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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軍歷史上有過眾多的“脫隊事件”，比如南昌起義三河壩分兵失敗后，時任連長的林彪對前途感到無望曾離隊出走過。因為到處有匪兵攔截走不出去，當夜自己又返回了隊伍。出走前他還勸陳毅一起走，但被陳毅拒絕，林彪返回后陳毅讓他仍回原來的連隊任連長。再如在皖南事變突圍中的危急時刻，新四軍當家人項英“臨時動搖”，率小隊脫隊出走一天半時間，之后黨中央決定“一切軍事、政治行動均由葉軍長、饒潄石二人負總責”，解除了項英的決策權(quán)。還有張國燾、龔楚、張紹東等人的脫隊叛逃，也有紅九軍軍長何畏的脫隊回鄉(xiāng)務農(nóng)，以及像周昆那樣脫隊后失蹤等等。 
而在脫隊事件中，還有一種比較特殊。那就是因為內(nèi)部矛盾，自行脫隊后還留在了革命陣營，沒有去了（或要去）對立面，只是換了（或計劃換）地方。 我們需要說的是，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那個特殊的環(huán)境里，這樣式的“脫隊”，也往往會被視為“叛變革命”，如果帶槍開小差的話，被抓住基本都是槍斃。但最終的處理，因為領(lǐng)導者的政策水平、智慧、胸懷、能力、性格、環(huán)境、背景等諸多因素，處理的結(jié)果也各不相同。我們先來說說最有名的許世友“拖槍逃跑”事件。這個事件雖然大家都熟知，我們還是簡要地來聊聊。1937年3月中旬，紅軍西征失敗后，延安對張國燾的批判開始升級，過程出現(xiàn)偏差，使得范圍擴大化，甚至謠傳要槍斃一批人。許世友當時也在抗大學習，非?？鄲?，并因此病倒了。他感覺沒有出路，向前來看望他的紅四干部們泄憤，說要回四川找長征時留在在川陜根據(jù)地堅持斗爭的劉子才一部。結(jié)果，有30多個團級以上干部（包括5個師級、5個軍級，另有2名營級干部）愿意走。許世友將出走的一切都計劃好了，準備4月4日夜里出發(fā)。曾和許世友搭過班子的四方面軍原軍政委王建安，也是計劃一同出走的成員。但就在大伙兒出走前夕，王建安經(jīng)過慎重考慮，他意識到問題性質(zhì)嚴重，遂將情況報告了上級。隨即，許世友等人被逮捕。“拖槍逃跑”在當時是嚴重的罪行，應判死刑。后在主席的干預之下，此事得到妥善化解，給予從寬處理。由于上述人員屢立戰(zhàn)功，法雖不赦，情尚可原，且犯罪行為尚屬未遂，應減輕處罰。最后，許世友、王建安等6人被分別判刑，實際上并沒有坐牢，而是繼續(xù)在抗大邊學習邊改造。也就是說，許世友等人的行為“情尚可原”，但法不容情，仍然對他們做出了相應的處理。許世友等人的出走事件，從結(jié)果上來說是不幸中的萬幸。不得不說，主席從維護團結(jié)的高度，對此事的處理是極有水平的，顯示出主席的高瞻遠矚與寬宏大量。既沒有“法雖不赦”而過分處罰（當時有人認為許世友態(tài)度惡劣，應該槍斃），也沒有“情尚可原”而不了了之，而是給予適當?shù)奶幜P，既有警戒，也給出路。 
鐘偉是“《亮劍》中李云龍原型之一，亦是劇中丁偉的主要原型。也有人說鐘偉是中國的巴頓將軍，他個性張揚，桀驁不馴，能打勝仗，也是個不讓領(lǐng)導省心的主。有關(guān)鐘偉的傳奇故事不勝枚舉，我們按下不表，單說這次“叛逃”。在鐘偉的正式簡歷里，有這么一句話：“歷任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第二團、第三團政治委員，蘇北抗大五分校代理校長……”，這兩個任職地點分別在豫鄂邊區(qū)、蘇北解放區(qū)，地理位置相差千里之遙。在這兩個任職的“中間地帶”，就隱藏著鐘偉試圖“脫離豫鄂挺進縱，單獨帶隊伍活動”的“黑歷史”。與李先念一樣，鐘偉當初也是從延安南下到新四軍的干部中的一員，不同的是李先念是這支部隊的最高領(lǐng)導者。
在大、小悟山戰(zhàn)斗中，時任第三團政治委員的鐘偉不聽指揮，未經(jīng)請示報告，在敵人強攻下，擅自撤走部隊，致使敵人打到李先念的指揮陣地跟前，使李先念幾乎遇險。而且在平時，鐘偉就不省事兒，經(jīng)常私下找人談話，散布極不利于團結(jié)的話。鐘偉在部隊隨后的大會中被點名批判，接下來他不是去好好地反省自己，去檢討錯誤，而是與個別人商量，要脫離豫鄂挺進縱隊，單獨帶隊伍到蘇北。這多少帶有分裂部隊的性質(zhì)，這是革命隊伍中最忌諱的。這一問題，后來也被同志揭發(fā)了。 鐘偉事情暴露以后，李先念覺得很難辦。因為他是紅四方面軍的，而鐘偉是一方面軍的，如果由他出面來解決這個問題，恐會造成誤會。于是，為了維護部隊團結(jié)，又能起到警示懲戒作用，就由來自一方面軍的縱隊政治部主任任質(zhì)斌帶頭與其他領(lǐng)導同志來處理這件事。隨后對鐘偉做出了處理決定：開除黨籍一年，改任隨營學校教員。然而，鐘偉對這個決定是不滿意的。在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深夜，鐘偉帶著老婆、孩子和挑夫以及警衛(wèi)班8個同情他的戰(zhàn)士出走，經(jīng)三個月一路輾轉(zhuǎn)，來到了鹽城新四軍軍部。