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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性的奔跑與沉潛的靜思之間? ——安琪訪談錄 時 間：2006年6月30日 地 點：首都師范大學 中國詩歌研究中心 對話人：安 琪 霍俊明 安 琪 （1969-），福建漳州人，現(xiàn)居北京。1988年畢業(yè)于漳州師院中文系，1995年獲第四屆柔剛詩歌獎，曾兩次獲施學概詩歌獎，2000年參加詩刊社第十六屆青春詩會，2003年獲首屆“獨立”民間詩歌編輯獎，2006年獲得“新世紀十佳青年女詩人”稱號。已出版詩集《歌·水上紅月》，《奔跑的柵欄》，《像杜拉斯一樣生活》，《任性》等。系“中間代”詩歌概念的重要發(fā)起人和推動者，與遠村、黃禮孩等編有《中間代詩全集》。 霍俊明 （1975-），河北豐潤人，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文藝學博士，任《新詩界》副主編，《南京作家地理》編委。已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當代作家評論》《詩刊》等發(fā)表學術(shù)論文近50萬字，曾獲新銳批評（詩歌）獎，2005青年詩歌批評獎。著有網(wǎng)絡詩集《秋天的老式過濾器：1994-2004年詩選》，寫有中篇小說《龍鳳地》等。 霍：90年代以來，詩人的詩歌史焦慮或情結(jié)是相當顯豁的，詩人紛紛推出各種詩選、詩歌年鑒、詩歌獎以及提出新詩史概念，更有詩人已經(jīng)寫出了當代新詩史。而在一定意義上，你和遠村、黃禮孩2004年推出的上下卷的《中間代詩全集》是這種詩人詩歌史焦慮的一個代表，它甚至成為近幾年爭論的一個話題。而“中間代”作為詩歌史概念已經(jīng)進入了當代新詩史著作，我甚至在《當代新詩史寫作問題研究》這一學位論文中也提到了你和“中間代”。你如何認識這種詩人的詩歌史焦慮？你如何看待“中間代”這一概念在今后的時間沉淀中會有怎樣的命運？而詩人直接參與詩歌史寫作是否會比一般意義上的新詩史家寫出的文學史更能接近歷史？ 安：海德格爾說“語言憑其給存在物的初次命名，把存在物導向語詞和顯現(xiàn)”，這里面涉及到語言、存在物和顯現(xiàn)三者的關系。借用到“中間代”可以說，“中間代”首先是作為詩歌史上的存在物存在著。這一批出生于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詩歌起步于八十年代、詩寫成熟成名于九十年代的詩人，時至今日都是中國當代詩壇的中堅力量，卻因為他們堅持獨立本真的個體寫作而沒有像第三代或70后一樣進入重視喧嘩的集團寫作的詩歌理論家的視野，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這個群體中的一員，我覺得有必要用一個概念來讓這一個優(yōu)秀群體顯現(xiàn)出來。這個想法在遠村、黃禮孩和同代人的支持響應下取得了今日的成效，這是詩歌對一代人的照耀?！爸虚g代”的運作是還詩歌史本來面目的一個舉動，是歷史的車輪不允許斷裂的一個表征，它只與詩歌史的公正有關而與詩人的詩歌史焦慮無關。 如你所說，“中間代”作為詩歌史概念已經(jīng)進入了當代新詩史著作，也進入了你的學位論文，隨著時間的繼續(xù)前移，會有越來越多秉持客觀、公正、良知的批評家關注到中間代，并使之獲得如朦朧詩、第三代一樣更廣為人知的影響力和公信力。 詩人作為詩歌現(xiàn)場的一員，能夠比較敏銳、及時地在第一時間切入詩歌史的要害部位，但在對詩歌史的通盤把握上可能較新詩史家要弱，倘若詩人和新詩史家二者的資源能夠整合起來，也許有助于一個更接近于歷史真相的詩歌史產(chǎn)生。 霍：通過閱讀你的詩歌，尤其是來北京之前的詩歌，我更愿意把你歸入到寬泛意義上的女性主義詩歌寫作的行列中去，你認可嗎？你對當下中國的女性主義寫作的整體面貌怎樣看，如它的合理之處和不可避免的偏頗。 安：我認可你對我來北京之前也就是福建時期詩歌的評價，它們更像是寬泛意義的女性主義詩歌。