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陳其泰，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  要：章學誠所著《文史通義》，既大力繼承中華文化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又勇于創(chuàng)新，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已有的研究成果對于總結其別識心裁、辯證分析的獨具風格和理論新創(chuàng)成就尚有明顯不足，由于沿襲“單純考證尺度”而造成的認識誤區(qū)尚未消除。在學術史研究領域留下的這一大缺憾早該認真補上，尤其是在當前，我們正處于創(chuàng)造性闡釋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大力發(fā)掘和總結先哲們著作中的中國精神和中國智慧的不平凡時代，章學誠面對時代大變局表現(xiàn)出的探索精神、理論建樹、革新勇氣和使命意識更顯寶貴。對此深入剖析，不僅對于推進清代學術史研究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對于當下確立“文化自信”也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關鍵詞：章學誠   《文史通義》  別識心裁  辯證分析  使命精神

經(jīng)典名著總是令后人每研讀一遍都能有新的發(fā)現(xiàn)、新的體悟，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就是這樣一部杰出的名著?；蛟S有的朋友認為，《文史通義》已有的研究成果已頗為豐富，沒有再作深入探索的必要了。筆者的看法是：極有必要運用新的眼光對這部名著進行全面的研讀和深入的發(fā)掘。已有的成果盡管需要我們重視以資參考，但研究觀念和方法亟須更新，尤其是需要站在當今時代的高度，緊扣創(chuàng)造性發(fā)掘中華傳統(tǒng)文化精華這一主題，以此為指導，認真地、深入地發(fā)掘書中所體現(xiàn)的深刻哲理和時代智慧，展現(xiàn)其中蘊含的中國精神、中國風格，為確立“文化自信”提供助力。推進這一課題的研究，關鍵在于克服以往的偏頗看法，而代之以符合客觀實際和當今時代精神的系統(tǒng)性的創(chuàng)新認識。

章學誠（乾隆三年—嘉慶六年，1738—1801）生活于中國學術史上很特殊的時期。這一時期學者眾多，著述豐富，考據(jù)風極盛，乾嘉樸學蓬勃發(fā)展。對這個時期的重要學者及其重要著作如何評價，不僅需要全面考察其著作的總體內容、風格，更需要明瞭考證學盛行的淵源和社會條件、著名學者之間主張的異同以及在此之后學術的變遷和影響。必須緊緊把握以上各項作深入分析，而不能只及一點，不計其余，滿足于表面現(xiàn)象而不明其內涵、實質，否則就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簡要言之，清初顧炎武因經(jīng)歷了明清鼎革、“天崩地解”的大事變，痛感明代理學空談之誤國，因而大力批判宋明理學之蹈空、務虛，呼吁學者應當關心國家民族命運，提倡經(jīng)世致用。同時，顧氏又強調要對儒家原典求得確切的理解，主張“讀九經(jīng)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提倡對音韻、訓詁、史實考辨等下功夫。其代表作《日知錄》中，既有尖銳抨擊性理空談、深刻總結盛衰治亂之故的精辟言論，又有大量的考證性條目，因而顧氏學術實則從經(jīng)世致用和精于考證兩大方面開創(chuàng)了有清一代之學術風氣。自康熙末年起，專重嚴密考證的清代“樸學”興起，至乾隆年間達到極盛，其社會條件是，康、雍、乾時期，清朝統(tǒng)治相對穩(wěn)定，經(jīng)濟有相當程度的發(fā)展，朝廷開啟多項大型文化工程（修《續(xù)三通》《清三通》《清一統(tǒng)志》《四庫全書》等），均以“右文興學”相標榜，一些地方大吏也提倡學術，獎掖人才，對這一風氣發(fā)揮了助推作用。而從學術文化的歷史階段和時代任務而言，中國有大量古代典籍流傳久遠，難懂之處及錯漏殘缺甚多，極需認真作一番考證、訂補、輯佚的工作。加上清朝屢興文字獄，使學者視關心現(xiàn)實為畏途，因而轉向故紙堆中討生活。以此而言，清朝統(tǒng)治者對于考證學的盛行實際上從正反兩個方面都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清代考證學盛行時間長，士人群相奔赴，樂此不疲，誠如梁啟超所形容的：“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爛然如日中天?！边@使得此時節(jié)考證著作林立，名家輩出，最著者如閻若璩、胡渭、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史學領域則有王鳴盛、錢大昕、趙翼（合稱“考史三大家”）。清代考證學對于整理歷史文獻、掃清閱讀古書的障礙、形成一套治學專深嚴密的方法等項，都有很大貢獻。

