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西論中用”視角下的美國《金瓶梅》研究 

作者/張義宏

“西論中用”指“利用西方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學” (1) 。具體到美國的《金瓶梅》研究，它主要指美國學者借用西方文學與哲學相關(guān)理論作為理論基礎或者研究方法，對《金瓶梅》的作品本體價值、主題思想、敘事技巧，以及人物形象等內(nèi)容進行“移植研究” (2) 。此種《金瓶梅》研究的范式與方法已經(jīng)成為美國學界《金瓶梅》研究的一個顯著特色。何谷理（Robert E.Hegel）指出：“近年來對傳統(tǒng)小說的分析，包括傳統(tǒng)傳記文學和書目研究，以及利用西方批評理論和方法的研究，已經(jīng)作為文學藝術(shù)的有意義闡釋，在數(shù)量和重要性上超越了該領域先前做出的所有努力，尤其表現(xiàn)在明清白話敘事小說的研究領域?！?(3) 美國“西論中用”視角下的《金瓶梅》研究大致分為兩種情況：一是研究者明確標榜運用西方理論對《金瓶梅》進行文本與文化意義上的闡釋；二是研究者雖未言明借用某種西方理論，卻可以看出其研究帶有西方理論指導的明顯痕跡。毋庸置疑，兩者都屬于《金瓶梅》研究“西論中用”視角的考察范疇。

一、西方理論指導下的美國《金瓶梅》研究

美國學界是除中國、日本以外《金瓶梅》研究的第三大陣營，它在文獻、文本、文化三個方面均取得了顯著成就。“不但產(chǎn)生了優(yōu)秀的《金瓶梅》譯本，而且涌現(xiàn)出一支成績斐然的'金學’隊伍?！?(4) “西論中用”視角下的《金瓶梅》研究在內(nèi)容上和作者與版本的文獻考證研究不同，它隸屬于文本與文化研究，側(cè)重于文本寫作特色與思想主旨，以及文化意蘊等內(nèi)容的解讀，也因此成為美國《金瓶梅》研究后期的一個主要發(fā)展方向。

1. 新批評主義

新批評主義是一種專注于作品“文學性”的本體論批評。“這種把作品看成獨立存在的實體的文學本體論，可以說就是新批評最根本的特點?！?(5) 《金瓶梅》從問世之初就面臨著自身文本的價值判斷問題。美國學界早期的《金瓶梅》文本批評由于受到英美人文主義傳統(tǒng)的影響，多表現(xiàn)在以英美新批評主義視角中的“小說”傳統(tǒng)概念對《金瓶梅》作品的文學性予以審視與品評。鑒于中西小說文體在情節(jié)構(gòu)建、敘事技巧、主題表達，以及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一些美國學者受到先入為主概念的制約，很難對《金瓶梅》做出客觀公允的評價。

畢曉普（John L.Bishop,1913—1974）《中國小說的局限性》一文明確將中國傳統(tǒng)白話小說置于西方同時代小說傳統(tǒng)的參照體系之中?！霸谶@樣做的時候，我必須承認任意地把西方小說作為衡量一個完全無關(guān)的文學作品標準?！?(1) 雖然畢曉普本人強調(diào)其用意在于定位和評價兩種不同文學傳統(tǒng)中可以相互比較的文學體裁，但是仍然可以從中看出畢氏本人以西方小說為出發(fā)點的基本立場。在這種研究模式下，畢氏認為中國小說只是單調(diào)乏味地關(guān)注“故事”。《金瓶梅》則是承襲了中國早期小說中大部分的笨拙敘事傳統(tǒng)，用敘述者明顯介入的方式將大量松散的相關(guān)情節(jié)結(jié)合在一起。夏志清（C.T.Hsia,1921—2013）《中國古典小說導論》（1968）一書雖然對《金瓶梅》作為小說創(chuàng)作體裁方面的成就給予充分肯定，稱其是中國小說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卻花費大量篇幅對《金瓶梅》在寫作手法和內(nèi)容上的自相矛盾與累贅敘述之處予以發(fā)難。(2) 夏志清本人雖然沒有標榜其對《金瓶梅》的研究受到英美新批評主義的影響，但是作為耶魯大學英國文學專業(yè)的畢業(yè)生，他本人難免會習慣性地以西方“小說”的傳統(tǒng)視角對《金瓶梅》做出文學與道德上的價值判斷。《金瓶梅》的敘事手法明顯有別于西方小說傳統(tǒng)中的主要人物突出、情節(jié)緊湊、前后連貫、敘事者隱匿等寫作技巧，因此也就不難理解夏志清對《金瓶梅》的苛刻批評了。(3) 夏志清對《金瓶梅》的批評指責在英語世界中不乏一些直接或間接的反對聲音。拉什頓（Peter H.Rushton）談到，《金瓶梅》雖然不符合西方概述出的統(tǒng)一標準，卻具有完全不同的標準體系，這種相同或者更加重要的有效性可以使其對西方小說傳統(tǒng)批評的假設提出挑戰(zhàn)。(4) 夏志清有關(guān)《金瓶梅》的文本解讀固然有其偏頗之處，但是它直接引發(fā)了英語世界對《金瓶梅》文本批評的研究趨勢，后來國內(nèi)外《金瓶梅》研究者對其多有引用與評論，可以看出他在英語世界《金瓶梅》文本批評上的開拓之功。

