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整體上“僵化、腐朽、抱殘守闕、平庸低俗、雕蟲小技”，以及由此而必然地畫地為牢，停滯不前，游離、隔拒于詩歌、小說、戲劇等中國當代文學的探索、創(chuàng)新的變革大潮之外，尤其缺少文本的探索創(chuàng)新，早已、仍是昨日黃花、西風夕照，這才是中國當代散文的問題和癥結所在，也是挑戰(zhàn)和突破口；而絕不是“先秦散文”、“古文即古代散文”、“廣義散文”等概念或命題，此類類似于茴香豆的茴字有幾種寫法的酸腐考辨。

　　問：我們的談話還是采取你慣常的風格和方式：單刀直入，直奔主題——你如何看待、評價“在場主義散文”的提出及其理論表述？
    答：剛開始在《文藝報》、《作家文匯》報上看到“在場主義散文”的出場，在一次文學活動與“在場主義散文”的首倡者周聞道先生第一次接觸，并接過他贈送的《在場主義散文·開端卷 從天空打開缺口》，還沒有來得及看周倫佑兄為之作理論建構的雄文《散文觀念：推倒或重建》，也就是說，在我還沒有完全看清“在場主義散文”的來龍去脈之前，我的亢奮和贊賞有些蒼促和盲目。應該承認，對僵化、腐朽、抱殘守闕、平庸低俗、雕蟲小技的自幻自戀的不滿和厭惡，對創(chuàng)造、變革的創(chuàng)造性尤其是原創(chuàng)性沖動的焦慮和渴望，有時會不適時、不適度地引發(fā)我未必理性的亢奮和贊賞。不幸的是，當下中國的散文整體上正在以我上述詞語的形容詞性，喧嘩或所謂繁榮地大面積泛濫成災。因此，我以我的專業(yè)敏感切膚之痛地感到：“在場主義散文”的出場，是時候了！

　　問：后來呢？
　　答：坦率說，在看了學友周倫佑先生的《散文觀念：推倒或重建》一文后，我疑竇叢生；對周聞道先生的約稿我也猶豫不決。如要作出回應，我也必須是誠實、理性、冷靜、負責、實事求是的，而絕不能義氣或意氣用事，不負責任地廉價吹捧。而這樣，他們有此胸襟和氣量嗎？他們能接受嗎？僅管我已告之周聞道，要從善如流，善于傾聽不同的、甚至是反對的、尖銳的意見；僅管他也向我作出如此的承諾；但考慮到他們中特異的、舉足重輕的個體因素，我還是心中沒底。
　　
    如何應對我們這個談話，是檢測他們的胸襟和氣量的試金石。

