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9月，清朝學部曾專門成立一個編訂名詞館，負責編纂和統(tǒng)一各科新名詞，為普及新式教育、發(fā)展新學術和推動憲政服務。嚴復被任命為編訂名詞館的總纂。

    長期以來，學界僅知道當年學部正式定稿的一部分學科名詞對照表的鉛印本或抄寫本，而嚴復主持名詞館時曾編纂的那些最初的"原稿本"，卻一直未見蹤影。人們一般只是從章士釗的有關回憶里，得知曾有過編纂原稿存在，且嚴復在這些原稿本上，還曾進行過一些"審改"。章士釗說："七年（1918年），愚任北大教授，蔡（元培）校長曾將（嚴復）先生名詞館遺稿之一部，交愚董理。其草率敷衍，亦彌可驚。計先生藉館覓食，未拋心力為之也。"（章士釗：《孤桐雜記》，1925年8月發(fā)表于《甲寅周刊》）1943年，章士釗在其名著《邏輯指要》里，又一次提到此事，還引述嚴復在邏輯學名詞中英對照表原稿上反對將Logic譯為辯學或論理學的一段批語："此科所包至廣，吾國先秦所有，雖不足以抵其全，然實此科之首事。若云廣狹不稱，則辯與論理亦不稱也"。章氏還特別加括弧說明，"此數語吾從名詞館草稿得之，今不知藏何處。"（見三聯(lián)書店"邏輯叢刊"本1961年版《邏輯指要》第一章"定名"，第2頁）

    后來，《嚴復集·編后記》的作者，在引述章士釗的上述文字后，接著寫道："也有人說，這工作并不草率，是認真的。無論草率還是認真，總還有這么一堆稿子，可我們現(xiàn)在連它的下落也不知道。"（中華書局1986年版《嚴復集》第5冊，第1587頁）的確，假若能看到嚴復審校的那些原稿本，能將其內容與定稿鉛印本加以參照，或許能掌握對其工作進行合理評價更為有力的證據。

    根據章士釗提供的信息，筆者從《北京大學日刊》中找到了進一步的線索：1918年3月25日，該刊曾刊登一則"北京大學啟"，提到1917年2月間，教育部"曾經檢具前清編訂名詞館所編各科名詞表草稿五十六冊"，函送北京大學，"分交文、理、法、工各科學長會通教員詳加討論，冀收整齊劃一之效"一事。一年后，恰逢全國教育會聯(lián)合會向教育部提交"請劃一科學名詞案"，教育部遂將此一提案，一并交給北京大學，函請其"并案核查辦理"。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特別要求學校各科主任："查此項名詞表草稿，業(yè)經分別發(fā)交各科研究所，應請貴主任會同教員諸君，從事討論，無任盼禱。"（《本校致各研究所主任函》，《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3月25日）由此可知，前述章士釗的那些回憶，基本上還是可靠的。

    只可惜，當年北大各科研究所的主任們如何具體討論這些問題，后來這56冊原稿是否又曾返還教育部？我們均已無法得知了。難道當年清末學部編訂名詞館所編纂的那些對照表的原稿本，真的煙消云散了嗎？

編訂名詞館留下的一部原稿本：《植物名詞中英對照表》

    實際上，清末嚴復總纂的那些名詞對照表的原稿本，并非一部也沒有留下。多年來，筆者對于清末學部的名詞編訂一事持續(xù)關注。2007年，筆者在翻檢國家圖書館所藏各科"名詞對照表"定稿鉛印本時，驚喜地發(fā)現(xiàn)，其中竟還保留下一本當年嚴復審校的原稿本，即《植物名詞中英對照表》。國圖的目錄索引里，標注此書為"普通古籍"、"抄本、橙絲欄"，著者標為"魏易"，附加款目則寫明是"學部編訂名詞館編"。

    但查閱原文即不難判斷，該文獻實際上是魏易編纂并提交給總纂嚴復審核的《植物學名詞中英對照表》的正式稿本，而非抄本。這種稿本形制，應當是清末學部編訂名詞館統(tǒng)一訂做的，其封面上設有"編纂"、"分校"、"覆校"、"總校"四欄。"編纂"欄內填名"魏易"，或為魏易本人所填；"總校"欄里，則是嚴復本人那為人所熟悉的慣常簽名。"分校"和"覆校"欄都空著，可見這兩項工作，實際上當時并未有人做?？上ё罱?，筆者再到國圖重檢該稿本時，此一封面業(yè)已不存，只剩下一角殘片了。另外，從該稿上所留的"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的藏書印可知，它在進入國家圖書館之前，曾被著名學者、福建長樂人鄭振鐸先生所收藏。