2. 解構(gòu)主義及其相關(guān)理論

解構(gòu)主義否定作品終極意義的解讀方式?！斑@種觀點必然導致闡釋的多元論和相對主義，導致對讀者和閱讀過程的重視?！?(5) 《金瓶梅》中蘊含的主題思想歷來眾所紛紜，形成見仁見智的局面，如為家族宿怨復仇的苦孝說，因果報應的佛家教詣說，“修身、齊家、治國”的儒家學說等，不一而足。因此，一些美國《金瓶梅》研究者試圖在作品的文本闡釋與解構(gòu)主義文論、混沌理論，以及復調(diào)理論等理論之間找到相互關(guān)聯(lián)性，以期為《金瓶梅》文本的多樣性解讀提供理論基礎，而后幾種理論雖然不能簡單地歸結(jié)為解構(gòu)主義的范疇，卻在思想內(nèi)容方面與解構(gòu)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承繼關(guān)系。

廖朝陽《〈金瓶梅詞話〉的三處解讀》一文倡導《金瓶梅》文本閱讀的解構(gòu)主義模式。作者認為閱讀并非只是發(fā)現(xiàn)意向主題的未經(jīng)審視過程，而是對作品主題和聲音進行解構(gòu)，同時又對作者聲音的多元性進行重組的過程。(6) 拉什頓《〈金瓶梅〉與中國傳統(tǒng)長篇小說的非線性范圍》（1994）一書以混沌理論為基礎探討了《金瓶梅》多義的敘事結(jié)構(gòu)模式。(7) 《金瓶梅》譯者芮效衛(wèi)（David T.Roy,1933—2016）在其《金瓶梅》英譯本第一卷譯本“前言”中指出《金瓶梅》的修辭特征反映出巴赫金（Mikhail Bokhtin,1895—1975）的復調(diào)理論，《金瓶梅》文本話語與文體發(fā)出不同的聲音，代表了對立與矛盾的不同觀點。(1) 田愛竹（Indira Satyendra）的博士論文《〈金瓶梅詞話〉開場詩研究》運用巴赫金的復調(diào)理論對《金瓶梅》詞話本與崇禎本的回前詩進行文本比較研究?！啊督鹌棵贰分械幕厍霸姶碇鞣N絕對真理，無論是流行的宗教信條、人物理想類型的模式化描述，還是傳統(tǒng)的道德格言。它們和敘事的對話互動反映了這些絕對真理和人類行為復雜性之間的復雜關(guān)系?！?(2) 拉什頓《道士之鏡：對新儒學讀者和〈金瓶梅〉修辭的思考》一文運用讀者反映批評理論喻指《金瓶梅》的不同讀者可能會產(chǎn)生不同的閱讀效果。(3) 以上各家研究角度各異，卻都共同強調(diào)了《金瓶梅》文本的多元解讀方式。

3. 女性主義批評

女性主義批評視角下的作品研究是西方漢學中的熱點問題?！霸谖幕蚧挠绊懼?，西方文學批評與傳統(tǒng)中國研究正在成為相互關(guān)聯(lián)日益密切的知識領域。性別理論與美國漢學關(guān)系的互動研究便是如此?！?(4) 女性主義批評的內(nèi)容之一是對作品中女性人物的身份特征、權(quán)利意識與社會地位的關(guān)注。《金瓶梅》中小說情節(jié)的發(fā)展與眾多女性人物的命運息息相關(guān)，因此催生了西方后性別理論時代下美國學界對《金瓶梅》中女性問題研究的代表性學術(shù)成果。