　　問：既然已經開談，就管不了那么多了。還是直奔主題吧——你如何看待周倫佑先生的“雙推倒”，也即是“推倒'先秦散文’說”，“推倒'廣義散文’說”？
　　答：要推倒，就必須有可推、該推之物。如果根本就沒有可推、該推之物，或者虛設一個子虛烏有的可推、該推之物，去作壯懷激烈、轟轟烈烈的推倒狀，這只能讓人想到嚴陣以待、無的放矢的地對空導彈，和與風車作戰(zhàn)的堂·吉訶德。
　　
    常識和經驗告訴我們，現代文論確認的散文——也即文學體載的、狹義的——概念，經歷了一個從語體、文體，也即廣義的散文，到文學門類的、文學體裁的，也即狹義的散文的演化、發(fā)展過程。在16世紀蒙田的《散文集》（也譯為《試筆集》）問世之前，只有廣義的散文認知，沒有狹義的散文界定；而在那之前和那之后相當一段時間內出現的文章，人們只能、也只會約定俗成地以廣義散文的認知，對其作出語體、文體的散文一類歸類。人家是對在語體、文體上區(qū)別于韻、駢作品的語體、文體歸類，而不是文學門類、文學體裁的劃分，這壓根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和范疇，人家的歸類何錯之有？
　　
    在此，恰恰是周倫佑先生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偷換概念，虛設論敵的錯誤。
　　
    問題很清楚。第一，“先秦散文”或“廣義散文”，只是一種語體、文體的歸類，而不是文學門類、文學體裁的劃分。第二，周倫佑那些多少有點讓人感到炫耀和厭煩的繁瑣考證，也在在證明“先秦散文”或“廣義散文”，只是一種有別于韻、駢作品的語體、文體的歸類，而絕不是文學門類、文學體裁的劃分。第三，周倫佑先生明知彼歸類與此劃分，壓根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和范疇，卻一方面連他自己也論證了“先秦散文”與“廣義散文”只是一種有別于韻、駢作品的語體、文體歸類，而不是文學門類、文學體裁的劃分和確認；另一方面卻偷換范疇和概念，虛設論敵，給人所共知的非現代文論所指的、非狹義散文的“先秦散文”和“廣義散文”，強制粗暴、主觀武斷、潛在地貼上現代文論所指的，狹義散文的標簽，這在法律上是典型的有罪推定。一場堂·吉訶德與風車的大戰(zhàn)，也就由此開始。如果是這樣，就莊嚴悲壯得近乎搞笑、滑稽；如果不是這樣，你生什么氣？發(fā)什么火？開什么炮？“推”什么“倒”？
　　
    順便指出，文體，既可以指文章的風格——例如鐘嶸在《詩品》卷中說“（陶潛詩）文體省靜，殆無長語?！庇终f：“觀休文（沈約）眾制，五言最優(yōu)。詳其文體，察其余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薄部梢灾刚Z體，但絕不可將文體誤認為是文學體裁的縮寫或別名。但在周倫佑先生“……誤當成作為一種文學門類和寫作文體的散文”的表述中，顯然張冠李戴，誤將“文體”看作文學體裁的縮寫或別名了。這是一個常識性錯誤。
　　
　　問：周倫佑來了個氣吞山河、雄心勃勃的“雙推倒”，你又對他來了個“雙推倒”……
　　答：我無意推倒誰，也沒有那么大的興趣和抱負。我只是想理性客觀、冷靜適度地對問題作點小小的梳理和澄清，如此而已。
　　
    其實更多時候，我們往往首先需要推倒或戰(zhàn)勝我們自己，有自知之明地、建設性地重塑或重建我們自己。魔鬼，其實就在我們自己每個人心中。
　　
　　問：對搞古代文學、文論研究的學者而言，周倫佑那些氣勢凌人的考證，可能不過是常識性的小兒科罷了。與此有關的某教授聞之，只是笑而不答。你說呢？
　　答：無可奉告。對學理之外的問題，我毫無興趣。我對動輒將學理、學術問題，搞成無聊的人際緊張和糾紛的作風和做派，非常反感。

　　問：那我們還是審慎地回到學理、學術吧。周倫佑先生說：“郁達夫在他這篇《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中，不僅以'與韻文對立的、沒有韻的文章’來界定他認知的散文，而且明確提出了'廣義散文’這個概念。這是他的貢獻，也是他的大錯。”我的問題是，郁達夫真的沒有意識到廣義散文與狹義散文的區(qū)別嗎？
　　答：在回答你的問題之前，還是讓我們先看看在那篇導言中，郁達夫自己是怎么說的吧。他說：“美國有一位名尼姊Nitchine的文藝理論家，在她編的一冊文藝批評論里說：'在各種形式的散文之中，我們簡直可以說Essay是種類變化最多最復雜的一種’。”郁達夫引文中所說的“各種形式的散文”，顯然指的是廣義散文；Essay在英文中指的是文學意義上的隨筆、小品文、漫筆和論文，已經非常接近狹義散文的稱謂了，或者說，狹義散文不過是對Essay的嚴格化。而且，郁達夫在那篇導言的其他地方，明白無誤地確認“散文……是與韻文對立的文體（注：著重號為引者所加）”，也即是作為文體、語體的廣義散文，而不是作為文學門類、文學體裁的狹義散文。由此可見，怎么能說郁達夫沒有意識到廣義散文與狹義散文的區(qū)別呢？意識到了這種區(qū)別，并在他的引文中，事實上強化、強調了這種區(qū)別，在此前提下，就算郁達夫“明確提出了'廣義散文’這個概念”，我看不出“他的大錯”在哪里。