    稿本的正文部分，每頁都有統(tǒng)一格式，左邊書眉，統(tǒng)一印制有"學部編訂名詞館"字樣；右邊靠格則統(tǒng)一縱向列有"定名"、"西文原名"和"簡明注釋"三欄，也是統(tǒng)一印制，均著紅色。"定名"欄下，書寫中文名詞確定下來的名稱；"西文原名"欄里，基本所列為英文；"簡明注釋"欄中，則標明所定之名的中文文獻來源，同時也標明其植物所屬分科。該稿本正文部分的文字，當為魏易用黑色墨筆書寫（這從后來其回應嚴復批語的說明文字同正文書體一致，可知）；批語，則為嚴復用紅筆書寫。較長一點的批語，嚴復均用白色矩形紙條寫好，貼在文本頂端空白處，讓其自然垂下。

    綜觀上述內容，可以斷定，這一文獻無疑就是章士釗在回憶中所提到的那種學部編訂名詞館的"草稿"，也即是定稿之前經嚴復審校過的正式原稿本。像這樣的原稿本，據前面提及的"北京大學啟"所知，總共應該有56冊。遺憾的是，目前筆者還只是見到了這一冊。

    該稿的原編纂者魏易（1880-1930），浙江余杭人。年輕時，曾到上海圣約翰大學前身--梵王渡學院就讀，掌握了英語。后遇林紓，與其合譯《黑奴吁天錄》一書，一舉成名。1902年至1904年間，他曾與林紓一道，在嚴復所主持的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任職。在《植物名詞中英對照表》中，魏易對所訂名詞的選用，基本本著"中國所素有者，悉從其舊，余則或為中國舊譯之名，或為日本所譯之名"，惟其合理即行采取的原則。其所用參考書，除了《本草》和《廣東新語》等典籍外，主要使用了日本學者松村任三所編的《本草辭典》、《植物名匯》、日本積文社發(fā)行的《理科辭典》及英國"登而司氏"所譯的《華英文康熙字典》等書。從總的質量來看，編者魏易雖作出了一定努力，但因他并非該門類的專業(yè)學者，其原稿本身還較為粗疏。

從嚴復的批語看其作為總纂的審校工作

    《植物名詞中英對照表》稿本，總共103頁（每頁雙面），據筆者初步統(tǒng)計，其中一共有嚴復所貼批條42張。每張均為白條紅字，貼在建議改動或有問題的地方。這還不包括他在"定名"或"簡明注釋"欄里直接改動或增補的紅字。這些批條，有批評魏易態(tài)度馬虎，勘對不精、譯名重復的；有糾正或提醒其原稿體例不統(tǒng)一、前后譯名不一致，歸類不合理的；有直接改正錯字、刪除贅字，或提出疑義、與之商榷的，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由此可見嚴復的總纂態(tài)度，尚可稱得上認真，審校也算是盡職盡責。

    比如，在稿本的"凡例"后面，嚴復就曾以批條的形式，嚴肅批評魏易的編纂不規(guī)范，體例不合式、不統(tǒng)一的問題，指出："此編每以中國一名，當西國之數名，致滿紙重復，殊非潔凈體裁，鄙意宜行復勘。其一名者，悉列于下第二格中方合；又西國一物而中國數名者，亦應刊諸第一格中，為或體，庶與他科編法一律"。此種批評，十分對癥。在該原稿中，以一個中文詞對譯多個英文詞的情況，的確非常普遍。如以一"菰"對譯的英文詞，就達近十個；以"木賊"對譯的英文詞也很多。反過來的情況也存在。

     在這方面，嚴復提出的不少具體批評和建議，多被魏易接受。像嚴氏多處批評該稿"往往以西文原名有二字，則據之分見兩部，如African lilac，既見于A部，其后復見于L部"不妥，要求必須全行校過（見該稿第2頁，以下直接稱第幾頁）；又批評把非"別名"而是說明文字的內容混入"定名"欄的做法不可?。ǖ?頁），等等。魏易在嚴復的批條上，或表示"已刪后"、"已照改"，或表示"是極"。