丁乃菲（Naifei Ding）的《穢物：〈金瓶梅〉里的性政治》（2002）一書圍繞西門慶的妻妾等女性形象來探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體現(xiàn)出的男性沙文主義與其對女性的仇視傾向，探究了《金瓶梅》展現(xiàn)出的女性觀的歷史、社會和政治原因?！拔业倪@本書歸功于在說漢語的大眾讀者想象中《金瓶梅》所持續(xù)產(chǎn)生的社會和政治效果，尤其是女色具有危險的神話般的信息。” (5) 簡瑛瑛（Ying-Ying Chien）的論文《性欲與權(quán)力：〈金瓶梅〉的女性主義解讀》探討了潘金蓮復雜立體的人物形象所體現(xiàn)出的性欲與權(quán)力的交織關(guān)系?！啊督鹌棵贰纷髡哌h非將潘金蓮作為懲罰一個壞女人的手段來懲戒讀者。她悲慘的衰落和由此引起的明顯沉默暗示了《金瓶梅》作者對潘金蓮的同情——一個試圖超越卑微角色和內(nèi)部家庭界限的女人。她最終在一個殘酷的沙文主義社會中做出了犧牲?！?(6) 李珮靜的文章《女性身體與裹足：〈金瓶梅〉中的戀物癖系統(tǒng)》以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精神性欲崇拜和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商品拜物崇拜為理論支撐，探討《金瓶梅》中女性身體和裹足體現(xiàn)出的戀物與商品化之間的交叉重疊現(xiàn)象。(7) 此外，《金瓶梅》女性主義批評研究成果還散見于馬克夢（Keith Mc Mahon）的《吝嗇鬼、潑婦、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紀中國小說中的性與男女關(guān)系》（1995) (8) 、吳燕娜（Yenna Wu）的《中國潑婦：一種文學主題》（1995) (9) 、艾梅蘭（Maram Epstein）的《競爭的話語——明清小說的正統(tǒng)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義》（2001) (1) 、周祖炎（Zuyan Zhou）的《明末清初文學中的雙性同體》（2003) (2) 等著作之中。

4. 反諷理論

“反諷”是西方文論中的重要概念，它既可以指一種語言修辭手段，又可以指一種敘事策略與技巧，甚至還被延伸到文化學與哲學研究領域?！皩Ψ粗S的研究，在當代已經(jīng)擴展為對文學和文化的本質(zhì)的探討?！?(3) 美國學界將“反諷”概念引入《金瓶梅》研究基本上涵蓋了以上各個方面，這既與“反諷”自身概念的模糊性與拓殖性有關(guān)，又離不開《金瓶梅》復雜的文本書寫特點。

芮效衛(wèi)認為《金瓶梅》總體上是一部“反諷”之作，即作者借用“蘭陵笑笑生”的筆名來暗指儒家學說中曾做過蘭陵縣令的荀子思想，從而用荀子思想中“人性惡”的觀點來達到諷刺并剖解時弊的目的。此外，芮效衛(wèi)認為《金瓶梅》中的性描寫也是一種反諷運用，即其寫作意指并非要宣揚性快感，而是以一種隱喻的方式表達作者對耽于感官享樂的鄙夷之情。(4) 柯麗德（Katherine Carlitz）認為《金瓶梅》中充斥著大量的雙關(guān)語和字謎，而這些都是作者有意為之的反諷修辭手法。同時，柯麗德認為《金瓶梅》的結(jié)尾也反映出作者的一種反諷敘事策略，它表面上描寫了佛教思想下的人物命運救贖，而實際上反映了儒家思想在社會秩序重構(gòu)中的重要性。(5) 浦安迪（Andrew H.Plaks）認為“反諷”是《金瓶梅》中的重要修辭技巧，在書中人物形象刻畫、事件描述，以及性愛描寫上都占有重要地位。(6) 浦安迪認為《金瓶梅》中“刻意把性和痛苦糅合在一起”的性描寫實際上是用反諷手段表達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觀念。(7) 吳燕娜認為《金瓶梅》作者通過敘述、描寫、評論、抒情等手段表達了作者的同情與憐憫之心，即“憐憫的諷刺” (8) 。

5. 欲望理論

“欲望”作為一種理論對文學作品有著較強的解釋力。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以“人的欲望是在他人的欲望里得到其意義” (9) 一語彰顯了人與人之間互為牽制的利益關(guān)系?！督鹌棵贰芬粫鴮τ陲嬍衬信募氈旅枥L鮮明揭示了當時社會各色人物的欲望本性。美國學界的一些研究者雖然沒有明確標榜借用欲望理論對《金瓶梅》進行研究，但在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上卻與其不乏相通之處。