　　問：周倫佑的文章斷言“'廣義散文’標準的混亂”。你怎么看？
　　答：在已經清楚了什么是“廣義散文”以后，你的問題就不辨自明，答案也在其中。周倫佑一會兒說：“'廣義散文’標準的混亂”——這就是說有標準，只是標準混亂，不是無標準——一會兒又說“無標準”，自打耳光?！皬V義散文”有標準，那標準就是非韻非駢。我們只能說那標準太簡單，太大而劃之，而不能說無標準。由此可見，周倫佑的斷言，說輕一點，是在讓人眼花繚亂的繁言瑣論中?；?，在不亂中人為地攪渾水，制造了混亂；說重一點，他的斷言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周倫佑還說，即使現代白話的“廣義散文”，在沿襲傳統的非韻、非駢認知的同時，雖然其范圍收縮到了文學認知的層面上，但仍是五花八門而遠不只是狹義散文，仍是基本上無標準。我們憑什么要用狹義散文的標準——這是此處，也是周倫佑“雙推倒”等多處的潛參照、潛標準——去要求廣義散文呢？
　　
    到于周倫佑以沒有“廣義的人”與“狹義的人”，“廣義詩歌”與“狹義詩歌”等等區(qū)分，來排除、聲討廣義散文與狹義散文的區(qū)分，簡直就是硬要把不是問題搞成問題的無稽之談。我們可以用與周倫佑類似的邏輯發(fā)問，為什么可以有廣義的文化與狹義的文化等等區(qū)分，就不能有廣義散文與狹義散文的區(qū)分呢？何況，廣義散文的認知是一種歷史的文化現象，它在歷史中出現了，存在了。而歷史，沒有如果……應該……，只有過程和結果。我們所能、所要做的，是對那些過程、結果的反思、研究和表述，而不是對歷史本身的刪除，或在給歷史涂抹的修正液上，改寫或加寫自己的歷史。我們還可以繼續(xù)發(fā)問，為什么周倫佑在同一篇文章中，可以認可“精神”內涵的歷史演變和區(qū)分，卻偏偏要與“散文”內涵的歷史演變和區(qū)分過不去呢？

    問：這一切的一切，有點像清醒白醒的裝神弄鬼，更像是老謀深算的機謀和炒作。你說呢？
　　答：無可奉告。我必須再次提醒，你最好別再提此類非學理、非學術問題。要問，你問周倫佑去。
　　
    不過，哪怕再溫和、再客氣，我也不得不說，至少，為語出驚人，周倫佑先生確實有些小題大作，聳人聽聞，有點主觀化、情緒化。“我歷來認為中國學界無人”。“我是被召喚來為中國散文立論和立法的”，該“立論和立法”，“不僅將徹底改寫中國散文史，也將徹底改寫中國三千年文學史和文化史！”周先生比比皆是的此類驚人之語，就不僅僅是小題大作，聳人聽聞，而是太虛張聲勢，太自吹自擂了。

 問：周倫佑先生說，2000多年來，散文的本質性特征和曖昧不明的身份，是“一個理論難點”，“一直懸而未決”；散文甚至都不知道“靠什么來界定自己和確認自己”。是這樣嗎？
　　答：這就是睜眼說瞎話了。還用不著查更多的資料，僅僅查看一下《辭海》“散文”一條的定義全文，問題就清清楚楚。其中既梳理、勾勒了散文概念、范疇的歷史演變，也基本上揭示了現代散文的本質特征。那個詞典定義，不是對散文身份的界說和定義，又是什么呢？你可以部份或全部否定那個詞條對散文的界說和定義，但你不能否定那個詞條的存在。也就是說，你不能否定那個詞條在給、是給散文作界定，下定義。

