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伊·列寧在巴黎

綏·伊·霍普納爾

　　1910年夏末，在敖德薩和葉卡特林諾斯拉夫遭到重大“挫折”以后，在作了無數(shù)次的努力，以求在俄國繼續(xù)開展黨的地下工作以后，我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開俄國。我智勝了警察當局，取得了出國護照。9月間，我來到了巴黎。

　　我擺脫了警察當局的壓力和沙皇保安機關(guān)的“千里眼”，剛剛感到由此產(chǎn)生的一點輕松愉快，但馬上又惘然若失了。早在國內(nèi)的時候，我就聽說僑居生活是很艱難的，這一說法又在我腦海中出現(xiàn)了。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在這里誰需要我？我能做些什么？能夠找到謀生的工作嗎？

　　在1905—1907年革命失敗后的那幾年，巴黎是俄國政治僑民的最大集中地之一。逃避審判和監(jiān)獄的革命者以及從沙皇的勞役地和流放地逃離的革命者大量來到這里。大部分僑民的生活十分困難。

　　那幾年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也住在巴黎。我很想去見他，但又感到列寧對我的拜訪是不會感興趣的，再說我似乎并沒有什么新聞可以告訴他。

　　我到巴黎后的第二天，在街上碰到一位同志，他打消了我的顧慮。他對我的猶豫感到生氣，他說：“娜塔莎（這是我的黨內(nèi)化名），您怎么不明白，伊里奇是多么渴望會見每一個剛從俄國來的人?。　笔聦嵉拇_如此，很快我就相信了，對列寧來說，會見剛從俄國到來的人是獲得祖國的新聞來源之一。列寧雖然遠離祖國，但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依然領(lǐng)導著我們俄國的地下黨，他經(jīng)常大量閱讀俄國的報刊雜志，與黨內(nèi)同志保持著頻繁的通信聯(lián)系。

　　我從街上碰見的那位同志那里，了解到布爾什維克巴黎小組最近一次會議的地點、日期和時間。這次會議是在一家咖啡館的樓上小房間里召開的，在那里我馬上就見到了列寧。他坐在角落里，低著頭在下棋。我不是根據(jù)畫像認出他的，當時由于秘密工作的條件，列寧的畫像什么地方都見不著。我之所以能把他認出來，因為1907年在芬蘭我曾見過他，聽過他的演說。見過他一次，第二次就不會認不出來。我們每一個人的智慧、心情和注意力都同我們天才的導師和領(lǐng)袖緊緊地聯(lián)結(jié)在一起，他的與眾不同的特點永遠銘印在我們的心頭。

　　會上討論了幾個一般性的時事問題。列寧發(fā)了言，他的講話不超過五——八分鐘時間。那是四十五年以前的事，非常遺憾，他的發(fā)言內(nèi)容我已經(jīng)記不得了。但使我永遠不能忘懷的是，他的發(fā)言使我當時的自我感覺起了根本的變化。我精神上和肉體上的疲勞一下子完全消失了，似乎有大病初愈的感覺。

　　會議結(jié)束的時候，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婭[1]走到我跟前，用友善的責備口吻對我說：“您就是那位不愿意到我們那里去的娜塔莎！伊里奇卻要我無論如何把您請去。明天晚上八點鐘請您到我們那里去?！?/span>

　　在約定的時間，我走近了瑪麗·露絲街四號住宅。記得我當時非常激動，甚至那時還不知道我能告訴列寧哪些黨內(nèi)新聞。

　　我被直接帶到“會客室”，這是一間小小的廚房，在煤氣灶的對面，靠近墻壁的地方，放著一張不大的長桌，上面鋪著漆布。這個“會客室”同時又是“餐室”。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和她年老的母親就請我在這里喝晚茶和吃便飯。

　　當時我還是不知道該從哪里講起。但是，當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講了幾句話以后，當他剛提了幾個問題以后，我對近幾個月來在俄國經(jīng)歷的事一下子就有了新的看法。我自己對向列寧匯報的內(nèi)容也產(chǎn)生了新的興趣，深深地感到我的匯報是有益的。產(chǎn)生這一變化的原因是由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十分注意地聽取我的匯報。列寧用不多的，很謹慎的問題使我不知不覺地繼續(xù)講下去，不讓我草草結(jié)束匯報。我越講越起勁，我匯報了 1909年和1910年在敖德薩、尼古拉耶夫和葉卡特林諾斯拉夫等地發(fā)生的許多事情：在敖德薩試辦黨的機關(guān)刊物，警察襲擊印刷所，在葉卡特林諾斯拉夫也試辦類似的刊物，地下小組的工作，打入保安機關(guān)暗探小組的情況，幾次逮捕的情形，以及布爾什維克敖德薩委員會目前的訴訟案等等。

