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之文學”概念考“一代之文學”是中國古代文論中一個重要理論，該理論的廣泛流布可能與王國維先生有一定關系[1]，王國維先生在《宋元戲曲考》的序言中曾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盵2]自王國維先生之后，“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理論逐漸深入人心。從社會普通民眾角度來看，“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已經(jīng)成為人們頭腦中對于中國古代文學認識的先行概念;從研究者角度來看，民國之后幾乎所有的中國文學史敘事都出現(xiàn)了一個有趣之處：每個時代都有諸多文體，且在唐宋以后大多數(shù)文體都已出現(xiàn)，但文學史書寫者都不約而同地以楚辭、漢賦、六朝駢文、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為主要敘事線索重構(gòu)文學史的脈絡?？偠灾瑹o論對于研究者和普通受眾而言，“一代之文學”理論都能夠讓他們迅速抓住一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學體裁，感受到一個時代最芬芳的文學之美，亦能夠透過這些文學作品感受那個時代最有活力的氣息，因此，“一代之文學”理論能夠得到學界和廣大民眾的認可，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理論價值。

“一代之文學”的衡量標準是什么，什么樣的“文學”才能稱之為“一代之文學”？只有弄清楚這個問題，我們才能從中發(fā)現(xiàn)“一代之文學”理論是否和當代電影相關?？妓鞴糯P于“一代之文學”的論述，我們沒有發(fā)現(xiàn)具體線索，但透過雪爪鴻泥，我們還是從古文獻中發(fā)現(xiàn)一些殘跡。

胡應麟在《詩藪》中說：“詩至于唐而格備，至于絕而體窮，故宋人不得不變而之詞，元人不得不變而之曲。詞勝而詩亡矣，曲勝而詞亦亡矣?！盵3]胡氏看到了唐詩的“格備”“體窮”，這是很有見地的，事實上，唐詩在宋人看來確實已經(jīng)較為成熟，無論是格律、體制、風格都非常完備，宋人想要超越唐詩的規(guī)模也確實存在一定難度。此外，相對于唐詩的“格備”，詞對于宋人而言是較為新興的文學體裁，故其可供宋人發(fā)揮的余地更多，宋人于宋詞就有了更多制定規(guī)則的可能和權利，曲之于元代、小說之于明清，也同樣是這個道理。由此，可以從胡氏材料中得出一個結(jié)論：“一代之文學”是一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學體裁，無論在內(nèi)容還是形式上，“一代之文學”都在整體上做到了超越前人，而后人亦難以追趕的高度（并非完全無法超越）。

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說：“《三百篇》亡而后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后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絕句為樂府，絕句少宛轉(zhuǎn)而后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后有南曲?！盵4]從上述材料可知，由于騷、賦難入漢人之樂，故有古樂府;由于古樂府不入唐人之風俗才有絕句，由于絕句缺少宋人所欣賞的婉轉(zhuǎn)才有詞，詞不能符合元人的審美才有北曲，北曲不能讓南方人感到和諧愉悅才出現(xiàn)了南曲。由此可見，王世貞認為“一代之文學”的誕生還和當時受眾的接受有關，在他看來，一代的審美風氣造就了“一代之文學”。準此，我們可以得出：“一代之文學”符合當時的時代風氣，符合當時人們的審美要求，且能得到廣大受眾的歡迎。

袁宏道關于“一代之文學”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5]從袁氏此句可見，“一代之文學”沒有定法，“極其變”“窮其趣”是“一代之文學”可貴之處。袁氏眼中的“一代之文學”不是沿著傳統(tǒng)文學體裁的老路亦步亦趨，而是需要在前人的基礎上不斷變化、不斷創(chuàng)新，這是袁氏所理解的“一代之文學”能夠成立的一個前提。通過以上討論，可以初步擬定“一代之文學”的評定標準：“一代之文學”是一種相對新興的文學體裁，它在質(zhì)量上能夠超越之前同體裁文學作品，它在形式上已經(jīng)為后世立下范式，它富有創(chuàng)新精神，能夠得到受眾的歡迎，同時也符合這個時代的發(fā)展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