　　問：那么，你如何看待、評價周倫佑對“散文性”的確認呢？
　　答：評價，談不上?？创?？試試看吧。
　　
    相對而言，在他的整篇長文中，他的散文“四性”說，可能是最發(fā)人思考，最能引人興趣之處，但問題也更多。
　　
    先看看他的“非主題性（非立意）——隨意”性。
　　
    對此，我的看法是：①散文既可以是隨意的，也可以是深思熟慮的。誰也無權為此立法和強加，兩者都可以在散文寫作中找到大量的例證和范本。②毫無新意。傳統文論有關散文的“神韻”、“性靈”說，能說其中沒有容留隨意，沒有隨意流動嗎？如果沒有，就談不上“神”，談不上“靈”。其實，常識和經驗告訴我們，詩歌比散文更非主題，更隨意。
　　
    再看看他的“非完整性（片斷經驗）——散漫”性。
　　
    依我看，此說更是毫無新意。僅是《辭?！返摹吧⑽摹痹~條，早已有關于“片斷”的表述了。再者，片斷未必一定就散漫；而且，散漫與隨意，到底有多大的差別呢？何況，誰敢說詩歌不比散文“片斷”？
　　
    三看他的“非結構性（非構思）——發(fā)散”性。
　　
    這里問題就多一點了：①周先生顯然將結構等同于構思了。其實，結構與構思，既有交叉與重疊，又各有側重和區(qū)別。交叉、重疊是都在“構”，都有思維活動；區(qū)別是結構側重于“構”、架構，構思側重于“思”，思維活動。②任何深入、細心的觀察和研究都會發(fā)現，究其實，任何藝術作品（散文也不例外）都是有結構的（被周先生吹為散文極品的《桃花源記》，恰恰是有精心結構的。），只不過有淺層、顯在與深度、潛在的區(qū)別罷了。③想像與聯想是藝術作品的起碼條件，有什么想像或聯想不是發(fā)散的呢？其次，任何藝術作品（包括散文）作為意義整體，都不是一次性的、不是封閉的，其意味、意義總是n次性的、發(fā)散的。尤其是詩歌，更是發(fā)散的。這是常識。如果在特定的層面上可以、一定要說有不發(fā)散的藝術品，那也一定是失敗的藝術，甚至是偽藝術。④如果一定要去“非（其實只能淡化、深化，從根本上“非”不了——引者注）結構”或不非結構，都是散文寫作者自己的選擇和自由，任何人無權為此立法。
　　
    最后看看周先生的“非體制性——自由表達”性。
　　
    如何看待周先生這最后一個特性說？借用周先生抨擊別人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最簡便，最合適。那就是——“廢話”！無論何種門類的、真正意義上的藝術作品，有那種不是“非體制性”，不是“自由表達”的嗎？非體制性、自由表達，既是任何真正藝術家的良知、道義訴求，也是任何真正藝術相當程度的專業(yè)指認和體征。周先生硬要把它僅作為散文性的一個特性來蓋棺論定，這塊棺恐怕不好蓋，這個論恐怕也不好定吧？當然，周倫佑說了，它在散文那里表現“最徹底”。但是，難道有誰可以有把握、負責地說，它在詩歌等等文學門類那里的表現，一定就不“最徹底”嗎？事實是，非體制性、自由表達，至少在詩歌那里比散文那里，表現更徹底。
　　
    經過以上梳理不難看出，周倫佑先生聲稱可以“區(qū)別于”其他文學體裁、他的散文四性說，連作為散文獨具的特征也難以確立，更遑論此舉“是兩千年來的第一次！也是新文學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周先生前文中語）看起來，周先生把玩笑開大了。周先生如果明智，就應該明白：時過境遷，彼“非非”的風景，恐怕也再難在此“在場”的場景中重現了。

