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婷和弟弟的合影。

這幾年來美國留學的中國人越來越多，十幾年前我在校園里見不到一個中國留學生，如今中國學生在全校留學生的比例已穩(wěn)居第一，有時走進教室聽見一片此起彼伏的普通話，恍惚之間像是回到了中國的課堂。

六年前，我的作文課上來了一位姓吳的中國男生，他和其他中國男生不太一樣。

別人經常遲到曠課，而他從不缺席，每天都提早來到教室。別人的作文偷工減料，而他的文章工工整整，一看就知道下了功夫。別人油頭粉面，全身名牌，而他剃一個寸頭，衣著簡樸。別人在一起說說笑笑、打打鬧鬧，而他總是悶悶不樂、落落寡歡。

中國男生對我一般都敬而遠之，而吳同學總要利用課后的幾分鐘向我求教。他悟性很高，一點就通，但性格內向，寡言少語。

有一次我沒話找話和他拉家常，發(fā)現他是浙江衢州人，和我母親是同鄉(xiāng)，讓我對他多了一份親近感。

接觸的時間一長，我對吳同學的背景略知一二。他姐姐從小被美國人領養(yǎng)，家住機場附近，離學校開車只要十分鐘，所以他來西雅圖后一直借住在姐姐的養(yǎng)父母家。他姐姐在我們學校也選過課，兩年后轉入本州最好的華盛頓大學。

短短十周的學期很快結束了，班上幾位遲到曠課、不交作業(yè)的中國男生都掛了科，而吳同學則拿到了全班最高分。

他和我依依惜別，我祝他在美國一帆風順。

本以為再不會聽到他的訊息，但有一天我在網上偶然讀到《華盛頓郵報》的一篇文章，標題下方的照片上是一位陽光健美的亞洲女孩，身后站著一位清瘦的亞洲男孩，從門后探出小半個身子和大半張臉。兩個人都笑吟吟地看著鏡頭。

我定睛一看，男孩不是別人，正是吳同學。

而那位亞洲女孩則是吳同學的姐姐，也是文章的作者。我迫不及待地把文章從頭到尾讀了一遍。

姐姐有一個好聽的中文名字 —— 夢婷。她1993年出生，但不能確定自己的生日，可能是4月26日、4月30日或5月6日。

因為“一胎化”政策，夢婷的出生讓家人要男孩的夢打上了停頓號。奶奶堅持要一個孫子，不肯給夢婷上戶口，她的生日于是成了一個歷史懸案。

弟弟—— 也就是吳同學 —— 出生以后，父母擔心夢婷被發(fā)現，出門時就把她藏在手提袋里，兩人一頭一腳提著，別人看不出袋子里裝了什么。

夢婷從小就學會了安安靜靜，不哭不鬧。

為了掩人耳目，父母把夢婷送到鄉(xiāng)下的外婆家，不分晝夜關在樓上的屋子里。有時外公會把她藏在拖拉機里，拉出去放放風。

當年鄉(xiāng)下不少地方對超生的懲罰力度很大，父母怕走漏風聲，把夢婷送到一戶山里人家寄養(yǎng)。

三個月之后，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幾個人找上門來，把夢婷強行送進了正式名稱為衢州市社會福利院的孤兒院。

