引經(jīng)決事”。

具體來說，清代皮錫瑞總結如下：

1. 以《禹貢》治河，《禹貢》為尚書的其中一篇；
2. 以《洪范》察變，即上文說的《洪范五行傳》；
3. 以《春秋》決獄，此處又以《春秋公羊傳》為主；
4. 以三五百篇當諫書，即《詩經(jīng)》。

至此，儒家已經(jīng)深刻介入漢朝的政治、法律、日常事務之中，地位和功用已經(jīng)遠遠超出叔孫通的時代。促成這一切的，既有經(jīng)學博士們掌握儒家經(jīng)義解釋權的因素，也有儒家化的官僚們在治政治事上的實踐和努力。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太傅蕭望之組織儒生，召開了一次大會議。原本本次邀請的五經(jīng)博士，全是公羊學(齊學派)大儒。但漢宣帝由于祖父“衛(wèi)太子”劉據(jù)的原因，同樣喜歡谷梁學(魯學派)。

我們在前一篇中提過，魯學較為傳統(tǒng)，承自孟子，注重倫理教化，而齊學則是天人感應，崇尚機變，依天道行事。

本次會議，實質上抬高了谷梁學的地位，至于谷梁學和公羊學之間的爭論，皇帝給予裁決，這意味著皇權凌駕于學術之上。此后不論是公羊還是穀梁，逐漸傾向于維護帝國的統(tǒng)治，原來儒學中的批判思想漸漸減少。

• 帝王心術——利用與壓制

在真正的儒學名士看來，漢宣帝的這種“尊經(jīng)”很虛偽，儒學并沒有真正得到重視?；实鄹匾曅谭?，并有意把儒學壓制在他能控制的范圍內(nèi)。

有位儒生蓋寬饒給宣帝上書：

方今圣道浸廢，儒術不行，以刑余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

《漢書·蓋寬饒傳》

第一句吐槽現(xiàn)在儒術不受重視，把刑余之人(暗指宦官)當成周公召公，用法令代替詩書；第二句則說出儒家理想，就是選賢任能的禪讓制，而不是“家天下”的世襲制。

漢宣帝馬上察覺出這本奏疏越過了皇權劃定儒家參政的界限，會動搖漢家統(tǒng)治基礎，于是讓大臣討論這本奏疏，果然有人指出這是大逆不道。漢宣帝下逮捕令，蓋寬饒聽說后，在未央宮北門自殺。

漢宣帝劉詢行事頗有漢武帝的風采，被認為是西漢的中興之主。他隱忍苦等到霍光去世，給予其葬禮極高的規(guī)格以彰顯榮寵，但不久之后又將霍氏滅族。衛(wèi)、霍兩家外戚，遭遇何其相似也！

現(xiàn)在我們可以總結漢宣帝時期對于儒家的政策：

1. 一方面，漢宣帝利用儒家，劉詢順應儒家關于天象災異、祥瑞的說法，鼓勵各地報祥瑞，為漢朝的統(tǒng)治披上神圣的外衣(漢宣帝七個年號中至少有四個來自祥瑞)；組織儒家會議，彌合公羊學和谷梁學的分歧，使儒學在皇權的馴服下，成為統(tǒng)治的工具；
2. 另一方面，他又壓制儒家，重用法家和行政出身的官員，提高宦官的地位，給予外戚更大的權力，用以對抗外朝的儒臣壓力。儒家官員如有逾矩之處，他也不惜用殺戮重典予以威懾。

劉詢的太子劉奭(漢元帝，王莽的姑父)熱衷儒學，有次在侍宴時，看父親心情好，勸父親要遵從王道，減少殺戮。沒想到劉詢對此很不滿意，說出前篇已經(jīng)提及的名言：

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

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br>
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nèi)蔚陆?，用周政乎?/span>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漢書·元帝紀》

• 儒家站上天平的一端

武帝之后的昭宣兩朝，儒學再次發(fā)展。武帝時只是用來當做顧問或者制定禮儀的儒家，經(jīng)過與法家的直面交鋒(鹽鐵之議)，和兩次對統(tǒng)治危機的“經(jīng)典”處理，得到上層認可，在政治生活中越來越重要。

在之前的系列中，我們介紹過，漢初存在三個勢力集團——皇權、功臣和諸侯，皇帝使用外戚來壓制功臣和諸侯，經(jīng)過歷代統(tǒng)治者努力，諸侯之威脅已不存在，而開國功臣亦隨時間凋零。

矛盾逐漸轉化為皇權和群臣之間的矛盾，所有權和管理權的矛盾，也是統(tǒng)治權的零和博弈。群臣力量強大，使得漢武帝提高中朝官(又稱內(nèi)朝官)的地位，以對抗外朝官的壓力。

儒學通過粉飾皇家統(tǒng)治合法性而上位，從而在外朝官內(nèi)部，儒臣漸漸占據(jù)多數(shù)。當群臣治國思想法出同門之后，就會產(chǎn)生巨大的力量。這樣皇權與群臣的矛盾，又演變?yōu)榛实酆腿宄嫉拿堋?/p>

皇帝提拔外戚擔任中朝官領袖，目的是通過建立在天生血脈連接之上的團結，來對抗儒臣建立在思想信仰之上的力量。這是權力制衡中最常見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儒家終于站到了權力天平的一端。

注：

漢武帝時，儒學雖然得到發(fā)展，可其低位仍然相對邊緣，并無重大決策權。在武帝封禪這么重要的歷史機遇面前，儒家并沒有拿出良好的表現(xiàn)。但是儒學加速傳播，客觀上形成了肥沃的思想土壤。

武帝之后，霍光輔政接近二十年，他先借儒家之手，挫敗政敵桑弘羊，實行帝國收縮的政策，彌補了漢武帝連年征戰(zhàn)留下的巨大戰(zhàn)爭創(chuàng)傷。儒家抓住兩個機會，得到統(tǒng)治者垂青，而實際進入帝國決策層，這使得儒家力量大為增強。

在漢宣帝年前，儒家力量已經(jīng)發(fā)展到可以與法家抗衡的地步，需要皇帝來刻意平衡。當儒家思想集團在朝野形成合力，勢必會對統(tǒng)治者提出新的要求，這個需要等待下篇再講。

另外，漢宣帝的制衡策略，不允許外戚內(nèi)朝官和儒臣外朝官產(chǎn)生核心交集，但有一個人卻同時具備這兩個身份，他就是王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