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與匈奴三次決定性的戰(zhàn)役_兩漢民族關系史

漢武帝決定同匈奴決戰(zhàn)，其戰(zhàn)略目標是戰(zhàn)勝匈奴，改變原來“足反居上，首顧居下”的倒懸著的漢匈關系。如何實現(xiàn)呢？一是在西部切斷匈奴與西羌（今青海省一帶）的聯(lián)系，并采取有效措施撫和招徠西域各部，即“斷匈奴右臂”；二是爭取東北諸族，切斷匈奴的“左膀”；三是消滅南越割據勢力，消除后顧之憂。為實現(xiàn)這一戰(zhàn)略目標，漢采取的具體措施是，將大軍主力集結在隴西，代郡（治廣昌，今河北淶源北），從正面攻擊，同匈奴進行決戰(zhàn)，以完成其預定的戰(zhàn)略目的。漢同匈奴間眾多的戰(zhàn)役，基本上就是圍繞這一戰(zhàn)略目標進行的。

（一）戰(zhàn)爭的序幕

開初，匈奴求和親，武帝叫廷臣議，當時尚有主和、主戰(zhàn)兩種意見。主戰(zhàn)的以大行王恢為代表，主和的以韓安國為代表，雙方進行了一場針鋒相對的辯論。

王恢認為“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www.)韓安國反駁說匈奴“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強，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所以還是和親為好[13]。

當時群臣多贊同韓安國的主張，所以武帝決定和親。但是，匈奴并沒有因和親而停止其掠奪。故武帝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春，詔問公卿：“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侵盜無已。邊境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14]為此和戰(zhàn)之爭又起。

王恢以為“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挽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臣竊以為擊之便”。

韓安國卻過高估計匈奴力量，以為高帝被圍于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使高帝遭受七日不食的平城之饑，“而無忿怒之心”，還遣劉敬奉金千斤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到文帝時，將天下之精兵聚于廣武（屬太原郡），但“寤于兵之不可宿”，所以仍舊和親，此足可效法，不擊為便。

王恢反駁說，不報平城之怨，不是沒有力量，是出于“休天下之心”?，F(xiàn)在邊境“士卒傷亡，中國車相望”，情況不同了，還是“擊之便”。

這時韓安國卻抬出“夷夏大防”的陳腐觀念為他的主張進行辯解，他說，“且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強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蕍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yè)，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睂Υ送趸謪s認為這要看具體情況，他說：“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強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p>

對此，韓安國又提出“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后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為此王恢針鋒相對地進一步提出他的主張，認為出擊不是深入匈奴地，而是誘其至邊境，漢則伏兵擊之[15]。

漢武帝采納了王恢的意見，派聶壹詐誘單于將十萬騎入塞。而漢則將三十萬兵馬埋伏于馬邑（今山西朔州）附近山谷中，企圖以僥幸而一舉殲滅匈奴精兵。匈奴單于謹慎地派騎兵在離馬邑百余里之地偵察，察覺漢有伏兵，便命令迅速撤軍。

雖然這次雙方兵甲未接，但這次行動本身表明了漢匈間七十余年的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自此之后，匈奴就同漢斷絕了和親，于是雙方兵戎相見。匈奴攻當路塞，往往入盜于漢邊[16]。這樣漢匈間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的序幕揭開了。

（二）以爭奪河南地（今內蒙古河套內）為中心的第一階段各戰(zhàn)役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漢武帝征發(fā)萬余士卒治雁門道。第二年，匈奴入上谷，漢以衛(wèi)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并出上谷；又用太仆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云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wèi)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雁門。他們各率萬騎，四路出擊。衛(wèi)青戰(zhàn)至龍城，斬首虜數百，得立功勞。公孫敖亡七千騎，李廣為匈奴所虜，后得脫歸回，敖、廣二人皆當斬，贖為庶人，而公孫賀也沒立下什么功勞[17]。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匈奴二萬騎入遼西，殺太守，又敗漁陽太守軍，并圍困韓安國于漁陽，這時情況危急，恰有燕救兵至，匈奴兵撤去。接著匈奴又入雁門。漢遣衛(wèi)青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退了匈奴。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衛(wèi)青率軍再次出云中，至隴西，攻擊匈奴的樓煩、白羊，得首虜數千，牛羊百余萬，取得了河南地，因而置朔方郡，為確保其地的平安，又發(fā)十余萬人筑朔方城，加固修葺秦時舊塞，并遷人口十萬以實郡土。