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由于風氣盛行的結果，士人專以考證為高，視之為治學的最高目標乃至做學問的全部。考證學家中固然有學識博通的人物，但是就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理論思維相對薄弱，如龔自診言：“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而考證學末流者，更是終日沉溺于瑣屑饾饤、襞績補苴一類事項，迷失了方向，而對于別人從事有關理論問題探討加以譏笑，不屑一顧。然而到了乾隆末年，清朝統(tǒng)治由盛轉衰的局面已成，階級矛盾尖銳，吏治極度腐敗，民眾生活困苦不堪，國庫空虛，弊病叢集，社會危機深重，大規(guī)模農(nóng)民起義即將爆發(fā)。加上西方殖民者勢力東來，正在策劃對我進行大規(guī)模武力侵略和經(jīng)濟掠奪?！吧接暧麃盹L滿樓”，空前的歷史變局即將到來，在此嚴重的社會危機面前，學者難道還能閉目塞聽，久居于“象牙之塔”？難道不應該洞開門戶，傾聽外面的山雨風濤，有所感悟，重新思考治學的正確方向？

縱觀清初以來的社會變局和學術走向，尤其是思考乾隆、嘉慶之交衰頹的社會景象，我們才能明瞭《文史通義》著述的特殊社會背景，做到“知人論世”，體察其主張是針對何者而發(fā)，也才能透過文字把握到更加深層的內涵。如此才能明白：這一時期的學術最需要別識心裁、目光遠大、宗旨明確，不盲目跟著風氣跑；最需要理論的思考，探索學術發(fā)展和社會演進之法則性、規(guī)律性問題；最需要自覺繼承中國先哲治學顧及全局和關心社會狀況、民生日用的精神，堅持學術的正確方向，具有魄力、勇氣和使命意識；最需要自覺運用辯證思維，既能尊重考證家的成果和對于文獻整理的價值，同時又不懼怕周圍的壓力和歧視，大膽講出沉溺于琑屑問題的考證是離開了學術的正途，必須重新樹立健實、有益于社會的優(yōu)良學風。這四個“最需要”的自覺體現(xiàn)者不是別人，正是一生以辨章學術源流、評論學術風尚、“開鑿鴻蒙”為己任的章學誠。試看他對于本人學術目標的追求：“學必求其心得，業(yè)必貴于專精，類必要于擴充，道必抵于全量，性情喻于喜怒哀樂，理勢達于窮變通久，博而不雜，約而不漏，庶幾學術醇固，而于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將見之矣！”這段話中所言“學必求其心得”，強調要有別識心裁，以“史識”來作為“史料”“史學”的統(tǒng)帥；又言“道必抵于全量”，強調對歷代先哲探索的“道”即國家治理、學術進步之法則性和規(guī)律性的精妙道理，要做到盡量吸收和充分把握、運用。這段表達其學術抱負的名言，恰恰表明他雖然身處困境、受人歧視，但經(jīng)過自己的好學深思、不懈努力，見識遠高于別人，達到當時條件下所能達到的理論高度。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是我們考察學術史演進脈絡、評判學問家成就高下所必須遵循的原則。章學誠所處的時代考證之風正熾，士人的價值觀標準是惟以考證論真才，而章學誠屬于“乾嘉別派”，因此在他生前未有人真正理解他的理論成就。不幸這種“單純考證尺度”的學術惰性曾長期沿襲，致使至20世紀，還有考證派學者視其為“鄉(xiāng)曲之士”，由于學術評價未找到正確標準，造成很大的認識誤區(qū)。也正由于此，有的多卷本中國哲學史著作，論述清代之卷不但未為章氏專設章節(jié)論述，甚至全卷中連“章學誠”的名字都找不到。

在學術史研究領域留下的這一大缺憾早該認真補上，尤其是在當前，我們正處于創(chuàng)造性闡釋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大力發(fā)掘和總結先哲們著作中的中國精神和中國智慧的不平凡時代，章學誠面對時代大變局而具有的探索精神、理論建樹、革新勇氣和使命意識更顯寶貴。對此深入剖析，不僅對于推進清代學術史研究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對于當下確立“文化自信”也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限于篇幅，本文僅選取《文史通義》“內篇”之《言公上》《言公中》及《知難》作簡要論析。

