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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尚書·湯誓序》載“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其中陑的地理位置，有安邑之西、曹縣商丘之西、濟寧附近三種不同的說法，但這三種說法都有問題。陑應是山地，且其位置應該與考古學中夏文化的分布范圍一致。從清華簡《尹至》與上博簡《容成氏》看，陑應在夏都之西，即今河南偃師二里頭之西，嵩山萬安山脈西麓。該位置很關鍵，說明商湯滅夏采取迂回戰(zhàn)術，出其不意而制勝。這對認識夏商之間史事很有裨益。《尚書·湯誓序》言：“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zhàn)于鳴條之野，作《湯誓》”。這一記載，交代了《湯誓》的背景，涉及商湯滅夏的具體路線等重要歷史信息，歷來被史家所重視。但其中關鍵地名“陑”在哪里，古今學者存在分歧。夏商史事浩渺難知，后代史料矛盾混亂，學者們各執(zhí)一詞。近讀簡帛資料，發(fā)現(xiàn)清華簡《尹至》、上博簡《容成氏》的信息能對這一問題能帶來突破。故不揣淺陋，在梳理古今學者之說的基礎上發(fā)表淺見。關于陑的說法，古今大體有三種差別很大的意見。這三種意見都值得推敲。第一種意見認為陑在河曲之南，安邑之西?！渡袝男颉穫慰讉髟疲骸拌疃及惨兀瑴缽年z，出其不意，陑在河之南?！笨追f達疏：“升者從下向上之名。陑當是山阜之地，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zhàn)于鳴條之野。”安邑為今夏縣，與潼關毗鄰。順此思路，《史記·殷本紀》“桀敗于有娀之虛，桀奔于鳴條，夏師敗績”，《正義》云：“《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阪口，即古鳴條陌也，鳴條戰(zhàn)地在安邑西”；《后漢書·郡國志》劉昭注云：“安邑有鳴條陌，昆吾亭?！碧?、鳴條、安邑均被落實在晉南。宋《太平寰宇記》認為，雷首山“即陑山”，為“湯伐桀，升自陑”所在，雷守山在山西永濟縣南。曾運乾先生《尚書正讀》據(jù)此亦認為陑在山西永濟縣地。其實潼關與永濟距離很近，兩說差別不大。陳夢家先生認為陑不可考，但認為桀居河東安邑，《書序》有據(jù)。固然晉南也是二里頭文化分布的區(qū)域，并且夏的都城也許并非一個，但仔細分析，陑在河曲之南不可靠。其一，說桀居于安邑，基于《尚書·湯誓序》、偽孔傳、孔疏、《史記·殷本紀》正義等文獻，并沒有較早的根據(jù)，這一點顧頡剛、劉起舒先生已經(jīng)指出。其二，此說與文獻的常識矛盾。孟子曰：“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孟子·離婁下》）。趙岐認為鳴條“在東方夷服之地”，而《墨子·尚賢中》、《韓非子·難一》、《尚書大傳》、《史記·五帝本紀》中舜所活動的地點，如雷澤、歷山、河濱、壽丘、負夏、服澤等地，也都在魯西、豫東北一帶，那么陑作為夏商決戰(zhàn)地，不應該在河曲之南。并且《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明言：“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眲t夏商交戰(zhàn)的戰(zhàn)場，應當在這個范圍內(nèi)。此外，《國語·魯語上》、《淮南子·修務》以及上博簡《容成氏》等文獻，都有桀奔南巢的記載，一般認為南巢在今安徽巢湖。如果陑在安邑之西，夏桀如何能奔南巢呢？明顯不合情理。