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文獻的若干問題與對策淺探

——以宋人詩歌為例

張 劍

提要：方志中所收宋人詩歌的文獻問題，有“誤收”“重出”“作偽”三類。《記纂淵海后集》記錄的邵雍一首殘詩，在后世方志文獻中又衍生出蘇軾、黃庭堅、釋如晦、謝諤四位作者，反映出方志文獻的復雜性。對方志文獻的考辨，首先要貫徹史源學的方法，其次應提倡依據(jù)可信度的高低對方志文獻劃分信任等級。明確標舉這兩條原則，不僅是對文獻學傳統(tǒng)經(jīng)驗的重溫和激活，也是由于新時代研究范式的召喚。

關(guān)鍵詞：方志 宋人詩歌 文獻問題 史源學信任等級

中國有重視歷史的悠久傳統(tǒng)，史著、史料的種類和數(shù)量之多舉世無雙。如果說歷史是有生命的，那么國史堪比骨架，各種通志、郡縣志、鎮(zhèn)鄉(xiāng)村里志、宗族譜牒等就是密布全身的各級血管，而日記等個人史料則為之鑄魂生肌，使之血肉更為飽滿。一國、一地、一家、一人皆有史，這在世界上恐怕絕無僅有。特別是方志和家譜，更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史料。然而由于條件、性質(zhì)、立場、目的、修養(yǎng)、眼界、想法等等的不同，史著自然有質(zhì)量高低之分，史料也有可信度的差異。就正史、方志、家譜三大類型史料的可信度而言，一般正史應高于方志，方志則高于家譜。因為正史的取材范圍雖然包括方志和家譜，但由于開放流通程度最高，其史料價值歷經(jīng)后人甄別，哪部分可靠哪部分存疑已有較理性的判斷。而方志著眼于一地，家譜著眼于一族，得到公開檢驗和糾錯的機會少于正史，文獻存在的問題也就相對較多，可信度應該相應遞減。[1]

方志向來被視為一地的百科全書，其中相當篇幅載有原居、流寓、游歷該地的名賢有關(guān)該地風土人情的吟詠，因而與文學關(guān)系密切。有學者指出：“地方志又是我們搜集文學作品，研究文學史的重要資料，許多詩文不見于作家別集，卻保存在地方志中。編集宋元明清歷朝詩、文總集，地方志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來源?！盵2]的確，像《全宋詞》《全宋詩》《全宋文》《全元文》等，都利用了大量的方志史料；學者也常利用方志為總集或別集再做輯佚，取得了輝煌成績，但也出現(xiàn)了諸多問題；其中部分原因是方志本身的文獻疏失未能為學者及時察覺帶來的。以下僅以方志所收宋人詩歌為例，對方志本身的若干文獻問題略作揭示，并嘗試討論大致的對策。方志內(nèi)容不誤，使用者由于誤讀、錯引、粗心等主觀原因造成的錯訛，不在本文論述之列。[3]

一、三類問題

方志中所收宋人詩歌的文獻問題，概言之有“誤收”“重出”“作偽”三類。

1．誤收

誤收包括方志文獻誤認作者朝代或誤收非本人作品。如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八輯錄郭周藩《譚子池》詩，小傳云“宋進士”。郭周藩實為唐憲宗元和六年進士，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四十九即有郭周藩條，并載其《譚子池》詩；《蜀中廣記》卷十二又收有沈迥《眉州臨風閣》詩殘聯(lián)，并云“宋沈迥”，實應為唐沈迥，《蜀中廣記》引文有誤。[4]此為方志誤將前代作品當成宋人之作收入之例。

再如明萬歷《錢塘縣志·紀制·忠清廟》收錄王禹偁《伍子胥廟》，實此詩為明王偁《虛舟集》中的作品，題作《題伍山伍子胥廟》；清陳蔚《齊山巖洞志》卷二和卷二十一分別收入蘇舜欽《重過齊山清溪》及《過池陽游齊山洞》二詩，實為元吳師道之作，收于《禮部集》卷八與卷五；清乾隆《膠州志》收有蘇軾《潮中觀月》卷八，實為明張紳之作，收入明劉仔肩《雅頌正音》卷三，王世貞《藝苑卮言》亦有載；清嘉慶《滕縣志》卷十七收有秦觀《玉井泉》《流杯橋》，實為元余觀之作。[5]此為方志誤將后代作品當成宋人之作收入之例。

