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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感謝《絲路文明》編輯部和作者授權(quán)，感謝劉進寶先生提供本文電子文本。引用請以原刊為準。
亞洲琥珀考[1] [美] 勞費爾（B.Laufer）著 芮傳明 譯 作者利用豐富的中外文資料考察了古代中國的琥珀狀況，十分正確地指出，中國的琥珀主要來自境外，其最大貨源地是緬甸。琥珀經(jīng)陸上通道運入云南，再抵達中國內(nèi)陸。在中世紀，又開辟了西北方的陸上通道，由中亞的突厥部落作為中介，將北歐和俄羅斯的琥珀運入中國。在此同時，也有一定數(shù)量的歐洲琥珀經(jīng)由海路運抵中國的南方港口。文章對印度、波斯及中國西藏地區(qū)的琥珀使用情況也作了簡要的論述。  一、導言 就考古問題的重要性而言，琥珀是吸引最廣泛注意的天然物產(chǎn)。如今，我們已可大致了解琥珀在史前歐洲和古典時代占據(jù)主導地位的概況，但是，適用于亞洲琥珀史及其貿(mào)易史的資料卻十分稀缺。碩特（Wilhelm Schott）[2]和儒蓮（Stanislas Julien）[3]曾翻譯了漢籍中有關琥珀的幾條評述，但是儒蓮認為他所譯的資料意義不大。[4]類似的情況也見于史密斯（Fredrick Porter Smith）的著述中。[5] 菲茲梅爾（Philipp August Pfizmaier）翻譯了11條有關琥珀的漢文資料，似乎出自類書《淵鑒類函》，但他未對這一專題進行討論。[6]當雅各布（A.G.Jacob）試圖從歷史觀點對中國的琥珀作一番評論時，除了從夏德（Hirth）和阿倫特（Arendt）那里獲得一些偶然的信息外，卻缺乏作為其研究基礎的資料。[7]而在梅利（F.de Mély）與庫雷爾（M.H.Courel）的最新佳作[8]（它最廣泛地考察了漢籍記載的礦產(chǎn)）中，琥珀的問題也只被稍稍觸及，[9]兩位作者居然認為琥珀在中國幾無流傳。[10]一位日本學者對漢籍所載琥珀源流的各種說法發(fā)表了一篇短評，[11]不太具有批判性，在此不擬再予評論了。 自從印度地質(zhì)調(diào)查局的內(nèi)特林（Fritz Noetling）發(fā)表他有關緬甸琥珀礦的重要研究[12]，并證明其礦產(chǎn)[13]的大部分都被中國商人購買而運往云南之后，我似乎主要依靠中國文獻來探討這種貿(mào)易，并用以確認中國的琥珀源于緬甸。這類研究已證實這樣的推測是正確的。用中文資料確認內(nèi)特林的考察結(jié)論、編排緬甸琥珀生產(chǎn)的年表，以及梳理緬中琥珀貿(mào)易的情況，這些當是本文的主要成果之一；此外，我從漢文類書和其他漢文著述中選錄了涉及琥珀的每一條有價值的資料。那些沒有注明詳細出處的引文則源自《古今圖書集成·經(jīng)濟匯編·食貨典》卷334《琥珀部》。漢文典籍不僅提供了有關緬甸琥珀的資料，還提供了涉及其他許多地區(qū)的資料。這些資料均按地理方位排列，每個地理區(qū)域內(nèi)的資料則按年代順序排列。我將逐一談論印度琥珀、藏地琥珀、波斯琥珀、羅馬琥珀、緬甸琥珀、中亞琥珀，以及輸入中國的近代歐洲琥珀。然而，我將首先翻譯《本草綱目》有關琥珀的全部記載，[14]此書是李時珍撰寫的博物史名著，成于十六世紀末；它評述了自古以來各醫(yī)學名家對所有藥物的敘述和議論，其中包括了大量重要的地理、歷史信息，可以作為下述研究的基礎。 二、古人對琥珀的看法 《本草綱目》有關琥珀的記載如下： （李）時珍曰：“虎死則精魄入地，化為石。此物狀似之，故謂之虎魄[15]。俗文從玉，以其類玉也。梵書謂之阿濕摩揭婆[16]?！?/span> 《別錄》曰：“琥珀生永昌?！保ㄌ眨┖刖霸唬骸芭f說松脂淪入地千年所化。今燒之，亦作松氣。亦有中有一蜂，形色如生者?！恫┪镏尽纺嗽?燒蜂巢所作’，恐非實也。此或蜂為松脂所沾，因墜地淪沒爾。亦有煮毈雞子及青魚魫作者，并非真。惟以手心摩熱拾芥[17]為真。[18]今并從外國來，而出茯苓[19]處并無，不知出琥珀處復有茯苓否也？”[20] （李）珣[21]曰：“琥珀是海松木中津液，初若桃膠，后乃凝結(jié)。復有南珀，不及舶上來者?！?/span> （韓）保昇[22]曰：“楓[23]脂入地，千年變?yōu)殓?。不獨松脂變也，大抵木脂入地，千年皆化，但不及楓、松有脂而多?jīng)年歲爾。蜂巢既燒，安有蜂形尚在其間？” （寇）宗奭[24]曰：“今西戎亦有，其色差淡而明澈。南方者色深而重濁。彼土人多碾[25]為物形。若謂千年伏苓所化，則其粘著蜂、蟻宛然具在，極不然也。” 《地理志》云：“海南林邑多出琥珀，松脂淪入地所化。有琥珀，則旁無草木。入土淺者五尺，深者八九尺。大者如斛，削去皮乃成。此說為勝。但土地有所宜、不宜，故有能化、不化。燒蜂之說，不知何據(jù)？” （陳）承[26]曰：“諸家所說茯苓、琥珀雖有小異同，皆云松脂所化，但茯苓伏神，乃大松摧折或斫伐而根瘢不朽，津液下流而線成，故治心、腎，通津液也。若琥珀，乃是松樹枝節(jié)榮盛時為火日所灼，流脂出樹身外，日漸厚大，因墮土中。津潤歲久，為土所滲泄而光瑩之體獨存，今可拾芥，尚有粘性。故其蟲蟻之類乃未入土時所粘者，二物皆自松出，而所稟各異。茯苓生于陰而成于陽，琥珀生于陽而成于陰，故皆治營安心而利水也?！?/span> （雷）斆[27]曰：“凡用須分紅松脂、石珀、水珀、花珀、物象珀、瑿珀、琥珀。其紅松脂如琥珀，只是濁，大脆，文橫；水珀多無紅，色如淺黃，多皺文；石珀如石重，色黃，不堪用；花珀文似新馬尾[28]心文，一路赤，一路黃；物象珀，其內(nèi)自有物命，入用神妙；瑿珀是眾珀之長；琥珀如血色[29]，以布拭熱，吸得芥子者，真也?！?/span> （李）時珍曰：“琥珀拾芥，（芥）乃草芥，即禾草也。雷氏言拾芥子，誤矣?！短茣份d，西域康干河松木，入水一二年，化為石，正與松、楓[30]諸木沉入土化珀同一理也。今金齒、麗江[31]亦有之。其茯苓千年化琥珀之說，亦誤傳也。按曹昭《格古論》[32]云，琥珀出西番、南番，乃楓木津液多年所化。色黃而明瑩者名蠟珀[33]；色若松香，紅而且黃者名明珀；有香者名香珀；出高麗、倭國[34]者色深紅，有蜂、蟻、松枝者尤好?！?/span> 三、瑿珀 《本草綱目》還談到了一種琥珀，稱為“瑿[35]珀”，其文如下： （雷）斆曰：“瑿是眾珀之長，故號瑿珀?！?/span> （李）時珍曰：“亦作?，其色黳黑，故名?！?/span> （蘇）恭曰：“古來相傳，松脂千年為茯苓，又千年為琥珀，又千年為瑿。二物燒之，皆有松氣。狀似玄玉而輕，出西戎。而有茯苓處無此物。今西州南三百黑磧中得者，大則方尺，黑潤而輕，燒之腥臭。[36]高昌人名為木瑿[37]，謂玄玉為石瑿。共州土石間得者，燒作松氣，功同琥珀，見風拆破，不堪為器。恐此二種及琥珀或非松脂所為也?！?/span> （唐）慎微[38]曰：“《梁公子傳》[39]，奈公云：交河[40]之間平磧中，掘深一丈下，有瑿珀，黑逾純漆，或大如車輪。末服，攻婦人小腸癥瘕諸疾。” （李）時珍曰：“瑿即琥珀之黑色者，[41]或因土色薫染，或是一種木沉結(jié)成，未必是千年琥珀復化也?！队癫呓?jīng)》言，松脂千年作茯苓，茯苓千年作琥珀，琥珀千年作石膽， 石膽千年作威喜。大抵皆是神異之說，未可深憑。雷斆“琥珀”下所說諸珀可據(jù)?！?/span> 此外，陳藏器[42]還說：“（琥珀），小兒帶之辟惡，[43]磨滴目翳赤障?！?/span> 我們由此得知，漢籍談及這一黑色礦石的最早記載是在公元五世紀，而它被列入藥典的時間則早在公元七世紀。我們從這些中文記載了解到，至少在某段時期內(nèi)，吐魯番附近發(fā)現(xiàn)了煤玉，當?shù)氐木用袷熘@種礦石，并可能開采它們，運往中國內(nèi)陸。這一事實對于礦產(chǎn)地理學來說并非不重要；而據(jù)我所知，西方的礦物學者至今對這個事實一無所知。琥珀向中國內(nèi)陸的輸入似乎一直持續(xù)到十二世紀，這可因唐慎微的考察而得到證實，他評說了煤玉對某些婦女疾病的醫(yī)療作用。李時珍按時間順序引述各家的說法，唐慎微是最后一位。但是，李時珍似乎并不是通過親自觀察而了解這些藥材的，卻只是根據(jù)前人的說法進行思考和分析。 唐慎微的時代之后，瑿珀因缺少進口而從中國市場上消失了。《康熙字典》引《集韻》（成于十一世紀中葉），謂瑿即“美石，黑色”，顯然源自蘇恭之說。而所引《正韻》之語則謂瑿是“黑玉”，且稱“舊注'美石黑色’，誤”。這當表明，此時“瑿”已不再見于中國內(nèi)陸。在當今的中國本草中，不再列入“煤玉”一物。杜利特爾（Doolittle）在《漢語手冊》（Handbook of the Chinanese Language,I,p.269）中提到了有關此物的兩個名稱：“煤玉：（1）不灰木，這是錯誤的，因為'不灰木’指的是石棉；（2）黑玉，這似乎只是根據(jù)前引的文獻，可能是《康熙字典》。” 