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特點

　　宋明理學作為一種新的思想體系，無疑具有多方面的內(nèi)容。但從總體上看，它至少有以下兩個主要的特點。

　　(一)思辨化的儒學

　　與先秦、漢唐儒學不同，宋明理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的思辨性。

　　佛教傳入中國以后，因其所具有的三世因果的彼岸性深深吸引了儒學的知識分子，也刺激了佛教與中國的本土宗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發(fā)展。但相對而言，儒家的應(yīng)變總體上是滯后的。在唐一代，儒家學者中的有識之士如韓愈、李翱等，就已經(jīng)意識到儒學面臨著佛道二教尤其是外來佛教在文化上的嚴重挑戰(zhàn)。但他們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 比較簡單化，韓愈主張“人其人，火其書”，用政府行政干預(yù)的方法來禁止佛教的傳播和發(fā)展，李翱思考得相對深入一些，主張援道入儒、以儒包佛，來解決佛教文化的沖擊。

　　宋代的理學家們認識到，儒學之所以會受到來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戰(zhàn)，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學本身在形而上的層面上存在著嚴重的不足。原始儒家大部分典籍失傳，直到近代才出土大量竹簡，所以如何從哲學本體論上論證儒家思想的正當性與必然性成為儒學的一個重要課題。

　　先秦孟子從“四 端”說出發(fā)，對儒家的性善論作了論證，荀子則從性偽說出發(fā)對性惡論作了論證，董仲舒把儒家道德嫁接在講究陰陽災(zāi)異的世界觀上，對儒學作了讖緯神學式的論證。在宋明儒學家看來，以往的這些論證要么是“不備”(不夠充分，如孟子)，要么是“不明”(混亂不清或者錯誤，如荀子與揚雄)，而董氏的陰陽災(zāi)異和神學 化的論證則更顯得粗淺，實際上已誤入歧途。

　　理學家們?yōu)榱私⑷寮业男紊蠈W，他們一方面借鑒道家、玄學甚至是道教和佛學在哲學本體論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傳統(tǒng)儒學尋找能夠用來構(gòu)筑哲學形上學的因素，例如被列于 “六經(jīng)之首”而最具形上學性質(zhì)的《周易》的道器觀，孔子的“仁”學，《孟子》與《中庸》對于“性”與“天”的問題的探討。

　　理學家們吸收利用這些外來的和傳統(tǒng)的文明成果，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許多富有特色的儒學形上學本體論概念，并給予系統(tǒng)的哲學論證，如周敦頤、邵雍的“太極”、張載的“太虛”、二程和朱熹的“天 理”、王安石和二蘇的“道”、陸九淵和

　　(二)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儒學

　　從儒學自身發(fā)展來看，理學作為一種哲學思潮或者儒學復興運動，它所強調(diào)的義理之學，是對于漢唐儒學的一種反動，表現(xiàn)出一種想要擯棄漢唐訓詁之學而直接面向經(jīng)典、回復圣人之道的氣勢，頗有一點“文藝復興”的味道。理學家們標榜自己的學說為“實學”、“實說”，批評佛老的學說以及漢唐的章句之學和講求詩詞歌賦的詞章之學為“虛學”、“虛說”。虛實之別，就在于是否講求儒家的義理。理學所強調(diào)的義理，實質(zhì)上也就是儒學的倫理道德學說，它包括儒家所提倡的綱常人倫以及內(nèi)含于其中的“所以然”與“所當然”的道理。

　　理學家所強調(diào)的義理，就其內(nèi)容而言，與漢代董氏的儒學相比，其重點不在政治哲學上，而在倫理道德上;與先秦的元典儒學相比，其對倫理道德的闡述，更側(cè)重于哲學的表達。宋明理學家在儒學的倫理道德學說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邏輯層次的哲學范疇和理論結(jié)構(gòu)。無論是各種各樣的理學本體論、作為道德基礎(chǔ)的人性 論、“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養(yǎng)論、“格物”或“格心”的認識論、成賢成圣的境界論、由修齊而治平的功能論，均是以倫理道德為核心內(nèi)容。

　　綜觀宋明理學，心學一派對于倫理道德以外的事物并無興趣，理學一派由于“格物窮理”的理論指導，對于萬物之理的認識仿佛也有超出倫理道德狹隘范圍的趨勢，然而其理論目的仍然指歸于對儒家倫理的必然性、普遍性和絕對性的把握。所以，無論是理學的宇宙論、本體論或知識論，都不能簡單地與西方哲學相比附，其思維的對象不是自然與萬物，而是倫理與道德，其理論的旨趣不在于人類理智對于自然對象以及人類理智自身的把握，而是人類對于社會倫理價值與規(guī)范的正當性的認識和對于主體道德的個體自覺。

