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寶子碑》局部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禁碑與立碑

碑是一種紀念性的“建筑”形式。立碑頌德是生者借助碑刻文字向墓主表達敬意的一種禮儀，意在借金石之固留名后世。中國的碑制，奠定于東漢，發(fā)端于冢墓碑，因后漢世族大興厚葬，刻立豐碑巨碣成為一時風氣。由于東漢時期的厚葬之風盛行，時人按照厚葬習俗辦喪事，勞力傷財，更有甚者傾家蕩產(chǎn)。曹操在建安十年（公元205年)，頒《禁碑令》曰：“妄媚死者，增長虛偽，而浪費資財，為害其烈?！薄端螘ざY志二》亦載：“漢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調(diào)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操禁立私碑，其目的有二：一是抑制奢侈浮華的厚葬之風，恢復北方戰(zhàn)亂之后的經(jīng)濟；二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慮，為更好地控制輿論和收欖民心，瓦解世家貴族的勢力，鞏固自己的中央集權。曹操的這一禁碑令，后來成為魏晉南朝時期的通行政令。

總體上說，自公元3世紀初至6世紀末的魏晉南朝是碑禁時期，但是各個朝代

實行情況各有差異，時而寬松，時而嚴厲，盡管立碑未絕，但是已不能達到東漢時期的繁盛。

具體來說，曹魏時期，其統(tǒng)治下的北方地區(qū)禁碑令一直得到認真的執(zhí)行。至于今天我們能看到的曹魏時期的《孔羨碑》《曹真殘碑》《范氏碑》，估計是朝廷特許刻立的。這種特例應該是朝廷為大臣立碑，以示優(yōu)禮；抑或是百姓、故吏上表請求為官吏立碑，以撫民望。此外，帝王有時可以根據(jù)需要隨時立碑。曹丕稱帝后，為了表明自己無篡漢之意，其君臨天下是順從天意，遂將群臣“勸進”的《上尊號奏》刻在碑石上，又將《受禪表》刻成碑。這兩塊碑都流傳于世。魏明帝于太和四年（公元230年)下詔，將其父的《典論》刻為石碑立于宗廟門外。另外還有魏齊王曹芳正始年間刻立于太學的《三體石經(jīng)》碑。由此可見，曹魏時期的禁碑并非禁絕碑刻體制，而是為了控制私家立碑。

晉武帝于咸寧四年（公元278年)又下詔重申碑禁，他認為“碑表私美，興長虛偽，莫大于此，遂禁立碑”。可見其禁碑的理由也是舊調(diào)重彈。西晉時期屢申禁碑，晉武帝的禁碑詔令比曹魏的禁碑更加嚴厲，提倡薄葬，因而墓前的碑刻較少，埋入墓穴的墓志之作大興，這是古代葬制的又一變局?，F(xiàn)在能見到的西晉碑刻較少，如《太公呂望表》是祭奠前賢，不在禁斷的私碑之列；《郛休碑》和《任城太守碑》是私家墓碑，而這兩塊碑顯然是得到了許可。曹魏、西晉實行嚴厲的禁碑政策，遏制了東漢以來厚葬的習俗和私家立碑的風氣，使得碑刻的數(shù)量驟減，墓志成了其替代形式。墓志的書體也多是隸書，成為我們今天能見到的西晉時期的刻石之作。西晉“八王之亂”后，時局動蕩，立墓碑的風氣乘機而起，朝廷的禁碑令也名存實亡。

到東晉時期，綱紀不振，使得碑禁松弛，人皆私立。東晉元帝為了穩(wěn)定政局，不得不對南方士族采取懷柔的政策，實行“聽立”墓碑的籠絡手段，立墓碑也就成了一種禮遇，一些中興晉室的公卿重臣立墓碑也就自待不言。這樣，不僅朝中大臣好立墓碑，地方的士族官吏亦然。今天我們能見到的《楊陽神道闕》和《爨寶子碑》，就是當年邊遠地區(qū)的碑刻。東晉時期的立碑風氣很流行，在墓壙中埋存墓志也成了東晉時期流行的葬俗，墓前立碑者往往也在墓中立志。近幾十年中發(fā)現(xiàn)的東晉士族官僚墓葬中，幾乎都有墓志出土。東晉墓志的質(zhì)地、形制、志文均比西晉墓志簡陋，其書法藝術也遠不及西晉墓志精嚴，如瑯琊王氏墓志所見書跡還算方整，但是書體為方筆的隸書，已離古法較遠。東晉末年，裴松之建議“裁禁”，但朝廷決定一律禁立私碑。這樣，東晉以后的宋、齊兩朝，碑禁又變得嚴厲起來。

南朝劉宋時期，皇權復振，繼續(xù)禁立私碑，當時的墓碑為數(shù)極少。在《宋書》里，我們幾乎找不到私家立碑的記載。這樣嚴格的禁碑，使得埋存墓志成為常態(tài)。劉宋時期的碑刻墓志，我們常見的有《宋文帝神道碑》《爨龍顏碑》《慧遠法師碑》。南齊初期，碑禁似乎不如劉宋嚴厲，到齊武帝時期，又嚴禁厚葬之俗，再次嚴格禁碑，所禁仍然是墓碑，王公大臣也不例外。梁朝初年，重申了前朝碑禁政令，并對葬制做了嚴格的規(guī)定。此時，只有得到許可，才能立一些德政碑。后來陳朝的碑禁，大體沿襲梁朝的制度，由朝廷掌握立碑的許可權。此外，東晉南朝時期，佛門高僧的葬制接近于世俗，其立墓碑，屬于世俗葬儀。特別是南朝齊，雖然碑禁較嚴厲，但是高僧立碑眾多，大概是君臣皆重佛法而格外優(yōu)待的緣故。

《爨龍顏碑》局部

東漢盛行立碑的風尚，在曹魏時期得到有效的抑制。魏晉南朝的380多年間，禁碑成為通行的制度。在此期間，曹魏、西晉、劉宋、蕭齊四朝較為嚴厲，相對來說東晉較為松弛。梁、陳兩朝雖然不準擅自立碑，但是官民申請，朝廷大都會批準，于是立碑的風氣在朝廷的管制之下又盛行起來。這樣，禁碑與立碑并行不悖，有效地化解了政令與習俗之間的緊張關系。在北朝，十六國以來雖然沒有碑禁之說，但是鑒于當時的社會經(jīng)濟環(huán)境，在財力等因素的制約下，只有一些貴族王公大臣才立碑。到了北魏遷都洛陽之后，也對私自立碑者予以限制。直到隋代統(tǒng)一南北之后，頒布了立碑的制度，對臣民立碑做出了規(guī)定。這樣的制度相對于南朝而言，是相對寬松的，這就化解了傳統(tǒng)葬禮習俗與碑禁改令之間緊張的關系，同時也宣告了碑禁時代的結束。

(來源：崔樹強主編《百代書跡》類成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