　　這天晚上，我第一次感到在列寧身上有一種能博得人們信任的力量。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不少同時代人在他們的回憶錄里都特別講到他善于聽取別人匯報的這一特點。列寧十分注意地聽取匯報和提出為數(shù)不多的問題，這就能使匯報人受到鼓舞和感到興奮。列寧的這一特點成了布爾什維克的一個優(yōu)良傳統(tǒng)。善于聽取他人的匯報，這不僅是更好地了解各種問題的手段，而且也是了解人的最好的方法，是教育他們的良好的輔助手段，能使他們在政治思想上得到提高，同時使他們在黨的工作中更好地發(fā)揮作用。

　　談話結(jié)束時，我深深地感到：即使在這里，在僑居中，我對黨還是有用的。當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建議把我的匯報內(nèi)容為黨中央機關(guān)報《社會民主黨人報》（當時這份報紙在巴黎出版，秘密運往俄國）寫一篇簡短的通訊時，我特別感到鼓舞。我的這篇通訊寫好后刊登在《工人報》第一號上。

　　在這次會見中，我看到列寧是隨時隨地嚴格執(zhí)行計劃的典范。開初，我問列寧他能會見我多少時間。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回答說：“時間有的是，可以把談話的時間和喝茶的時間合在一起，我們可以有一至一個半小時。”可是我越講越起勁，簡直忘記了時間。列寧突然看了一下表：顯然，預(yù)定的時間過去了。我匆匆忙忙地結(jié)束了我的匯報。列寧聽完了我的匯報，很快地從桌上拿起沒有喝完的茶，再一次提醒我寫一篇通訊，然后和藹地同我告別，回到自己的工作室里去了。有人在回憶錄里把這個工作室稱作“辦公室”，其實它根本不象辦公室?？繅Ψ胖鴰字粵]有上漆的書架，工作室的中間放著一張長長的桌子，也沒有上漆，上面鋪著紙，桌上堆滿了報紙。還有二三只舊的很不值錢的椅子。這就是他的“辦公室”的全部擺設(shè)。

　　過了許多年以后，在《列寧全集》出版以后，我們才真正知道，在那些年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理論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就在那時，在巴黎的時候，我們大家都已經(jīng)知道列寧非常珍惜時間，不能白白浪費他一分鐘。

　　但是當同志有困難需要幫助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總是能擠出時間來的。有一天，我深夜回來的時候，看到一張便條，上面說，昨天晚上有人在列寧那兒談起了生病的庫爾納托夫斯基[2]同志的困難處境，說決定把他從原來的醫(yī)院轉(zhuǎn)到另一家醫(yī)院去。條子上說要我代表列寧去找我的一個熟人——一位有名的法國外科醫(yī)生請他幫忙設(shè)法辦理轉(zhuǎn)院事宜。便條上最后還說，列寧要我告訴他，我什么時候去找以及商談的結(jié)果。同這位外科醫(yī)生通了電話以后，我告訴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已同醫(yī)生約好在第二天中午十二點見面。就在這天晚上，有人給我送來便條說，列寧想同我一起去，他將于上午十一時到我這里來。

　　我知道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是很準時的，所以在預(yù)定的時間我留心地注意門鈴聲。突然，我聽到樓梯上有聲音，我馬上就去開門。是列寧來了。他一步跨兩級地很快登上六樓，還輕聲地哼著一個什么曲子。那時他已四十歲了，但還是那樣朝氣勃勃，精力充沛。

　　我還記得那次會見的另一個細節(jié)。在我家的墻上掛著一張藝術(shù)明信片，這是巡回展覽派藝術(shù)家作品的復制品，列寧專心地欣賞了這幅畫，然后輕輕地說：“巡回展覽派藝術(shù)家們的這些畫把俄羅斯的生活反映得多么逼真啊……”就是由于列寧的這句話，我才把這張明信片珍藏起來。這是藝術(shù)家波格丹諾夫的名畫《戰(zhàn)友們》的復制品。