其三，于省吾先生指出，甲骨文有地名“而”，即“陑”。從卜辭資料看，“而”也不似在潼關一帶。如《重仁》二六“辛……燎于而……莫?！薄度恕范咭弧耙椅础酢鞫！薄逗霞芬?二0一：“己未卜，萑，獲?！薄短臁钒?：“才而”?！兑摇范潘陌耍骸岸札?。”從中可知，“而”地不僅向商王貢龜，而且商族在此地舉行過“燎”祭和田獵，此地帶對商族來說很是重要。不管是郭沫若、陳夢家先生提出的傳統(tǒng)說法“沁陽田獵區(qū)”，還是近年甲骨學專家支持的“泰山田獵區(qū)”，潼關一帶均不在其中。田獵區(qū)對王室生活很關鍵，漢朝的上林苑距離長安，清朝的木蘭圍場距離北京都不遠，以此類推，“而”作為田獵區(qū)也不應該遠在潼關一帶，況且潼關一帶是山地，不是沁陽、濟源一帶的平原。第二種說法認為陑應在曹縣和商丘以西的今河南省東部境內(nèi)。顧頡剛，劉起舒先生認為陑不應該在安邑西，而是商湯自東向西行軍路上所經(jīng)過的一個地方，清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說：“陑，地名，后為宋臣陑班之采，所在未詳”，“湯征夏邑，自陑發(fā)師者，于陑訓練士卒，帥而用之，猶武之伐紂，出于鮮原也?！鳖欘R剛，劉起好先生進而認為，陑在東周為宋臣采地，則陑當在宋國境內(nèi)，宋都在今商丘，轄境在今豫東，陑也就應該在豫東境內(nèi)。據(jù)王國維《說亳》，湯都在今山東曹縣之南，和商丘相去不遠，那么陑也就在曹縣和商丘以西的今河南省東部境內(nèi)，這是到現(xiàn)在為止能求得到的陑的大致地望了。按此說較河曲之南、安邑之西的說法，更符合情理，但也有不足之處。其一，《尚書·湯誓序》說“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升”即登，孔穎達說“陑當是山阜之地”，是對的；但商丘、曹縣一帶基本是平原，與山阜之地不符。其二，顧頡剛、劉起舒先生基于雷學淇說，認為：“陑在東周為宋臣采地，則陑當在宋國境內(nèi)”，此論也值得推敲。雷學淇所說“宋臣陑班之釆”似為佚文。在商西周春秋時期，還沒有領土國家的概念。周王朝通過各個封國城邑對四方的輻射，來實現(xiàn)地方治理，版圖的概念比較薄弱。并且賞賜采邑不大受地域的限制，《禮記·王制》《公羊傳》等文獻，就有諸侯朝見天子，天子賜以湯沐邑、朝宿邑的記載。賞賜給大夫的釆邑也比較靈活，尤其進入東周以后，因為各個諸侯國開疆拓土行為日益頻仍。齊桓公“并國三十，啟地三千里”（《韓非子·有度》），秦穆公“兼國十二，開地千里”（《韓非子·十過》），荊（楚）文王“兼國三十九”（《呂氏春秋·直諫》），楚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韓非子·有度》），晉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韓非子·難二》）?！蹲髠鳌氛压贲w孟袒護魯國侵莒之鄆邑時，說“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此語被專家稱引，論證春秋時期各國不應該有固定的邊界，打到哪里是哪里。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陑在東周為宋臣采地”，但陑也未必就在宋國境內(nèi)。第三種說法認為陑在山東省濟寧附近。近年公布的上博簡《容成氏》一篇，有湯伐夏桀的記載，提到一個細節(jié)：商湯“升自戎遂，內(nèi)（入）自北門”。許全勝先生據(jù)此，認為《尚書·湯誓序》“升自陑遂與桀戰(zhàn)于鳴條之野”斷句有誤，應斷為“升自陑遂，與桀戰(zhàn)于鳴條之野”，這里的“陑遂”即《容成氏》的“戎遂”；陑、戎、城、仍、任等字在上古時代音同或相近，可通。