2．重出

此處的重出不包括同一首作品（字句微有差異者亦視為重復）出現(xiàn)在前志和保留了前志基本內(nèi)容的續(xù)（遞）修志中，而是指同一首作品出現(xiàn)在非此類關(guān)系的不同方志中。如蘇軾詩“誅茅卜筑十年心，碧草幽堂曲徑深。平地明珠流曉色，一林寒玉鎖秋陰。稔知好景無時有，盡把新詩對此吟。卻憶杜陵江上嘆，浣花憔悴不如今?！奔瘸霈F(xiàn)于乾隆二十六年《濟源縣志》卷十六，又出現(xiàn)于光緒十六年《內(nèi)黃縣志》卷十八，僅詩題和詩句文字小異；黃庭堅詩：“空余叔子兩青碑，無復山翁白接離。臥對江流悲往事，行穿云嶺扣禪扉。松風半入烹茶鼎，山鳥常啼掛月枝。見說北歸應有日，道人先作鹿門期?！笨滴跞哪辍恫枇昕h志》卷二十和乾隆十二年《湘鄉(xiāng)縣志》卷六皆收錄，僅詩題不同，詩句微有差異。此為作者相同但創(chuàng)作地域有異之例。

再如“攬勝尋幽本為閑，可能忙里去游山。權(quán)宜且輟公家事，看遍林泉夜始還”一詩，出現(xiàn)于明李侃、胡謐纂修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六，作者為野耕道，題作《靈泉寺》；又出現(xiàn)于清儲大文纂修雍正《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六，作者為黃廉，題作《過靈泉寺》；二書雖同名《山西通志》，但非續(xù)修而是重修，成化《山西通志》僅十七卷，雍正《山西通志》達二百三十卷，因此面貌差異較大?！盀踉肷叽簳冞t，松陰樓殿日高時。入門未脫征裘立，拂壁先看學士詩”一詩，出現(xiàn)于明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六，作者為王拯之，題作《靈泉寺》，題下注有“在陽城”，又出現(xiàn)于同治《陽城縣志》卷十六，作者為黃廉，題作《過靈泉寺》。此為創(chuàng)作地域相同但作者有異之例。

這些作品到底創(chuàng)作于何地？作者為誰？若不加辨析地輯佚，必然會造成某種錯訛。

3．作偽

如果說誤收和重收尚可看做是一種失誤，而作偽則可看做是一種主觀刻意的造假。愈是名人，愈有可能被方志編纂者拉來，并為之編排事跡或作品，以為本地增光添彩。如宣統(tǒng)《徐聞縣志》卷一《輿地志》“壽康石”條下錄石刻詩一首：“豈曰尋幽賞，微名遠絆身。歸心流水急，宦興白云深。”并云：“俗傳蘇長公由朱崖北歸，道經(jīng)于此，偶刻其處，后人愛之，鐫于石。又云詩后有'東坡’二字，未知是否?！边@當然是偽作，縣志編纂者其實也有懷疑，但可能真心希望蘇軾能于此地留有墨寶，故仍將這首假托之作保留，并做了模棱兩可的說明。

宣統(tǒng)《徐聞縣志》對偽作尚屬“猶抱琵琶半遮面”。乾隆《嵩縣志》卷二十二《宅坊亭墓》“樂游亭”下所載程頤《陸渾樂游詩》：“東郊漸微綠，驅(qū)馬欣獨往。舟縈野渡時，水落春山響。身閑愛物外，趣動諧心賞。歸路逐樵歌，落日寒山上?！眲t明顯是將歐陽修《伊川獨游》詩改頭換面的作偽了，宋本《歐陽文忠公集》即收此詩云：“東郊漸微綠，驅(qū)馬欣獨往。梅繁野渡晴，泉落春山響。身閑愛物外，趣遠諧心賞。歸路逐樵歌，落日寒川上。”如果是將歐陽修詩題中的“伊川獨游”誤認為伊川（程頤）的《獨游》詩，那么不會將詩題改為《陸渾樂游詩》，詩句也做了微調(diào)。

嘉慶《武義縣志》卷十一《藝文下》，載有朱熹兩首詞《江南序·游水簾亭》《歸途詠》，同時還載有呂祖謙、陳亮、鞏豐等人的唱和詞，據(jù)學者考證，亦皆為假托名人的偽作。[6]

誤收、重出、作偽三者之間并非涇渭分明，是不謹慎的失誤還是主觀的作偽，有時難以辨明。如康熙十一年《高州府志》卷八和乾隆二十四年《高州府志》卷十五均錄有蘇軾《冼廟》，該詩實際上作于海南洗夫人廟，《高州府志》編纂者將之視為作于高州洗夫人廟，是誤收還是故意作偽，就不大好判斷。宋祝穆《方輿勝覽》卷十九“江西路”所載蘇轍《過豫章詩》：“白屋可能無孺子，黃圭不是欠陳蕃。古人冷淡今人笑，湖水年年刺舊痕?！笔茄鼣攸S庭堅《徐孺子祠堂》詩而成，黃詩云：“喬木幽人三畝宅，生芻一束向誰論。藤蘿得意干云日，簫鼓何心進酒樽。白屋可能無孺子，黃堂不是欠陳蕃。古人冷淡今人笑，湖水年年到舊痕。”也不好說編者是誤收還是作偽。但不論如何，這三者都是有問題的，需要盡力避免。