我理解的女性主義詩歌是指女性用詩歌的方式對社會歷史現(xiàn)象提出一種獨具個性的具有全新意味的挑戰(zhàn)式寫作，這里的社會歷史現(xiàn)象包含男權(quán)傳統(tǒng)、男尊女卑等。具體在文本上就是，讓自己的女性性別消失，使文本成為中性甚至男性寫作的樣式，可能這樣的寫作本身就是對男權(quán)傳統(tǒng)的一種認同，但當女性寫作成為遮住名字卻看不出是女性寫作時，它被看的身份才能改變，這可能是一種極端意義的行為。我記得自己當初就是在這樣一種極端姿態(tài)的支配下寫出《輪回碑》《任性》《九寨溝》《紙空氣》等大量長詩的，而陳仲義、燎原、張清華、向衛(wèi)國等理論家贊許的，正好就是充斥在這些詩歌里的無性別狀態(tài)。 當一個女性寫作者秉持女性主義寫作姿態(tài)時她首先必須面對的是自身因為這種姿態(tài)而與當下生活的沖突，與閱讀者的沖突，與評論家的沖突。通常情況，女性寫作中的女性部分更能打動人，她的傳統(tǒng)的感傷憂怨，她的弱小，都有助于女性詩人被廣大群體所接受，而女性主義就不然了，她的強大，哪怕這強大是強行鼓起勇氣，也會令人感到別扭和不舒服。當下中國，能堅持做到女性主義寫作的還不多。這一方面緣于女性自身不可避免的妥協(xié)，也緣于社會對女性主義者的偏見所帶來的壓力使她們難以為繼。個人認為女性主義寫作有利于女性詩歌沖破狹小的女性世界而走向深邃或?qū)拸V。 霍：從1998年起你到過很多地方，而這些地方也給你帶來了寫作的契機，你為此寫下了為數(shù)不少的長詩。那么在這種地理學意義上的游歷中對你相應的詩歌寫作有著怎樣一種深層的影響。而在我的閱讀視野中，你的詩句尤其在某一時期是相當長的。而這種長句式的優(yōu)勢在于能夠使詩歌的容留能力大為增強，但是也會一定程度使詩出現(xiàn)非詩化或曰散文化的特征。你如何認識你的詩作中的長句式特征？ 安：地理學是研究人與地理環(huán)境的關系的科學，詩歌地理學則是用詩歌來研究人與地理環(huán)境的關系的文學。既然是關系，就要把人作為一個地理觀察者和詩歌寫作者的身份體現(xiàn)出來，我理想中的詩歌地理應該是有別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借景抒情的寫法，而是融入現(xiàn)代元素的在語感形式上進行新的嘗試的寫法。像《九寨溝》《張家界》《西藏》這種詩，許多人都寫過，如果我也像大家一樣贊美贊美祖國的大好河山那又有什么意義呢。于是，我選擇了一種龐德《詩章》式的大雜燴，把發(fā)生在風景點的一切融會貫通到詩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個寫作者尤其是女性寫作者，如果不擴大自己的關注面，不從外界吸取新的寫作材料，則她的寫作資源必將很快枯竭。我很幸運摸索到一條借助地理學意義上的游歷來打開自己寫作空間的路。這些蘊含著人類文明的自然景色、風物古跡本身就是詩人們源源不斷的寫作素材，我希望今后能夠繼續(xù)擁有這份寫作地理詩的能量和才情。 我在寫這些地理詩的時候都是依托狀態(tài)，我只需下筆寫第一行，剩下的就交給自動寫作狀態(tài)了。當然，這里面是要有一股“氣”牽著，句與句之間，節(jié)與節(jié)之間，不能斷，至于出現(xiàn)一連串的長句子來表達當時的激情，也是當時的狀態(tài)決定，一口氣斷不下自然就拉長了。到事后發(fā)現(xiàn)散文化傾向也就無可奈何。隨著長詩寫作的終止，散文化傾向也自然終止。 霍：你從福建來到北京之后，我發(fā)現(xiàn)你的詩歌寫作有了很大的轉(zhuǎn)變，你有沒有意識到這種轉(zhuǎn)變和這種轉(zhuǎn)變背后的原因。換言之，北京的環(huán)境與你的寫作存在著怎樣的關聯(lián)？你更認可自己那個階段的詩歌？我將你的這種轉(zhuǎn)變歸結(jié)為從“任性的奔跑”到“沉潛的靜思”你是否會認可？ 安：到北京后我的寫作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體現(xiàn)在：一、基本不寫長詩了；二、詩歌寫作的生活化、情感化在增加，對語言奇跡的追求在減弱，也就是，詩歌語言的超現(xiàn)實主義因素在弱化，流暢的口語的一面在加強。