四、琥珀的分布 1．印度 漢文古籍中最早談到琥珀的，是班固所撰的《漢書》，而在此前的經(jīng)典中，卻從未出現(xiàn)過“琥珀”之名。《漢書·西域傳》謂罽賓出產(chǎn)“虎魄（琥珀）”；而在漢魏時期，“罽賓”一名則是指今克什米爾地區(qū)。[44]中國與罽賓的關系始于漢武帝時期（前140-前85），罽賓曾數(shù)次遣使?jié)h廷，最后一次是在漢成帝（前32-前7）期間。當時漢廷因路途艱辛而停止了與罽賓的官方交流，到了北魏時期（386-532），中原王朝才與罽賓恢復了外交關系。[45]因此，我們不能推測在武帝至成帝的短時期內(nèi)，中國就與印度西北方的遙遠地區(qū)展開了貿(mào)易，更不可能的是，那個地區(qū)會將足夠重要的大量琥珀運至漢地。雖然漢文資料未作明確說明，但是罽賓使團將所產(chǎn)琥珀樣品獻給漢廷之說肯定是有一定疑問的。 由于政治和地理環(huán)境的限制，兩地之間的任何大范圍貿(mào)易在起初都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帕拉第烏斯所言早期罽賓向中國出口琥珀的說法（《中俄詞典》第483頁）是不可接受的。即使如此，漢籍的記載仍然極有價值，因為它證明了印度地區(qū)在公元前一世紀業(yè)已知曉琥珀；此外，就我所知，古代的梵文文獻對于此事卻只字未提。Nigha??urāja一書[46]的礦物學部分并未談及琥珀，盡管該書的作者納拉哈里（Narahari）是一位來自克什米爾的醫(yī)生。[47]除此之外，我們關于印度琥珀的知識就都據(jù)自普林尼《博物史》（Historia Naturalis）的說法，該書37卷第11章談論了琥珀。 在此，普林尼在三個段落中提到了印度琥珀，它們分別來自三個不同的信息源。第一，他錄引了尼西亞斯（Nicias）的話，聲稱琥珀亦見于印度，并被視為乳香的更好替代物。[48] 第二，他轉(zhuǎn)引了泰西亞斯（Ctesias）的說法，謂印度有條河流名為Hypobarus，意即“一切佳品的出產(chǎn)者”；此河從北方流出，注入東邊的大洋，其入?？诘母浇幸蛔鶟M布森林的山脈，出產(chǎn)銀金礦；那些樹則名為siptachorae，意為“強烈甜味”。[49] 第三條證據(jù)最為重要，因為它展示了琥珀從印度銷往西亞。其語云：“印度也產(chǎn)琥珀，這已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統(tǒng)治卡帕多西亞（Cappadocia）的阿基拉（Archelaus）說道，從那個國家運來的琥珀是粗糙的原料，上面尚粘著細樹皮。人們習慣于將它置于乳豬的脂油中煮沸而予以磨光。有個有力的證據(jù)表明琥珀最初是液體狀態(tài)：通過透明的質(zhì)地，可以看到琥珀中包裹著某些異物，如螞蟻、昆蟲和蜥蜴等。它們顯然是琥珀尚在液體狀態(tài)時粘上去的，等到琥珀硬化后，它們便被包裹在里面了?！?/span>[50]引文中提到的阿基拉乃是羅馬皇帝臺比留（Tiberius）在位期間卡帕多西亞省的總督，于是，“琥珀乃是古印度的土產(chǎn)”這一事實已無可疑。 一方面，歐洲古人的記載中并無有關印度從歐洲進口琥珀的任何線索，另一方面，從印度的古文獻中也絲毫得不到這類印象。然而，十分奇特和令人驚異的是，實事求是的中國人倒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去確立羅馬帝國與印度之間曾有琥珀貿(mào)易的事實?？傊?，這一例證反映了中國人高度發(fā)達歷史觀的最高信譽。這條記載見于成于629年的《梁書》，涉及的時代為502—556年。 503年，印度（中天竺國）遣使赴梁廷，獻琉璃唾壺等土產(chǎn)?！读簳ぶT夷傳·中天竺國傳》謂“其西與大秦（羅馬帝國）、安息（帕提亞）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瑯玕、[51]郁金、[52]蘇合。[53]” 我們還從中文史料得知，琥珀也使用于印度的北端和東部?！短茣の魅謧鳌氛劦侥嗥帕_國（尼泊爾）時，稱其國王“那陵提婆，身著真珠、玻璃、車渠、珊瑚、琥珀、瓔珞”，云云。[54]撰于1416年的地理著述《瀛涯勝覽》告訴我們道，琥珀是榜葛剌國（孟加拉）的一種物產(chǎn)。于是，對于琥珀存在于印度的時間，我們可以從公元前一世紀追蹤到中世紀末。 然而，十分遺憾的是，有關現(xiàn)代印度的琥珀，我們卻毫無資料，[55]似乎古代的琥珀天然資源早就枯竭了。努力發(fā)現(xiàn)礦址始終是一項執(zhí)行中的任務，對此，考古學家和博物學家都很感興趣。我未能找到有關克什米爾琥珀的任何資料。勞倫斯（Walter R.Lawrence）撰寫了有關該地區(qū)的一部最全面的著述，涉及經(jīng)濟礦物學的文字卻只有這樣一段：“寶石匠們從巴達克山（Badakshan）、布哈拉（Bukhara）、葉爾羌（Yarkand）等地進口了一切有價值的石料，諸如瑪瑙、血玉髓、光玉髓、貓眼、石榴石、天青石、縞瑪瑙、蛋白石、無色水晶及綠松石等。然而，也用當?shù)氐哪承┦现谱黠椘泛外o扣。這些石料質(zhì)地較軟，無法高度拋光?！?/span>[56] 坎寧安（A.Cunninghan）也未將琥珀列入該地的礦物中。[57]拉森（Lassen）在其《古代印度》（Indische Altertumskunde）中，除了引述了上文所列的普林尼的一段話外，并未提及琥珀。琥珀似乎也未被列入藥物中，因為它并未見于喬利（Jolly）的《印度藥物》中；[58]此外，在有關藏人藥物的著述中，同樣未見琥珀之名。[59] 2．西藏 在西藏地區(qū)，琥珀似乎使用得頗多。按漢文記載，藏人無論地位高低，都會在頸中掛一、二串念珠；珠粒的材質(zhì)為珊瑚、天青石、珠貝，甚或木頭。富人則佩戴琥珀念珠，其珠粒有時大如茶盞。[60]西藏達賴喇嘛獻給中原帝君的貢品中也包括琥珀；[61]它亦見于十七世紀獻給清廷的禮品中。[62]在亞洲各族中，似乎只在西藏諸部落和撣族中，琥珀才扮演了更為廣泛的民族志角色。 昌都西北部的婦女佩戴一種首飾，為一片二寸五分直徑的圓餅形琥珀，中央嵌以一顆珊瑚珠。[63]這些琥珀片遠銷至甘肅省西部，據(jù)柔克義推測，[64]它們是從印度進口，經(jīng)拉薩而轉(zhuǎn)運至中國更東地區(qū)的。柔克義發(fā)現(xiàn)，在青海的塔爾寺可以獲得琥珀的毛料。[65]不過，據(jù)我所知，西藏沒有一個地方真正出產(chǎn)琥珀。琥珀擁有當?shù)氐姆Q呼，并不意味著該地便出產(chǎn)這種材料。琥珀的藏語名通常為spos shel（發(fā)音p?-shel或p?-she；絨巴[66]語作po-she），意為“香水晶”，可能源自它燃燒時散發(fā)出的樹脂氣味，或者表示了它早先用作為焚香的事實；不管怎樣，此名暗示了這種礦物是進口而來的。 另一個藏語名是sbur len或者sbur long，這似乎是梵語t??agrāhin的意譯名，意為“吸引”。達斯（Sarat Chandra Das）將藏語名se-mo-do譯成“琥珀項鏈”；[67]然而，耶?？耍↗?schke）則將它譯成“一種首飾，如用珍珠制成的首飾”。[68]此詞絕不可能源出藏語，我傾向于認為它的原語是體現(xiàn)為漢語“木瑿”形式的突厥詞：按照《唐本草》的作者蘇恭之說，回紇人稱煤玉或黑琥珀為“木瑿”。突厥語稱漢字之“木”為modo，因此其突厥語化的讀音便為simodo，而這似乎即是上述的藏語借詞semodo。 3．羅馬帝國 中國古人知道琥珀是羅馬帝國使用的一種物品。這些信息出自兩種主要史料，一是《典略》，聲稱大秦（相當于今敘利亞）盛產(chǎn)琥珀；一是晚得多的《唐書·西戎傳》，說“拂菻國，一名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大貝、車渠、瑪瑙、孔翠、珊瑚、琥珀，凡西域諸珍異多出其國。”沙畹（Chavannes）最終證實，《典略》即是《魏略》，由魚豢撰于239—265年間。[69]這是《古今圖書集成》“琥珀部”轉(zhuǎn)引的有關羅馬東方出產(chǎn)琥珀的僅有兩條記載。但是我們從夏德（Hirth）的書（China and Roman Orient,p.41）中得知，《后漢書》也有同樣的記載；而此書早成于公元五世紀，《古今圖書集成》之所以沒有列入這條資料，當是因為編者認為它只是重復了《魏略》之語。另一條史料見于《舊唐書》和《新唐書》。這些引文并未推測羅馬東方出口琥珀至中國。[70]它們的說法僅限于“琥珀乃是其特產(chǎn)之一”的這一事實。[71] 我們即使認可《后漢書》都是使用撰于后漢時代（25-220）的資料編輯而成，那也必須承認，在古代世界擁有琥珀的信息為中國人所聞之前，他們首先是通過獲自印度的記載[72]，其次是通過從撣邦地區(qū)實際進口琥珀至云南，才了解了這種礦物。