對于方志文獻的弊病，前賢多有所論列：

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中古以來，說地理者多矣?；蚪忉尳?jīng)典，或撰述方志。競為新異，妄有穿鑿，安處互會，頗失其真。后之學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謬論，莫能尋其根本?！盵7]

劉知幾《史通·采撰·郡國》:“郡國之記,譜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zhèn)握吆??！盵8]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二程文集十三卷附錄二卷》云：“地志率多假借名人以夸勝跡，其殆好事者所依托歟?！盵9]

錢大昕《跋會稽志》：“近代士大夫一入志局，必欲使其祖父族黨一一廁名卷中，于是儒林文苑，車載斗量，徒為后人覆瓿之用矣?！盵10]

章學誠《文史通義》：“開局修書，是非哄起，子孫欲表揚其祖父，朋黨各自逞其所私?！?/span>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十五《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三）》之七《方志學》：“方志中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開局眾修，位置冗員，鈔撮陳案，殊不足以語于著作之林。”[11]

這些論述揭出方志之所以會產(chǎn)生問題的兩大原因。一是編纂者對材料疏于考辨，抄撮舊說；有的不認真，“鈔撮陳案”“奉行故事”，應付了事；有的因水平不夠，“曾不考其謬論，莫能尋其根本”“因而祖述”。二是編纂者私心作祟，欲夸美鄉(xiāng)邦、揚名親舊，甚至不惜作偽；有的“假借名人以夸勝跡”；有的“矜其州里,夸其氏族”“子孫欲表揚其祖父，朋黨各自逞其所私”“欲使其祖父族黨一一廁名卷中”。比如地方家族往往利用地方修志機會，動用關(guān)系，使家族人物進入方志；反過來又可以方志的官修性質(zhì)提升家族聲望，獲得更多的實際利益；而地方官及編纂者為了夸耀治下人文風俗之美，有時甚至搶奪名人的出生地或著作權(quán)。另外中國地域廣大，歷代郡縣疆域多有分合變化，方志又有不斷續(xù)修的傳統(tǒng)，如此等等，造成方志面貌異常復雜，文獻出現(xiàn)問題在所難免。因此對方志材料的考辨必須慎之又慎。

二、兩種對策

張之洞曾為光緒《順天府志》擬訂《修書略例》三十二條，其中第九條云：“引書用最初者（不得但憑類書，其無原書者不在此例）”，第十條云：“群書互異者，宜考訂（詳說夾注）?！钡谑粭l云：“一人一事兩地俱收者，宜考證，不得沿誤濫收?！薄安捎门f志及各書，須復檢所引之書”。此頗契合近代史源學要旨。史學大家陳垣治史，非常強調(diào)史源學的訓練，要求認真追尋史料的來龍去脈，并考辨其真?zhèn)握`。竊以為對方志文獻的考辨，首先亦要貫徹史源學的方法。即要對方志中所引材料逐一根尋其出處，當各方志材料互異時，一般以更早的方志為準，并結(jié)合其他材料判斷其是否正確可信。

如南宋《方輿覽勝》卷四十五“泰州”收有曾正臣《芙蓉閣》《望京樓》，而較之成書略早的《輿地紀勝》卷四十“泰州”亦收此二詩（《芙蓉閣》收后兩句），作者為曾致堯，兩書作者不完全統(tǒng)一，此處應加考訂，按曾致堯、曾諤皆字正臣，曾致堯曾知泰州，而曾諤未有此經(jīng)歷，且《輿地紀勝》成書在前，故此當從曾致堯之說。

當然，方志材料的溯源范圍不僅僅是地方志，而是包括所有史料，因此必須注意方志與方志、方志與各種史料之間的復雜流變關(guān)系。有的是方志襲用方志，有的是方志襲用其他史料，有的是其他史料襲用方志，在互相輾轉(zhuǎn)因襲中有的可以判斷出現(xiàn)了某種訛誤，有的則無法遽斷。如不認真清理，難免以訛傳訛。