父親去孤兒院看了她幾次，并試圖把她從孤兒院偷偷帶走，卻無從下手。母親嫌父親不給力，對他怨氣十足。

夢婷快滿三歲時被美國夫婦比爾和溫迪領養(yǎng)，飛越太平洋，住進了西雅圖近郊的新家。

比爾和溫迪并不富裕，在美國只是一個標準的中產之家。比爾是郡政府雇員，溫迪在百貨大樓的化妝品柜臺做銷售，兩人后來一起開了一個網店。

五個親生子女長大成人后，比爾和溫迪又領養(yǎng)了包括夢婷在內的三個中國女孩和兩個越南女孩。好在他們的房子不小，有六個臥室，還有一個露天游泳池。

夢婷的養(yǎng)父母和他們領養(yǎng)的五個女兒，后排中是夢婷。

女兒遠走他鄉(xiāng)之后，夢婷的生母悲痛欲絕，遷怒于丈夫，在一次激烈爭執(zhí)中用刀子捅傷了他的大腿。沒過幾年他倆就離婚了。

夢婷八歲那年，比爾和溫迪陪她回到衢州，帶著捐款和藥品參觀了孤兒院。出于回報，孤兒院給了他們一位范大媽的地址，就是夢婷被抓進孤兒院之前的寄養(yǎng)人家。

在凹凸不平的公路上顛簸了一個多小時之后，他們終于找到了范大媽家。

范大媽的描述前后矛盾，先說她是在火車站撿到夢婷的，然后又改口說夢婷的母親年幼無知，被人勾引后糊里糊涂當了媽媽，只好把嬰兒托付給她。

比爾和溫迪回到美國后的第二天就收到了范大媽的來信。范大媽在信中聲稱夢婷的媽媽其實是自己的親生女兒，她是夢婷的親外婆，并在信里向他們索要一萬美金。

比爾和溫迪對范大媽的話將信將疑，但一直和她保持通信聯(lián)系。

夢婷的生父生母得知范大媽和夢婷的美國養(yǎng)父母有聯(lián)系，便找上門去，從她兒子手里拿到了夢婷的美國地址。

他們給比爾和溫迪寫了情真意切的感謝信，并在信中附上夢婷小時候的全家福照片。

夢婷終于找到了親生父母。

2007年，比爾和溫迪陪著十二歲的夢婷再次飛越太平洋。骨肉分離多年，機場見面時生母泣不成聲，緊緊抱住夢婷不肯松手。

夢婷和生父、生母、弟弟的合影。

深懷負疚感的生母把氣都撒到了無辜的弟弟身上，說沒有弟弟就不會失去姐姐，于是常常對弟弟發(fā)無名火。

一天深夜，傷心的弟弟離家出走，生父四處尋找，凌晨兩點才回到家里。

在《華盛頓郵報》文章下面的一個短視頻里，夢婷用磕磕巴巴的中文問弟弟是否希望姐弟倆能在一起長大。

姐弟的合影。

戴著小眼鏡的弟弟揚起腦袋，稚氣地一笑：“最好在一起，那樣媽媽就不會把氣都撒我一人身上了。”

十二歲見到生父生母時，夢婷向他們鄭重承諾：成年后會來中國看家人。

弟弟揚起腦袋，稚氣地一笑：“最好在一起……”

十八歲的那個夏天，她果然重返中國，和家人共同生活了六個星期。

夢婷的生父生母已離婚多年，母親得了宮頸癌，父親做生意血本無歸，只能靠賣苦力為生，每天凌晨三點起床挨家挨戶送牛奶。

父母的離婚對弟弟的打擊很大，他變得越來越內向，沉溺于網絡游戲而不可自拔。

在夢婷回家期間，生父生母又假裝和好如初，可能是不想讓夢婷知道他們離婚的原因。

2014年，一部80分鐘的紀錄片——《夢婷的承諾》（Ricki’s Promise）——記錄了她最后一次中國之行。

屏幕上的夢婷是一個標準的美國女孩，舉手投足之間充滿了自信，相比之下弟弟卻顯得羞澀文靜，瘦弱的肩膀上仿佛承受著沉重的負擔。

《華盛頓郵報》那篇文章里還有一個國家公共電臺（NPR）的采訪鏈接。夢婷的聲音清脆悅耳，她有問必答，侃侃而談，一聽就是一個性格外向、聰明伶俐的女孩。

她對親生父母毫無怨恨，并再三表達對他們的理解和對弟弟的手足之情。

夢婷在高中時就修滿了大學頭兩年的課程，高中畢業(yè)后享受全額獎學金入讀華盛頓大學，兩年就拿到了本科學位。

畢業(yè)后她在華盛頓大學的實驗室里工作了兩年，之后又讀了研究生，已經是家里學歷最高的人。

比爾和溫迪還向夢婷的親生父母承諾：如果弟弟來美國留學，他們愿意無償為弟弟提供食宿。

2015年，也就是夢婷開始讀研的那年，弟弟踏上了赴美求學之路，重續(xù)姐弟之緣，也讓我和吳同學有了一段短暫的師生之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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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路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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