這一戰(zhàn)在第一階段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漢奪回河套以內陸區(qū)的目的基本實現(xiàn)了。對此武帝下詔：匈奴“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遂西定河南地，按榆溪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zhí)訊獲丑，驅馬牛羊百有余萬，全甲兵而還”[18]。這詔令可說是對這次勝利的總結。對漢來說是一次大的勝利，是一個好兆頭，結束了漢以往退讓回避的局面，這無疑激勵了漢軍的士氣，為以后取得更大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這時匈奴雖敗，但仍以三萬騎對代郡、定襄和上郡進行騷擾。而右賢王怨河南地為漢所奪，于是對朔方郡進行反攻，并放兵多次入河南，擾朔方，不斷殺掠吏民。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車騎將軍衛(wèi)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wèi)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右內史李沮為強弩將軍，太仆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屬衛(wèi)青，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共同出擊匈奴，漢采取幾路出兵飛突然而至的戰(zhàn)術，對匈奴右賢王實施合圍夾擊，右賢王勢單力孤，力量不支，大敗遁走。此戰(zhàn)，漢俘虜匈奴兵一萬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并獲大量的牲畜。因為這次戰(zhàn)役大獲全勝，衛(wèi)青被拜為大將軍。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漢借勝利之威，再遣衛(wèi)青將六將軍（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率十余萬騎出擊定襄（今內蒙古和林格爾北），斬虜首近二萬級，而漢亦遭到損失，死傷達三千余騎，六將之中蘇建得以身脫，趙信卻投降了匈奴[19]。這次作戰(zhàn)，剽姚校尉霍去病戰(zhàn)功卓著，他隨衛(wèi)青斬虜二千余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為此被封為冠軍侯。又張騫因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加上使大夏之功，封為博望侯[20]。

這兩次出擊，使剛剛奪取的河南地以及新置的朔方郡得以穩(wěn)固了下來，這樣就使?jié)h有了一個向前可攻、后退可守的立足之地，這就取得了下次戰(zhàn)爭中的主動權，使單于不得不采用“益北絕漠，以誘疲漢兵”之計拒漢[21]。此種情況的出現(xiàn)，說明漢已經從守勢變?yōu)楣荩倥珔s反過來，從攻變?yōu)槭?，可見漢第一階段的戰(zhàn)役是成功的，它為下一階段戰(zhàn)役的勝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三）以控制河西走廊為目標的第二階段戰(zhàn)役

漢正面陣地鞏固之后，就想牢牢控制河西走廊，以便隔開匈奴與西羌的接觸，進而打通西域通道，招撫西域各部，以達到“斷匈奴右臂”的目的。這個目標對戰(zhàn)局的發(fā)展是至關重要的，所以前一戰(zhàn)役剛結束，緊接著就轉入了第二階段的戰(zhàn)役。而控制河西走廊的戰(zhàn)略構想早在武帝即位之初就已形成，《史記·大宛列傳》載：“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盵22]這說明漢想聯(lián)合月氏夾擊匈奴。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武帝以冠軍侯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率領萬騎出隴西，“逾烏韡（山名），討濮（部落名），涉狐奴（水名），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懾訴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zhàn)六日，過焉支山（在今甘肅山丹東南、永昌西）千有余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zhí)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余級，收休屠祭天金人”[23]。漢兵縱深作戰(zhàn)，斬斷了匈奴的左膀右臂，并使匈奴的盟軍臣服于己，可見，漢軍確實有了深入作戰(zhàn)的能力。

同年夏天，霍去病與合騎侯公孫敖均出北地（今甘肅慶城縣、環(huán)縣間），二人分道進擊，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今內蒙古赤峰一帶），亦分道共擊匈奴。李廣四千騎先至，被匈奴左賢王所圍，連戰(zhàn)二日，“死傷過半，所殺亦過當”。張騫兵至，匈奴退去。

經過幾次縱深作戰(zhàn)，漢軍對匈奴情況有所掌握，加上漢軍戰(zhàn)斗力的加強，并且乘勝利的余威，組織了更大規(guī)模的戰(zhàn)役。其規(guī)模之大，可以從武帝表彰霍去病的話中看出：

驃騎將軍逾居延（居延海，在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北境），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以眾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濮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仆多有功，封為渠侯[24]。

這真是大表功，大封賞。這次作戰(zhàn)的成功無疑加強了漢最后戰(zhàn)勝匈奴的決心。

這一戰(zhàn)的結果是：

第一，是直接導致了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率其眾四萬余人降漢，武帝不顧汲黯等人的反對，將其眾迎至長安，厚加封賞，并把他們分別安置于隴西、北地、上郡（今陜西綏德）、朔方、云中五郡的塞外，置五個屬國都尉領之，因其故俗而治。

匈奴渾邪王帥眾來降，漢發(fā)車三萬乘?？h官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后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余人。黯入，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眾來，虛府庫賞賜，發(fā)良民侍養(yǎng)，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如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贏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余人，臣竊為陛下弗取也?！鄙细ピS。[25]

發(fā)車、殺人，當然過分，唯以禮待渾邪王是無可非議的，從長遠看是對的，只顧眼前卻也勞民傷財。

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度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雁疵為渠侯，禽黎為河綦侯，大當戶調雖為常樂侯，于是上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奔于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余人，誅悍，捷首虜八千余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zhàn)士不離傷，十萬之眾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乃分處降富于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26]