如清儲大文纂雍正《山西通志》卷二二三載錄多位宋人所作《廣勝寺》詩，其中新若通、王淵亭、藍諫礬三人及詩作早見于清世祖順治十六年安錫祚修、劉復鼎纂《趙城縣志》卷七，但此非所能追溯之最早源頭，擴大史料搜檢范圍，發(fā)現(xiàn)當?shù)厣写娌簧偎稳耸?，?jīng)對比，“新若通”實源于石刻王筍《留題廣勝寺》詩題下署銜“新差通判”之訛，“王淵亭”為石刻李曼《玉淵亭》詩題之訛，“藍諫礬”亦從石刻王巖叟自署銜“監(jiān)煉礬務”訛變而來，三者皆非宋人名字，此當從宋人石刻。[12]此為縣志襲用石刻文獻，因辨字而致誤，而通志又沿縣志錯誤之例。

再看一個總集襲自方志之例?！皶冨\新坊路稍西，興來攜客就僧扉。樽前倒玉清無比，筆下鏗金妙欲飛?；@輿直須乘月去，榜歌時聽采菱歸。流傳白雪吳城滿，頓覺炎歊一夕微?！薄跋衫险撐男⊥€，多才令尹獨能攀。攜觴步入千花界，借榻清臨一水間。笑語不驚沙鳥去，襟懷猶過野僧閑。城中此地無人愛，坐對西南見好山?！倍娮钤缫娪诜冻纱蟆秴强ぶ尽肪砣唬}作“方子通程公辟留客開元飲二首”。清《宋詩紀事》卷三十六、《閩詩錄》丙集卷六皆收此二詩，但作者俱為“方惟深”，題作“程公辟留客開元寺飲二首”，出處皆云來自《吳郡志》，此系總集沿襲方志之例，不過將方子通由字轉(zhuǎn)名，改為方惟深，又在詩題“開元”二字后加“寺”字以成全稱。但后于《吳郡志》成書的南宋鄭虎臣《吳都文萃》收此二詩時，題作“留客開元寺”，前首作者署方子通，后首作者署程公辟，與《吳郡志》有異，此可能是將《吳郡志》中的詩題誤讀為“方子通、程公辟留客開元飲二首”，以為系方、程二人各一首所致。按程師孟（公辟）于熙寧中牧吳郡，正與方惟深詩中“多才令尹”相合。

前舉“誤收”部分的《蜀中廣記》將唐沈迥作為宋人，并收入其《眉州臨風閣》詩殘聯(lián)，其誤當源自成書更早的《明一統(tǒng)志》卷七十一，另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十七所誤亦同，此為通志沿總志錯誤之例?！白鱾巍辈糠值臍W陽修《伊川獨游》一詩，所見較早將其偽造為程頤《陸渾樂游詩》的是乾隆三十二年《嵩縣志》；至乾隆四十四年《河南府志》襲其誤，題作《陸渾樂游》；清厲鶚《宋詩紀事》亦作程頤《陸渾樂游》，出處標明《河南府志》。此為通志沿縣志之誤，總集又沿通志錯誤之例。有趣的是，明朱之蕃《盛明百家詩選》卷三十“五絕”和清胡文學、李鄴嗣《甬上耆舊詩》卷七中，均又截該詩前半為絕句，作者變成了明張琦，詩題作《出城》，但流變原因暫未究明。

趙抃的《和王仲儀知府聽琴詩》，見于明代《蜀中廣記》卷七十，又見于南宋的《成都文類》卷十一，題作《和知府仲儀聽琴詩》，作者相同，僅文字微異，自然應依成書更早的地域總集《成都文類》為準，但《蜀中廣記》中此詩的來源是否襲自《成都文類》，則不好判斷。由于歷史文獻散佚嚴重，難以究明流變關(guān)系的例子不計其數(shù)，遇到這種情況，能辨清相互關(guān)系者自然須辨清，不能辨清者亦不必妄辨，多聞闕疑即可。

在史源學考察的基礎(chǔ)之上，還應提倡依據(jù)可信度的高低對方志文獻劃分信任等級。因為文獻流傳過程中的復雜因素，不可能每條材料的真假都能在史源學中得到完全解決，許多材料無法理清源流，可能就是孤證，也可能只宜存疑。這就需要我們既認真追溯和考證，看其是否流傳有緒，根據(jù)是否可靠，是否有其他材料可以證真或辨?zhèn)?，對不能考定的材料給予適當?shù)男湃蔚燃壍呐袛?，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準確釋放史料的價值。