　　我們簡單地商量了一下同外科醫(yī)生商談的主要內(nèi)容后，就乘地鐵到巴黎城的另一端去。路上往返連同與醫(yī)生商談一共花了兩個小時。兩個小時對列寧來說意味著什么，這只有直接了解他的工作的人才能理解。

　　列寧對同志關(guān)懷備至而又嚴格要求，但他更是嚴于律己。列寧自己的表率作用，他的嚴格要求和巨大影響保護了在國外的布爾什維克干部免受白色僑民的腐朽影響。我們的大多數(shù)同志對被迫的失業(yè)和極端困難的物質(zhì)條件都能沉著地應(yīng)付。我們布爾什維克的成員都滿腔熱情地完成黨交給的各項任務(wù)，包括最小的最繁瑣的事務(wù)性工作。為了給黨的機關(guān)刊物籌措經(jīng)費，我們常組織晚會，有時還組織演出。列寧自己雖然沒有出席晚會，但他對這件事是贊同的，因為它能為黨籌集經(jīng)費。但是在同我們這些組織者交談時，他強調(diào)指出，我們必須負責使晚會的娛樂活動符合文明的要求，決不允許損害我們黨員的尊嚴。有一次我們把高爾基的劇本《怪人》搬上舞臺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也來觀看演出了。

　　記得我剛從外面走進“休息室”，看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同我黨的老同志德·科特利亞連科手拉著手在觀眾中出現(xiàn)時，我感到十分驚喜。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向我祝賀，他對我們演出高爾基的劇本表示高興和贊同，他說，要沿著這條路繼續(xù)走下去，把文化工作與為黨籌措經(jīng)費結(jié)合起來，雖然他也知道，排演一個象樣的劇本我們要克服多大的困難。

　　布爾什維克僑民不想加重僑民互助儲金會的負擔（順便說一下，這個儲金會經(jīng)常是沒有錢的），他們努力尋找工作，不管什么工作他們都做：教課，翻譯，打字，搬運家具，洗刷汽車等。甚至連掌握扎實的專業(yè)知識的一些同志生活也十分困難。例如，我們的同志中有兩位是國內(nèi)很有名的醫(yī)生，這兩家的生活就很困難。這里說的是已經(jīng)去世的老布爾什維克尼·亞·謝馬什柯[3]和米·費·弗拉基米爾斯基[4]。后者有一個時期靠每天早晨五點鐘起分送牛奶來維持生活（俄國的醫(yī)生文憑在法國得不到承認）。布爾什維克中的熟練工人可以找到工作，但是他們往往因為不懂法語而受影響。

　　列寧在巴黎常同大家接觸，這對生活在艱苦條件下的同志們能保持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這就是為什么在1912年夏天當我們聽說列寧要離開巴黎的消息后大家都感到悶悶不樂的原因，但是當我們知道列寧遷往離俄國邊境更近的地方時，大家還是很高興的。

　　布爾什維克小組的健康的政治道德面貌與巴黎的其他僑民團體有著明顯的區(qū)別。有一次，社會革命黨的一位知名黨員對我說：“為什么你們布爾什維克與其他所有黨派不同？碰到你們的時候，就會使人感到，你們有一種特別的內(nèi)在的東西，你們特別團結(jié)，你們有一個特殊的世界?！?/span>

　　是呀，我們有一個特殊的世界。這是布爾什維克黨的世界。我們在準備新的革命。盡管革命的地下工作條件很艱苦，但黨在俄國已形成一支強大的力量，未來是屬于它的。布爾什維克的“特殊的世界”就是我黨為新的革命而進行的從未停止過的斗爭生活。布爾什維克深信革命不可避免，深信革命即將來臨，這就是布爾什維克與其他所有僑民團體的區(qū)別。

※　　　　　※　　　　　※

　　列寧具有高度的樂觀主義精神，他對即將來臨的新的俄國革命懷有不可動搖的信念，這一切在我們第一次見面時（當時新的革命高潮還沒有明顯的跡象）就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在交談中，我列舉了一些有關(guān)反動勢力猖獗、警察當局加強恐怖的事實。但列寧認為這并不說明他們有力量，而認為這是反動勢力在工人的積極斗爭面前，在我們的地下黨面前虛弱和恐懼的表現(xiàn)。關(guān)于這些，列寧只在我匯報時簡單地插了二三句，但是這些插話證明，他堅信：反動統(tǒng)治是不穩(wěn)固的，反動派的失敗已為期不遠了。