鑒于這一事實，從敘利亞到遠東之琥珀貿(mào)易的可能性就極為微小了，因為來自敘利亞的琥珀除了本身的高昂價格之外，還得加上陸路長途運輸?shù)牟环七\費，顯然無法與便宜的緬甸琥珀競爭，難以吸引中國人購買它。除了這些歷史文獻，再未見到談及西亞琥珀的記載，唯獨十三世紀的趙汝適在《諸番志》中提到了西方物產(chǎn)中的琥珀，運至巴林馮（Palembang）、蘇門答臘（Sumatra）等地，再轉(zhuǎn)運至中國的泉州港。[73]這些物品被泛泛地說成來自“大食”（Arabia），因此可以認為琥珀出自那里，盡管其措辭的含糊性令人很難追溯到它的確切源頭。 4．波斯 在中文史籍中，琥珀也被說成是波斯的物產(chǎn)。首先，此說見于《梁書》，謂波斯有琥珀、瑪瑙、真珠等，“國內(nèi)不以為珍”；中大同二年（547），其國遣使獻佛牙等。其次，《魏書》稱，波斯“土地平正，出金、銀、鍮石、珊瑚、琥珀、車渠、馬腦”等。第三條記載則見于《隋書·波斯傳》，稱其國產(chǎn)“真珠、頗黎、獸魄、珊瑚”等。[74]然而，它們并未說琥珀從波斯出口到中國。 5．緬甸 中國人很早就知道了我們?nèi)缃袼^的“緬甸琥珀”，這一說法見于《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哀牢傳》，聲稱該地產(chǎn)光珠、琥珀等物。哀牢（可能即是老撾人Laos）是古代漢人對撣族王國的稱呼，公元一世紀初見于歷史，其領地曾經(jīng)擴展至四川和貴州，幾乎包括了整個云南以及北越、廣西的一部分。[75] 莊延齡（E.H.Parker）完整地翻譯了《后漢書》所載的《哀牢傳》，當?shù)氐奈锂a(chǎn)，除了琥珀外，還有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等。 《新唐書》稱，哀牢的后裔南詔的貴人多用珍珠、軟玉、琥珀等裝飾耳朵，[76]這表明撣人確實是使用琥珀的。 我認為，中原漢人之最初了解琥珀，或可追溯到公元一世紀，當時，他們與云南及其各種部落的關系變得更為密切。在嗣后的千百年間，漢籍中有關該地琥珀的記載越來越多。我們看到，中國人所使用的琥珀確實都來自云南南部的各個地方，它們位于緬甸邊境附近，分布在緬甸通往中國西南部的古代商道沿線。[77] 談及琥珀產(chǎn)地的第一本漢文字典是《廣雅》[78]，其文如下：“《廣雅》：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本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⑵侨缍?，初時如桃膠，[79]凝堅乃成。”琥珀產(chǎn)于博南縣，當?shù)鼐用癜阉瞥社暾怼?/span>[80]《廣雅》的這段話表明，那時，琥珀已經(jīng)為中國人所熟知，并且，從云南銷往中國其他地區(qū)的琥珀貿(mào)易已經(jīng)進行了相當一段時間。 《博物志》引《神仙傳》[81]道：“《神仙傳》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化為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泰山出茯苓[82]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蛟茻涑菜?。未詳此二說?！?/span> 《本草綱目》所引的最古老的藥典之一《別錄》進一步談到了永昌出產(chǎn)琥珀之事。人們通常將此書的作者歸之于陶弘景（452-536）；不管怎樣，此書是漢魏時期杰出醫(yī)學家的標準著述，因為書中的地理名稱表明，它們與漢魏時期使用的完全一樣。[83]很可能《別錄》的編撰時間早于《廣雅》，并肯定早于《后漢書》，因此可以認為它比其他文獻更早地記載了緬甸—云南的琥珀。 據(jù)我所知，歐洲人有關云南琥珀的最早記載是由葡萄牙的耶穌會士謝務祿（Father Alvarez Semedo）提供的，他于1613年抵達中國，約在1633年左右撰寫了有關中國的著述（1643年初版于羅馬），在此的引文出自他的英文版[84]：“云南的地域很廣，但是物產(chǎn)卻很少。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商品銷往外地，除了制作念珠的一種材料，它在葡萄牙語稱Alambras，在卡斯提爾（Castile）語中稱Ambares。此物類似琥珀（Amber），對白內(nèi)障有療效。它們從礦中采掘，有時塊粒很大；其色澤比我們的琥珀更紅，但是潔凈度則不及?！痹诹硪欢沃?，謝務祿說道：“他們非常善于制作象牙、黑檀及琥珀器物?！保ǖ?7頁） 神父杜赫德（Du Halde）也了解出自云南的中國琥珀，[85]這是十八世紀上半葉歐人著述中的又一條證據(jù)。李特爾（Carl Ritter）的說法也引起了我們的注意。[86] 當今中國琥珀市場的主要供應源來自云南，這一事實清楚地體現(xiàn)在大清海關的統(tǒng)計報告中：云南始終作為琥珀供應地而被提及。[87]1903年，我在漢口搜集中國醫(yī)藥資料時，也親自獲得同樣的資訊。我在那里購得的琥珀毫無疑問出自緬甸。 如果從三世紀以降，漢文文獻都一致地聲稱琥珀源自永昌，那么這并不意味著永昌出產(chǎn)琥珀，而得理解為永昌只是琥珀從緬甸運往中國內(nèi)陸的一個中轉(zhuǎn)市場，是緬甸貨物銷往中國其他地區(qū)的主要轉(zhuǎn)運地。這一事實得到《大清一統(tǒng)志》卷380的證實：它在談及永昌的物產(chǎn)時，聲稱永昌的琥珀“產(chǎn)緬爨諸西夷地”[88]。 幾乎所有涉及緬甸的漢籍中都談到該地出產(chǎn)琥珀。在佚名作者的小冊子《緬藩新紀》[89]中，列舉了產(chǎn)于緬甸的一系列寶石：翡翠玉、黃寶石、大紅寶石、大藍寶石、貓眼，以及各色琥珀。同樣地，龔柴在其《緬甸考略》[90]中除了談到珍貴的軟玉外，還提到那里的象牙、檳榔果、銅、鐵、鉛、錫和石油等；《緬甸瑣記》[91]等漢籍也談到了這些礦產(chǎn)。 最后，云南琥珀源自緬甸琥珀礦的事實毫無疑問地由諾特林（F.Noetling）的研究加以證實。琥珀工業(yè)的中心位于撣族居住的邁因赫萬（Maingkhwan）村（在密支那地區(qū)）；該地距永昌城僅約110英里。[92] 據(jù)諾特林之說，緬甸所產(chǎn)的大部分琥珀原料都是被中國商人買走的，通過孟拱（Mogung）以北的商道，經(jīng)由密支那運往中國的云南。[93]他推測道，由于云南人與緬甸北方的商貿(mào)關系已經(jīng)持續(xù)了許多年，因此緬甸琥珀也是長久經(jīng)此道運銷的。假如緬甸琥珀是古代中緬貿(mào)易的商品之一，那么它在很早時期就開辟了通往中國的運輸?shù)馈＿@一推測得到了先前研究的有力證實。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根據(jù)漢籍記載，即使在中國人抵達北緬甸之前，那里的琥珀礦從未得到開采，其開采時間也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紀。 雖然所謂的“永昌琥珀”無疑原產(chǎn)于緬甸，但是云南省也有兩個地方出產(chǎn)琥珀。一個是麗江府；對此，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曾提及，《大清一統(tǒng)志》也予以肯定。另一地是寧州，宋代著述《南蠻記》對此有所敘述。[94]其言云：“寧州[95]沙中有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為琥珀。”[96]這個問題需要作進一步的探討。羅切爾（E.Rocher）全面地描述了云南省，[97]討論了該地所有的礦產(chǎn)，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他居然絲毫沒有談及琥珀的制作。 關于中國內(nèi)陸發(fā)現(xiàn)琥珀的地點，很少見到可靠的記載。夏德（Hirth）摘引九世紀的《蠻書》之語道，四川永昌城之西十八日路程處，有一座“琥珀山”。描述本省地理狀況的《四川通志》仔細地羅列了各個府州的物產(chǎn)，我卻未發(fā)現(xiàn)有關琥珀的介紹。 據(jù)威廉森（Alexander Williamson）之說，山西省的潞安府有琥珀；[98]李?；舴遥≧ichthofen）在其《中國》卷二中詳細地談到了山西的礦產(chǎn)，卻未提及琥珀。《格致鏡原》卷33引梁朝文獻《廣志》之語，謂山東西部東昌府的“博平有琥珀，生地中”。