對于方志文獻的信任等級劃分，原則上是方志所修時代距研究對象時代愈近，可信等級愈高；利用后代方志研究前代人物作品時，其信任等級宜降低。余嘉錫曾批評四庫館臣據(jù)后代《資州志》考證宋人李石的生平，而不用宋代資料：“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二，有《李知幾豪邁》一條……此與《資州志》互有詳略。然方志出于后人之手，多不可信，當先引宋人書，舍《朝野雜記》而引《資州志》，非也?！盵13]此原則并不絕對，方志修纂亦不乏“前修未密，后出轉(zhuǎn)精”者，因此還應考慮編纂質(zhì)量、其他證據(jù)、邏輯、情理等多種因素，總之要具體問題分析。根據(jù)以上原則，可將方志文獻的信任等級劃分為四等。

第一等：與研究對象同一時代的方志材料，且在其他史料中無異說者；雖有異說，但有另外有力證據(jù)者；后代續(xù)修（遞修）方志能保持與研究對象同一時代方志基本內(nèi)容、且能佐以另外有力證據(jù)者。

第二等：與研究對象同一時代的方志材料，在其他史料中有異說，又未能提供另外有力證據(jù)者；后代續(xù)修（遞修）方志能保持與研究對象同一時代方志基本內(nèi)容，但未能提供其他有力證據(jù)者。后于研究對象時代的方志材料，在其他史料中無異說者；雖有異說，但有另外有力證據(jù)者；有異說，但系現(xiàn)存最早材料者。

第三等：后于研究對象時代的方志材料，與其他早于該方志的史料有異說，且無另外有力證據(jù)者。

第四等：后于研究對象時代的方志材料，情理乖謬、編纂粗糙、源流不清、缺乏另外證據(jù)者。

前兩等可信度較高，后兩等可信度較低，前三等方志如編纂質(zhì)量較差，則等級相應下調(diào)一等。以下擬以一首宋人殘詩為個案，對史源學和信任等級的運用方法做一具體展示。

三、一例個案

邵雍（1011-1077），字堯夫，謚康節(jié)，北宋著名理學家和詩人。其詩歌，以郭彧，于天寶點校的《邵雍全集》第四冊《伊川擊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所收最為完備，[14]不僅收錄了通行的明代二十卷道藏本的詩作，還從宋本《邵堯夫先生詩全集》《康節(jié)先生擊壤集》及其他資料中增補了六十四首集外詩（含三篇殘句）。但是也并非沒有遺漏，如成于南宋中期的類書《記纂淵海后集》計一百二十五卷，[15]卷四十五“郡縣部之四”的“衢州”條載有趙抃、楊萬里、邵雍的幾首詩，其中趙抃的是兩首七絕和七律的一聯(lián)，楊萬里的是一首七絕，均見載于其傳世別集中。邵雍之作則不見于其傳世各集，詩如下：

天上樓臺山上寺，云邊鐘鼓月邊僧。四時爽氣來無際，一點江塵到不能。（邵康節(jié)）

其中“江塵”當為“紅塵”之訛。明萬歷七年大名知府王嘉賓等刊百卷本《記纂淵?！罚ㄋ膸烊珪炯囱卮吮荆瑢Α队涀霚Y?！贰队涀霚Y海后集》做了合并和重新編排，[16]其卷十“郡縣部”的“衢州”條基本照錄了《記纂淵海后集》的內(nèi)容，但已將“江塵”改為“紅塵”。

值得注意的是，邵雍之詩應為殘句，似是七律中的頷聯(lián)和頸聯(lián)，因為明嘉靖四十年刊本《浙江通志》卷七《地理志·衢州府·江山》“江郎山”亦引邵雍詩：“捫蘿躡石步崚嶒，費盡平生腳力登。天上樓臺山上寺，云邊鐘鼓月邊僧?！眲t“捫蘿躡石步崚嶒，費盡平生腳力登”為七律首聯(lián)無疑。另外明天啟二年《衢州府志》卷十四亦有“邵康節(jié)題江郎山詩：天上樓臺山上寺，云邊鐘鼓月邊僧”，可惜僅此一句，仍然無法將此首七律完璧。不過，《衢州府志》所引此聯(lián)形象描繪出一種隔絕人世的清幽高遠意味，確為此詩中的警句。