　　在這次見面后不久，馬上就召開了巴黎布爾什維克的黨組織會議，討論列寧關(guān)于《工人報》的報告，這份報紙的創(chuàng)刊號在兩星期后就出版了。

　　列寧在報告中談到，總的形勢是出現(xiàn)了工人運動和社會民主黨的嚴重危機。他反對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其他敵對分子對黨內(nèi)危機的庸俗解釋，號召大家研究黨內(nèi)斗爭的階級根源。面對嚴酷的現(xiàn)實列寧毫不畏懼。他介紹了一些黨組織瓦解的情況，并強調(diào)指出，思想上的動搖不僅在布爾什維克的隊伍以外存在，在某些布爾什維克身上也存在；他還認為，甚至在某些先進工人中間也出現(xiàn)了消極冷淡和灰心喪氣的現(xiàn)象。

　　與此同時，列寧的報告充滿著深刻的樂觀主義和策略上的現(xiàn)實主義相結(jié)合的革命精神。整個報告貫串著兩個思想：（1）使國家和勞動群眾擺脫困境的唯一辦法，是走革命的道路，而不能象孟什維克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所鼓吹的那樣走“立憲”的道路：（2）新出現(xiàn)的形勢是，工人階級隊伍中已開始出現(xiàn)自己的能干的領(lǐng)袖，他們將擔負起恢復黨的團結(jié)的任務(wù)。列寧認為，只要把在兩條戰(zhàn)線上——反對取消派（從右的方面）和反對召回派（從左的方面）——進行不調(diào)和的斗爭的一切人們團結(jié)起來，黨的危機就能克服。普列漢諾夫及其追隨者當時也把開展反對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爭當作首要任務(wù)，列寧對布爾什維克同他們開始接近表示滿意。

　　會議開得很激烈。兩個調(diào)和派分子叫嚷說，布爾什維克和普列漢諾夫分子創(chuàng)辦了新的報紙，沒有讓孟什維克取消派和召回派參加，似乎這就會加深分裂。他們還反對由于布爾什維克的代表退出了托洛茨基的報紙的編輯部而造成的與托洛茨基決裂的局面。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第二次發(fā)言時又一次尖銳地批判了無原則的聯(lián)合，他稱之為“調(diào)和主義的胡說”。他說，工人會理解我們的，現(xiàn)在我們?nèi)耸巧僖恍?，但是如果我們把自己的徹底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立場堅持到底，以后人會多的。

　　會議開始按照列寧的思想繼續(xù)進行。

　　我想講一下列寧給黨的巴黎布爾什維克小組成員的一封信的事（可惜這封信至今沒有找到），來說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高度原則性和待人的深厚感情。

　　就在我同列寧在巴黎幾次見面的那段時間里，我們同孟什維克的決裂已到了如此徹底的地步，以致我們布爾什維克已經(jīng)不跟孟什維克參加同一個會議了。然而，我們在中央委員會國外局里的代表還得與孟什維克代表就全黨的資金和黨的其他財產(chǎn)的分配問題進行談判。由于孟什維克突然提出了一個協(xié)議條件：要求布爾什維克同意參加共同辯論黨內(nèi)情況的另一次會議，幾乎已經(jīng)達成的協(xié)議遭到了破壞。孟什維克還堅持要求列寧本人參加辯論會。由于布爾什維克代表希望盡早達成協(xié)議，在沒有取得列寧同意的情況下，就草率地答應(yīng)了這一要求。

　　這個問題提到布爾什維克巴黎小組召開的緊急會議上來研究。列寧反對在僑居國外的情況下與孟什維克舉行任何新的辯論，并堅決表示拒絕出席這樣的會議，理由是這種辯論是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在贊成參加辯論的人發(fā)言以后，列寧再次表示拒絕參加這種辯論，接著就退席了。

　　他的退席使參加會議的人感到十分窘迫。我們不知道怎么辦。一部分人離開了會場。留下來的人決定派兩位同志到列寧家里去商量解決辦法。

　　當從娜·康·克魯普斯卡婭那兒了解到列寧并沒有回家，同志們感到有些擔心了，但想到列寧在思考問題時常常習慣于一個人散步，于是我們就在他住的瑪麗·露絲街上等他。不久，列寧以敏捷的步伐向自己的住宅走來。他很激動。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突然看到同志們，感到很高興，雖然已經(jīng)很晚了，但他還是把同志們請到家里，于是就開始討論起形勢來了。列寧再次重申他的理由，同志們的疑慮終于打消了。