    在表述嚴謹方面，嚴復也提出較高要求，并作出示范。如"凡例"部分，魏易原標明："編中植物俗名，采自俄人披雷氏所著之《鉛槧匯存》"。嚴復則將其改為"編中植物俗名，系采用法人帛黎氏所匯集者，見《鉛槧匯存》"。顯見嚴復比魏易更清楚該書作者情況，故能糾正其國籍失誤，同時這一修改還表明，所采用的植物譯名只不過是《鉛槧匯存》中的某一部分內容。這就增加了其表述的嚴謹性和準確性。

    在稿本中，嚴復還曾糾正過一些名詞對譯錯誤或不妥處。如魏易將荸薺（water chestnut）與菱角（water caltrop）完全不加區(qū)別，統(tǒng)一定名為"芰"，就遭到他的批評。嚴指出，"芰即今呼菱角也，《說文》芰蓤也，又云蓤芰也。......其物與荸臍、烏芋、馬蹄刺然異物"。他要求魏易："water chestnut究竟是菱角是葧臍，請再訂定"（第99頁）。在古漢語中，芰或菱角，的確與荸薺并不相干。至今，盡管仍有把water chestnut譯為菱或歐菱者，但這或可視為歷史的誤會。

    嚴復發(fā)現(xiàn)原稿定名的另一處錯誤，是魏氏把"rape"的譯詞定為"菘"。他正確地考證指出，"菘，即今常見之白菜"，這與"rape"（今譯"油菜"）其實不同。不過，嚴復也未能給出正確譯法，反而陷入了另一歧途：他推測"rape與turnip（蘿卜）同用，似系一種食根之菜"（第77頁）。

     不過上述兩例，魏易都沒有表示認可。他明確表示贊同的是嚴復對其所譯"nut"為"榛殼斗"的修改。嚴復寫道："nut is a generic name，今以榛而獨當之，非是。記前已以榛為filbert nut矣，如必為之立名，似不如即用科名殼斗"。魏易在批條上回應道："是極"（第60頁）。

    至于糾正文字錯誤的例子，就更多了。如魏易把與胡臭橙對應的"seville"誤寫成"serville"，嚴復就糾正道："seville記是斯巴尼地名，其地產橙，遂以名之。若serville一名，恐必誤字，祈考訂。"（第86頁）他如改"牛脂芳"為"牛脂肪"（第15頁），改"烏臼"為"烏桕"等，所在多有。

     說到嚴復中西名詞對譯的旨趣，他對"蒲桃"一詞運用的看法，或當引起應有的關注。嚴復反對魏易把"rose apple"和"malabar plum"兩物都譯成"蒲桃"。他案曰："蒲桃見史漢，乃葡萄原字，不知與rose apple是同物否？應細考。"（第5頁）又批語道："蒲桃名見史漢，的系古葡萄字。詩文中往往尚作古名，今用以名plum李屬，雖有所本，尚恐未安。"（第72頁）不過對此，魏易未能完全接受，他在嚴復審改的批條上回應道："蒲桃與蒲萄恐非同物，易謹注。"（第5頁）

     如今，蒲桃一詞似乎早已成為"rose apple"的固定譯法，從表面上看，魏易好像更為在理。但實際上后來流行開來的，卻也未必最初就是最為合理的，有些不過是約定俗成而已。在當年選詞對譯"rose apple"時，嚴復作為一個具有相當學養(yǎng)的古文家，深知以中國文人學者熟悉的水果葡萄別名--"蒲桃"來對譯它，容易造成誤解，故提出疑義，未嘗沒有引人深思之處。從嚴復的有關批語中，我們也能較多看到他作為一個古文家，處處以追求古雅為是的文人習慣。如他強烈建議譯wild rice為"稆稻"，而不譯作"菰"，即為一例（見該稿第80頁）。他把"罌粟"改為"鶯粟"（因蘇東坡詩中曾有用，見第66頁），把"雞屎籘"改為"雞矢籘"（第67頁）等，也都可為證，有的還不免弄巧成拙。其最終的結局，多難逃不流行之命運，似乎只有"雞矢籘"（或藤）的競爭力稍好一點。