由于化石樹脂經(jīng)常見于各地，所以有關各地琥珀的這些記載當是可信的。然而，我們得注意的是，這些發(fā)現(xiàn)物未必是真正的琥珀，而是類似琥珀的樹脂，諸如樹脂石或其他東西。此外，這類情況無疑只是偶然的發(fā)現(xiàn)，而不是具有商業(yè)目的的系統(tǒng)性采礦工程。假若中國各地真的存在琥珀礦，那么漢文典籍是不會默不作聲的。我們可以較有把握地說，中國人在使用琥珀之初，其原料的主要來源出自緬甸，經(jīng)過云南的陸上商道運抵中原。 6．中亞 在中世紀，中國通過它與中亞諸突厥部落的關系，開辟了另一個琥珀供應渠道。五代后周太祖皇帝的廣順元年（951）二月，回鶻遣都督來朝，其禮品包括大小不等的六塊玉、一塊璧、九斤琥珀、二十四塊大琥珀等。翌年三月，回鶻又遣另一使團赴中原，獻琥珀五十斤等物（見《古今圖書集成·經(jīng)濟匯編·食貨典》卷187《貢獻部匯考》）。 北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十二月，于闐國王遣使中原，[99]貢物中包括500斤琥珀。[100]宋初編撰的地理著述《太平寰宇記》將琥珀列入于闐和撒馬爾罕的物產(chǎn)中。[101]在明代的地理志中，琥珀也是撒馬爾罕的物產(chǎn)，與之一起的，還有金、銀、銅、鐵、玉、珊瑚、玻璃等。[102]我沒聽說過中亞的突厥斯坦或其他地方曾出產(chǎn)琥珀，因此我只能得出“中亞突厥人從西方獲得琥珀”的結(jié)論。 十三世紀初，由扎希里丁·納斯爾·穆罕默德·奧菲（Zahiriddin Nasr Muhammad Aufi）撰寫的波斯語著述《奇聞錄》（Jami ul-Hikayat）中的一段，可能提供了一條線索，使我們得以了解這些突厥部落獲得琥珀的方式。他談到薩曼王朝崩潰之后，中國物產(chǎn)輸入呼羅珊的情況：“他們擁有各種各樣的紡織品，其中有一些運到了呼羅珊，真是不可思議的珍奇物品。他們的商品包括樹脂、香，以及來自斯拉夫人之地的黃琥珀。這是斯拉夫人的海洋里出產(chǎn)的一種樹脂?！?/span>[103] 基于這段文字，我傾向于認為，在中世紀存在著一種發(fā)自俄羅斯的琥珀貿(mào)易，途經(jīng)西伯利亞，[104]抵達突厥斯坦，再由此前赴中國，而輸入中國的琥珀則再分銷至其西的各國。 《宋史·回鶻傳》載云，大中祥符三年（1010），“龜茲國王可汗遣使李延福、副使安福、監(jiān)使翟進來進香藥、花蕊布、名馬、獨峰駝、大尾羊、玉鞍勒、琥珀、?石等”。 7．見于中國的歐洲琥珀 最后，我們將談一下歐洲各國向中國出口琥珀的情況。衛(wèi)三畏（S.Wells Williams）聲稱，中國用在朝珠和其他飾品上的琥珀量十分巨大；事實表明，歐洲的供應是長久持續(xù)的，但并非源自普魯士。[105]嚴格地說，最后一個說法是確實的，因為至今幾未見到普魯士之波羅的海沿岸與中國沿海地區(qū)之間的直接貿(mào)易資料；因此，若謂普魯士琥珀從未直接銷往中國，則也未嘗不可。 有兩條資料表明，葡萄牙至少在十八世紀（很可能還要早得多）就將琥珀銷往中國了；他們顯然是從歐洲通過船舶運往中國的。[106]《廣東方志》卷64中有一段短文談到了葡萄牙的澳門，說中國與葡萄牙的貿(mào)易品包括象牙、琥珀、粗呢料和細呢料、紅杉、檀木、胡椒、玻璃等。[107]漢文著述《澳門紀略》談到葡萄牙人擁有兩種琥珀：一為“金琥珀”，一為“水琥珀”。[108] 諾頓斯丘德（Nordenski?ld）在游歷廣州時，見到了歐洲的琥珀：“琥珀，特別是包有昆蟲的琥珀，似乎頗受珍視。琥珀不產(chǎn)于中國，而是從歐洲進口。人們經(jīng)常偽造琥珀，其中包著中國的大甲蟲，身上還留著被針刺穿的痕跡?！?/span>[109] 如今，即使在緬甸的曼德勒，也比較容易獲得黃琥珀（即普魯士琥珀），并且價格比緬甸琥珀便宜。[110]諾特林（Noetling）說，自從中國對緬甸硬琥珀的進口減少之后，大部分的黃琥珀加工便在曼德勒進行了。[111]因此，普魯士琥珀通過陸路，經(jīng)由緬甸而運往中國，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國的海關報告顯示，普魯士琥珀確曾從中國口岸輸入中國。在中國海關總署有關維也納萬國博覽會的港口目錄中，上海港欄內(nèi)將歐洲和日本列為琥珀的產(chǎn)地（上海，1873年，第267頁，）；廣州港欄內(nèi)，普魯士沿岸、中國海、印度群島都被相提并論（第424頁）；又，第470頁則有“群島、普魯士”字樣；如此等等。 我認為，對于這些說法不應該過分強調(diào)。它們只是反映了中國海關官員對于琥珀來源的看法或一般知識，而不是對進口琥珀進行可靠調(diào)查的結(jié)果。“中國海、印度群島、日本”云云的說法，更像是中國海關人員的一種言辭表達方式，而非經(jīng)過證明的可靠事實。我們完全可能無法確定現(xiàn)代琥珀的確切來源；較有把握的推測只能是：中國通商口岸的琥珀來自境外，非?？赡茉醋缘聡?/span> 根據(jù)《中國海關貿(mào)易報告》（Returns of Trade of Chinese Customs,vol.IV,pt.II,Shanghai, 1906,p.410），外國運來的36擔琥珀課以1033兩銀子的進口稅。它們是1905年從香港運至廣州的。 如今高麗使用的琥珀全部來自德國。1898年從德國的進口額達到11495日元；1899年為510日元；1900年2111日元；1901年則達5280日元。[112] 8．琥珀贗品 對于琥珀的贗品，衛(wèi)三畏評論道：“中國人懂得用柯巴脂、蟲膠、松香等制成的各色器物巧妙地冒充琥珀?！?/span>[113]然而，這些材料中最重要的是玻璃。眾所周知，中國人非常清楚地懂得如何利用金屬氧化物，使玻璃呈現(xiàn)出極為漂亮的各種色彩，從而冒充玉、孔雀石、天青石及琥珀等物。人造的琥珀色玻璃珠做成的念珠，像其他玻璃器皿一樣，在山東的博山經(jīng)常使用。相當奇特的是，廣州在制作飾品時使用一種黃色的材料，它極似琥珀，實際上只是鶴嘴的上部。[114]藥物中使用的琥珀粉也經(jīng)常被摻以松香和柯巴脂。[115] 這類贗品并非始自近期，而是幾乎在琥珀見于中國之時就存在了，這可由杰出醫(yī)學家陶弘景、雷斆的說法予以證實：他們利用琥珀的磁性來測試琥珀的真?zhèn)巍ｎ悤陡裰络R原》引《財貨源流》之語云：“琥珀多偽，惟以色如血，于布上拭熱，吸得芥子者真?！保ň?3）此外，《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談到了一件奇特的琥珀贗品：“雞卵可作琥珀。其法，取伏毈黃白渾雜者煮，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以苦酒漬數(shù)宿；既堅，內(nèi)著粉中。佳者乃亂真矣。此世所恒用，作無不成者?！?/span> 這種不可思議的配方是否真能制成琥珀，是大可懷疑的。《古今圖書集成》也將該段落列為《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的內(nèi)容，但是略去了首尾之語，因此并未出現(xiàn)“琥珀”一名。又，《格致鏡原》引《奇玩林》之說，謂“假者以羊角染色為之”；其說與李時珍所引《格古要論》之語相仿，即用染色的羊角仿造。 （注：有關漢籍所載的琥珀制品以及仿真贗品，我將另外撰文談論。）
[1] 本文原載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Volume I, Lancaster, 1905-1907，pp.211-244。 [2] “Skizze zur einer Topographie der Produc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in Abhandlungen der Berlin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p.266, 361, 1842. [3] Indust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e l’empire chinois, Paris, 1869, p.228. [4] “我們不擬討論這個問題，它的意義只平平而已?！?/span> [5] 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Materia Medica and Natural History of China, Shanghai and London, 1871, p.12. 