　　但是列寧并不認為問題已經(jīng)全部解決。他想把巴黎小組中相當一部分人之間爭論所產(chǎn)生的痕跡全部消除掉。為此，列寧給小組成員寫了 一封信，詳細解釋他自己的觀點。

　　這一點充分說明了列寧對待集體，對待黨內(nèi)同志們的態(tài)度。巴黎小組的成員中雖然有一定數(shù)量的第一次俄國革命的參加者，但這個小組畢竟是布爾什維克的一個地方組織。即使對待這樣一個地方組織，列寧也不認為可以無視它的部分成員的思想情緒。他親自擬定了一張名單，根據(jù)他的意見，他的信應(yīng)該讓名單上的同志們傳閱。

　　我把他的信看了兩三遍，把信的內(nèi)容幾乎逐字逐句地牢牢記在腦海里。

　　列寧在信的一開頭就指出，任何破壞紀律的行為都是破壞黨的滔天罪行，不允許不按大多數(shù)人的意志辦事。但是他不得不堅持自己的意見，因為他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堅信自己是正確的。列寧清楚地回憶了在僑民中進行毫無成效的辯論的歷史，這種辯論同在俄國國內(nèi)工人中辯論是有區(qū)別的。在國內(nèi)，特別是在工廠里，在吸煙室里和其他僻靜的角落里，很多非黨工人都很仔細地傾聽布爾什維克同孟什維克之間的辯論。這種辯論有助于他們在政治上得到提高，幫助他們確定自己的立場，走上革命的道路。而在國外，參加會議的一般是各派的人，他們對爭論的問題早已了如指掌，他們的立場早已確定，在這里你不可能說服任何人。至于原則性的爭論我們可在黨的刊物上進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指出，我們不能把精力浪費在空談上。必須愛惜精力，積累知識，研究歷史教訓，準備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革命即將到來，它要求我們更加善于斗爭，避免過去的錯誤。

　　列寧的這封信影響非常大。引起這一事件的問題不必再討論了。我們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懂得列寧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擦亮了眼睛，認清了現(xiàn)實，也看清了我們在這種現(xiàn)實面前所處的地位。由于這封信的影響，我們大家都感到心情舒暢。

　　1910年12月，由于夏季罷工，由于托爾斯泰逝世舉行了游行，為此列寧指出：“俄國人民正在蘇醒過來投入新的斗爭，迎接新的革命?！盵5]

　　從1905年革命開始的頭幾天起，特別是在革命遭到失敗以后，列寧一直仔細研究這次革命的經(jīng)驗，總結(jié)它的教訓，他在法國和瑞士等大城市的群眾大會上發(fā)表演說時，就革命的一些最重要的問題作出了自己的結(jié)論。由這些地方的布爾什維克組織舉辦的報告會，吸引了許多僑居國外的屬于革命政黨的和反對派政黨的聽眾。

　　同對新的革命喪失了一切信心的人相反，列寧滿懷信心地指出，新的革命不僅一定會到來，而且它很快就會到來。工人和農(nóng)民在第一次革命時期提出的問題，包括土地問題，八小時工作日問題，民主共和國問題等，一個也沒有得到解決。因此爆發(fā)第一次革命的重要因素沒有消除，它們還在繼續(xù)起作用，這些因素不能不導致新的革命。必須為迎接新的革命做好準備。列寧還認為，第二次革命并不是第一次革命的簡單重復，而是在新的急劇變化了的條件下的進一步發(fā)展。

　　在這些年里，列寧積極投身于國際范圍內(nèi)的工人運動。他不僅研究俄國的形勢，而且研究世界形勢。國際上革命派對俄國第一次革命的反響，特別是在土耳其、波斯和中國發(fā)生的革命，列寧都給予密切的注意，這些反響和革命事件都是他所提出的新的革命即將來臨的天才論斷的依據(jù)。這些論點，他在保爾·拉法格[6]和勞拉·拉法格[7]的葬禮上發(fā)表的演說詞中發(fā)揮得特別明顯。