第二，從此，漢完全控制了從金城（今甘肅蘭州西北）到鹽澤（羅布淖爾，即今新疆羅布泊）的廣大地區(qū)，并在河西置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增設張掖、敦煌二郡，史稱河西四郡。通過這一重大軍事行動后，漢基本上達到了隔開匈奴與西羌的聯(lián)系這一目的，而且打通了前往西域的道路，從此絲綢之路暢通并且興盛起來，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義的事。

第三，直接對匈奴的經濟、軍事力量進行了打擊，使其一蹶不振。匈奴在這一戰(zhàn)役中，兵力傷亡慘重。而且失去了富庶的焉支山、祁連山區(qū)。這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是匈奴生活的基本地區(qū)。無怪乎匈奴失掉二山后，乃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27]可見這一戰(zhàn)，對匈奴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這一戰(zhàn)也預示著漢匈將會有一場更加激烈的戰(zhàn)斗。

（四）雙方主力決戰(zhàn)

漢鞏固了前哨陣地的朔方郡，又控制了河西走廊后，更加刺激了匈奴。是時，匈奴除用一定數量的兵力仍對右北平、定襄等緣邊諸郡進行騷擾之外，單于還聽從翕侯趙信的主張，深信漢兵不能穿越沙漠而北上，就將主力布陣于漠北，以待漢軍決戰(zhàn)。而漢軍則經前兩役的戰(zhàn)斗，士氣高昂，且又積累了沙漠作戰(zhàn)的經驗，又有強大的經濟力量作后盾，尋找匈奴主力決戰(zhàn)的條件和時機均已成熟。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雙方進行了決定性的一戰(zhàn)。是年春天，漢武帝令大將軍衛(wèi)青和驃騎將軍霍去病各統(tǒng)五萬騎以及步兵和輜重兵數十萬出征，另有隨軍私馬四萬匹。原擬霍去病從定襄（今內蒙古和林格爾北）出發(fā)，直接攻擊單于，但臨時從俘虜口中知道單于在東，于是令霍去病改從代郡（今河北蔚縣東北）出發(fā)，而衛(wèi)青則改由定襄出發(fā)。

衛(wèi)青將郎中令李廣為中將軍，太仆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為后將軍，越過沙漠，直逼匈奴主力。匈奴單于得知漢軍已過沙漠尋求決戰(zhàn)，確信“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之說，因此“遠北幕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28]于是兩軍大戰(zhàn)一日，結果是單于領數百騎突圍遁走，而漢軍大勝，得首虜近二萬級，兵直至顏山趙信城，漢軍留一日，燒其城余粟而還。

而霍去病一路出代郡兩千余里，同匈奴左賢王戰(zhàn)，大獲全勝。對此，漢武帝總結說：“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赍，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耆，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山名）。濟弓閭（水名），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今蒙古國肯特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今俄羅斯貝加爾湖）。執(zhí)鹵獲丑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于敵，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盵29]霍去病奔襲千里，雖取得勝利，實是歷盡了萬般辛苦，確乎來之不易。

這一戰(zhàn)，匈奴傷亡近十萬人，損失特重，實力大減，其精銳可說是傷亡殆盡，乃至無力在漠南置單于庭了。

漢軍在這次戰(zhàn)爭中，亦付出了很高的代價，損失亦很大，士卒死亡者僅以什三計，在五萬人左右。而兩軍出塞時，“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30]。從此雙方再也無力組織與此次戰(zhàn)役規(guī)模相當的戰(zhàn)爭了，但是，此役對于以后匈奴走“藩臣于漢”的道路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在這之后的一段時間內，匈奴不斷“遣使于漢，好辭請和親”，而漢亦往往遣使于匈奴，力圖說服匈奴“使為外臣，朝請于邊”?！懊繚h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31]。也就是說，漢不往北擊匈奴，只在緣邊“通渠置田”，固障堅候，移民實邊屯墾。而匈奴不入或少入緣邊各郡騷擾，雙方處于側重于政治（外交）上的斗爭。當然軍事上亦有摩擦，這又多是因為爭奪西域諸部而引起的。如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廣利率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zhàn)，還師時被圍，得趙充國死力相助才得突圍，而“漢兵物故什六七”；李陵率兵卒五千出居延（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北境）至?；剑ń衩晒艊鵀跆m巴托北，鄂爾渾河西），與單于遭遇，雖苦戰(zhàn)，但孤軍深入，寡不敵眾，被俘而降匈奴；等等。但這些戰(zhàn)事規(guī)模都不大?？傊?，這段時間漢匈之間的焦點在于恢復“兄弟”關系，即實現(xiàn)和親，自然這種和親已經不是漢初時的和親了，當然也不是兵戎相見的關系。由于漢強匈奴弱這個現(xiàn)實，所以漢匈關系變?yōu)榫缄P系是很自然的。其實這也是雙方戰(zhàn)爭的繼續(xù)，只不過是斗爭的方式不同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