參見A.G. Vorderman in T'oung Pao, I, 1891, p.382. [6] “Beitr?ge zur Geschichte der Edelstein und des Goldes”，Sitzungsberichte der Wiener Akademie, phil.-hist. Cl., LVIII, 1868, pp.194-197. [7] “Neue Studien, den Bernstein im Orient betreffend”，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ndischen Geselschaft, XLIII, 1889, pp.353 et seq. [8] Les lapidaires de l’antiquité et du moyen āge; Vol.I, Les lapidaires chinois, Paris, 1896. [9] 同上引書，p. li?！拔覀兌贾犁陠栴}在西方引發(fā)的爭辯……在古代中國，琥珀是否也如西方一樣具有商業(yè)價值？夏德并未從這個角度探討該問題。當他提到'琥珀’一詞的語源時，我不得不說，它在粵語中發(fā)音為fou pak，源自希臘詞αρπαξ（它在轉(zhuǎn)譯成中文時失去了ρ之音）。” [10] 同前引書，p. lviii。 [11] 南方熊楠（Minakata Kumagusu）, “Chinese Theories of the Origin of Amber”, Nature, LI, 1895, p.294. [12] “Das Vorkommen von Birmit (indischer Bernstein) und dessen Verarbeitung”，Globus, LXIX, 1896, pp.217-220, 239-242. 英文讀者可參看同一作者的類似文章: “On the Occurrence of Burmite, a New Fossil Resin from Upper Burma”, Record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XXVI, 1893, pp.31-40；或可參看J.G. Scott & J.P. Hardiman, Gazetteer of Upper Burma and the Shan States, Vol.II, Pt.I, Rangoon, 1900, pp.289-295. [13] 據(jù)但澤的赫爾姆（Otto Helm）的調(diào)查，這種琥珀的物理、化學品性不同于波羅的海琥珀或黃琥珀，并明顯地區(qū)別于其他已知的任何化石樹脂。因此，赫爾姆認為它應該稱為“緬甸琥珀”（Burmite）。然而，上引《地名詞典》（Gazetteer）第289頁對此作了公正的評說：“既然二者通常的外觀都相類似，那么就沒有理由以Burmite之名取代至今更常用的科學術(shù)語Succinite（黃琥珀）一名?！蔽页鲇跉v史和考古的目的，倒更樂于稱之為“緬甸琥珀”，因為它既道出了這種礦石的屬性，同時也指出了它的產(chǎn)地。 [14] 解釋琥珀之藥性和處方的若干段落則除外，因為它們不在本文探討的主題之內(nèi)。 [15] 這個注釋專門用來說明顯然為外文借詞的“琥珀”的語源：“虎”與“琥”，“魄”與“珀”均為同音字。這種寫法據(jù)自《漢書》。 [16] W. Schott將此名比同于梵語a?magarbha，意即綠寶石、翡翠，并推測是古人混淆了琥珀與翡翠這兩種寶石（同前引書，第361頁）。 [17] 普林尼（Pliny）說：“用手指摩擦琥珀所生之熱能夠吸引糠粃、枯葉和薄樹皮，恰如磁石能吸鐵一般?！?/span> [18] 十分引人注目的是，這個觀察相當正確。我們西方的博物學者也一直依靠琥珀的磁性而將它與贗品區(qū)分開來。法林頓（O.C.Farrington）在其《寶石與寶石礦》（Gems and Gem Minerals, Chicago, 1903）中說道：“賽璐珞與琥珀的區(qū)別在于：前者擦拭后不會帶電，并會散發(fā)出一股樟腦氣味，而不是如琥珀那樣發(fā)出芳香氣味。” (p.207）雅各布（K.G. Jacob）說，阿倫德（Arendt）曾告訴他，琥珀另有一名，稱“頓牟”（前引書，第355頁）。而“頓牟”之名早就見于著名哲學家王充的《論衡》中，其卷十六《亂龍篇》有“頓牟掇芥，磁石引針”之語，清人王筠謂“頓牟豈虎魄之異名邪？”這是漢籍談及琥珀之磁性的最早記載（公元一世紀）。梵文詞t??agrāhin意為“吸草”，表明印度民有同樣的認識；此外，波斯語和阿拉伯語中有個類似含義的單詞kahrubā；而中文中的“拾芥”就成了琥珀的異名。亞洲最先觀察到琥珀之天然品性的民族肯定是中國人，但這未必意味著相關的知識源自古代西方。像王充那樣具有敏銳觀察力和深刻思想的學者，能夠如同現(xiàn)代心理學家一般，聰慧地駁斥當時世俗的永生觀（參看A. Forke, “Wang-Chung and Plato on Death and Immortality”, Journal China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XXXI），那么他完全有可能獨立發(fā)現(xiàn)琥珀的這種品質(zhì)。 [19] 參看貝勒《中國植物志》（Botanicon Sinicum），第三部，第532—536頁。茯苓呈肉桂色，長于杉樹上；可能正是這一事實使它與琥珀的形成聯(lián)系在一起。 [20] 這段文字出自《別錄》所引陶弘景之語，貝勒（Bretschneider）在其《中國植物志》第三部，第537頁上將其譯成英文，但是刪略了最后的“而出茯苓處……”一語。 [21] 李珣是《海藥本草》的作者；此書記錄了南方諸國的草藥，共六卷，成于八世紀下半葉。參看貝勒《中國植物志》，第一部，第45頁。 [22] 韓保昇編撰《蜀本草》，記載了蜀地的草藥，成于十世紀中葉。參看貝勒同上引書，第46頁。 [23] 關于楓樹，參看Th. Sampson,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III, 1866, pp.4-7. [24] 宋代著名的藥物學家，《本草衍義》的作者。此書約出版于1115年。參看貝勒同前引書，第48頁。 [25] “碾”字的原義是指用石滾筒軋碎谷物之類，但趙汝適《諸番志》也以此字指稱巴格達藝匠對玻璃器皿的雕鑿、研磨（參看Hirth, Die L?nder des Islam nach chinesischen Quellen〈漢籍中的伊斯蘭世界〉, p.42, note 3; p.48, note 3）。在歐洲，也用車床或手工切割對琥珀進行加工。 [26] 譯者注：按《本草綱目》漢文原著，此名當是“（陳）承”，但是英文作者勞費爾將它譯成了Su Sung，并在注釋中稱他為《圖經(jīng)本草》的作者云云，顯然將“陳承”誤成了“蘇頌”。特此更正。陳承也是宋代醫(yī)家，撰有《重廣補注神農(nóng)本草并圖經(jīng)》、《本草別說》等醫(yī)書。 [27] 雷斆，《炮炙論》的作者，公元五世紀的藥物學家。參看貝勒同上引書，第41、42頁。 [28] “新馬尾”無疑是某種植物的名稱，然而我至今尚未知道它究竟是哪種植物？ [29] 這種顏色也用以形容西西里琥珀。 [30] 楓樹與琥珀的關系無疑源于楓樹所產(chǎn)的半液體狀的樹脂，此即用以商貿(mào)的蘇合香（storax）或液態(tài)蘇合香料。參看F. Porter Smith, Contributions toward the Materia Medica, etc., p.187。 [31] 在《大清一統(tǒng)志》卷382中，琥珀也被說成是麗江府的物產(chǎn)。 [32] 曹昭的《格古要論》成于明朝之初，參看貝勒同前引書，第162頁。 [33] 雅各布（K.G. Jacob）說道：“頗有意思的是，中國人像阿拉伯人一樣談及蠟珀?！保?/span>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ndischen Geselschaft, XLIII, 1889, p.356）我則認為，此事并無什么值得驚嘆之處，因為“蠟”（wax）字只是世界通用的顏色名稱。帕拉第烏斯（Palladius）在其《中俄詞典》（Chinese-Russian Dictionary）第483頁將“蠟珀”譯作“淡黃色琥珀”（light-yellow amber）；艾特爾（Eitel）將該詞譯成“亮黃色琥珀”（Sparkling yellow amber）（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p.510）；顧賽芬（Couvreur）則譯作“黃琥珀”（ambre jaune）（Dictionaire Class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p.580c）。