顧頡剛先生曾作《有仍國考》一文，指出“有戎”、“有娀”、“有仍”即“有任”，即周代歷史上的任國，在今山東省濟寧附近，陑即此。王寧先生據(jù)此推測，既然陑在今山東濟寧，那么夏桀之都也就在有仍這一帶。此說立足于出土文獻，給人們認識問題帶來了新視角，且考證也有頗多可取之處，但問題很明顯。其一，此說基于夏人的故國在今山東境內(nèi)的觀點，認為《古本竹書紀年》言桀本都斟鄩，斟鄩在今山東省濰坊，但此說與文獻記載以及考古學知識不吻合。古本《竹書紀年》言：“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臣瓚曰：“斟鄩在河南，”即今洛陽；《國語·周語上》言：“昔伊洛竭而夏亡”；《史記·周本紀》言：“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言：“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這都表明夏桀的主要活動區(qū)域在伊洛流域洛陽盆地。二十世紀以來，考古學家對夏文化進行了大量的探索研究，多數(shù)學者認為二里頭文化代表夏文化，豫西地區(qū)的二里頭類型和晉南的東下馮類型是其主要分支，這和文獻的記載也一致。即便說《竹書紀年》等文獻有夏人活動在山東一帶的蛛絲馬跡，但夏代后期夏人的政治中心確實移到了豫西一帶，人們在豫西一帶發(fā)掘出了像偃師二里頭這樣的夏代后期的大型聚落遺址，這在某種程度上證實了文獻中夏的存在。所以，夏桀的斟鄩不會遠到山東濰坊。其二，說陑、聆、戎、嫉、仍、任等字音同或相近可通，自然沒有問題，顧頡剛先生《有仍國考》的推論也切中肯綮，但上古時期同音字眾多，憑借這一點斷定古代地名過于冒險；況且夏商族名與地名合一，部族流動不居，往往把某個地名帶到許多地方。即便在山東濟寧的周代的任國，和《尚書·湯誓序》的陶是一個，又怎能保證夏商之交陑就一定在山東濟寧？其三，說夏桀滅亡之時在山東濟寧，缺乏文獻根據(jù)。此說認為，夏桀當徙于魯西，居于有仍，相對于濰坊的斟鄩，有仍為西，故清華簡《尹至》、《尹誥》稱之為“西邑”或“西邑夏”。這樣的觀點推測性質(zhì)太大，難以令人信服。可見，“陑”的地理位置，三種解釋似都有問題，還需要另辟蹊徑。以上的討論中有兩點線索，一是“陑”應是“山阜之地”，二是“陑”應當在地理上與考古學中夏文化的分布范圍一致。岀土文獻為我們認識這一問題帶來了思路，清華簡《尹至》記載：湯盟誓及尹，茲乃柔大縈。湯往征，弗服。摯度，摯德不僭。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尹至》的情節(jié)是，伊尹受商湯指派潛入夏，探聽夏桀動向。伊尹向商湯匯報，夏桀無道，寵信二女，夏邦民怨沸騰，百姓皆愿與夏桀同亡，而且有靈異現(xiàn)象出現(xiàn)：“夏有恙（祥），在西在東，見章于天。”于是商湯與伊尹盟誓并舉行“大縈”之祭，趁機伐夏。商湯初戰(zhàn)不利（“弗服”），進而伊尹謀劃，其德行沒有偏差（“摯度，摯德不僭”），伊尹出其不意，“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這里有非常重要的歷史信息：其一，《尹至》中“摯度，摯德不僭。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應該和《尚書·湯誓序》的“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zhàn)于鳴條之野”說的是一回事。因為事件的主人公都是伊尹，都是助湯伐桀，且都是滅夏的大決戰(zhàn)。既然如此，“自西捷西邑”就應和“升自陑”密切相關，陑在夏都西。