《言公上》

《言公》的撰寫時間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其時，章學誠在河北永平主講敬勝書院。在他的《再答周筤谷論課蒙書》中有：“近日生徒散去，荒齋闃然，補苴《文史通義》內篇，撰《言公》上中下三篇，《詩教》上下二篇，其言實有開鑿鴻蒙之功，立言家于是必將有取?！庇墒强梢娬率蠈Υ宋牡母叨戎匾暋１酒獎倭x迭現(xiàn)，尤其值得注意者有三項。

一是立意高遠，論述切中時弊。章氏在《原道下》中云：“言出于我，而所以為言，初非為我?！薄堆怨啡?，就是由此引發(fā)的透徹論證。聯(lián)翩而出的文章，文字浩繁的著作，是為什么而寫的？每位寫作者對此都應有明確的回答。章學誠首次概括出“言公”的論題，對此作了深刻的回答。章氏明確提出：立言應當符合為公的標準，故稱“言公”?！爸酒谟诘?，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志無所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為我有也。”著述的出發(fā)點是為了究明大道，包括利于國家治理、利于社會進步和學術健康發(fā)展的道。為達到這一目的，要求表述要恰切，符合客觀事物的實際，樸實、準確。只要能夠讓人明白道理，前人已有的論述可以采用，撰述者本人提出見解應視為責任所在的事，對于寫作應持負責、平和的態(tài)度，言辭樸實、恰當?shù)皿w。為什么對“言公”要這么重視并下功夫論證呢？這是因為，撰述者存在著違背“言公”，將寫作視為“私據(jù)為己有”的不正確傾向。因視寫作為私事，或是忘記了“究明大道”的責任，不去探求有利于社會進步和學術發(fā)展的問題，或是將著述當作追名逐利的手段，或是言之無物、空洞浮泛，將寫作視為炫耀文辭的手段。這些都應當力求戒除，使文壇、史壇形成健康、清新的風尚。為此，此文中所舉證的都是自先秦至西漢的典籍內容和學術傳承，而其落腳點都是為了克服“矜于文辭而私據(jù)為己有”的不良風氣，建立起健實進取的學風，因此細心研讀，即能體會到文章具有很強的針對性。這正是章氏自謂“其言實有開鑿鴻蒙之功，立言家于是必將有取”的深意所在。章學誠提出“言公”的論題在當時確有前沿性，全文論證角度新穎，精辟之見迭現(xiàn)，因而在其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中占據(jù)著重要地位。劉咸炘《識語》對此有精當?shù)脑u語：“'言公’一義，自先生始詳發(fā)之，遂無所不通?！?/p>

二是舉證充分、典型、確鑿，滔滔雄辯，提供了論說文寫作的成功范例。本文的寫作啟發(fā)我們，當作者論證一項重要問題時，如何能做到讓讀者印象深刻、反映強烈和充分信服呢？這就需要調動一切有效的手段。論證的材料經(jīng)過了艱苦搜集、精心提煉，全文六個小節(jié)之中，先舉《尚書》《詩經(jīng)》，再舉《論語》、戰(zhàn)國諸子，再舉《史記》《漢書》和漢代經(jīng)學傳授，圍繞“言公”這一中心論題逐步展開，邏輯嚴密清晰，結構整齊和諧；每小節(jié)之結尾，又有意地以“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jù)為己有也”相呼應，宛如大型樂曲每一段落以再現(xiàn)主旋律重現(xiàn)，形成具有震撼力的表達效果。文中匠心獨運，恰當使用排比、對偶、設問、比喻等修辭方法，使論證更具生動性和吸引力，啟發(fā)讀者思考。僅略舉數(shù)例，以供品味。如，首節(jié)言：“文與道為一貫，言與事為同條”，“猶八音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標識一物之甘也。”二節(jié)言：“是則男女慕悅之辭，思君懷友之所托也；征夫離婦之怨，忠國憂時之所寄也”；“必泥其辭，而為其人之質言，則《鴟鸮》實鳥之哀音，何怪鮒魚忿誚于莊周？《萇楚》樂草之無家，何怪雌風慨嘆于宋玉哉？”為明其心志，又有：“以其畢生之精力。發(fā)明前圣之緒言”；“而師承之傳授，不啻冕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學者神明其意，推衍變化，著于文辭，不復辨為師之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觀諸，亦以其人而定為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為徒說也”。讀這些詞旨宏深、組織巧妙的語句，每每使人精神一振。