黃衛(wèi)總（Martin W.Huang）的《中華帝國晚期的欲望與小說敘述》（2001）一書圍繞明清小說中“欲望主題與小說敘述”的關(guān)系而展開，用“欲望”主題勾聯(lián)明清時期的代表性小說作品，旨在對這一時期代表性小說中“欲望”主題的展現(xiàn)方式與小說文本敘述特點的關(guān)系做出文化意義上的深入探討。具體而言，書中將晚明興起的通俗小說置于當時文化和思想領域?qū)τ恼摖庍@一宏觀語境中，試圖揭示對于個人欲望的熱衷是敘事文體的中國傳統(tǒng)小說的一個基本屬性，而欲望在通俗小說中的種種細致入微的呈現(xiàn)方式正是當時敘事文體成熟的一個顯著標志。(10) 

呂彤鄰的專著《玫瑰與蓮花：法國與中國的欲望敘述》（1991）分析了《金瓶梅》中西門慶等人身上欲望滿足的種種方式?！督鹌棵贰分兄髟滓磺行詯坳P(guān)系的是金錢，西門慶將他的家庭變成了一個肉體而非精神的性愛交易市場。商品化的市場原則不僅決定了他的性愛關(guān)系，而且也證實了他的過度欲望，這可從西門慶與潘金蓮、宋惠蓮、王六兒等人的性愛關(guān)系中得到證明。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西門慶對性愛對象的質(zhì)量很少在意，一味追求數(shù)量化的新鮮感，這種循環(huán)往復的結(jié)果最終導致西門慶內(nèi)心的空虛以及欲壑難填的生存狀態(tài)?！拔鏖T慶與各種性愛伙伴的情色關(guān)系以金錢的形式使得人物身上的欲望得以實現(xiàn)?！?(1) 

顧明棟的《人類欲望的織錦：〈金瓶梅〉中的編織詩學與傳統(tǒng)評論》一文認為《金瓶梅》與其他致力于描寫作品主人公性愛經(jīng)歷的自然主義描寫方式不同，它是在廣泛范圍視域下對人類欲望的藝術(shù)探索過程。文章結(jié)合張竹坡與其他傳統(tǒng)學者的評論，對《金瓶梅》探索人類欲望的藝術(shù)特征進行考察，同時分析了小說本身與作品評論對中國小說理論和國際敘事學所做出創(chuàng)造性貢獻的種種表現(xiàn)形式。 (2) 

羅俊杰的博士論文《欲望與救贖：〈金瓶梅〉中的兩個世界》以“欲望網(wǎng)絡”文學樣式為理論基礎，探討了《金瓶梅》中人物身上體現(xiàn)出的欲望形式。“《金瓶梅》中所表現(xiàn)的欲望并不是以簡單的線性關(guān)系來維持的。相反，欲望表現(xiàn)在許多人物之間復雜的關(guān)系之中。” (3) 

羅俊杰的另一篇文章《性受虐狂、欲望、死亡：潘金蓮的德勒茲式解讀》基于德勒茲（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1925—1995）有關(guān)性受虐狂的理論，認為潘金蓮的故事可以被看作一部有關(guān)欲望與死亡的心理學戲劇。 (4)  

“西論中用”視角下的美國《金瓶梅》研究并不止文中所探討的幾個方面，這里只以代表性研究成果做一簡要介紹與梳理，以此呈現(xiàn)西方理論觀照下美國《金瓶梅》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其呈現(xiàn)出的顯著特色。

二、“西論中用”視角下美國《金瓶梅》研究的顯著特色

“西論中用”視角下的美國《金瓶梅》研究是西方學界文學研究日益多學科化的產(chǎn)物，它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中國文學的研究方法與視角?！耙坏⑽鞣轿膶W理論用之于遺產(chǎn)豐富、姿態(tài)別具的中國文學，也就為檢驗它的科學性和普遍適用性，找到了一種有效的試金石?！?(5) 

國內(nèi)《金瓶梅》研究在作者與版本考證、文本批評、文化研究等方面已經(jīng)取得斐然成績，卻很難找到新突破口，以西方理論為觀照的《金瓶梅》研究為從多個角度審視該作品提供了很好的借鑒作用，其研究方法理應受到國內(nèi)《金瓶梅》研究者的重視，這主要是因為“西論中用”視角下的美國《金瓶梅》研究體現(xiàn)出鮮明的學術(shù)理路與研究特色。

