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玄學那神秘和本體論的思辨，在3世紀時，經常與一些保守的社會理論相聯系；其靈感啟示，則取自于戰(zhàn)國時代道教運動的深刻傾向。這種運動相反卻在文學界，由反傳統(tǒng)的態(tài)度所表現：蔑視禮儀、放任自流、對于政治生活的無動于衷、對自發(fā)性的癖好、熱愛自然·····思想的獨立性和自由性、厭惡規(guī)章、為藝術而酷愛藝術，這一切都成了延續(xù)于3~4世紀的整個動亂時代的特征。

人們甚至還可以講一種在整個中國中世紀都占據統(tǒng)治地位的“唯美主義”。第一批表現出了這種與古典傳統(tǒng)明顯格格不入之傾向的人，就是那些被人稱為“竹林七賢”的學者。這是一個由某些生活放蕩不羈的文人組成的小集團，詩人和音樂家嵇康（223~262年）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向長江流域大量移民之后，同樣的思想狀態(tài)、對自然和自由的同樣的愛好情緒，也自然地長期流傳于望族中。

人們在著名書法家和詩人王羲之（約為307~365年）的周圍，又發(fā)現了同樣的一批人，中國文學和書法史上最著名的一段插曲，便與王羲之的名字相聯系。在會稽（今浙江紹興地區(qū)）舉行的蘭亭會上，共有41名詩人經過多次暢飲之后，舉行了一次即席賦詩的比賽。自《古詩十九首》（抒情詩的第一種典范，無疑應斷代為后漢）以后，直到7~9世紀的古典詩黃金時代，中國詩歌一直在持續(xù)地發(fā)展，并以一些偉大的名字作為其里程碑。

▲書法家王羲之作品《蘭亭集序》

如果說建安時代（196～220年）著名詩人們（建安七子），及其同時代人曹操與其子（曹丕，187~226年，魏文帝；曹植，192~233年）的著作，尚屬于那些參與了軍事和政治活動、忠于通俗內容、充滿漢代樂府之生氣與淳樸特征之輩的作品，那么4~5世紀的詩歌，相反卻表現了在政治上的超脫，或為自身而追求美的技巧，后者就好像是南朝時代末期的典型標志。在嵇康和阮籍（210-263年）的著作中，就已經相當明顯的道教傾向又出現在田園詩大詩人陶潛（陶淵明，365~427年）的作品中，而山水名勝詩人謝靈運（385~433年）則是最早要佛教影響的詩人之一。

對于大自然的興趣（正如通過道教觀念所表現出來的那樣，那里是可以過一種自由、純潔和不受歲月干擾生活的仙人居住地或圣地），成了使詩歌與繪畫等傳統(tǒng)文化，同時變得豐富起來的現象之源。在公元4~5世紀時，除了文人或道教徒傳統(tǒng)的人物畫、某些神靈鬼怪畫和宮廷內部的生活畫之外，也出現了山水風景畫。風景畫受道教內容和觀念的主宰，仍保留了其與巫術相關的記憶，但卻已經符合純美學的視角了。因此，這種風景畫在中國的出現，要比它在歐洲于一種相差甚殊的背景下發(fā)展起來的歷史，早一千多年。從不再如同在漢代那樣作為一種手工藝品的時代起，繪畫的發(fā)展無疑是相當迅速的。它可能與書法相聯系，而變成了文化界最受歡迎的藝術之一。顏色千差萬別，可以表達一種更復雜范疇的新的藝術手法也都出現了。

▲顧愷之《洛神賦》

最早和最大的畫家之一，是誕生于陶潛之前10年和謝靈運之前30年的顧愷之（354~406年）。對于作品那與倫理范疇內的任何觀念都無關的獨立美學價值的高度重視、對于以批判方式進行分析以及對其分類的關注，也成了中國中世紀的一大新鮮事物。使鑒賞和標準變得高雅起來的追求，在曹魏和梁王朝之間已經變得很明顯了。

第一部文學批評著作是詩人曹丕（公元3世紀初葉）的《典論·論文》，其中比較了漢代的賦予詩歌作品各自的優(yōu)點。當時就已經有一種單純的文學觀點，在啟發(fā)曹丕的判斷了。道教大師葛洪又重復了這種做法，他于其《抱樸子》（大約成書于317年）中宣稱，倫理學和美學彼此之間是互相獨立的。后來過了很久，5世紀上半葉的梁人鐘嶸于其《詩品》中，極力把自漢至梁的123名詩人分成三品，并以大量評述來補充這種分類。特別是劉勰撰寫的《文心雕龍》（6世紀初葉）和著名詩文集《文選》（約為530年）的刊行，標志著這是中國文學評論史上的偉大時期之一?！段倪x》系由梁王朝宗室的一名太子選編，它直至今日仍為從前漢延續(xù)到6世紀初葉之間，那個時代的中國文學史的主要史料之一。一種分析和評論繪畫的相似努力，也與這種文學批評的努力相吻合。