普林尼也曾談及見于塞西亞（Scythia）的蠟色琥珀（Hist. Nat., 37, 11），并說，白色琥珀與蠟色琥珀沒什么價值，只是用在消毒方面（Blümner, Technologie und Terminologie, II, p.386）。即使當代的博物學者也用這個品性來描述某些種類的琥珀。例如，孔茲（G.F. Kunz）在其《北美之寶石》（Gems and Precious Stone of North America， New York, 1890, p.199）中談到發(fā)現(xiàn)于美洲的一種寶石，稱之為“蠟黃色”。這足以表明雅各布強調(diào)的“蠟珀”名稱的相同只是自然的巧合而已。 [34] 就我所知，漢籍中有兩條記載談及日本向中國進貢琥珀。唐高宗永徽五年（654）——相當于日本的白雉年間——日本（倭國）孝德天皇遣使唐廷，“獻琥珀、瑪瑙，琥珀大如斗”。來自日本的另一件琥珀制品，是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倭國僧人所獻的“琥珀所飾念珠”（見《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匯編·邊裔典》卷33《日本部匯考》）。雅各布在談及日本琥珀時，提到了坎普費爾（E. K?mpfer）的《日本概貌》（Beschreibung von Japan, II, p.470, 1779）。繆恩斯特堡（O. Münsterberg）在其《日本文化史》（Japanische Kunstgeschichte, II, Braunschweig, p.89）中展示了奈良時代的一面銅鏡，其反面的花、葉用貝殼與紅琥珀雕刻而成。在近代的日本貿(mào)易統(tǒng)計中，我并未發(fā)現(xiàn)琥珀的資料。 [35] 翟理斯（Giles）解釋“瑿”字道：“一種煤玉，被說成是具有清晰黑色的一種礦石琥珀。”我深信，下文描述的事物即是古人所說的“煤玉”，因為它與普林尼所描述的這種礦石非常相像，也與現(xiàn)代礦物學書籍所說的“煤玉”（jet）一致。關于煤玉，可參看布隆納（H. Blümner）的《希臘、羅馬人之技術(shù)和貿(mào)易、藝術(shù)術(shù)語》（Technologie und Terminologie der Gewerbe und Künst bei Griechen und R?mern），III, Leipzig, 1884, pp.67, 68. [36] 參看普林尼關于煤玉的描述（Hist. Nat. 36, 34）：“它黑色，光滑，有滲透性，質(zhì)輕，易脆，與木頭的差別不大，摩擦時，發(fā)出難聞的氣味?！?/span> [37] 比照普林尼“與木頭的差別不大”之語，以及法林頓（O.C. Farrington）《寶石與寶石礦》（Gems and Gem Minerals, Chicago, 1903, p.210）之語：“煤玉是煤的一種，它很堅實，十分光滑，因此可用以制作首飾。它是一種棕色的煤，即褐煤，保留著一定程度的木頭原始結(jié)構(gòu)?！币约叭绱说鹊?。 [38] 宋代藥學家，《證類本草》的作者；該書刊印于1108年。參看貝勒同前引書，第47頁。 [39] 可能即是唐代張說所撰的《梁四公記》，參看貝勒前引書，第169頁。 [40] 交河，唐時為吐魯番的首府。參看沙畹（Chavannes）《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occidentaux），第336頁。 [41] 參看法林頓之語：“煤玉有時被稱為黑琥珀；若考慮到這兩種礦石的類似起源，則此名并非不恰當” [42] 陳藏器，唐代藥學家，《本草拾遺》的作者。參看貝勒，同上引書，第45頁。 [43] 據(jù)普林尼，若將琥珀作為護身符掛在嬰兒身上，則有利于嬰兒。 [44] 參看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St Peterburg, 1903, p.336; 亦見Schlegle， T'oung Pao, serie II, Vol.I, 1900, p.329. [45] 相關細節(jié)，可參看O. Franke, “Beitr?ge aus chinesischen Quellen zur Kenntnis der Türkv?lker und Skythen Central-Asiens”，Aus dem Anhang zu den Abhandlungen der K?nigl. Preuss.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1904, pp.58, 59, 63, 64. [46] 加布（R. Garbe）編輯了此書，并譯成德文，題為Die indischen Mineralien，Leipzig, 1882. [47] 見同上引書，第vi頁。 [48] 見The Natural History of Pliny, Bostock & Riley英譯，vi, London, 1857, p.399. [49] 同上引書，第400頁。 [50]見The Natural History of Pliny, Bostock & Riley英譯，vi, London, 1857，第402頁。亦可參看Chr. Lassen, Indische Altertumskunde, III, p.32。 [51] 參看F. De Mély & H. Courel，同上引書，第56、258頁。 [52] 貝勒《中國植物志》（pt.II, p.232）對于“郁金”未予解釋。我則認為，無論“郁金香”或其略稱“郁金”的意思是什么，都是指當?shù)氐闹参?；當它用于外國（尤其是印度）時，即是指印度的真正saffron（番紅花）。其理由如下： （1）《梁書》談到印度時，清楚指出，“郁金獨出罽賓國”?！傲Y賓”即今克什米爾地區(qū)，是種植番紅花的一流產(chǎn)地，并出口至印度的其他地區(qū)、西藏，以及更遠的蒙古和中國內(nèi)陸。克什米爾的番紅花加工業(yè)十分古老?？蓞⒖?/span>W.R. Lawrence, The Valley of Kashmir, London, 1895, pp.342-344；亦見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XI, 1898, pp.66-68；我在此談到了番紅花的傳播史以及它的各種異名。 （2）玄奘也談到了印度斯坦和克什米爾存在同樣的植物（參看St Julien, Voyages des pèlerins bouddhistes, II, pp.40, 131）。義凈說，郁金香見于北印度（高楠順次郎，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p.128），高楠順次郎正確地將它比同于梵文kunkuma，亦即番紅花。然而，很奇怪的是，他在注釋中的說法又與此矛盾：將“郁金香”解釋為日本的金姜黃（姜黃屬的一種）。幾乎所有的中國、日本、阿拉伯和西方的學者都混淆了這兩種植物，盡管它們不僅是有區(qū)別的物種，并還隸屬于頗不相同的科。 （3）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提到了郁金香的一個梵文名——“茶矩摩”（?akama；藏文sha-ka-ma），即是指稱克什米爾（罽賓）的番紅花。他還提到，大秦（西亞）產(chǎn)郁金香。這個說法十分正確，因為小亞細亞正是番紅花的產(chǎn)地。參見夏德（Hirth）刊于Jour. China Branch R. A. Soc.（XXI, 1886, p.221）的文章。史密斯說，在漢口無法獲得番紅花（F. Porter Smith, Contributions to the Materia Medica, p.223）；但是，我卻認為在那里和北京的任何藥鋪里都能買到真正的番紅花。不過，應該注意的是，此物不是書面語言所稱的“郁金“或”郁金香“，而是現(xiàn)代中國人俗稱的“紅花”。中國人十分珍視番紅花，婦女在月經(jīng)期間非常使用得非常頻繁。 [53] 參看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p.47。 [54] 參見Sylvain Lévi, “Le Népal, étude historique d’un royaume hindou” I, Annals du Musée Guimet, Bibliotèque d’études, XVII, p.164, Paris, 1905. [55] 按照Noetling的看法（Globus, 同前引文，第241頁），印度的化石樹脂至今尚未得到研究。 [56] The Valley of Kashmir, London, 1895, pp.64, 65. [57] 見Ladak, Physical,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London, 1854, pp.229-237. [58] 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 III, no.10, Strassburg, 1901。 [59] Heinrich Laufer, Beitr?ge zur Kenntnis der tibetischen Medicin, Berlin, 1900. 但是在眾所周知的《漢-藏藥典》中，琥珀則被列為一種藥，因此很可能是漢人的影響導致的。 [60] 參見柔克義（W.W. Rockhill）的“Tibet”, Jour. Roy. Asiatic Soc., 1891, p.225. [61] 同上引書，第244頁。 [62] 參見柔克義（W.W. Rockhill）的“Tibet”, Jour. Roy. Asiatic Soc., 1891,第204頁。 [63] W. W. Rockhill, The land of the Lamas, London, 1891, p.184. 同作者，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Washington, 1894, p.103. [64] 見The Land of the Lamas, pp.60, 110. [65] W. W. Rockhill, 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p.103. [66] 胡克（J. D. Hooker）說道：“絨巴人喜愛佩戴首飾，耳戴銀耳環(huán)，頸掛光玉髓項鏈；琥珀與綠松石來自西藏，珍珠與珊瑚來自南方?！保?/span>Himalayan Journals, I, London, 1855, p.122） [67]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Calcutta, 1902, p.1274. [68]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1881, p.575. [69] “Les pays d’occident d’après le Wei lio”, T'oung Pao, ser. II, vol. VI, p.519, 1905. [70] 例如，尼森（H. Nissen）曾作此猜測，見其“Der Verkehr zwischen China und dem r?mischen Reiche”，Bonner Jahrbücher, XCV, p.19, 1894. [71] 若按最嚴格的意義來看待上述引文，則其中未見義為“出產(chǎn)”或“出口”的“出”字，所以似乎只能說當?shù)亍按嬖凇被颉坝小辩辍?/span> [72] 漢籍有關印度琥珀，尤其是罽賓（克什米爾）琥珀的記載，都將時間歸之于公元前一世紀；而有關羅馬東方的琥珀，無疑只涉及紀元后的時代，依我之見，不會早于公元三世紀。 [73] Hirth, Chinesische Studien, I, p.39. [74] 譯者注：這些資料由英文作者轉(zhuǎn)引自《古今圖書集成·邊裔典》。而今版的《隋書》則將“琥珀”寫作“獸魄”，原因是由唐人編撰的《隋書》必須避“虎”字之諱：“虎”乃唐王室先祖，唐高祖李淵的祖父李虎之名。 [75] 參看E.H. Parker, “The Early Laos and China”, China Review, XIX, 1890, pp.67-106; “The Old Thai or Shan Empire of Western Yünnan”, ibid., XX, pp.337-346. G. Devéria, La frontière sino-annamite, Paris, 1886, p.117. E. Rocher, “Histoire des princes du Yunnan”, T'oung Pao, X, 1899, p.19.亦見A. v. Rosthorn, Die Ausbreitung der chinesischen Macht in südwestlische Richtung, Wien, 1895, pp.42, et. Seq. [76] 見《新唐書·南蠻傳上·南詔傳上》：“貴者綾錦裙襦，上施錦一幅。以兩股辮為鬟髻，耳綴珠貝、瑟瑟、虎魄?！眳⒖辞f延齡（Parker）刊于《中國評論》（China Review）卷二十的文章，第341頁。這是有關圓柱形琥珀耳塞nadonay的最早記載；至今，克欽人仍然佩戴它。諾特林（Noetling）也談到過它（Globus, 同前引文，pp.240-241）。 [77] 有關這條商道，可參看C. Ritter, Erdkunde von Asien, III, Berlin, 1834, pp.746-751；G.W. Clark, Kweichow and Yünnan Provinces, Shanghai, 1894, pp.16, et. Seq. 從緬甸銷往云南的其他物品包括軟玉、紅寶石和棉花等。自從英國占領緬甸南部之后，這條古道的重要性逐步減退，因為如今的貨物多通過海路從仰光運往廣州，然而再經(jīng)內(nèi)河船舶運抵百色，又用馬匹運往云南的首府昆明，約費時兩個月。而若用陸路馱隊從昆明前赴緬甸的曼德勒（Mandalay）、毛淡棉（Maulmain）或仰光（Rangoon），或者從那里返還，則需耗時約四個半月。 [78] 《廣雅》由張揖編撰于約227—240年間，參看貝勒的《中國植物志》第一部，第164頁。但是瓦特斯（T. Watters）說它刊于265年（見Essay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p.38, Shanghai, 1889）。本段引文據(jù)自《佩文韻府》卷100，作為上引《后漢書》記載的注釋。 [79] 可參看普林尼的《博物史》（Bostock & Riley的英譯本，VI, p.401）：“琥珀是由松屬樹木排出的精髓生成，狀如櫻桃樹的膠汁以及普通松樹的樹脂?！?/span> [80] 在漢代，“博南”是云南永昌府之名。公元69年，哀牢、博南兩地與益州的一部分合并成永昌郡。 譯者注：英文作者將“琥珀枕”一語也列入《佩文韻府》所引《廣雅》的注釋中，但是經(jīng)檢視，我未見《佩文韻府》（《四庫全書》版，卷一百之十二）載有此語，或許勞費爾別有所本。不過，《宋書·武帝紀》倒有“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之語；由于漢代的云南博南縣曾屬永昌郡，而永昌與云南寧州的轄境又交疊于不同時代，故謂博南產(chǎn)琥珀枕，并無不當。 [81] 由于張華（232—300）的《博物志》成于三世紀下半葉（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p.192; Bretschneider, Botanicon Sinicum, Part I, p.181），而葛洪（？—330）的《神仙傳》則成于四世紀初（Wylie, 同上引書，第219頁），因此所謂的“《博物志》引《神仙傳》”之說，肯定是后世補入的。這與偉烈亞力（Wylie）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認為，《博物志》似乎在宋代佚失了，故現(xiàn)今流行的版本當是后世利用留存于其他著述中的片斷輯合的。 [82] 泰山是地處山東的著名圣山，早在名為《名醫(yī)別錄》的著述中，它就被指為茯苓的產(chǎn)地。 [83] 參見貝勒《中國植物志》，第三部，第2、3頁。 [84] 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 London, 1655, p.9. [85] 見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 London, 1738, p.122：“它出產(chǎn)紅琥珀，但是如今是黃色的。