在見到代軍長陳毅后，鐘偉當場就哭了起來。陳毅還拿鐘偉開玩笑：“你這個逃兵怎么逃到我這來了?！逼鋵崗年愐氵@句話就可以知道，事情會得到圓滿解決。新四軍各級領(lǐng)導聽了鐘偉的申訴后，認為問題并沒有那么嚴重，于是任命鐘偉任抗大五分校代校長。對于一名前線指揮員來說，這個任命帶有懲罰性質(zhì)，但是不重。后來在日偽大掃蕩、新四軍形勢日益險惡的情況下，又任命鐘偉任新四軍蘇北軍區(qū)四支隊支隊長。鐘偉重返指揮崗位，終成一代名將。在鐘偉這件事上，無論是李先念，還是中原局與新四軍軍部均采取了大事化小的做法。避免了因為一時意氣而讓革命遭受損失，這無疑是更高明的處理方式。
然而，最后我們要說的葉道志等人的出走事件，就不那么幸運了，結(jié)果造成了一個巨大的悲劇。新四軍成立后，急需干部。為此，延安派了大批干部支援新四軍。1938年初，延安委任葉道志擔任臨時支書，率陳康、陶勇等數(shù)十位干部南下到新四軍工作。葉道志、陳康、徐長勝3人都出身于紅四方面軍。在紅軍時期，葉道志先后任師長、師政委，曾與陳錫聯(lián)搭檔。陳康的最高職務是團長，徐長勝的最高職務是副團長，都曾是葉道志的部下。應當說，葉道志的能力是不錯的，被安排到2支隊4團任副團長，后任政委。陳康任補充營營長，徐長勝任軍部特務營參謀。新四軍是紅軍主力長征后，由留在南方各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而成。其成分本來就是地方部隊或游擊隊，當時又值建軍之初，各方面還不完善，部隊作風相差很大，一些八路軍來的干部工作上一時不大習慣。而且在規(guī)模上，新四軍的團只相當于八路軍的營，葉道志對職務安排及工作頗為失望，并反映在了工作中。上級得知后，又將其降職，調(diào)到軍部任特務營營長，這讓葉道志更加不滿。因此，葉道志與陳康、徐長勝一商量，就準備回八路軍去。1938年7月底，即到新四軍工作才幾個月，3人攜帶防身手槍私自離隊。新四軍軍長葉挺得知后，命令偵察科長李志高帶人去追捕，并命令“如不肯回，就地擊斃”。李志高帶1個排急忙追趕，在景德鎮(zhèn)山區(qū)堵住了3人。結(jié)果，徐長勝爭辯了幾句被當場打死，葉道志被抓回，只有陳康僥幸逃脫。
陳康
當時項英正好去延安開會，不在軍部。葉道志被抓回后，葉挺認為“帶槍開小差，抓住就斃。這是鐵的軍紀”。據(jù)說，當時隨葉道志一同南下的干部還給軍部寫了聯(lián)名信，請求槍下留人。葉道志本人也辯解說：我擅自帶槍離隊是錯誤的，愿意接受組織上的任何處罰；但我不是叛變投敵，而是對分配工作有意見，所以我想回八路軍去。在此過程中，隨葉道志一同南下、也來自紅四軍方面軍的陶勇曾直接找葉挺求情擔保，并拿出許世友當年試圖拉走一批人的例子，說“當時主席都沒槍斃許世友”。但葉挺態(tài)度堅決，陶勇為此還被批。8月30日，葉道志被槍決。補充說一下：此后不久，陶勇調(diào)任4團團長，開赴蘇南抗日前線。4團后來發(fā)展成為華野4縱、23軍。逃走了的陳康福大命大，一路回到了延安，他只是受到了批評，并沒有受到軍紀處罰。他先是在1939年初被分配到八路軍129師任隨營學校教員、營長，一年多后調(diào)到戰(zhàn)斗部隊，任386旅17團副團長、團長，772團團長等職務，從此成為陳賡手下的得力干將，在解放戰(zhàn)爭中立下赫赫戰(zhàn)功，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假如當初葉道志沒有被派到新四軍，而是留在八路軍129師，那么我軍歷史上可能又會多一個璀璨的將星。或者說假如沒發(fā)生脫隊事件，并能堅持到建國以后，葉道志正常應授中將，其悲劇真是令人唏噓。
當然，葉道志、徐長勝的悲劇，首先是他們犯錯，但他們與貨真價實的叛徒不一樣。他們離開原隊伍，與許世友、鐘偉一樣，均是因為一些內(nèi)部矛盾而意氣用事，并非叛變投敵。葉道志雖然嚴重違紀，但罪應不至死，將他當做投敵者公開槍決，無疑是有點過了。對比主席對許世友等人、劉鄧對陳康、李先念與陳毅對鐘偉的處理，不得不說葉挺自廣州起義后即脫離組織，沒有經(jīng)歷過紅軍時期艱苦卓絕的殘酷環(huán)境，與紅軍出身的干部在感情上有一層隔膜，仍是傳統(tǒng)軍人的作風。在槍決葉道志以及后來槍決高敬亭的問題上，葉挺以“軍法處置”雖不能算錯，但在大局謀略上，在對待戰(zhàn)友的革命感情上，似乎存在原則性有余而靈活性不足，沒能做到精準處理。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們在對葉道志同情與惋惜的同時，也不能對葉挺過多苛求，畢竟人無完人，而且軍法如山啊，要不怎么能警示并帶好隊伍呢？需要說明的是，1983年，組織上為葉道志平了反，恢復了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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