三是具有強烈的擔當精神，對于前人存在的嚴重學術誤區(qū)，大力加以廓清，為推進學術提供助力。本文雖然講了六個方面，但作者心中自有重點，此即有關《史》《漢》的評價，因為這是關系到史學發(fā)展帶原則性的問題，所以作者著筆最多，也寄意最深?！妒酚洝泛汀稘h書》是傳統(tǒng)史學的楷模，對這兩部名著如何評價，實關如何正確評價中國史學發(fā)展道路的問題，故此對于蘇洵指責司馬遷“割裂而無當”之論，對于鄭樵貶斥班固對《史記》成果“盜襲而無恥”之論，實非辯明不可！章學誠據(jù)理作了辯駁，擲地有聲，其理據(jù)包括以下原則性問題：著史要不要依據(jù)史料？離開恰當?shù)剡x擇、剪裁《尚書》《詩經(jīng)》《左傳》《國語》中的史料，能寫成先秦歷史嗎？對于《史記》的出色成果，后人寫西漢史能置之不顧、另起爐灶嗎？沒有繼承，學術能發(fā)展嗎？因偏愛通史而蔑視斷代史，那《漢書》之后的十幾部朝代史，能一概否定嗎？因此，章學誠有理有據(jù)地分析了蘇洵、鄭樵主張的錯誤，表現(xiàn)出可貴的學術擔當精神，他從“古人立言為公，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jù)為己有”這一視角，透徹地分析了其將導致學術“翻空”的境地，捍衛(wèi)了中國史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這是《言公》篇在史學理論上的一大貢獻！

《言公中》

章氏自稱《言公》篇之作有“開鑿鴻蒙”之功，表明他對于“言公”這一論題的概括和深刻的論證有充分的自信。本篇論證的任務同樣是要彰顯“立言為公”對于學者從事著述具有根本性的意義，然則無論從貫穿各段落的思路和舉證的范圍，本篇與上篇都有顯著不同。上篇是以時間先后為線索，從《尚書》《春秋》、諸子到漢代學術進行舉證和申論，而本篇主要是從“立言為公”與“私據(jù)己有”兩種不同做法的出發(fā)點、方法、風格和后果進行兩相對照，以明其品位高下和功過利弊。本來是論題互相貫通的兩篇論文，論證手法卻有如此出人意外的變化，這當然是根源于章氏精深的學識和強烈的使命意識，而對于讀者來說，卻感到處處新意撲面而來，別開生面，可以獲得更多哲理的啟迪和閱讀的樂趣。

由于提煉出“言公”和“據(jù)私”兩種學術初衷和著述方法的兩相對照，文中的分析和舉證便綱舉目張、觀點鮮明、說理透徹。如在第一大層次中，以對比的形式論述：“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后人之言，欲以欺世”；“古人之言，欲以淑人；而后人之言，欲以炫己”。又對比論證：立言為公者，窮畢生之精力深究大道，上通前賢為之憑藉，后得同好為之輔助?！捌淞⒀砸?，不易然哉？”而據(jù)私無識者，所寫無實之文，等于作無病之呻吟，“已不勝其勞困矣，而況挾恐見破之私意，竊據(jù)自擅之虛名，前無所藉，后無所授，處勢孤危而不可安也，豈不難哉？”再如在第二大段落中，又對比說：竊人之言以為己有者，欺騙世人，奸邪貪利，結果盜竊之伎倆敗露，只落下罵名；而言論公于世者，有時書已亡佚而其學術思想仍傳于世。篇中論證的諸多新鮮觀點無不論證深入，發(fā)人深省，尤其是作者經(jīng)過從多方面論證而確立的核心觀點，如言舉證確鑿、說理暢達的文章，其根由在于立言為公；而虛飾之辭必定左支右絀，其根由在于矜私據(jù)己。由此決定相差懸殊的價值和品位。像這些精心提煉和論證的論題都為推進傳統(tǒng)學術思想作出了貢獻，也為我們今天如何努力構建中國特色學術話語體系提供了啟示。

為增強論辯的感染力、說服力，章氏很重視舉證的廣泛性、典型性、生動性。包括儒家重要經(jīng)典《周易》《尚書》《詩經(jīng)》《儀禮》《論語》等，戰(zhàn)國時期典籍《左傳》《孟子》《莊子》《列子》以及盡人皆知的人物屈原、上官大夫和相關的諸多重要典籍，魏晉至宋元的史學家、名士、官員、古文家、理學家以及相關的名篇名作，乃至《孟子》書中所引童謠、《大學》篇中所引民諺，有關細民訴訟的狀子，墓田隴畝的碑碣……堪稱雅俗兼?zhèn)?，美樸具列。證據(jù)琳瑯滿目，讀之趣味盎然?？此齐S手拈來，實則精心裁擇。加上恰當運用排比、對偶、比喻、設問、反詰等修辭方法，遂使全篇既在義理上有出色建樹，又氣勢充沛、波瀾起伏，值得反復吟詠回味。