這一切自然與北京的環(huán)境有密切關系。 布羅斯基說，要改變生活，先改變語言。布氏的話應驗在我的福建時期，那時我因為追求一種極端的寫作語言而使自己的思維變得極端，并進而影響到自己的生活，以至于有拋家棄女到北京闖蕩的不可思議之舉。而到北京后，生活的種種壓力逼我明白，僅有詩歌是不夠的。我突然陷入了困惑，這困惑有閑適生活失去所帶來的焦慮，有不知未來的渺茫而產(chǎn)生的驚恐，這時候，我的寫作變成一種對現(xiàn)時心境的交待和排遣，更像一種日記，而日記是真情實感的，我的寫作也因此獲得很大程度的共鳴。所以對我而言，我的北京時期的寫作正好是布氏話語的顛倒：要改變語言，先改變生活。 我認可福建時期的長詩，那種巔峰狀態(tài)夢想完成一首包羅萬象詩篇的泥沙俱下的寫作，那無限放大的想象力和語言能力，那種大師情結(jié)支配下的狂熱詩寫，它們符合我的女性主義寫作理想；而我在北京時期的寫作則以短詩見長，如果說福建時期的短詩還有一種青春期唯美因素彌漫的話，北京時期的短詩則游刃有余地把生活現(xiàn)場和盤端出，它們是可觸可摸，有質(zhì)有感的。兩個階段都有我認同的部分，內(nèi)心更傾向于福建時期，那種大詩寫作比較難以企及。 用“任性的奔跑”來歸結(jié)福建時期的詩歌應該可以，而“沉潛的靜思”則讓我覺得難以擔當，北京時期的寫作還是屬于比較沒有抱負的寫作，僅憑語感和偶然性在寫，它更多地借助對生活的記錄而達到對生存壓力的緩解。在北京，我的寫作沒有觀念和想法。如果它贏得共鳴那也是因為我的生活有令人共鳴的一面。如此而已。 霍：你在《奔跑的柵欄》的后記中有一句話令我感觸很深，“明天將出現(xiàn)什么樣的詞”。確實，作為一個詩人，其寫作與生存之間的張力關系，詞語與想象之間的糾纏都是每個詩人要面對的問題。那么，作為一個對語言相當自覺的詩人，你認為你詩歌寫作的理想狀態(tài)是什么？換言之，你希望通過自己的詩歌表達什么？而這種詩歌與生存之間的關系體現(xiàn)在你身上你是否感到了某種焦慮或壓力？ 安：1996年當我寫出《明天將出現(xiàn)什么樣的詞》時，我想不到這句話會成為預言式的命題陪伴著我一直到2001年“中間代”這個詞出現(xiàn)。我想，我一直等待的也許就是“中間代”這個詞了。關于詞，我在1995年的長詩《節(jié)律》中還寫到：而一個詞的誕生又將帶出多少天才？很難說這里面沒有包含一種隱秘的暗示。詩歌的預言作用歷來為詩人所印證，這兩句關于“詞”的詩也是如此。 1998年在回答陳蔚35個問題中關于詩歌理想一題我曾答道：“我的愿望是被詩神命中，成為一首融中西方神話、個人與他人現(xiàn)實經(jīng)驗、日常閱讀體認、超現(xiàn)實想像為一體的大詩的作者?！蹦敲矗依硐氲膶懽鳡顟B(tài)就是對這一詩歌理想的達成，現(xiàn)在看來，很難。如今我祈求更多的是生活之神的命中而非詩神了。 很奇怪，我的詩歌一直與我的生活狀態(tài)不兼容，哪怕我說我放棄詩歌了，生活依舊在施行它的懲罰，使我處處碰壁，無所適從。在生活上我因為弱智而倍感壓力和焦慮。 霍：你現(xiàn)在在《詩歌月刊》下半月刊作編輯工作，那么在你組稿和閱讀大量詩作的過程中，你是否發(fā)現(xiàn)在這個物欲化的傳媒時代到底有多少人寫出了可以稱為真正的詩歌的作品。而在我接到的大量的民刊甚至主流詩歌刊物中，真正能夠具有分量和沖擊力的詩作真的是太少了。你怎樣看待當下的詩壇？或者你對當下詩人的寫作有著怎么的觀感和認識 安：我不很認同你的觀點，在我閱讀到的大量當下詩人詩作中，很多已經(jīng)足夠分量和沖擊力，只是我們大都更趨同經(jīng)過時間認證的前經(jīng)典，而對切近自己的詩作持懷疑和不信任的態(tài)度。經(jīng)典需要不斷的解釋、傳頌來增值，假以時日，當下的詩歌也會得到經(jīng)典一樣的待遇，問題是，我們有沒有勇氣和智力去判斷并接納不需漫長時間和不斷傳頌而成為的經(jīng)典，我們能不能直接指著當下的某一首詩說，這就是經(jīng)典！ 當下詩人的寫作是純粹的，他們沒有任何利益可得，除了詩歌，他們無法獲得詩歌以外的一切，他們對詩歌的熱情和愛值得尊敬。