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央指示，東南局和新四軍領導部署了北撤工作。關于皖南持委及所屬黨組織的工作安排，東南局決定軍部北撤后，皖南特委撤銷，同時成立皖南秘密特委，留黃耀南在皖南堅持斗爭，任皖南秘密特委書記，胡明、孫宗溶、張偉烈、崔思權任特委要員。同時調整了皖南特委下屬黨組織，設撤州、南(陵)蕪(湖)宣(城)、徑(縣)族〔德)太(平)、銅(陵)繁(昌)四個中心縣委、由胡明等四個特委委員分任書記。

要求皖南地下黨長期隱蔽，積蓄力量，等待時機。我這段時間的工作重點，就是根據東南局的指示，部署皖南地方黨的干部的轉移和隱蔽工作，找干部談話，安排工作，定哪些人撤走，哪些人留下。當時掌握的原則是:凡是身份公開的干部，全部撤走或隨部隊行動;凡是身份未公開的干部，則留下一部分在當地隱蔽斗爭。各中心縣委和縣委也部明確了撤退和留守人員，凡留下堅持的同志都轉人地下，實行單線聯系。

9, 10月份，東南局曾打算讓我?guī)б徊侩娕_，到浙南去工作，同劉英一起到龍躍那里，建立新的閩浙贛省委，由劉英負責，我做他的助手。后來，由于浙江省委在金華的聯絡處已不存在，交通線被封鎖;加上我的身體不好，醫(yī)生診斷是肺病，當時治這種病沒有特效藥，需要休息，所以這個計劃只得取消了。

大約在10月下旬，曾山找我談話，他說東南局和新四軍軍部要撤離皖南，你身體不好，行動不方便，跟我們走比較困難，留在這里也很危險，上海有我們的辦事處，你還有嚴永潔的親戚作掩護，我們意見，你先離開皖南，到上海治病，我們派人送你去。我聽后，表示不愿意先走，要求留下來同他們一起行動。因為我參加革命十幾年未，從來沒有離開過部隊單獨行動。后來，梁樸(即饒漱石，當時任東南局副書記)找我談話說，你不走不行，東南局決走北撤，路上相當艱苦，你身體不好。不能隨我們行動，留在這里也不行。我還是思想不通。

最后是項英出面撤工作，他說，這次軍部和皖南部隊北撤，有兩條路線可走:一條是從繁昌過長江向北走，這一路有國民黨軍的重兵包圍和日軍對長江的封鎖;另一條是向東經蘇南走，從那里過長江天塹也不容易。究竟何時能撤到長江以北，尚難預料。接著他直率地對我說，你身體不好，又不愿走，在這里不僅不能參加工作，還要變成個負擔，我們要找擔架抬著你走，這樣不行!你先到上海治病，病好后到蘇北找陳毅同志。這次先走的不止你一個，還有一些人，都要到上海去。

我看到東南局三位領導在這樣緊張繁忙的情況下，親自出面做我的工作，關心我的病情和安全，我在感激之余，還能再說什么呢?只得同意了他們的安排。

我走后，李步新接任皖南特委書記，由他繼續(xù)組織皖南地方黨的干部的轉移和隱蔽堅持斗爭的工作。

1940年10月底，我脫下軍裝，穿上長袍，去上海治病。

我先來到繁昌縣新四軍第三支隊駐地，支隊領導同志派偵察隊把我護送到長江邊，交給南蕪宣工委書記胡家睦(即李友白)，再由他護送我乘上木船，順江而下，很快來到蕪湖附近的魯港，在胡家睦的親戚家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來到蕪湖。這時，嚴水潔正好從上海經蕪湖要回皖南，沒有想到我們在這里見面，她便決定同我一起去上海。隨后，我們由胡家睦和另一個交通員護送，坐火車去上海。率到南京站時，我看到淪陷后的南京，到處有日本鬼子竄來竄去，盤查過往行人，檢查良民證。看到昔日的首都變成這個樣子，我心里很難受。

到上海后，我由嚴永潔安排，住進了徐家匯吳仲超的妹妹吳蘊芝家里。吳同地下黨有聯系，她丈夫是徐家匯郵電局局長，在當地有地位，便于隱蔽。他們知道我是到上海治病的，就出面擔保，給我們在法租界墳林路漢林村3號租了一間房子住。這是個單元房子，有個小廚房，有煤球爐子，自己可以做飯吃。后來，我經過她同新四軍駐滬辦事處負責人楊斌取得了聯系。

我治病，是嚴永潔找她姑母的親戚、開私人診所的蔣醫(yī)師介紹的，他讓我到外國人辦的紅十字會醫(yī)院(現華山醫(yī)院)看病，掛一專家的“特別掛號”。當時的“特別掛號”費比較貴，但確實解決問題。經過檢查，他認為我患的不是肺病，而是急性氣管炎。便給我開了一些藥，讓我拿回去吃。隔段時間再去檢查一次。這樣，經過兩個多月的治療，我的病基本上好了。

我住下后，新四軍駐上海辦事處負責人楊斌常來看我。不久曾山、鄧六金、陳王顯等同志經蘇南去蘇北，途經上海時，也通過楊斌到演林路來看我。我和陳王顯看到對面法國人的高樓大廈“別爾卡”(現衡山飯店)，互相開玩笑說，將來解放了，我們就要住到最高的那套房r里……。一句戲言，果真成為現實。不到10年，上海解放了，這個大廈成為華東局的招待所，我們每次到華東局開會，都住在這幢樓里。

這期間，發(fā)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我們在上海的同志都對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這一親痛仇快的嚴重事件表示極大憤慨，這時階級仇、民族恨涌上心頭，時刻關心東南局和新四軍同志們的安全。不久，從皖南突圍出來的一些同志陸續(xù)取道上海去蘇北，我不斷見到一些同志，他們向我詳細介紹了皖南事變的情況，我對他們安全脫險感到非常高興，也對在事變中犧牲的同志感到無限懷念和悲痛。有一次，我在上海紅十字會醫(yī)院看病時，突然見到了饒漱石。只見他戴著禮帽、眼鏡，留著小胡子，也在排隊看病。我們怕暴露身份，不敢講話，只是互相點頭算打招呼，就趕快分開了。后來，他也由楊斌安排到我住的地方來看我，說他是從皖南突圍出來后，經浙江到上海的。

大約在1941年1月20日左右，住上海辦事處通知我到蘇北鹽城去。由辦事處安排，同一天，我和饒漱石、曾山分別由三個交通員護送，從上海出發(fā)，路上互不聯系，先乘船到南通張黃港，上岸后，坐手推車到海安粟裕的司令部，我們三人會合。停留兩天后，一起來到鹽城。

這時，新四軍軍部已奉命在鹽城重建，中央任命陳毅任新四軍代軍長，劉少奇任政委，張云逸任副軍長，賴傳珠任參謀長，鄧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在鹽城，我見到了劉少奇、陳級等同志，向他們匯報了在上海治病的情況

1月25日，新四軍新軍部在鹽城召開成立大會，同時歡迎饒漱石和曾山等脫險歸來。我參加了這個大會。會上宣布了中共中央軍委關于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陳毅在會上作了慷慨漱昂的講話。他在講話中痛斥了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頑固派破壞團結抗戰(zhàn)的滔天罪行，然后說:“皖南事變我們損失了老軍部，現在新軍部又成立了。皖南事變我們有幾千個指戰(zhàn)員犧牲，但我們今天還有9萬人的強大力量?！薄坝辛嗣癖娂翱箲?zhàn)軍隊一致團結的力量”，就“一定有把握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劉少奇、饒漱石、曾山也在會上講了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