第一，理論運用的主動與自覺。研究中國文學的美國學者身處西方文化語境，較容易接觸到西方各種前沿文學與哲學理論，因此將西方文論應用于中國文學研究可謂近水樓臺。舉例來說，《金瓶梅》研究中“反諷”概念的介入并不能算作美國漢學家的首創(chuàng)?！督鹌棵贰吩u點者張竹坡在《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中提到《金瓶梅》善用“曲筆”“逆筆”，以及“冷熱金針”“《金瓶梅》寓意說”等。其中雖未明言“反諷”一詞，實則已經(jīng)觸及《金瓶梅》中的反諷修辭與敘事技巧。孫述宇則旗幟鮮明地將《金瓶梅》中的諷刺藝術(shù)視作《儒林外史》的先河。(6) 但比較而言，美國學者將反諷理論運用于《金瓶梅》研究表現(xiàn)出更加有意識的主動性與自覺性，而且在理論闡發(fā)的細致性與深度上表現(xiàn)得更加突出。

第二，理論視野的開闊與獨到。“西論中用”的文學批評研究方法并不滿足于從文本內(nèi)部對作品的文學性與審美品質(zhì)加以品評，而是力圖從“外圍”找到突破口，希望從宏觀視角對作品做出文化上的理論闡釋。這在女性主義批評與欲望理論的運用上表現(xiàn)得尤其明顯。

美國學者將女性主義批評引入到《金瓶梅》研究，其意并不在于對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性格與形象做簡單化的分析，而是放眼于晚明社會，力圖從多個角度透視造成女性命運的社會、歷史與政治原因，因此它從一開始就被打上了深刻的社會文化烙印。此外，研究者并不僅僅囿于《金瓶梅》中的主要女性人物，而是串聯(lián)明清時期多部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這對深化解讀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無疑有很好的參照價值，同時反映出美國學者在《金瓶梅》人物形象研究上展現(xiàn)出的開闊視野。

美國學者將欲望主題應用于《金瓶梅》的研究呈現(xiàn)出兩個鮮明特點：一是研究者能夠?qū)ⅰ督鹌棵贰分糜谥形魑膶W的橫向與縱向文學傳統(tǒng)中，并在此基礎上對作品中的欲望主題進行多維化的比較研究，因此能夠全面展現(xiàn)文學作品中欲望主題的普遍性與關(guān)聯(lián)性；二是并未局限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欲望如何得到滿足的狹隘分析上，而是以欲望主題貫穿于《金瓶梅》全書的寫作主旨與情節(jié)發(fā)展的探討，從而賦予欲望主題一種敘事策略與技巧上的重要地位。憑借這一理論，包括《金瓶梅》在內(nèi)的一些中國文學作品中的欲望主題得到了大大的突顯與張揚。

“西論中用”視角下的美國《金瓶梅》研究是“金學”的重要補充，也為海外漢學、典籍外譯、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個案素材。本文無意于對國內(nèi)外的《金瓶梅》研究做質(zhì)量上優(yōu)與劣的橫向比較，而在于突出“西論中用”視角下美國《金瓶梅》研究的成就與特點，從而達到中西《金瓶梅》研究互為借鑒之目的。

三、“西論中用”視角下美國《金瓶梅》研究的反思

“西論中用”作為一種文學批評方法是20世紀多元文化格局結(jié)出的豐碩果實，后被廣泛應用于中國文學作品的批評研究。美國漢學家白芝（Cyril Birch,1925—2018）指出“西論中用”這種“嶄新而鋒利的工具”給中國文學研究者帶來了巨大激勵?！八麄兿Ｍ眠@些工具對中國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的故事、傳奇和歷史敘事的各種意義層面做出越來越滿意的解釋?！?(1) 應該說，“西論中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長點與發(fā)展空間，其積極意義不容置疑?！拔髡撝杏谩鄙踔帘蛔u為“國際漢學研究的新視野” (2) 。這是因為“移植西論以為中用的做法，促成了中西歷代文學的廣泛比較，并從一個特殊角度使各自的特質(zhì)益加彰明，益加生動” (3) 。與此相對，學界對“西論中用”的適用性問題也發(fā)出了一些不同的聲音，這其中不乏友善的建議，也存在言辭激烈的異議，如“全面而恰當?shù)匕盐鞣疆敶碚撛捳Z融入當代中國的文學藝術(shù)實踐，還有相當?shù)碾y度” (4) ；“不過與別國的學說互相辨析，不惟不當妄事糅合，而且不當以別國的學說為裁判官，以中國的學說為階下囚” (5) 。簡言之，“西論中用”爭議的背后反映出中西文化傳統(tǒng)之間的共性與個性問題，因此已經(jīng)不僅僅局限在文學研究的領域。