　　從列寧的著作中以及從娜·康·克魯普斯卡婭寫的回憶文章中，我們知道列寧對拉法格是十分尊敬的。列寧當時對法國社會黨人的首領(lǐng)們釆取了批判的態(tài)度，在這樣的背景下，這種尊敬就顯得特別突出。雖然在戰(zhàn)前時期還很難預(yù)見到法國社會黨的首領(lǐng)們將普遍地轉(zhuǎn)向社會沙文主義的立場，當時列寧還沒有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初期那樣把他們斥之為叛徒，但列寧同這些首領(lǐng)之間的關(guān)系疏遠是一眼就能看出來的。

　　有一次，列寧在僑民圖書館（在戈別連大街）舉行的會議上做完報告后，我問他是不是常與法國社會黨的領(lǐng)導人見面。列寧說：“不，我和他們沒有共同的語言?！蔽覇査欠駞⒓铀麄兊睦碚撧q論會，列寧回答說：“社會科學應(yīng)該在德國研究，在法國得到高度發(fā)展的是自然科學?！?/span>

　　保爾·拉法格和勞拉·拉法格的自殺，以及拉法格的誠摯的遺書[8]，給一切信仰社會主義的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知是兩位還是三位同志專門就這一自殺事件與列寧談了一次，在拉法格夫婦的葬禮以后，他們給我們轉(zhuǎn)述了談話的情況。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同我們的同志談話時講了這樣的想法：一個社會黨人不是屬于自己的，而是屬于黨的。如果他還能為工人階級做哪怕一點點有益的事，哪怕是寫一篇文章或一份呼吁書，他就沒有權(quán)利自殺。列寧又說，不要忘記，在寫作力量方面工人階級的政黨要比資產(chǎn)階級政黨弱得多。

　　葬禮前的一天，《人道報》登了一個通告說，準備在拉法格夫婦的葬禮上發(fā)表演說的各黨派組織的代表，必須在前一天向《人道報》編輯部提出。晚上，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親自到《人道報》編輯部去，但是直到深夜，而且還費了很大的勁才走到那里提出了申請，因為編輯部前面的大街上擠滿了人群。

　　送葬的那一天，數(shù)萬名法國無產(chǎn)者高舉紅旗尾隨兩口棺木，向拉雪茲神父墓地進發(fā)?；鹪釄龅拇髲d里無法容納全體人群，追悼會只得就在殯儀大樓前面的露天廣場上舉行。

　　在幾位代表發(fā)言以后，列寧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駐國際社會黨執(zhí)行局代表的身份發(fā)表演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是用法語講的。他的講話很短，但內(nèi)容極其深刻。他開頭對拉法格講的幾句話，表達了俄國無產(chǎn)階級及其先鋒隊向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最有天才、最淵博的宣傳家之一拉法格的敬意。

　　當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講到，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旗幟下“俄國工人的先進隊伍團結(jié)起來了，用自己的有組織的群眾斗爭打擊了專制制度，不顧自由資產(chǎn)階級的動搖背叛，過去堅持了現(xiàn)在也堅持著社會主義事業(yè)、革命事業(yè)、民主主義事業(yè)?！盵9]這段話表達了一個偉大的革命者、一個熾熱的愛國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的心聲。列寧在講這段話時，甚至引人注意地挺直了身子，他的整個體態(tài)表示了他為俄國工人階級而感到鼓舞和驕傲。

　　列寧的那段話就好象是昨天說的，他說，俄國革命“揭開了全亞洲的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現(xiàn)在有八億人參加了整個文明世界的民主主義運動?！盵10]

　　列寧的演說沒有送葬時通常有的那種消沉情緒，而是充滿著偉大的戰(zhàn)斗即將來臨的朝氣勃勃的預(yù)言。

　　這些歷史性的戰(zhàn)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高潮的這一變化了的形勢下發(fā)生的。第二次俄國革命的戰(zhàn)斗開始了，在最黑暗的反動年代里，是列寧預(yù)見到它的到來。

　　在1910—1912年間，列寧的全部期望，他的全副飽滿的精力都用來迎接第二次俄國革命這一最近的目標。列寧把1917年2月的勝利只看作第一步。從這一勝利的第一天起，他的全部智慧，他的非凡的力量都用來迎接他所領(lǐng)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那時他的名字在全世界工人中已經(jīng)盡人皆知了?，F(xiàn)在，當我們偉大的黨在十月革命開辟的嶄新的強大的基礎(chǔ)上滿懷信心地走向共產(chǎn)主義的時候，我們都感覺到，都知道，列寧同我們在一起。

