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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90年代確定的36位軍事家，出自新四軍的有9位。他們分別是：新四軍軍長葉挺，一支隊司令員、第二任軍長陳毅，參謀長張云逸，二支隊副司令員、1師師長粟裕，四支隊第二任司令員徐海東，五支隊司令員、二縱隊司令員羅炳輝，六支隊司令員、4師師長彭雪楓，新四軍3師師長黃克誠、5師師長李先念。但是，這9位有5位是八路軍派去的：羅炳輝是八路軍副參謀長，徐海東是115師344旅旅長，彭雪楓是八路軍參謀處處長，黃克誠是344旅政委，李先念是豫鄂邊軍事委員會副主任、軍事部長。這5位名將都是大將級別而且位居要職，為什么從八路軍調(diào)往新四軍？大革命失敗后，雙方進行了十年生死斗爭。紅軍經(jīng)歷過星火燎原的迅猛發(fā)展，高峰時全國有十幾塊根據(jù)地紅軍主力30余萬。但是由于反“圍剿”失利，紅十軍團、紅25軍和三大主力紅軍先后進行長征，長征的23萬多人犧牲16.6萬人，最終剩下5.7萬人。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我軍就改編、聯(lián)合抗日和南京進行了拉鋸式談判。首先接受改編的是陜北紅軍7.5萬人，周公、葉劍英等人提出改編為4個軍12個師12萬人，軍長分別為林、賀、劉和徐。但是，南京只同意改編為2個師不超3萬人，而且不能設總指揮部、師一級的參謀長和政訓處主任，必須南京方面派遣，“司馬昭之心”一看便知。很顯然，這是要壓縮紅軍人數(shù)、改變紅軍性質(zhì)，延安顯然無法接受。但為了抗日的大局，延安方面做了多次重大讓步，最終陜北紅軍主力改編為3個師4.5萬人，設總指揮部，南京不派人進入紅軍。經(jīng)過半年多艱苦談判，1937年8月，陜北紅軍的編制問題終于塵埃落定。南方八省游擊隊的改編，多虧了八路軍115師的平型關大捷。紅軍改編以后，115師和120師陸續(xù)東渡黃河，開赴抗日第一線。一心分化八路軍的蔣氏賊心不死，派西安行營高級參謀喬茂才到富縣129師駐地，繞過八路軍總部調(diào)129師到石家莊正面戰(zhàn)場。好在師長劉伯承看出了“借刀殺人”之計，讓參謀長李達把來人打發(fā)走了。就在陜北紅軍改編的同時，南方八省游擊隊還在和敵軍進行艱苦斗爭。1937年1月到7月，敵軍對南方8省15個根據(jù)地殘酷“清剿”，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很多地方更是到了“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地步。雙方第二次合作后，“圍剿”停止。隨后，林總115師平型關“抗日首捷”給八路軍揚威，也讓南方游擊隊的改編變得“理直氣壯”。1937年10月，南方八省游擊隊正式確定番號“新四軍”，這還是葉挺將軍建議的。12月25日，漢口成立軍部，1938年1月移至南昌。同時，堅持三年游擊戰(zhàn)的項英、陳毅也在各地緊鑼密鼓召集舊部。1937年12月，周子昆、張云逸、葉挺、項英、曾山在漢口新四軍成立之初，人員來源非常復雜，特別是干部奇缺。南方八省游擊隊15塊根據(jù)地大小不一，游擊隊多則千人少則二三百人，項英和陳毅召集起來的不過一萬人出頭。由于很多將軍犧牲，干部十分稀缺。項英致電延安，要求多派干部南下新四軍。主席未雨綢繆，為新四軍做了規(guī)劃，源源不斷向新四軍輸出干部。最早一批，是新四軍改編時從延安派往紅28軍改編的四支隊的鄭位三、戴季英、肖望東、程啟文等人，都曾是大別山的老人。但是，高敬亭四支隊“游擊習氣”造成的自由散漫，讓幾位延安來的干部先后被排斥離開了四支隊。