“強制闡釋”是近年來國內(nèi)文化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門話題，提出后頗有“一石激起千層浪”的連鎖效應，得到國內(nèi)外學者的積極推動與呼應。“強制闡釋是指，背離文本話語，消解文學指征，以潛在立場和模式，對文本和文學做符合論者主觀意圖和結(jié)論的闡釋?！薄皬娭脐U釋”具有四個顯著特征：“場外征用”“主觀預設”“非邏輯證明”“混亂的認識路徑”。(6) 僅就本文關(guān)注范圍而言，“強制闡釋”論再度引發(fā)了對“西論中用”文學研究模式適用性問題的思考，對于盲目推崇“西論中用”的文學研究方法無疑起到了清醒劑的作用。具體到美國的《金瓶梅》研究，這里就以下幾點加以討論：

第一，“西論中用”應以考慮“西論”的適用范圍為前提。西方理論產(chǎn)生于西方文化語境中，有其自身的特點和適用范圍，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框架，如果將一種文化的假定與價值判斷強加到另一種文化的文學作品上，“他們已經(jīng)極大地改變了、甚至歪曲了另一個文化的觀物境界” (1) 。機械地套用“西論中用”難免會抹殺中國文學作品的獨特文學價值，甚至使中國文學作品淪為西方文學理論的注腳。前文夏志清以新批評主義理論為出發(fā)點，得出的結(jié)論便是《金瓶梅》為“有意識地迎合習慣于各種口頭娛樂的聽眾而設計” (2) 的作品。有鑒于此，我們在運用西方理論對包括《金瓶梅》在內(nèi)的中國文學作品進行闡釋時，尤其應考慮到不同文學傳統(tǒng)的獨特性，充分認識到西方理論與中國文學作品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性與適用性，才能盡量避免理論運用上的“場外征用”。

第二，“西論中用”應以承認中西文化差異性為基礎。中西文化體系各有其特點，因此需要對彼此間的差異性有清醒的認識，進而才能在“求異”的基礎上去“探求超越歷史文化差異的文學特征和品質(zhì)，以及批評觀念和標準” (3) 。

楊沂（Robert Yi Yang）的《宋惠蓮及其在〈金瓶梅〉中的象征作用之研究》一文運用女性主義批評視角對宋惠蓮女性形象的解讀雖然不乏新意，卻也有值得商榷之處。作者在文中首先運用俄狄浦斯情節(jié)來解釋“惠蓮”和來旺之間的情感關(guān)系，稱“當來旺的安全受到外界惡勢力的威脅時，'惠蓮’就會在那里張開她那'母性’的羽翼來保護她的丈夫免受來自西門慶和金蓮的打擊”；其次認為“惠蓮”具有小說寫作中的原型意義，象征著希臘神話中的愛情女神，以契合作品中對“惠蓮”在蕩秋千時“端的卻是飛仙一般，甚可人愛”的形象描繪。(4) 俄狄浦斯情節(jié)應特指有血緣關(guān)系的母子間的愛戀關(guān)系，此處用來解讀惠蓮與來旺之間的情感瓜葛未免有妄生穿鑿之感，而將惠蓮比作希臘神話中的愛情女神也頗顯附會牽強。此外，芮效衛(wèi)以荀子的儒家思想對《金瓶梅》的主題進行演化與解說也只能被視為一家之言，其合理性還有待進一步的考察與證明。

當然，作為中西方文化交流與碰撞的產(chǎn)物，“西論中用”過程中的誤讀、誤解、誤釋現(xiàn)象在所難免，我們不能因此而抹殺其存在的價值。張西平在《中國古代文化經(jīng)典域外傳播研究的一個嘗試》一文中談到中國典籍外譯中的“誤讀”現(xiàn)象，對于“西論中用”中的“誤讀”現(xiàn)象也有一定的啟發(fā)意義：“這種被誤讀的中國文化在不同的時期在各國文化史中呈現(xiàn)出不同的形態(tài)，但它都說明了中國文化作為他者的存在價值和意義。” (5)  

第三，“西論中用”應以堅持中國文學研究為本位。西方理論應用于中國文學作品的解讀應該掌握適當?shù)慕缦?，因為過度的理論闡釋將會模糊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界限?！斑€應注意的是，這一研究雖然延伸到了文化領域，但其重心仍在文學，也就是說，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應該以文學作品為主要研究對象，以解決文學問題或與之密切相關(guān)的問題為主要意旨?！?(6) 近年來，國內(nèi)一些學者已經(jīng)對中國文學作品研究中的泛文化現(xiàn)象進行了揭橥反駁。朱立元談道：“文化研究已經(jīng)遠離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造成文學理論和批評的文學缺位，成為不著邊際的泛文化理論?！?(7) 魏崇新指出：“要警惕為了強調(diào)文學的'文化性’而犧牲其'文學性’?！?(8) 這些評論都強調(diào)了文學批評研究應以文學研究為本位，而不應以寬泛的文化理論抹殺文學研究自身應有的特色。