其二，“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句至關緊要，“自西”承接“摯度，摯德不僭”句，是指伊尹率領的部落從西方打來，“西邑”指西方之夏邑。商湯所居之亳固然有爭議，但現(xiàn)在一般認為，商湯在夏之東，伐夏戰(zhàn)役當然是自東向西；而伊尹部落“自西”而來，則是為了配合東方戰(zhàn)線，造成“出其不意”的兩面夾擊。《呂氏春秋·慎大》記載，“商涸旱，湯猶發(fā)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于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令師從東方出于國西以進”與《尹至》“自西捷西邑”一致，應斷句為“令師從東方出于國，西以進”，是說商湯命令軍隊從東方出于亳都，自西方進入夏桀之斟部，“西”為“自西”，“進”謂進于夏都。其三，伊尹應在夏都附近早已積聚滅夏的力量。《呂氏春秋·慎大》記載商湯“令伊尹往視曠夏”，《尹至》也說“惟尹自夏徂亳，逮至在湯”，伊尹確是在夏執(zhí)行間諜活動。作為為商湯服務的高級間諜，在危險的斗爭環(huán)境中，伊尹不可能不為自己的安全考慮，夏都附近定會存在自己的勢力。伊尹是有莘氏之臣，而有莘氏就是商族最重要的滅夏同盟軍，其地理位置值得玩味。《呂氏春秋·本味》載，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庖）人養(yǎng)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其中“侁”，高誘注：“讀為莘”，《墨子·尚賢下》《孟子·萬章下》作“莘氏”或“有莘”?！妒辣尽氛J為莘為姒姓，為夏禹之后。卜辭中有“先”，系商的直轄區(qū)域，應是有莘氏故地；卜辭中也有“先伯”“亞先”的人名，是來到商王朝任職的有莘氏首領（《遺》31，《乙）192）。關于其所在，異說甚多，難以定論，但杜勇先生認為以有莘氏生于伊水，借此得名，則有莘氏當位于夏都西南，活躍于伊水或伊洛流域，可從。這樣，滅夏之時伊尹“自西捷西邑”也好解釋了，距離夏都斟部不遠的有莘氏部落，即是反夏力量的大本營。基于以上的討論，不難發(fā)現(xiàn)，“陑”的地理位置似在夏都斟鄩之西。上博簡《容成氏》也提供了重要的線索：（湯）升自戎述（遂），內(nèi)（入）自北門，立于中□，傑（桀）乃逃之鬲（歷）山是（氏）。湯或（又）從而攻之，降自鳴攸（條）之述（遂），以伐高神之門，傑（桀）乃逃之南巢是（氏）。湯或（又）從而攻之，述（遂）逃，去之桑（蒼）梧之野。前文已言，其中商湯所升之“戎述（遂）”，許全勝先生認為應讀為“陑遂”，得之?！叭帧睘榈孛?，“遂”即“隧”，《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正義》：“闕（掘）地通路曰隧也”，則“戎遂”為戎地之通道。《容成氏》這一記載說明：其一，商湯“升自戎述（遂）”，桀逃到歷山氏之后，“湯或從而攻之，降自鳴攸（條）之述（遂）”，一升一降，就意味著陑，的地理位置高于“鳴攸（條）”。鳴條地理位置的爭議也很大，但從桀都于偃師二里頭來看，商湯自東方打來，鳴條應在豫東為宜，顧頡剛、劉起舒先生認為鳴條在今開封、陳留一帶，可從。偃師二里頭位于伊洛河沖擊平原，南部是嵩山山脈，北部是邙山丘陵，地勢高，商湯自然會“升”；豫東平原地勢低，商湯自然會“降”。《史記·殷本紀》載：“桀敗于有娀之虛，桀奔于鳴條，夏師敗績?！薄墩f文》：“虛，大丘也。昆侖丘謂之昆侖虛?！薄对姟だL·定之方中》：“升彼虛矣，以望楚矣”即此。這些說明，“陑”在桀都之西的大丘中，似無大礙。