　　問：那，你認為散文所獨具，能夠區(qū)別于其他文學體裁的特征是什么呢？
　　答：實事求是地說，周倫佑列出的四性，雖非散文所獨有，也構不成散文與其他文學體裁的完整區(qū)別，但確實又都是為散文所分享的。那么，散文所獨具，能夠區(qū)別于其他文學體裁的特征到底是什么呢？你看，我又把這個問題球踢給了你。我可以肯定地預言，如有興趣，這個球還會在文學界中踢來踢去。這個問題我早就感覺到了，思考過了。我的意思是說，這問題太值得深究、尋思，也太難深究、尋思了。我甚至沮喪地懷疑：真的有散文所獨具，能夠區(qū)別于其他文學體裁的特征嗎？沒有，當然不可思議；如果有，它在哪里？它又是什么？
　　
    順便說說，在文體、甚至文學體裁相互滲透，界線日益模糊、曖昧的當代文學景觀中，執(zhí)意奢談文學體裁各自的特征，不僅讓人感到捉襟見肘的難堪，而且也有些隔靴搔癢的別扭，聽起來，到更像是一聲無奈的隔世嘆息。

　　問：聽你如此道來，真讓人思緒萬千，感慨萬端！周倫佑們揚言，他們的“在場主義散文”，要“從天空打開缺口”。如果樂意的話，你可否談談，你認為散文應該從哪里打開缺口？
　　答：“天空”也好，“大地”也罷，比喻而已，不必認真；如果是方向，那就要認真。
　　
    我認為，我前面所說的整體上“僵化、腐朽、抱殘守闕、平庸低俗、雕蟲小技”，以及由此而必然地畫地為牢，停滯不前，游離、隔拒于詩歌、小說、戲劇等中國當代文學的探索、創(chuàng)新的變革大潮之外，尤其缺少文本的探索創(chuàng)新，早已、仍是昨日黃花、西風夕照，這才是中國當代散文的問題和癥結所在，也是挑戰(zhàn)和突破口；而絕不是“先秦散文”、“古文即古代散文”、“廣義散文”等概念或命題，此類類似于茴香豆的茴字有幾種寫法的酸腐考辨。鐘鳴、張銳鋒、蔣藍等等我點到和沒有點到的作家，正是他們，在突破口無聲地亮出了他們的刀劍。應該承認，無論在主觀上還是客觀上，“在場主義散文”的橫空出世，都是中國當代散文整體沉悶、板結頭上的一聲炸雷，一次全方位松動的試探。他們的沖擊既是震撼，也是召喚。就此而論，他們是有功績的，文學史也可能會關注他們。這就夠了，再欲何求？

　　問：最后一個問題。周倫佑先生在談到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時，贊美之辭幾乎無以復加。他問道：“中國（包括世界）幾千年來，哪一篇散文能以如此小的篇幅而概括如此豐富、深邃的內涵？”進而認為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偉大的作品”。你怎么看周先生對陶文幾乎是登峰造極的評價？
　　答：我也很欣賞《桃花源記》，很抱歉，卻從未給過陶文像周倫佑那么高的評價。周倫佑還說，《桃花源記》的“'烏托邦’主題開啟了世界烏托邦文學的先聲”。但有資料表明，開啟了世界烏托邦文學先聲的，是公元前八世紀中期的提哥亞的牧人、無花果樹的整修人阿莫斯，比陶淵明幾乎整整早了11個世紀！對《桃花源記》作周先生那么高的、空前絕后的評價，不說窮盡吧，如果沒有對古今中外散文浩如煙海的閱讀，可能沒幾個人敢有周倫佑那樣的自信和勇氣。
　　
    有中國先賢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有外國先哲說：我一生最大的知，就是知道我的無知。從“在場主義散文”出發(fā)，以先賢先哲告終，也許能夠引發(fā)我們更為遼闊、深邃的想象和思考。
　　
    事先聲明：此后任何有關此文的回應或反擊，我都將高掛消音器和免戰(zhàn)牌，我甚至連觀戰(zhàn)的興趣和時間都沒有。

    2008年10月8日深夜 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