     在近代中國，嚴復不僅是杰出的思想家，也是知識廣博的人文社會科學家，但他對于植物學卻并不內行。這不僅表現(xiàn)在他對植物學分科知識缺乏了解上，也表現(xiàn)為他對中國傳統(tǒng)植物典籍的陌生。嚴復在審校過程中，更多依賴的還是《說文》和《爾雅》等傳統(tǒng)字書。正因為如此，當他看到魏易將紫檀標為"豆科"時，便立馬訴諸舊有的生活常識批道："紫檀當系木本之植物，而屬豆科，是亦足疑！"（第78頁）殊不知紫檀正是"豆科"植物；當他注意到"馬鈴薯"、"甘薯"（Spanish potato）等帶有"potato"的植物分列不同科屬時，又馬上表示疑惑："同為potato，而所屬有茄科，豆科，旋花、天南星諸科科異，此亦可疑處，祈再細檢也。"（第74頁）殊不知，馬鈴薯屬于茄科、甘薯屬于旋花科，正是不同科屬。

    由于不熟悉中國傳統(tǒng)的植物典籍和相關知識，在擬定中文植物名詞時，嚴復的批語有時也難免出現(xiàn)失察和自以為是的情形。如他在批評魏易關于"稻"、"稷"、"粟"的英文詞對譯不妥時，竟將稻、粟混為一物，強調"在田謂之稻，其實謂之粟，既舂謂之米，故三者異名而同物，皆rice也"。對此，魏易明顯不服，他在嚴復的批語下面抗議道："五谷稻黍稷麥粟，似稻粟自有分別，請核示。"（第56頁）

    在嚴復的批語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他對日本名詞一向的"反省"態(tài)度，受命主持編訂名詞館，這也是其直接動機之一。從他極度反感該稿本采用"睡蓮"一詞，不難窺見其此一心結之一斑。嚴復憤憤表示："查通篇遇吾國所謂扶渠蓮花者，上必著睡字，不知何本，想必從東文而來。但中國實無此稱，似無取用夷變夏。今案，蓮花為物，漢人通名扶渠，其花謂之菡萏（未發(fā)）、夫容（已發(fā)），其實謂之蓮，其莖謂之茄，其葉謂之荷，其本謂之蔤（在水中者），其根謂之藕。古人于此花諸部，立名特詳，然無所謂睡蓮者，殆不足用也。"（第99頁）其實，"睡蓮"一詞本乃中國創(chuàng)造，并非日本所產，唐代的《酉陽雜俎》、明代的《三才圖會》和清代的《廣東新語》里，均有使用。魏易以"睡蓮"譯對"water lily"，正是采用了中國舊稱，且延續(xù)至今。在這點上，嚴復的批評當有失察和偏激之處。

簡單的結語

     研讀《植物名詞中英對照表》這部嚴復當年批改的原稿本，一方面可以部分地見證嚴復多方面的知識興趣和學問水準，其敢于斷制的性格和注重多采用中國固有古雅文詞的偏向，還有他對待此事較為負責的態(tài)度；另一方面，也具體地看到了中西名詞編訂工作的難度、具體過程和審校特征，尤其是編纂者和總纂之間彼此交換意見、雙向互動的真實情形。遺憾的是，我們雖然有幸見到"植物名詞中英對照表"的原稿本，而它后來據以定稿的鉛印本卻反而無緣得見了，這與其他學科名詞編訂的定稿鉛印本得以留存、而原稿本或已散佚的情形正好相反。否則，我們對其彼此互動的最終結果，當可揭示得更多一些。

    此外，透過嚴復審改的這部原稿本，我們還可發(fā)現(xiàn)當年學部編訂名詞館工作的一個重大缺陷，那就是每個學科只能靠個別編纂者努力，僅總校者嚴復一人最終把關而已，甚至連"分校"和"覆校"的環(huán)節(jié)都沒有設置，就更談不上集體磋商和討論審定的科學程序了。處于革命風起、王朝統(tǒng)治臨近崩潰的邊沿，清廷實際上已經沒有耐心、經費和能力，來維持名詞編訂這樣一類帶有基礎性質的科研工程。其進展和結局，實在也不是嚴復一個人的博學和負責與否，所能決定和改變的。

     最后，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在這部原稿中，嚴復精心書寫的42張"批條"本身，也是近代中國書法史上珍貴的存世墨寶。在學部編訂名詞前后的那幾年，正是嚴復潛心于書法的重要時期之一，這些文字稱得上是他本人遺留至今的書法精品。以往，《嚴復翰墨》和《嚴復墨跡》等書的編者，都未曾刊印過這些批語。希望有條件的出版社，能夠將此原稿本影印出版。同時建議，國家清史編委會正在新編的《嚴復全集》，最好也能夠將此稿全部、或至少嚴復的批語部分收錄進去，以方便讀者和研究者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