《記纂淵海后集》是在“郡縣部”的“衢州”中記錄的邵雍這首殘詩，那么邵雍有可能到過這個地方嗎？《伊川擊壤集》載有邵雍的《為客吟》四首，其三云：

忽憶東吳為客日，當年意氣樂從游。登山未始等閑輟，飲酒何嘗容易休。萬柄荷香經(jīng)楚甸，一帆風軟過揚州。追思何異邯鄲夢，瞬息光陰三十秋。

詩作于熙寧十年（1077），倒推三十年是慶歷七年（1047），邵雍曾到江南一帶漫游，看來他有可能踏足衢州。

有意思的是，宋代之后，“天上樓臺山上寺，云邊鐘鼓月邊僧”的作者一下變得復雜起來，邵雍之外，又出現(xiàn)了以下幾位宋人：

1.蘇軾

此說較早見于明末清初李元鼎（1595－1670）的《募修龍濟寺緣起》：“蘇長公曾經(jīng)游覽，題一聯(lián)曰：天上樓臺山上寺，云邊鐘鼓月邊僧。手書刻柱，往猶及見之，為長公度嶺入儋時事也?！盵17]生年稍后的施閏章（1619—1683）《蠖齋詩話》卷下亦云：“龍濟寺：在吉水城東南，踞東山勝處。蘇長公謫嶺外，過此題句曰：'天上樓臺山上寺，云邊鐘鼓月邊僧?！謺讨?，明末尚存?；蛟唬?#39;此坡公詩中一聯(lián)也?！Р灰娙??！盵18]施閏章之說似從李元鼎之說而來，正是李氏言“往猶及見之”，故施氏始能謂“明末尚存”。

李、施兩人言明末尚存，可見至少在明代，有人已將此聯(lián)作者放入蘇軾名下，地方也移到了江西吉水縣?？滴跏昕瘫就跹判蕖⒗钫裨５茸搿都h志》卷十五《藝林志》則詩題和全詩俱在：

龍濟寺訪友云禪師·蘇軾

舍舟江岸望崚嶒，路險巾車御漫勝。天上樓臺山上寺，云邊鐘鼓月邊僧。四時光景吟無盡，一點紅塵到不能。信步吾師行履處，朗然破暗一禪燈。

這種記載為道光五年《吉水縣志》和光緒元年《吉水縣志》所沿襲，不過是在蘇軾前添加了“眉州”二字；光緒七年的《江西通志》記載亦同。[19]

2.黃庭堅

此說較早見于明萬歷四十六年刻本徐中素纂、蒲秉權(quán)修《建昌縣志》，卷九《藝文·詩》有黃庭堅《登云居作》：

瘦筇扶我上棱層，眼力窮時腳力疼。天上樓臺山上寺，云邊鐘鼓月邊僧。四時美景觀難盡，半點紅塵到不能。白發(fā)龐眉老尊宿，祖堂秋鑒耀真燈。

又有蘇軾《和黃山谷游云居作》：

一行行到趙州關(guān)，怪底山頭更有山。一片樓臺聳天上，數(shù)聲鐘鼓落人間。瀑花飛雪侵僧眼，巖穴流光映佛顏。欲與白云論心事，碧溪橋下水潺潺。

這種記載為初鈔稿本《云居山志》、康熙十四年《建昌縣志》和同治十年《建昌縣志》所沿襲。[20]

3.釋皎如晦（釋如晦）

此說較早見于明崇禎十年（1637）刻本《浦江縣志》，[21]其卷十二《藝文志》詩歌部分有載：

正觀寺·僧皎如晦

捫蘿扳石望棱層，費盡平生腳力登。天上樓臺山上寺，云邊鐘鼓月邊僧。四圍清暑看無厭，一點紅塵到不能。珍重荊溪老尊者，祖堂千古耀真燈。

該志卷二《規(guī)制志·寺觀》“正觀教寺”條載：“去縣西南六十五里，舊號止山，唐咸通八年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元大德十一年寺災，延祐六年重建，相傳唐荊溪尊者湛然于此讀書，故名。湛然，則左溪弟子也。今廢?！闭咳唬?11—782），唐代天臺宗高僧，荊溪（今江蘇宜興市）人，左溪玄朗（673—754）門下。天臺重止觀實踐，“止山”當謂此。詩中“荊溪老尊者”，當指湛然。然該本《藝文志》中詩歌作者排序較亂，如將宋濂排在謝翱、方鳳前，甚至將南朝謝靈運排于宋元明諸人后，因此無法據(jù)排列順序推斷作者年代。好在皎如晦有跡可考，宋代著名詩僧仲皎，字如晦，居剡之明心寺，與王铚交游酬和，知其當生活于兩宋之交，皎如晦即仲皎也。康熙十二年刻本《浦江縣志》卷二《規(guī)制志·寺觀》和卷十二《藝文志》中所記全同崇禎志。到了乾隆四十一年薛鼎銘修、張可枟、陳松齡纂《浦江縣志》[22]時，關(guān)于正觀教寺的記載被移置卷二十《雜志·寺觀》中，文字意思未變但略有增刪。其卷十九《藝文志·詩》也收入此詩，作者題作“明釋如晦詩”，增修者脫“皎”字，且將仲皎誤為明人。光緒間善廣修《浦江縣志》，卷十五《雜志·寺觀》“正觀教寺”條下收此詩時，作者亦題作“明釋如晦詩”，且注云據(jù)“薛志”，但將第七句“老尊者”改成了“舊尊者”。