廖朝陽所倡導的《金瓶梅》解構(gòu)主義閱讀模式與拉什頓在《金瓶梅》閱讀上所依據(jù)的混沌理論雖然能夠給人以一定啟發(fā)，卻難以擺脫附會之嫌，并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文學作品的研究范圍。實際上，學界對于“混沌理論”的濫用情況也不乏批評之音：“用這個理論（混沌理論）闡釋文學的文本，對文本的認識將遠遠背離文學?！砻婵磥?，理論與文本事實可以對應，敘述沒有縫隙，但是，我的疑問是，套用這樣的理論機械地闡釋文本，其文學意義在哪里，還是不是文學的闡釋？” (1)  

“西論中用”視角下的美國《金瓶梅》研究產(chǎn)生于作品與西方文化發(fā)生交流、滲透與碰撞的過程之中，它反映了跨文化視域下美國漢學家對《金瓶梅》的另類審視，因此應該從多個視角審視這種源于異域文化的“他者”研究成果，進而估量其得失，而不應以片面的價值判斷將其取得的成就一筆勾銷。

結(jié)語

美國的《金瓶梅》研究作為既定形態(tài)的客觀存在，構(gòu)成了“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理應得到充分系統(tǒng)的描述與客觀公正的評價?！拔髡撝杏谩币暯窍碌拿绹督鹌棵贰费芯繉⒆髌分糜谧髌樊a(chǎn)生的歷史與社會文化語境中加以宏觀閱讀與審視，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僅僅局限于小說文本層面的感性批評，轉(zhuǎn)而賦予作品以多角度的文學與哲學理論闡釋，提升了文學作品研究的審視角度與理論視野，因此呈現(xiàn)出視角開闊、方法多變的研究特點。這無疑拓寬了小說閱讀與闡釋的學術(shù)理路與研究空間。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警惕“西論中用”過程中“強制闡釋”的文學批評模式，對其中生搬硬套、削足適履的行為保持清醒的認識與判斷，這樣才能在跨文化的比較文學研究中保持中國文學作品的獨特文化身份與地位。應當說，在全球化話語文化訴求的當下語境中，如何在中西文化平等交流的基礎上，客觀評價并合理借鑒海外中國文學傳播的學術(shù)成果，來促進中國文學研究的進一步發(fā)展，這應是中國文學研究面對“他山之石”所應持有的基本立場與態(tài)度，也因此才能明確海外漢學“在何種意義上推動了文學研究的跨文化對話進程” (2) 。

注釋：

 (1)周發(fā)祥:《試論西方漢學界的“西論中用”現(xiàn)象》,《文學評論》1997年第6期,第133頁。 

(2)關(guān)于文學研究中“移植研究”的概念與界定,見周發(fā)祥:《西方文論與中國文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頁。 

(3)Robert E.Hegel,'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The State of the Field,' The Journal ofA sian Studies 53.2(1994):403. 

(4)張義宏、杜改俊:《美國<金瓶梅>研究的歷史與現(xiàn)狀》,載王平編《金瓶梅與五蓮——第九屆(五蓮)國際<金瓶梅>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385—390頁。 

(5)張隆溪:《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6年,第40頁。 

(1)John L.Bishop,'Som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Fiction,'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5.2(1956):239. 

(2)C.T.Hsia,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pp.165—202. 

(3)黃衛(wèi)總:《英語世界中<金瓶梅>的研究與翻譯》,《勵耘學刊》2011年第2期,第167頁。 

(4)Peter H.Rushton,The Jin Ping Mei and the Non-Linear Dimension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ovel.New York:Edwin Mellen Press,1994,p.200. 

(5)張隆溪:《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第160—161頁。 

(6)Chaoyang Liao,“Three Readings in the Jinpingmeicihua,' CLEAR 6.1/2(1984):77—99. 

(7)Rushton,op.cit.,pp.195—254. 

(1)David T.Roy,'Introduction,' Lanling Xiaoxiao Sheng,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or,Chin P 'ingMei(Vol.One:The Gathering).Trans.David T.Ro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xvii—xlviii. 

(2)Indira Satyendra,“Toward a Poetics of the Chinese Novel:A Study of the Prefatory Poems in the 'Chin P'ing Mei Tz'u-hua'.”Diss.The U.of Chicago,1989,pp.182—183. 

(3)Peter H.Rushton,“The Daoist's Mirror:Reflections on the Neo-Confucian Reader and the Rhetoric of Jin Ping Mei,” CLEAR 8.1/2(1986):63—82. 