載于《回憶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第1卷1956年莫斯科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版第486—496頁

[1] 娜捷日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婭（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開始從事革命活動。1894年加入勞動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烏法和西伯利亞。1898年同列寧結(jié)婚。1898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1年移居德國，是《火星報》書記，參與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大”的籌備工作。1905年回國，1905年革命失敗后流亡法國。1917年4月回國，參與了無產(chǎn)階級青年運動的組織工作。聯(lián)共（布）十四大時是“新反對派”成員，但后來又脫離反對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員。1937年當選為第一屆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代表。蘇聯(lián)最高委員會主席團成員。1939年病逝，遺體葬于克里姆林宮墻下。

[2] 維克多·康斯坦丁諾維奇·庫爾納托夫斯基（Викто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Курнатовский，1868年6月28日——1912年9月19日），早年參加民意黨活動。1892年流亡瑞士。1896年加入勞動解放社。1897年回國，后被捕并被流放到東西伯利亞。1900年獲釋。1901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亞。1905年“10月17日宣言”發(fā)表后獲釋，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并策劃發(fā)起了赤塔工人武裝起義。1906年起義失敗后被捕，被判處死刑，后改判終身苦役，后在流放地越獄，經(jīng)日本流亡法國。1912年在巴黎逝世。

[3] 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謝馬什柯（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машко，1874年9月8日——1949年5月18日），1893年起從事馬克思主義運動。1901年畢業(yè)于喀山大學醫(yī)學院。積極參與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國外。1908—1910年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對外局主席。1917年9月回國，擔任莫斯科皮亞特尼茨基區(qū)蘇維埃主席，積極籌備了莫斯科武裝起義。1918—1921年任衛(wèi)生人民委員。1921—1949年任莫斯科大學醫(yī)學院社會衛(wèi)生學系系主任。1927—1936年任《大醫(yī)學百科全書》主編。1930—1936年任全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1940—1949年任全蘇衛(wèi)生學會主席。1949年在莫斯科逝世。

[4] 米哈伊爾·費多洛維奇·弗拉基米爾斯基（Михаил Фёдорович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1874年2月20日——1951年4月2日），1895年發(fā)起成立莫斯科工人工會。1898—1899年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莫斯科委員會委員。1899年流亡瑞士，加入了勞動解放社。1903年以后是布爾什維克。1905年參加了莫斯科武裝起義。1906年流亡法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蘇維埃委員。十月革命期間任莫斯科軍事革命委員會委員。1918—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員。1919年3月16—30日任全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補委員。1919—1922年任副內(nèi)政人民委員。1922—1924年任烏克蘭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1924—1925年任烏克蘭共產(chǎn)黨（布）中央委員會書記。1925—1926年任烏共（布）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主席。1925—1927年任聯(lián)共（布）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委員。1926—1927年任蘇聯(lián)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席。1927—1951年任蘇共中央檢查委員會主席。1930—1934年任俄羅斯聯(lián)邦衛(wèi)生人民委員會委員。1950—1951年任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代表。1951年逝世。

[5] 《列寧全集》第16卷第356—357頁?！幷咦?/span>

[6] 保爾·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年1月15日——1911年11月26日），生于古巴圣地亞哥。1851年隨全家遷回法國波爾多。1864年進入巴黎大學。在蒲魯東影響下，參加了第一國際。后來逐步接近馬克思主義。1868年與馬克思的次女勞拉結(jié)婚。巴黎公社失敗后流亡西班牙，與無政府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斗爭。1879年與蓋得等人成立法國工人黨。1889年主持召開第二國際成立大會。1911年與妻子一起自殺。

[7] 珍妮·勞拉·馬克思（Jenny Laura Marx，1845年9月26日——1911年11月25日），馬克思的次女，曾任馬克思的秘書。1868年嫁給保爾·拉法格，積極參加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的工作。1911年11月25日同拉法格一道自殺身亡。

[8] 這封遺書刊登在布爾什維克的《明星報》12月份的某一號上?！棥せ簟ぷ?/span>

[9] 《列寧全集》第17卷第286頁。——編者注

[10] 同上，第287頁?！幷咦?/span>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進入暢讀模式，享受暢快小說閱讀體驗立即進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