4.謝諤

此說較早見于清施閏章修、康熙七年刻、十九年增刻本《臨江府志》，其卷十四《藝文志上》有謝諤《陶公讀書臺》：

莓苔點點路層層，此地分明勝概增。天上樓臺山上寺，云邊鐘鼓月邊僧。青松鶴弄灑金粉，寶塔星垂見夜燈。消盡塵襟三萬斛，石床閑倚聽殘經(jīng)。

康熙二十二年《江西通志》卷四十七《藝文·詩·近體》亦載謝諤《陶公讀書臺》：

莓苔點點路層層，此地分明勝概增。天上樓臺山上寺，云邊鐘鼓月邊僧。青松鶴弄灑金粉，寶塔星垂見夜燈。消盡塵襟三萬斛，石床閑倚向蘿藤。

二者比較，僅末句后三字有“聽殘經(jīng)”與“向蘿藤”之異，其他皆同。另康熙十二年刻、五十四年增刻本《新淦縣志》卷十三《藝文志上》載謝諤《讀書臺詩》，[23]同治十年刻本《臨江府志》卷四《疆域志下·古跡》在新淦縣“讀書臺”條亦收此詩，均與康熙七年刻、十九年增刻本《臨江府志》全同。”同治十二年《新淦縣志》卷一《地理志·古跡》“讀書臺”詩句全襲同治十年《臨江府志》，唯第七句誤“灑”為“篩”。

裘君弘輯康熙四十年刻《西江詩話》卷四所收則與《江西通志》全同。而到了曾燠(1760—1831)嘉慶九年刻印《江西詩征》時，在卷一五收入《讀書臺》一詩，字句更見精雅：

莓苔點點路層層，此地分明勝概增。天上樓臺山上寺，云邊鐘鼓月邊僧。青松鶴夢生秋吹，寶塔星華見夜燈。消盡塵襟三萬斛，石床閑倚古蘿藤。

按謝諤（1121—1194），字昌國，號艮齋，晚號桂山老人，臨江軍新喻(今江西新余)人。高宗紹興二十七年進士，孝宗間曾任監(jiān)察御史、御史中丞，權(quán)工部尚書等?！度卧姟饭彩掌湓娛耸?，其中《讀書臺》一詩即據(jù)曾燠《江西詩征》補入。

為求直觀，將以上五人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列表如下：

真是眾說紛紜。那么，“天上樓臺山上寺，云邊鐘鼓月邊僧”的作者究竟是誰呢？

因為《全宋詩》將作者視為謝諤，影響較大，我們便先來觀察一下謝諤的可信度。

現(xiàn)有資料顯示，謝諤說均見于清代，在康熙年間的《江西通志》《臨江府志》《新淦縣志》里皆有記載；但是，現(xiàn)存兩種明代方志，嘉靖《臨江府志》和隆慶《臨江府志》俱未收錄此詩及作者。不唯如此，康熙七年刻《臨江府志》的修纂者施閏章在其私人著述《蠖齋詩話》還將“天上樓臺山上寺，云邊鐘鼓月邊僧”的作者記為蘇軾，地點也變成了江西吉水縣東南的龍濟寺，并聲稱“惜不見全篇”。在謝諤說的若干種方志和地方總集中，應以《江西詩征》中所收字句差異最大，但詩味也最足，該書編者曾燠(1760—1831),字庶蕃,號賓谷,晚號西溪漁隱,江西南城人,清中期著名詩人，因此頗疑該詩收入《江西詩征》時經(jīng)曾氏之手修潤過。但無論如何，對于這種存在歧說、上限只能追溯到清初，且與前代同類資料（比如地方志）無法顯示承傳關(guān)系的記載，我們認為其不具有較高的可信度。

蘇軾說同樣如此，李元鼎、施閏章還只是含混地說“天上樓臺山上寺，云邊鐘鼓月邊僧”系蘇軾手書對聯(lián)，明末猶存，遺憾未見全篇；而康熙十二年刻本《吉水縣志》則將詩題和全詩都制造了出來。清之前的《吉水縣志》無存，無從再往前追溯；不過，現(xiàn)存所有清代之前的資料未見類似記載，因此蘇軾說同樣可信度不高。

黃庭堅說見于明代萬歷年間的方志，而且為了顯得可信，還讓蘇軾追和了一首，但所謂蘇軾和作卻詩意淺薄，直白無味，其中頷聯(lián)“一片樓臺聳天上，數(shù)聲鐘鼓落人間”更襲自蘇軾之友楊蟠的“云捧樓臺出天上，風飄鐘磬落人間”，蘇公豈會如此拾人牙慧？另外，黃庭堅說與李元鼎、施閏章以及《吉水縣志》所持的蘇軾說相互矛盾，我們無法因其說在現(xiàn)存方志中出現(xiàn)略早，就遽將“天上樓臺山上寺，云邊鐘鼓月邊僧”的著作權(quán)判給黃庭堅。