有人認為其紅寶石和其他一些寶石是從緬甸阿瓦（Ava）地區(qū)運來的?！?/span>Grosier,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Chine （Paris, 1785）, p.86也談到了同樣的情況。 [86] Die Erdkunde von Asien, III, Berlin, 1834, p.754. [87] 參見List of Chinese Medicines, 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No.488, Shanghai, 1889, p.450. [88] 譯者注：勞費爾將《一統(tǒng)志》的此語譯作“(amber) is produced in the soil of all western barbarians of Burma”，顯然意為“（琥珀）產(chǎn)于緬甸的所有西夷之地”。然而，按漢語，此語也可理解為“產(chǎn)緬、爨諸西夷地”。即是將“爨”并列于“緬”；而“爨”通常是指云、貴之地的蠻族。鑒于此，此語亦可解釋為“琥珀產(chǎn)于緬甸和云貴等地的西部各蠻族之地”。若然，則英文作者欲以此語作為“唯有緬甸產(chǎn)琥珀”的證據(jù)，便不那么可靠了。 [89] 收載于《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10帙第4冊。 [90] 同上引書，第10帙第4冊。 [91] 同上引書，第10帙第4冊。 [92] 參看諾特林的地圖，載Globus, 同前引文，第219頁；亦見貝勒的中國地圖。 [93] 同上引書，第241頁。 [94] “蠻”字通常指稱中國南部和西南部的一切非漢民族。參見貝勒《中國植物志》，第一部，第176頁。 [95] 在云南臨安府。 [96] 琥珀由蜜蜂形成的信仰顯然源自琥珀中嵌有昆蟲的事實。 [97] 見其La province chinoise du Yünnan, Paris, 2 vols, 1879-1880. [98] Journeys in North China, I, London, 1870, p.160. [99] 《格致鏡原》卷33引《拾遺記》云：“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琥珀鳳凰，高六尺?！边@顯然并不可信。 [100] 《古今圖書集成·經(jīng)濟匯編·食貨典》卷189《貢獻部匯考》：“甘州回鶻可汗、于闐國王等遣使來朝。進馬千匹、橐駝五百頭、玉五百團、琥珀五百斤。” [101] W. Schott, “Skizze zu einer Topographie der Produc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Abhandlungen der Berliner Akademie, 1842, pp.371, 372. [102] 參看《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匯編·邊裔典》卷53《罽賓部匯考》。 [103] 見Ch. Schefer, “Notes sur les relations des peoples musulmans avec les Chinois”，Centenaire de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Paris, 1895, p.8. [104] 據(jù)斯特拉倫堡（Philipp Johann von Strahlenberg）的《歐洲的北部、東部與亞洲》（Das nord- und ?stliche Theil von Europa und Asia）說，在靠近北冰洋的哈坦加（Chatanga）河與葉尼塞河之間發(fā)現(xiàn)了一些琥珀塊；在蒙古高原與中國之間的沙漠中也曾見到琥珀（Stockholm, 1730, p.332）。這一記載由科本（Fr. Th. K?ppen）的考察加以證實，見其 “Vorkommen des Bernsteins in Russland”，Petermanns Mitteilungen, XXXIX,1893, pp.249-253；此文的摘錄見于Nature, XLIX, 1893, p.181。據(jù)科本，琥珀見于俄羅斯和西伯利亞的北冰洋沿岸，分布甚廣；比較頻繁地見于鄂畢河口和葉尼塞河口，但是更深入大陸處也可見到。葉尼塞河以東100俄里處，在斯特法廷（Stefatin）河（注入Agano河）流域，在更遠的赫塔河（Cheta，哈坦加河的支流）流域，以及在拉丹那赫（Ladannach）湖和塔爾塔赫（Tartach）湖，都曾見到琥珀。但是，在西伯利亞見到的這些東西很可能并非真正的琥珀，而是樹脂石。對于俄羅斯來說，琥珀見于相當廣大的區(qū)域內(nèi)，幾乎不間斷地見于波羅的海和黑海地區(qū)，以及偶然地見于高加索山的兩個地方。我認為，俄羅斯與內(nèi)亞、中國的中世紀貿(mào)易中的琥珀商品似乎并不是用西伯利亞的劣質(zhì)原材料制作的，而更可能是使用了珍貴的波羅的海琥珀，僅憑它本身就足以證明這樣的貿(mào)易是非常復雜和昂貴的。 [105] 見其《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New York，1901），卷二，第398頁。 [106] 里斯（L.Riess）在其《福摩薩島史》（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中說，十七世紀，荷蘭人向中國出口的若干商品中，琥珀曾輸入福摩薩（臺灣）；但是這些琥珀源自哪里，卻不得而知（Mitteilungen der deutschen Ges. Für Natur–V?lkerkunde Ostasiens, VI, p.427）。 [107] 見Sir George Th.Staunton, 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 London, 1822, p.88. [108] 見《澳門紀略》卷下，第39頁。此書成于十八世紀下半葉（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2d ed. p.60），或者更早些，因為它的兩個編撰者之一張汝霖卒于1750年（M.Courant,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I, Paris, 1903, p.104） [109] Adolf Eric Freiherr von Nordenski?ld, Die Umsegelung Asiens und Europas auf der Vega, II, Leipzig, 1882, p.372. [110] 見Gazetteer of Upper Burma, II, pt. I, p.294。 [111] Globus，同前引文，第242頁。 [112] “Handelsbericht des Kaiserlichen Konsulats in S?ul für das Jahr 1901”，Handelsberichte über das In-und Ausland, Asien, Serie II, no.36, Februarheft, 1903, pp.11, 12, 14. [113] The Middle Kingdom, II, New York, 1901, p.398. [114]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of Exhibits at the Paris Exhibition, 1900（1900年巴黎博覽會中國展品目錄）, Shanghai, 1900, p.132. [115] Hankow List of Medicines（漢口藥單）, 1888, p.18. （本文原載劉進寶主編《絲路文明》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83～100頁，引用請核對原文） （作者單位：芝加哥菲爾德自然史博物館；譯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編校：楊春紅 審校：王文洲 審核：陳 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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