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一詞，最早是分開說的。《周禮·廩人》有“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之句，東漢鄭玄注釋：“行道曰糧，謂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币簿褪牵凹Z”指行旅時的干糧、行軍時的軍糧；“食”指居家生活所吃的飯。合稱后，狹義的“糧食”指谷物，包括稻、麥、玉米、高粱等，廣義的“糧食”還包括豆類、薯類等，不限于通常所說的五谷。

　　古人很早就意識到，糧食生產關系到國家興衰，凡糧食充裕的時期，國家就容易實現(xiàn)穩(wěn)定，相反，糧食生產如果出現(xiàn)問題，出現(xiàn)糧荒、饑餓，政權就會出現(xiàn)危險。歷史上，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之所以爆發(fā)，很多時候都與糧食有關，每當饑民、流民增多，就容易形成史書上經常提到的所謂“民變”。

　　發(fā)展糧食生產、保障糧食供應是古代統(tǒng)治者關心的大事，因而很早時就形成了以農為本的治國思想。周宣王時，卿士虢文公提出“王事惟農是務”觀點。戰(zhàn)國時，商鞅把“耕織”視為本業(yè)，把農業(yè)視為國家富強的根本，強調“國之所以興者，農戰(zhàn)也”，韓非子也指出：“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睗h代時，晁錯提出“貴五谷而賤金玉”，還提出“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建議將此作為治國之策；南北朝時，賈思勰進一步論述了農業(yè)生產與國家治理之間的關系：“食者，民之本；民者，國之本；國者，君之本?！辟Z思勰還認為：“蓋神農為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為政首?！卑寻l(fā)展糧食生產放在經濟工作的首位，甚至放到國家治理的首位，這種思想在中國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共識。

　　為發(fā)展糧食生產，古代統(tǒng)治者推出了很多鼓勵、促進的措施。周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意思是穿著粗布衣服，親自平整田地、參加勞動。周文王勞動時，“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在他親自示范帶動下，周朝的歷代統(tǒng)治者都把狠抓農業(yè)和糧食生產作為國家頭等大事。周朝以后，天子率諸侯親自耕田的“籍田”成為定制，還有歷代通行的勸農制度，以及在國家祭祀中普遍設有的“祈谷”儀式，這些都顯示出對糧食生產的高度重視，也體現(xiàn)人們對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渴望與追求。

　　促進糧食生產，需要有具體的政策保障。戰(zhàn)國時，李悝在魏國變法，一個重要的目標是“盡地力之教”，為此采取了多種措施來鼓勵和促進糧食生產，增加對土地的投入，促進了畝產的提高。李悝算過一筆賬：如果畝產由一石五斗增加到三斗，每百里以耕地600萬畝計算，每年就能增收180萬石糧食，千里之地就能增產1800萬石。這一目標是否在魏國得到實現(xiàn)？史書沒有明確記載，但魏國因為重視糧食生產而國力變強，成為戰(zhàn)國時代第一個稱雄的國家，是不爭的事實。

　　歷代以來，統(tǒng)治者都想盡辦法促進糧食生產，有的獎勵耕織，有的改革土地分配政策，有的開展軍屯、民屯，有的減輕賦稅，多策并舉，務求實效。歷代統(tǒng)治者都認識到，只有糧食產量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才有保證，國家也才能穩(wěn)定。

　　遠古時期，受制于生產技術、工具、種子等因素，糧食產量不高，人們生產出糧食如果還有富裕，一般會存儲起來，以備荒年。后來糧食產量提高了，人們手中存儲的糧食多了起來，可以用糧食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物資了，于是出現(xiàn)了糧食流通和貿易?！凹g”和“糴”是兩個形象的漢字，一個指把糧食賣出去，一個指把糧食買進來?！妒酚洝へ浿沉袀鳌酚涊d：“販谷糶千鐘。”《商君書·墾令》記載：“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p>

　　但糧食不是普通物資，在春秋戰(zhàn)國爭霸爭雄時期，各國都把糧食作為管制對象，對糧食貿易設置了很多限制。春秋時期的齊國以商業(yè)發(fā)達著稱，但多次推出過禁止糧食出境的政策，管仲還以此為武器，對多國發(fā)起“糧食戰(zhàn)”。如果糧食能夠自由流通，對大多數國家來說都是一件好事，可以對糧食安全多一重保障，減少饑餓致死的人口，所以齊桓公在葵丘發(fā)起諸侯會盟時，在不少諸侯國的提議下，最終將“毋遏糴”作為盟約的第五條內容。

　　秦朝以后，盡管時而還有分裂割據的時期，但大一統(tǒng)成為國家的基本形態(tài)。在大一統(tǒng)國家治理模式下，經濟發(fā)展速度加快，人口也實現(xiàn)了快速增長，不僅需要生產出充足的糧食，而且要保證糧食能夠充分流通，不能出現(xiàn)有的地區(qū)糧食很充裕，而有的地區(qū)卻在鬧糧荒。