其二，《國語·周語》載：“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鼻拔囊S全勝先生指出，此事即《墨子·非攻下》記載湯伐夏桀時“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之事；王寧先生補充，《國語》“聆遂”之“聆”很可能是個誤字，本當作“聆”，“聆遂”就是戎遂，可謂卓見?！赌印し枪ハ隆份d：“湯焉敢奉率其眾，是以鄉(xiāng)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眾以克有，屬諸侯于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從中可以看出，商湯聲稱自己已受命于天，上天命令火神祝融降火在夏都西北角，則也說明商族是從夏都西部打來，“陑”距離夏都“西北之隅”應當不遠。可見，陑在夏都斟鄩之西，地處山地。嵩山萬安山脈東高西低，陑應在山脈西麓附近為宜。商湯伐夏，本是自東向西，但正如偽孔傳所說，應有“出其不意”之舉，應即《尹至》“自西捷西邑”之事。分析古代典籍、出土文獻以及二十世紀以來的考古學材料，商湯滅夏的路徑大致可以厘清。商湯居于亳，歷來就有西亳說（《漢書·地理志上》言“偃師，尸鄉(xiāng)，殷湯所都，”在今河南偃師）、杜亳說（《說文》言“亳，京兆杜陵亭也”，《史記·六國年表》“湯起于亳”集解引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在今陜西西安市東南）、南亳說（《詩·商頌·玄鳥》正義引皇甫謐語：“穀熟為南亳，湯所都也”，南亳穀熟在今河南商丘東南）、北亳說（《詩·商頌·玄鳥》正義引臣瓚語：“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漢書·地理志上》山陽郡亳縣條下，顏師古注：“臣瓚曰：湯所都”，在今山東曹縣南）、鄭亳說（《左傳》襄公十一年：“秋，七月，己末，同盟與亳城北?！倍蓬A注：“亳城，鄭地?！薄逗鬂h書·郡國志》河南尹條下有：“熒（滎）陽有薄亭，有敖亭”，鄒衡先生依據(jù)戰(zhàn)國“亳”字陶文及考古材料，認為商湯所居之亳在今鄭州商城）等不同的觀點。隨著考古學知識的豐富，學者們的目光集中在鄭亳、南亳、北亳三說。其中山東曹縣的北亳、河南商丘的南亳相距不遠。《孟子·滕文公下》言“湯居亳，與葛為鄰”，葛在河南寧陵縣北。孟世凱先生指出，河南商丘距寧陵29公里，山東曹縣距商丘52公里，以商丘為中心周圍5至60平方公里，當是商湯所居之亳地，也就是商湯伐夏桀的根據(jù)地。羅琨先生依據(jù)清華簡《尹至》“唯尹自夏徂亳”、“我來越今旬日”的記載，以“吉日行五十里”（《漢書·賈捐之傳》，《荀子·大略》作“吉行五十，奔喪百里”），伊尹從夏都到達商湯所在地亳歷時一旬約行500里，與今日河南偃師至河南商丘直線距離266公里，至山東曹縣直線距離254公里正吻合。竊以為，此說亦與夏商之交的背景吻合。夏代晚期，商人活動于豫北冀南一帶，處于考古學中代表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的范圍內(nèi)，然后沿著豫東北，至豫東魯豫交界處積聚力量；商湯居于商丘或曹縣，一步步西擴，滅葛、韋、顧、昆吾，最終迂回滅夏，自然在情理之中。第一步，商湯滅葛?！睹献印ち夯萃跸隆芬稌费裕骸皽徽鳎愿鹗肌?，商湯以“葛伯仇餉”為借口滅葛，鏟除距離自己最近的對手，攫取葛國物資并試探夏桀。第二步，商湯滅三藥?！对姟ど添灐らL發(fā)》言：“武王載旅，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蘗，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比Y即韋、顧、昆吾，系夏桀之膀臂。