《知難》

本篇寫作時間與《說林》篇同，作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時章學誠五十一歲。此年暮春至初夏，章氏到安徽太平訪問學使徐立綱，館于太平學使使署。時當江南一年中最佳天氣，章學誠在長期的困頓生活中得到了難得的安定清幽的環(huán)境，頭腦中積累的諸多思考和心得至此奔瀉于筆端，迅速撰成一批佳作，《知難》即為其中之一。章氏長期究心于文、史、哲廣闊領域中大量根本性問題的探索和當世學術風尚的評析，胸中有許多卓識，但極少為世人所理解。寫作此篇上征古代圣賢高士的論說、際遇，下及當世學風的利弊得失，感慨深沉、議論犀利，而落腳點是勉勵撰述者堅定志向，堅持特立獨行之精神，因而成此極具說服力和感染力的篇章。葉瑛先生對本篇寫有簡要的解題，謂：“按實齋孤懷絕詣，當時知者甚少，曠觀古今，故不免時有獨立蒼茫之感。是篇寄慨深長，用資自慰?！苯忸}言簡意賅，對于我們把握本篇的特點和價值，甚有啟發(fā)。

《韓非子》中有《說難》篇，本篇則獨創(chuàng)性提出“知難”這一值得深入思考的論題，立意高遠，由現(xiàn)實反觀歷史?！爸辈⒎侵酥彰吐暼菪γ?，而是理解其言論、學說精華所在及為何提出學說的內在原因，這樣的“知”是達到深層次的了解和認知。首段提出核心論點，以委婉曲折的筆法，揭示“知難”這一論題的意義。所謂知，是讀其書，知其言，尤其是要知其所以為言，“知”的意義在此，“知”的難處也在此。然后縱觀以往這一論點本來是從現(xiàn)實中章氏本人具有卓識的主張不被世人理解而發(fā)，而其論證卻是由現(xiàn)實反觀以往。舉出孔子之知文王和司馬遷之知屈原兩個典型例證，因而使文章一開始就具有特別的論證深度和歷史韻味，樸實自然而寄意極深。由文王、屈原幸得有同為圣人的孔子、同為賢人的司馬遷能知之，再筆鋒一轉，表達“然則古之人，有其憂其志，不幸不得后之人有能憂其憂，志其志，而因其湮沒不章者，蓋不少矣”的慨嘆，是為“知”之至難！誠為非歷經(jīng)坎坷者無此體會，非苦心經(jīng)營者無此至文。

以下章氏進而放寬視野，再從不同方面深入討論。第二段論證，即令遇合（受到賞識），也難以得到真“知”。所舉例證也十分典型：秦始皇讀到韓非子之內外《儲說》，漢武帝讀到司馬相如之《子虛賦》，都予以激賞表示恨不同時，可是等到韓非子入秦，結局非但未受重用，反而被李斯陷害而入獄自殺，司馬相如雖被任為郎官，也只被武帝視為提供賞玩文字的詼諧人物。文章進而舉出：賈誼被漢文帝召到宣室問話，劉知幾被朝廷授以史職，“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兩人的才華如此受到賞識，都被視為人臣之榮耀，然而賈誼所上治國良策卻不受重視，劉知幾在史館議事卻為同僚和監(jiān)修貴臣所不容，可見其遇合，乃是“跡似相知而心不知”。司馬相如等人已是人臣能夠得到的最高賞識，而結果競然如此，豈不證明遇合之知，實為至難？第三、四兩段又進一步論證，同道（同行）要達到相知、身后之人要對前代學者相知同樣極難，所舉的人物頗為出人意表，而所闡釋的道理則使人信服。蕭穎士能賞李華之文為世人所盛傳，但章氏拿真正的“知”（了解、認知）的標準來衡量，蕭穎士并未達到，他不能一眼即斷定非李華之手作不出這篇《吊古戰(zhàn)場文》，說明蕭并不符合同行中的知己的標準，因此章氏發(fā)表了不同于常人的見解，指出：“穎士不能一見而決其為華，而漫云華足以及此，是未得謂真知也”。而徐廣、裴骃、服虔、應劭等史注名家，分別對《史記》和《漢書》長期專門攻習，而“諸家之詁釋，其間不得遷、固之意者，十常三四焉”，此正證明身后之“知”，實為至難！論證層層深入，所舉無法為名家名作，要言不煩而又剖析入微，令讀者獲得深刻的啟示。