　　主要學派

　　宋明理學的主要學派，包括：

　　周敦頤的道學派(以“道”為核心概念)

　　王安石荊公學派

　　司馬光溫公學派

　　蘇軾的蜀學等派

　　邵雍的數(shù)學派(以“數(shù)”為核心概念)

　　張橫渠、羅欽順與王夫之的氣學派(以“氣”為核心概念)

　　二程與朱熹的理學派(以“理”為核心概念)

　　胡安國、胡宏、與張栻的湖湘學派(以“性”為核心概念”)

　　陸九淵與王陽明的心學派(以“心”為核心概念)，

　　陳亮與葉適的事功學派(以“事功”為核心概念)等。

　　陸王心學于程朱理學日趨僵化之際，而盛于明代中后期。張橫渠、羅欽順與王夫之的氣學則于心學日趨式微之際，與事功學派合流而盛于清代。

　　總結(jié)

　　南北朝時期：佛、道盛行，儒學面臨挑戰(zhàn);南北朝;佛教徒提出佛為正，儒道為邪教，三教歸佛，又稱“三教合一，隋朝：儒學家提出“三教合歸儒””;唐朝：統(tǒng)治者奉行以道為主的三教并行政策，儒學的地位受到挑戰(zhàn)。北宋時，儒家學者展開了復興儒學、抨擊佛道的活動;同時，他們又沖破漢唐儒學的束縛，融合了道佛思想來解釋儒家義理，形成了以理為核心的新儒學體系——“理學”。理學：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產(chǎn)物(當時佛教已經(jīng)大致完成融合儒道的進程)。是儒家思想汲取道家、玄學、道教、佛教的有益內(nèi)容，并注入哲學因素，囊括天人關(guān)系的形成的更為理性化、思辨化的思想體系。

　　周敦頤：宋明理學之鼻祖，為宋明理學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為二程老師，其對朱熹的思想形成有著重要影響。周敦頤著作《太極圖說》被視為理學之大綱。

　　程顥、程頤：確定了理學的最高范疇“天理”，(這里的“天理”即是封建的等級秩序和道德規(guī)范，或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封建倫理道德)并主張先理后物。把天理和倫理道德直接聯(lián)系起來，認為“人倫者，天理也”;提出“格物致知”的認識論，物皆有理，把知識、道理、天理聯(lián)系起來。

　　朱熹為集理學之大成者，主張：天理是道德規(guī)范的“三綱五?！?，強調(diào)“存天理，滅人欲”; 通過學習、實踐提高自身的修養(yǎng)(“格物致知”)的目的是明道德之善;③編著《四書章句集注》成為后世科舉考試的教科書。朱熹在歷史上被譽為一代儒學宗師，地位僅次于孔子和孟子。

　　程朱理學適應(yīng)了統(tǒng)治者的政治需要，成為南宋以后長期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官方哲學，有力地維護了封建專制統(tǒng)治;但三綱五常的綱常名教，嚴重地束縛了人的思想和生活;朱熹的學術(shù)思想對日本、朝鮮和歐洲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南宋時期理學發(fā)展到心學，陸九淵是心學的開創(chuàng)者，其核心命題是“心即理也”，意思是本心即天理——世界的本源是心。名言：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王守仁是心學的集大成者。宣揚“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在認識論上，他提出 “致良知”學說：認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天理就在自己心中，只要克服私欲、回復良知就能成為圣賢。(通過內(nèi)心的自我反省達到“致良知”)

　　評價

　　顧炎武曾痛責明末以來的清談理學“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談老莊，今之清談孔孟”。 顏元稱：以為“秦火之后，漢儒掇拾遺文，遂誤為訓詁之學。晉人又誣為清談，漢唐又流為佛老，至宋而加甚矣。仆嘗有言，訓詁、清談、禪宗、鄉(xiāng)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誣民，而宋人兼之，烏得不晦圣道誤蒼生至此也!仆竊謂其禍甚于楊墨，烈于嬴秦。每一念及，輒為太息流涕，甚則痛哭!”又指責“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tài)，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也”。其門生王源對理學虛偽性的無情揭露更為露骨，他說“明季流賊之禍，皆陽明所釀也”。 余英時說：“理學家雖然以政治主體的'共治者’自待，但畢竟仍舊接受了'君以制命為職’的大原則。”

　　消極：理學被曲解之后以三綱五常維持專制統(tǒng)治，壓制扼殺人的自然欲望和創(chuàng)造性。適應(yīng)了統(tǒng)治階級壓制人民的需要。

　　積極：有利于塑造中華民族的性格特征：重視主觀意志，注重氣節(jié)道德，自我調(diào)節(jié)，發(fā)憤圖強，強調(diào)人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凸現(xiàn)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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