(4)孫康宜:《性別理論與美國漢學的互動研究》,《清華大學學報》2002年第S1期,第51頁。 

(5)Naifei Ding,Obscene Things:Sexual Politics in Jin Ping Mei.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p.xv. 

(6)Ying-Ying Chien,'Sexuality and Power:A Feminist Reading of Chin P'ing Mei,' Tamkang Review 19.1—4(1988—1989):624. 

(7)Pei-jing Li,'Female Bodies and Bound Feet:Fetish Systems in Jin Ping Mei,' Tamkang Review 30.1(1999):169—207. 

(8)Keith McMahon,Misers,Shrews,and Polygamists:Sexuality and Male-Female Rel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Durham &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 

(9)Yenna Wu,The Chinese Virago:A Literary Theme.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1)Maram Epstein,Competing Discourses:Orthodoxy,Authenticity,and Engendered Meanings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Fict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Zuyan Zhou,Androgyny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Literatu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 

(3)趙毅衡:《反諷:表意形式的演化與新生》,《文藝研究》2011年第1期,第18頁。 

(4)Roy,op.cit.,pp.ⅹⅶ—ⅹlⅷ. 

(5)Katherine Carlitz,The Rhetoric of Chin P'ing Mei.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6,pp.70一94. 

(6)Andrew H.Plaks,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Ssu ta ch'i-shu.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123. 

(7)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37頁。 

(8)Yenna Wu,'Can Satire be Merciful?The Case of the Sixteenth-century Chinese Classic Jin Ping Mei,' Chinese Culture 39.4(1998):90—91. 

(9)拉康著,褚孝泉譯:《拉康選集》,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第278頁。 

(10)Martin W.Huang,Desire and Fictional Narrative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n Center,2001. 

(1)Tonglin L(u|'),Rose and Lotus:Narrative of Desire in France and China.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1,pp.45—80. 

(2)Mingdong Gu,'Brocade of Human Desires:The Poetics of Weaving in the Jin Ping Mei and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The Journal ofA sian Studies 63.2(2004):333—3 56. 

(3)Junjie Luo,'Desire and Redemption:The Two Worlds in Jing Ping Mei.' Diss.U.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2010,p.ⅱ. 

(4)Junjie Luo,'Masochism,Desire and Death:A Deleuzian Reading of Pan Jinlia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7.1(2009):149—155. 

(5)周發(fā)祥:《西方文論與中國文學》,第3頁。 

(6)孫述宇:《金瓶梅的藝術(shù)》,臺北: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78年,第28頁。 

(1)Cyril Birch,'Foreword,' 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Ed.Andrew H.Plak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p.ⅸ—ⅹ. 

(2)躍進:《國際漢學研究的新視野——評<西方文論與中國文學>》,《文學評論》1999年第2期,第157頁。 

(3)周發(fā)祥:《試論西方漢學界的“西論中用”現(xiàn)象》,第139頁。 

(4)陳曉明:《方法論的挑戰(zhàn)與應戰(zhàn)——后結(jié)構(gòu)主義對當代文學理論的影響》,載金元浦編《多元對話時代的文藝學建設:新理性精神與錢中文文藝理論研究》,北京:軍事誼文出版社,2002年,第242頁。 

(5)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2頁。 

(6)張江:《強制闡釋論》,《文學評論》2014年第6期,第5頁。 

(1)葉維廉:《批評理論架構(gòu)的再思》,《葉維廉文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頁。 

(2)Hsia,op.cit.,p.166. 

(3)James J.Y. Liu,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Chicago: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75,p.140. 

(4)徐朔方編選:《<金瓶梅>西方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9—220頁。 

(5)張西平:《中國古代文化經(jīng)典域外傳播研究的一個嘗試》,《國際漢學》2015年第4期,第182頁。 

(6)周發(fā)祥、魏崇新編:《碰撞與融合——比較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編者序》,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ⅹⅳ-ⅹⅴ頁。 

(7)朱立元:《反思西方泛文化理論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學報》2016年8月4日,第1版。 

(8)魏崇新:《<劍橋中國文學史>編撰思想評析》,《國際漢學》2014年第1期,第39頁。 

(1)張江:《關(guān)于“強制闡釋”的概念解說——致朱立元、王寧、周憲先生》,《文藝研究》2015年第1期,第46頁。引文括號中“混沌理論”一詞為本文作者所加。 

(2)季進、鄧楚、許路:《眾聲喧嘩的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季進教授訪談錄》,《國際漢學》2016年第2期,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