▲演員扮演的曹丕

人們應感謝南齊（479~502年）末年的謝赫編成了一部《古畫品》，它評論了3~5世紀的27位畫家的作品；陳代（557~589年）的姚最又對目錄作了續(xù)編《續(xù)畫品》，其中研究了梁代的20位畫家。公元4~5世紀以及公元6世紀上半葉，可以被視為南朝文學史上的一個成熟和重要革新的時代，而在陳朝（557~589年）卻開始出現了一種衰退，它無疑可以通過這后一個時代的政治和社會狀況來解釋。當時的傾向是從事表面化研究。一種以語意對立和語言諧和、四六對句的巧妙配合為基礎的文風，于公元6世紀時在賦文中獲得了勝利。這種文體以“駢文”或“四六文”之名而為人熟知，并奉戰(zhàn)國時代末年和漢代的賦為遠祖，但它在公元6世紀時，又具有了一種從未有過的矯揉造作和系統(tǒng)化的特征，

大家可能在一個相近的領域中，發(fā)現陳朝末帝宮中的矯飾、受艷情啟發(fā)的影響和詩歌之成功，其代表人物就是諸如徐陵（507~583年）和江總（519~594年）那樣的詩人。陶潛、謝靈運和顏延之（384~456年）之輩，從中汲取內容的那些活的源泉似乎已經枯竭。但這種在一個衰落時代的對形式化的追求不會是完全無益的，唐代的詩人們就懂得在他們對先前全部傳統(tǒng)所作的總結中利用這一切。玄學的信徒們在把對《老子》和《莊子》的研究，與對占卜經典《易經》的研究結合起來時，便致力于追求玄學和本體論的思辨，這其中實際上并沒有多少道教的內容。上層社會的這些人士一“清談”的愛好者們，未曾接觸過自上古和漢代以來，就在他們之外持續(xù)存在的道教之宗教的、學術的和修持術的思想。是一種具有不同程度的秘密思潮，其發(fā)揚中心是有時加入了五來道的莊子大教派的小圈子，而五斗米道又是通過通靈人而作神啟，以及與天師變形有關的，以師徒相傳的該教派最高奧義為基礎。

▲中國古代思想家老子

從這各界中出現了一種圣徒傳式的文學，其最古老的證據是由劉向于公元前1世紀末輯成的《列仙傳》，后來又由佛教徒們模擬并獲得了巨大發(fā)展。人們也應該把從干寶（317~420年）的《搜神記》起，獲得了巨大成功的神怪志異故事集的出現，也歸于這些階層。這些文集在歷史的發(fā)展過程中，把佛教故事和起源于道教的故事混合在一起了。然而，道教界的主要目標是追求長生不死術、養(yǎng)生術和純潔自身。在中國歷史上大部分時間內所追求的諸多試驗，均與尋求長生不老藥有聯系。據李約瑟（J·Needham)認為，我們應該把中國社會中最重要的發(fā)明（特別是煉鋼時使用的淬火術的發(fā)明）歸功于這些試驗。

有關這種中國煉丹術（其實驗操作涉及到了水銀、鉛、硫、金和銀）的最古老文獻，就是于公元2世紀撰寫的《周易參同契》其具體內容系由公元4世紀初葉道教學術史上的最大學者之一葛洪所寫，他是一部道教修持術著作《抱樸子》（約為公元317年）和一部仙人傳《神仙傳》的作者。葛洪似乎主要是掌握了藥材配制技術、煉丹術、醫(yī)學和天文學。他也可能在熱帶地區(qū)（特別是廣州）的長期居住期間，學到了土著居民們的訣竅秘方。葛洪的主要繼承人在華南是陶弘景（456~536年）。他也是一位博學多才的思想家，掌握了其時代的所有知識：數學、陰陽理論、輿地學、煉丹術、醫(yī)學、藥學······既有儒教又有佛教的傳統(tǒng)。

▲煉制丹藥的術士

人們都把一部對古藥學論著的注釋文《本草經集注》歸于了他的名下。葛洪在華北地區(qū)對寇謙之（363~448年）也產生了影響，后者是出自長安一個富門豪戶的著名人物，該家族自稱與天師世系譜有聯系，其中第一位祖師就是五斗米道的創(chuàng)始人張道陵。寇謙之154于424年與北魏宮廷保持著關系，并且成功地使太武帝（424~451第5頁Alt目Ctrl軍事帝國時代é0真正的道教年）能聽他講道。他于講道時聲稱辨認出了一尊道教之神的化身。

結語

時加人了五斗當對佛教僧眾們發(fā)動法難時，他與文人大官吏－太武帝的大臣通靈人而做出崔浩串通一氣。但對立宗教的影響卻使人感到了，人們應把受佛教奧義為基教戒律啟發(fā)的最早道觀機構的創(chuàng)設，歸功于寇謙之，人們從此時起老的證據是就發(fā)現了道教信徒隊伍的誕生和發(fā)展。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模擬佛教徒們模擬佛教僧侶界，同時也擁有經文、道觀和儀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