主席從中看到整個新四軍迫切需要正規(guī)化，就要從八路軍派出更多優(yōu)秀干部南下支援新四軍。1938年3月，主席給項英派出八路軍駐隴辦事處主任袁國平，出任新四軍的政治部主任。隨后，五大軍事家也在主席指示下，陸續(xù)從八路軍“搖身一變”成了新四軍，充實到皖南和華中戰(zhàn)場。五大軍事家的第一位，是八路軍副參謀長、副司令羅炳輝。羅炳輝出身滇軍，參加過護國戰(zhàn)爭、北伐戰(zhàn)爭。1929年參加紅軍，歷任團長、旅長、軍長、紅九軍團軍團長。抗戰(zhàn)初期，以八路軍副參謀長名義在武漢做統(tǒng)戰(zhàn)工作，1939年調(diào)任新四軍一支隊副司令員。徐海東是紅25軍軍長，抗戰(zhàn)初期先后參加了平型關和町店戰(zhàn)斗，1938年8月因病回延安休養(yǎng)。1939年6月，四支隊高敬亭被槍殺，四支隊一分為二，徐海東、羅柄輝分任四、五支隊司令員。第三位，是八路軍總部參謀處處長兼駐晉辦事處處長彭雪楓。彭雪楓出自紅三軍團，曾任過師政委、紅大政委、江西軍區(qū)政委、陜甘支隊二縱司令員。全面抗戰(zhàn)開始后，在太原、武漢等地做統(tǒng)戰(zhàn)工作。1938年2月，調(diào)往河南確山領導游擊戰(zhàn)，后任新四軍游擊支隊司令員兼政委、八路軍4縱司令員。皖南事變后，任4師師長兼政委。第四位，是八路軍115師344旅政委黃克誠。黃克誠也出自紅三軍團，抗戰(zhàn)初期轉戰(zhàn)冀魯豫，1940年任八路軍2縱政委，后任第5縱隊司令員兼政委。皖南事變后，任新四軍3師師長兼政委。第五位，就是紅四的軍政委李先念?？箲?zhàn)初期任豫鄂邊區(qū)軍事部長、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司令員。皖南事變后，任新四軍5師師長兼政委。5師比較特殊，抗戰(zhàn)后期和解放初期一直是獨立作戰(zhàn)。皖南事變，新四軍5萬余人損失7000余人，全軍只剩4萬余人，還面臨著蔣氏“撤銷番號”的威脅。此時八路軍兵強馬壯有30萬之眾。重建新四軍，3師、5師全伙加入幾乎占據(jù)了新四軍半壁江山。我軍之所以源源不斷從八路軍“輸血”給新四軍，主要有幾大原因：第一，新四軍發(fā)展條件遠比八路軍更惡劣，處于日偽軍和頑軍包圍中，皖南地域狹窄回旋余地不大，新四軍所在第三戰(zhàn)區(qū)遠沒有八路軍所在第二戰(zhàn)區(qū)友好；第二，南方八省游擊戰(zhàn)不擅長正規(guī)戰(zhàn)，“游擊習氣”和自由散漫制約戰(zhàn)斗力，整肅勢在必行；第三，游擊隊堅持下來的將領不多，又在“皖南事變”遭到嚴重損失；最后一個原因，飛速發(fā)展的八路軍受到編制番號不足的制約，而南京一直不給新的番號，所以就充分利用新四軍這一得來不易的“番號”發(fā)展力量，讓八路軍好幾路“縱隊”陸續(xù)“轉正”。當然，盡管新四軍有9位軍事家，比起八路軍來還是少了。八路軍是三大主力紅軍、紅25軍、陜北紅軍五支紅軍部隊大融合的結果，雖然給新四軍貢獻了5位軍事家，還有十大元帥中的9位、十大將中的6位，總部還有毛、周、鄧、楊、左權等人。八路軍、新四軍雖然番號不同，但都是人民軍隊的重要組成部分，密不可分。抗戰(zhàn)勝利以后，黃克誠新四軍3師3.5萬人回歸八路軍115師林總麾下，成為轉戰(zhàn)白山黑水的重要力量。而新四軍5師繼續(xù)獨立發(fā)展，成為跨豫、皖、蘇、鄂、陜南的中原軍區(qū)，“丟車保帥”的中原突圍雖然遭到一些挫折，但不久就和劉鄧大軍合并開始了中原逐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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