釋皎如晦說見于明末方志，之后又被清代各種《浦江縣志》采信，但毛鳳韶修嘉靖《浦江志略》八卷中并無此詩；[24]明末編者已經(jīng)搞不太清他的生活年代，清代方志編纂者更有將其直接誤作明人者，此詩的可信度也不高。

以上四說互異，皆無另外有力證據(jù)駁倒對方，所引材料又晚于持“邵雍說”的《記纂淵海后集》，因此其中的方志及其他材料，信任等級只宜列為第三等。與之相比，“邵雍說”無論從史源學還是方志信任等級來看，都略勝一籌。從史源追溯看，成書于南宋中期的《記纂淵海后集》、明代萬歷七年百卷本《記纂淵?！?、明嘉靖《浙江通志》、明天啟《衢州府志》均作邵雍，從宋至明，不僅版本較早，而且流傳有序；從方志信任等級看，其所引方志，因有宋代史料做為證據(jù)，故信任等級可為二等。因此將邵雍視為“天上樓臺山上寺，云邊鐘鼓月邊僧”的作者，也最具可信度。

以上諸說僅就其可信度高低作一考述，皆未能定論，或許會令讀者小小失望；但它恰好能反映出方志文獻在流傳過程中的復雜性。

馀 論

筆者曾對宋代香溪范氏家族的相關(guān)史料做過溯源辨析，并提出“需要對國史、方志、家譜乃至口述史有一大致理性的認識和信任等級的區(qū)劃，始能事半功倍，并傳信于后世?！盵25]這是根據(jù)不同類型史料區(qū)分信任等級。在最近發(fā)表的《年齡的迷宮——清人年齡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除了考辨史料，又提出“明確文獻優(yōu)先等級”的看法，并以清人年齡為研究對象，將相關(guān)文獻大致劃為五個等級：

本人自述最優(yōu)先（如日記、自訂年譜、詩文集等，官方履歷、同年齒錄等官年材料除外），次之以親友或親歷者各種記述（如酬唱及慶吊詩文、訃告、家傳、行狀、墓志銘、家譜、親友所編年譜、詩社齒錄等），次之以正史、方志或鄉(xiāng)賢所編地方人物志，次之以官方檔案履歷，最后次之以未注文獻來源的工具書及其他文獻。后兩類文獻一般僅宜作為參照旁證，不宜做為直接確定年齡的證據(jù)。[26]

這是根據(jù)研究主題區(qū)分文獻信任等級。而本文則欲討論具體到某種類型文獻本身（比如方志），如何區(qū)分文獻信任等級，所論還很粗淺；但我相信，史源學運用和文獻信任等級劃分，不僅是利用方志文獻的兩大基本策略，也可以作為面對更加浩瀚的文獻世界的普泛性原則。

當然，這兩條原則是學者接受文獻學訓練時的入門常識，似乎有點老生常談；但以前治學條件有限，尋訪史料不易，好不容易檢索出一條有用資料，往往不知該條材料是否尚存他書中，難以作史源學的追蹤，也難以分析比較其可信度的差異，因此落實起來較為困難，很多時候只停留于理念及有限的層面。如今網(wǎng)路發(fā)達，數(shù)字化技術(shù)飛速發(fā)展，全球公立圖書館所藏目錄幾乎可以通覽，海量文獻能夠開放性獲取，“愛如生典海數(shù)字平臺”“中華經(jīng)典古籍庫”“雕龍古籍數(shù)據(jù)庫”等各類數(shù)據(jù)庫正在將越來越多的史料數(shù)字化，相關(guān)史料可以通過數(shù)字平臺進行比較分析，這不但便于對文獻做史源學的考察，而且有望對過去的研究成果重做檢驗和整理，更清晰地呈現(xiàn)各種文獻的可信度。

所謂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知識構(gòu)成特點及知識研究范式。在大數(shù)據(jù)的今天，如果只是不加考辨的以量取勝，炫博逞奇，那么勢必使人不勝文字之苦，病其史料太多太濫，無所去取，流于小道。新時代要求我們對文獻給予史源學的嚴格審查，對文獻的信任等級給予謹慎劃分，博觀約取，以求其真。因此我們重新明確地標舉這兩條原則，正是出于時代研究范式的召喚，適逢其會，也就更具現(xiàn)實意義。