韋（豕韋）為彭姓國，在今河南滑縣；顧為己姓國，在今河南范縣一帶；昆吾為己姓國，初居濮陽，夏末遷于許昌一帶。三諸侯國在豫東平原自東北向西南一字排開，似倒下的樹木再生的枝芽，故稱三蘗。滅昆吾之后，商湯已深入豫中地帶。《呂氏春秋·簡選》：“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戰(zhàn)于郕，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奔走?！边@里的“殷湯”未必就是商湯本人，應是商族兵眾。郕見于《春秋》經(jīng)傳，在今河南范縣，距離衛(wèi)國較近（見《左傳》隱公五年），則《呂氏春秋·簡選》言郕地有大仗，之后商族占領開封陳留一帶的鳴條，最終進入“巢門”滅夏。郕之戰(zhàn)似應就在滅三蘗之時。第三步，商族東西兩線夾擊。一方面如《呂氏春秋·簡選》言，商族在郕之戰(zhàn)之后勢如破竹，自鳴條進入夏都；另一方面，伊尹輔助商湯，在滅三蘗之后，沿潁河而上，順著嵩山南麓迂回，嵩山萬安山脈東高西低，翻越嵩山西麓，登上陑地，通過“戎（陑）述（遂）”在夏都斟鄩背后給夏桀一擊。商湯如此布兵，目的很明確，就是要牽制夏桀主力，避實擊虛。錢耀鵬先生總結中原地區(qū)龍山文化聚落分布規(guī)律，認為中原地區(qū)在龍山時代戰(zhàn)爭頻繁，為了防御強敵，人們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聚落分布模式。中原地區(qū)以城址為中心的聚落群大多呈扇形結構分布，同時在王城崗、平糧臺、郝家臺、孟莊、古城寨聚落群中往往存在著與這些龍山城址相若或規(guī)模較大的聚落遺址現(xiàn)象。扇形聚落群結構是以中心聚落為核心的，但中心聚落并不是聚落群的中心部位，而是偏于一側，接近或處于扇心位置。中心聚落所在，既可以說是聚落群最安全的地帶，也可以說是聚落群最危險的地點之一。安全或危險與否，完全取決于受攻擊的方向。扇形所向可能就是危險長期所在以及防御的關鍵，而中心聚落一側的危險相對較小或居次要地位。但一旦攻擊來自于扇心方向，則中心聚落所在就成為最危險的地點。從近年的考古發(fā)現(xiàn)看，為對付來自于東方的東夷及商人的威脅，夏人距離二里頭稍遠的地帶建有滎陽大師姑、新鄭望京樓等軍事重鎮(zhèn)，在二里頭附近有鞏縣灰嘴、禹州瓦店、新密新皆等據(jù)點，可見夏人主要的防御設施，皆在都邑二里頭遺址斟郡之東，斟鄩如同扇心。在這種情況下，夏王朝的全部軍事力量，就被規(guī)劃于斟鄩的一側，集中對抗較長時期來自東方的侵犯。商湯派伊尹充當間諜，無疑對這樣的布局商人應是心知肚明的。商湯盡全力打掉葛伯和三蘗的障礙，實際上為了鏟除迂回東進的阻力，而巧妙的牽制住了夏桀在東方的軍事主力，利用了有莘氏部落在夏都背后的有利位置，避其精銳、擊其惰歸，最終給夏王朝致命打擊。夏桀之所以向陳留開封一帶的鳴條出逃，也是出于夏人擁有東方戰(zhàn)線的考慮，但這一帶應已經(jīng)被商族控制，最終無力回天。綜上所述，《尚書·湯誓序》言：“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其中的“陑”應是山地，從清華簡《尹至》與上博簡《容成氏》看，應在夏都之西，即今河南偃師二里頭之西，嵩山萬安山脈西麓。這一位置很關鍵，說明商湯自東向西進軍，很可能釆取迂回戰(zhàn)術，出其不意而制勝；夏桀向東方潰逃，沿豫東平原南下奔巢湖一帶，這樣的邏輯順理成章。厘清這一線索，對認識夏商之間史事至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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