　　早在漢朝，各郡縣已普遍設有集市，東漢王符在《潛夫論》中描述當時集市的繁榮情況：“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币簿褪钦f，每個縣平均下來都有數個至十數個大大小小的集市。魏晉南北朝時，慢慢形成了“逢會”的制度，《水經注》記載，平都“縣有市肆，四日一會”，還記載魚復“治下有市，十日一會”。在這些集市上，所交易的商品中糧食是重要物資之一，如左思在《魏都賦》中列舉了曹魏時期鄴城集市上出售的商品，其中有“故安之粟”“清流之稻”。為促進糧食流通，魏晉以后還出現(xiàn)了專門出售糧食的市場。《晉書·司馬扃傳》記載，西晉時洛陽有“五谷市”，指的就是專業(yè)糧食集市。南北朝時，建康也有“谷市”，這種專業(yè)市場的增多，顯示出糧食交易的繁榮。

　　東晉以后經濟重心出現(xiàn)南移趨勢，至唐宋時完成了南北經濟重心的轉換，但政治中心仍在北方。南方盛產糧食，北方糧食需求量大，對糧食運輸提出了更高要求，漕運的重要性日益顯現(xiàn)。漕運泛指利用水道調運糧食的專業(yè)運輸方式，通常由朝廷組織，所運的以稅糧為主。隋唐以后，各代均高度重視漕運工作，為此不惜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了規(guī)模宏大的運河體系并定期疏浚，形成南糧北調的水運網道。

　　漕運不僅關乎百姓生活，也關乎政治、軍事的方方面面。開封城北面的黃河可視為一道險阻，除此之外再無險可守，在冷兵器時代，開封與長安、洛陽相比作為都城的優(yōu)勢并不明顯，但開封位于汴渠的重要節(jié)點上，而汴渠又是隋唐大運河的樞紐工程，連結黃河與淮河兩大水系，占有極大的漕運便利，在糧食安全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北宋時，朝廷軍隊的主力為禁軍，人數多達幾十萬，最多時超過百萬，全部駐扎在京城附近，對糧食保障提出很高要求，這是開封作為北宋都城的重要原因，盡管宋太祖趙匡胤幾次想在洛陽定都，但考慮到糧食安全，最終也沒能下得了決心。

　　糧食不僅受地域不均衡的影響，需要流通起來才能保證糧食安全，而且糧食生產對氣象條件有著嚴重依賴，豐年、歉年時常交替出現(xiàn)，存在時間上的不均衡。為此，需要在豐收時將一部分糧食儲存起來，歉收時再拿出來彌補不足。對一個家庭來說，做這件事應該不太困難，但上升到國家層面，這又是一項復雜而浩大的工程。

　　在河南裴李崗遺址的考古發(fā)掘中，發(fā)現(xiàn)儲存糧食的窖穴，浙江河姆渡遺址也出土有“桿欄式”糧倉和碳化的谷物，還有陜西半坡遺址，發(fā)現(xiàn)有儲存糧食的地下窖，這些都顯示，由集體實施的集中糧食儲備早在數千年前就出現(xiàn)了。到了夏商時期，糧倉的建立及管理實現(xiàn)制度化，甲骨文中就有商王命臣下巡查倉稟的記載。西周以后，國家糧食儲備制度逐漸完善，中央設有專司糧食管理的官員，通常由大司徒領導，下面有遺人、廩人、倉人等，地方上設有各層級糧倉，《周禮·地官》就記載：“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谷之物，以待邦用?！?/p>

　　春秋戰(zhàn)國以后，國家建立的糧倉規(guī)模不斷擴大，《戰(zhàn)國策》記載，齊國“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積為丘山”。根據記載，秦、齊、燕、趙、楚等強國都很重視糧食儲備，在它們最鼎盛的時候，糧倉里的糧食都夠本國幾年之用。秦漢時期出現(xiàn)一些超大規(guī)模的糧倉，如櫟陽倉能儲備二萬石糧食，咸陽倉超過十萬石。漢代最著名的糧倉是敖倉，建于河南滎陽東北方的敖山上，朝廷將中原地區(qū)征調上來的糧食集中于此，必要時可向不同方向調撥，極具戰(zhàn)略地位。

　　漢武帝時桑弘羊發(fā)展了李悝的平糴思想，創(chuàng)立平準法，朝廷設平準令，當市場上的糧食等物資價格下跌時，憑借國家掌握的錢幣或其他物資進行收購，待其價格上漲時拋售，以保持物價穩(wěn)定。該辦法施行后收到很好的效果，不僅打擊了市場上的投機行為，而且為朝廷實現(xiàn)了創(chuàng)收。漢宣帝元康年間，糧食連年豐收，谷價降到每石五錢的超低水平，“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運用平準法，在一些地方設立糧倉，大量收購糧食?！稘h書·食貨志》記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边@種以調劑豐歉為目的的常平倉制度為后代所沿用，成為保證糧食安全的一項重要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