我希望能夠經(jīng)由《詩歌月刊》下半月這個平臺去預先發(fā)現(xiàn)經(jīng)典并指出經(jīng)典。 扶持、鼓勵、壯大當下詩壇是每一個愛詩人應盡的義務。 霍：最近《詩刊》社評了的“新世紀十佳青年女詩人”，她們是藍藍、路也、娜夜、魯西西、杜涯、李小洛、海南、安琪、榮榮和林雪。實際上這些詩人之間的寫作差異是很明顯的，路也和藍藍更為接近，即不是那種明顯的女性主義的寫作，而魯西西的詩更帶有一種宗教意識，海南和林雪則女性意識更為突出。你對你的寫作怎樣認識，是否可以歸納一下你詩歌寫作的特征？ 安：不好意思，我老是對自己的詩歌寫作比較自信。我覺得我的詩歌寫作涵蓋面比較廣，無論是題材還是語言都很難用簡單的幾句話概括。陳仲義先生曾經(jīng)根據(jù)我的幾部詩集名字把我的寫作分為“紅月時期”、“柵欄時期”及“任性時期”，至于到北京之后的寫作陳老師沒有具體給一個時期，我想，也不宜根據(jù)我的第四部詩集叫杜拉斯時期吧，因為這時期我的寫作也不杜拉斯，北京時期的寫作還是叫“詩日記時期”比較合適。 這里面，紅月時期指的是寫作的描紅階段，柵欄時期指的是一種有節(jié)制的發(fā)散，任性時期則是詩歌狀態(tài)的為所欲為，詩日記時期則回到生活回到內(nèi)心。每個時期因為寫作意識不同而產(chǎn)生不同的寫作特征，我感到一言難盡。 霍：眾所周知，福建在中國新詩史上曾出現(xiàn)了很重要的女詩人，如冰心、鄭敏和舒婷。而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福建詩人，你的詩歌寫作從話語譜系上和她們之間是否存在著或顯或隱的關系？如果有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如果沒有你如何看待冰心等人對當代詩歌寫作的影響？ 安：冰心、鄭敏、舒婷，這里面對我產(chǎn)生影響的當然只有舒婷，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影響，她在福建的存在本身就是影響。舒婷讓福建詩人尤其是女詩人有了奮斗的坐標，也就是，延續(xù)舒婷的譜系，成為舒婷或超越舒婷。這種影響應該是潛意識的。而舒婷在1995年以《退役詩人說三道四》一文推舉包括我在內(nèi)的六位福建詩人給《創(chuàng)世紀》詩雜志則直接推動了我們的出場，在紙媒體發(fā)表相當困難的當時，舒婷此舉令我們深為感動。 在詩歌文體寫作上，舒婷對我沒影響，陳仲義先生對我有影響，他的及時發(fā)現(xiàn)及中肯點評，使我得以清醒判斷自己的寫作并堅定了某種寫作方向。 個人以為，對當代詩歌的寫作，你所列舉的這些福建籍優(yōu)秀女詩人中，還是只有舒婷產(chǎn)生了具體的影響。但我同時也很感謝你，包括向衛(wèi)國先生把我列在如上三位優(yōu)秀福建籍女詩人后面，但愿我不辜負你們的期待。 霍：今天談論的一些話題會對讀者和研究者有不小的啟發(fā)，而一些重要的問題由于時間關系不能一一展開。你有什么需要重點強調(diào)和補充的？對今后的詩歌寫作和活動有著怎么的打算？ 安：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發(fā)現(xiàn)，單純依靠靈感和狀態(tài)來寫作靠不住，一個人如果想寫到老又寫得好的話，就必須有技巧和詩藝的打磨來支撐，而我恰好是依憑靈感和狀態(tài)的，這使我對今后的寫作疑慮重重。同時，因為生活的磕碰也使我難以把心思放在詩上，至少目前，我希望先打理好生活再來談詩歌，在《永定河》一詩中我寫道：“燈一閃一閃的，燈閃一下我們就喊一句/永定河，永定河/我愛這三個字構(gòu)成的安寧我已經(jīng)退了/不再先鋒不再逞強不再肆無忌憚地張狂”，這首寫于2003年5月北京時期的詩作或許是另一種形式的預言？ 謝謝你的訪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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