尤其值得仔細品味的是，最后一段作了有力的總結。在對遇合難得真“知”、同行中難得有真知己、身后難得有真能體認個人者逐層分析之后，他向世人明白宣告，自己將不畏懼種種壓力與挫折，堅定前行。作為學者，他最為重視的固然是本人的學說、主張是否得到士林的認同，但卻不會因為勇于探索理論問題遭人歧視就產(chǎn)生動搖，《知難》一文即為他昭告世人的“明志篇”。即使生前不能遇到贊賞，身后也未必有知己者予以表彰，那也不必氣餒，而要堅持特立獨行的精神，所以他要稱揚伯牙為渴求知音不再鼓琴、卞和為道出寶玉真相而不懼怕刖足。學者要以鳳凰高飛、桐樹挺立自勵，做到“知其寡和無偶，而不能屈折以從眾”。以鏗鏘有力的語言表達自己堅定的意志，這正是學術風氣不振、士人隨波逐流之時所最為需要的理性抉擇和使命意識！

章學誠撰寫文章一向苦心經(jīng)營，務求做到立論超拔、觀點鮮明，結構緊密、文辭優(yōu)美，以增強其理論說服力和思想傳播力。本篇在結構上的特點是異常緊湊，條理層次井然。全文共五段，首段提出核心論點之后，用三段逐層遞進剖析，予以充分展開，末段作有力結語，章法分明，邏輯嚴密，緊湊合理，精致巧妙。中間這三段又是頗具匠心：首句都先引用前人名作中的警句作為導入（所引劉勰、莊子均為書中原話，歐陽修的話是經(jīng)過提煉作轉述）；然后分別以韓非、司馬相如、蕭穎士、李華、徐廣、服虔等大家熟悉的人物行事或言論作為典型例證予以評析；段末都用“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難言也”這樣一個句式作結束，為每一段畫龍點睛。所不同的，只有后兩段結語換作“此同道之知所以難言也”和“此身后之知所以難言也”，都緊扣其本段落的分析。這樣，三段都用句式相同、意義遞進、內容和形式互為呼應的特別方式作結，有意地運用反復的修辭方式，起到了強調的效果，有如交響樂曲中主旋律在相連的幾個樂章中重現(xiàn)以作呼應，加強了表達效果，誦讀起來和諧、協(xié)調，很有節(jié)奏美。在修辭手法上，本篇同樣嫻熟地運用了比喻、對照、對偶、反復等手法，使說理形象而深入，讀之極具吸引力。如首段之“人知《易》為卜筮之書矣；夫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是圣人之知圣人也。人知《離騷》為詞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悲其志，是賢人之知賢人也。夫不具司馬遷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憂，而欲知文王之憂，則幾乎罔矣?！蹦┒沃按瞬乐越^弦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號者也。夫鹖鵲啁啾，和者多也。茅葦黃白，靡者眾也。鳳高翔于千仞，桐孤生于百尋，知其寡和無偶，而不能屈折以從眾者，亦勢也”，均堪稱說理深刻、句式和諧、極具節(jié)奏感的精警語句，讀之使人深印腦際。本篇又善于運用設問、反詰的修辭手法，如文章開頭用設問句：“為之難乎哉？知之難乎哉？”一般人可能認為是做事難，而認知易，那么到底認知容易嗎？這樣設問提出來，后面就有了充分的論述空間。由于此處設問句運用得恰當，明顯地加強了表達的效果。結語用反詰句：“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毀譽哉？”則更加強烈地表達其堅持倡導“學術經(jīng)世”方向不為譏諷歧視所動搖的決心，為全文作了有力的結語。名家的文章都十分講究開頭和結尾的處理，章氏所提供的成功例證，很值得我們揣摩效法。

總之，章學誠在考據(jù)之風極盛的學術背景下，勇于補弊救偏，撰著《文史通義》，其間所體現(xiàn)的別識心裁和探索精神、使命意識對后人極具啟發(fā)。對其篇目進行認真研讀和深入探討，對于揭示我國古代的史學理論成就以及助力當代的“文化自信”，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xiàn)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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